■ 王春林

民国时期的东北大学由奉系地方势力1923年创立于沈阳（时称奉天），最初以为东北培养人才为目的。由于九一八事变的发生与国共内战的进行，该校在创办后的20多年中，大半时间被迫流亡他乡，历尽艰辛。由于以张学良为代表的东北地方势力与该校有深厚渊源，东北大学成为他们关注的焦点。也正因为该校为东北地方势力创办，所以国共两党均自其创办不久就开始在该校活动，期望在此发展力量，争取东北人才。因此，一部民国时期东北大学的历史，既涉及到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地方势力的兴衰，又始终伴随着国共两党的斗争。

沈阳时期的大起大落

东北大学最初由奉天省代省长王永江兼任校长，1927年11月王永江病逝后，奉天省长刘尚清接任校长职位。1928年皇姑屯事件后，张学良主政东北，之后一直兼任东北大学校长至1936年西安事变。如同黄埔军校学生称蒋介石为校长一样，这一时期东北大学学生也称张为校长。

在1928—1936年间，张学良的政治生涯经历了大起大落，东北大学亦随之起起伏伏。1928年东北易帜后，张学良任东北边防司令长官，统辖东北四省。1930年中原大战后，张学良被南京国民政府委任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节制东北、华北八省军政，仅位列总司令蒋介石一人之下。其时，张学良权倾朝野，炙手可热，东北地方势力也发展到顶点。

在这期间，张学良大力扶持东北大学，该校的发展一日千里。沈阳北陵的宏伟校舍也成为当时沈阳的标志性建筑之一，凡到沈阳游历者必到该校游览一番。这一时期，东北大学在师资、学生人数和经费设施等方面亦进入国内一流学府行列。学界名流章士钊、林损等都曾任教于此，一些年轻学者亦多来此任教，如萧公权、张忠绂、梁思成、林徽因等，他们此后在各自领域中都卓有成绩。

这一时期，该校的教学与管理等方面完全由东北地方当局控制，只是表面上隶属于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虽然国民党的三民主义被列入学校课程，但大多流于形式，连教授三民主义的教员都难以寻找，不得不向国民党辽宁省党部求助，但党部派来的人大多只懂做官，连三民主义是什么都不清楚。中共党组织在校内的活动更是处于隐蔽状态。因此，国共两党的党组织在校内影响都不大。

九一八事变的爆发直接打击了张学良的东北地方势力，不愿做汉奸亡国奴的东北民众纷纷逃亡关内，在流亡民众中，不仅有东北军政人员及其家属，还有东北大学等校的学生，而流亡学生的遭际较之东北军政人员更为悲惨。

东大学生流亡到北平后一无所有，举步维艰。在张学良的资助下，该校逐步在北平复课，学校借用北平一些学校、机构的房子作为校址，艰难地维持教学。流亡关内后，张学良失去了东北地盘，因而更依赖国民政府，东北大学在经费与教学等方面也逐渐被纳入教育部管辖范围。

北平时期的学潮激荡

20世纪30年代的北平，大学云集，人文荟萃。经过五四运动与大革命的洗礼，北平学生对于国家与社会的发展更加关注，对流亡学生的遭遇也极为同情。于是，东北大学学生很快就与北平学生融为一体，他们在救亡运动中并肩作战，他们一起南下向国民政府请愿，一起为义勇军筹款，一起抵制日货……

流亡关内的悲惨遭际与北平社会环境的激荡，使得东大学生发生了分化，一部分学生接受马克思主义，加入了中共领导的进步团体；一部分受三民主义的吸引，成为国民党组织的社团成员；还有一部分人则成为中间分子。国共两派学生都认为其团体与信仰是正确的，是应对国难、收复东北家园的必由之路。这时加入国共两党的激进分子多成为后来国共两党各自的坚定追随者。

1933年3月，热河沦陷。5月，《塘沽停战协定》签定。但是，日军并未停止侵略的脚步。在1934—1935年间，日军不断地挑衅，制造摩擦，妄图攫取更大的权益。而国民政府却步步退让，华北几乎成了日军肆意践踏的地方。

在令人窒息的社会气氛里，北平学生最先发出呐喊。在1935年一二九运动的学生领袖中，就有东北大学的学生。宋黎，中共党员，是与黄敬、姚依林齐名的一二九学运领袖。在12月9日的运动中，原本西路学生由清华大学、燕京大学与东北大学组成，但清华、燕京两校学生因军警事先得到消息封闭了城门而无法进城，于是东北大学成为西路学生的主力，宋黎被推为东大请愿的总指挥。东北大学学生按照原定计划，冲破了军警的阻挠，撒传单，喊口号，宣传、唤醒民众。在东大学生的带动下，不断有大中学生加入进来，最后，东大会合其他队伍完成了预先制定的请愿与宣传的目标。东大为一二九运动的开展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后来，宋黎奉张学良之召前往西安汇报学生运动情况，并成为张学良最为信任的幕僚之一。

