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水新营

他是红军队伍中颇有名气的红小鬼，他是人民解放军渡江南下时的兵团政委，他是新中国成立后唯一担任过浙江、山东、青海、四川4个省省委第一书记 （包括不设省委第一书记时的书记）的 “封疆大吏”，他是改革开