华北学生的救国热情极大地鼓舞了张学良抗日救国的决心。1936年12月12日的西安事变发生的直接动因之一，就是12月9日蒋介石下令对向蒋请愿的迁至西安的东北大学（工学院）等校的流亡学生开枪，这一举动极大地刺激了张学良，张学良甚至在晚年对此事仍然耿耿于怀。张学良为避免学生遭到屠杀向学生许下了那个著名的诺言，即 “我保证一周内答复你们！请一定相信我！”几天以后，西安事变就发生了。

西安事变后，国民政府中枢的一些人认为东北大学有鼓动事变的嫌疑，因此教育部派具有国民党CC派背景的东北人士臧启芳接收东北大学，其公开理由即是东大为中共分子所掌握而鼓动学潮。东北大学学生在张学良任命的校务主持者周鲸文及中共进步团体的领导下坚决抵制国民政府的接收。尽管东大中的国民党分子欢迎国民政府的接收，但却无法帮助国民党接收东北大学。2月初，教育部不得不宣布断绝东北大学经费，将该校暂时迁往开封河南大学办理。东北大学中的国民党分子随同臧启芳前往开封，而校中的中共进步学生则组织护校请愿团往南京请愿。一时之间，东北大学出现了北平、西安、开封3处办学的特殊情形。卢沟桥事变后，留北平的东大学生被迫南下，其中很多人前往中共的根据地，此后大都成为中共的干部。

三台时期的暗潮汹涌

1937年5月，国民政府宣布改东北大学为国立，此后东北大学被完全纳入国民政府的控制。7月，东北大学集中于西安办学。但随着日寇侵略山西与河南，西安亦遭到日军轰炸。为使学校能在安定的环境下进行教学，1938年3月，臧启芳将该校迁往四川三台继续办学，直至抗战胜利后。

因为臧启芳与CC派关系紧密，他极端仇视中共，因而极力推动教职员向国民政府靠拢。在1938—1939年间，全校教职员都加入了国民党。在这种氛围下，校内的国民党团体积极活动，他们出壁报，吸收青年学生加入其组织，遏制校内的中共分子的活动。但中共党员与进步学生在校内也逐渐发展起来，形成了蓬勃发展的校内团体与左翼文艺。校内的进步青年一方面组建一些读书会、研究会，传递进步书籍，出版壁报，吸收进步青年入会；另一方面，他们与一些进步教员结成小团体，经常举行茶话会，这些教员有陆侃如、冯沅君、姚雪垠、董每戡、赵纪彬等人。

这一时期的校内风潮因为国共两党学生的斗争而暗潮汹涌，有时甚至发展到直接与校方抗衡。加之抗战的大背景下，物价飞涨，学生生活较为艰苦，因而学生对校方的不满也经常以学潮的形式发泄。

但在国共合作抗日的大背景下，这一时期，国共两党的学生团体在校内大多采取的都是较温和的斗争方式。因而在三台时期，尽管爆发了几次学潮，但大都很快平息，没有酿成大的事件。

解放战争时期的国共对峙

抗战胜利后，中共中央由各根据地派遣有力人员前往东北发展新根据地。中共力量在北满站稳脚跟后，为培养干部以及与国民党政权相对抗，1946年在解放区创建了新的东北大学，校址设在黑龙江的佳木斯，校长为张学良的四弟张学思。

而国民政府的国立东北大学亦于1946年迁回沈阳，在沈阳北陵的旧校址复校，又接收了部分伪满学校，成为国民政府在东北的最高学府。因此，这一时期在东北的国统区和解放区形成了两所东北大学打擂台的局面，这一教育领域的对垒现象与国共两党在军事政治上的对峙是异曲同工的。

解放战争后期，国民政府为争夺东北青年，鼓动东北大学迁往北平，但校内的中共学生组织领导学生反对迁校，最后该校学生大部迁往北平，但仍有部分学生留在沈阳。迁往北平的流亡学生大多仍奉国民政府为正统，希望他们能提供良好的教学与生活环境，但内战形势的急剧恶化使得国民政府焦头烂额而无暇顾及东北学生。约2万人的东北流亡学生给国民政府北平市当局构成了沉重的社会负担，他们的吃饭、居住问题都难以解决，更遑论读书了。这样，东北学生与北平市当局矛盾重重。1948年7月初，北平市参议员最后提出了一个略显极端的议案：流亡学生由军队管训，合格者继续求学，不合格者编入军队。这一议案激起了东北流亡学生的怒火，十几所东北流亡学校的学生集体向北平市当局请愿，最终导致了北平市军警屠杀东北学生的“七五惨案”，这一事件造成东北学生死伤达100多人。在国民政府血腥屠杀面前，东北学生对国民党政权彻底失望而选择投向中共的新政权。

1949年1月北平解放后，中共决定解散国民政府的东北大学。东北大学工学院、理学院调往沈阳，改为沈阳工学院，后更名为东北工学院，1993年在该院基础上恢复为今天的东北大学；农学院并入哈尔滨的东北农学院，后改为东北农业大学；其他院系学生并入这时已迁至长春的中共创办的东北大学。至此，两所东北大学对垒的局面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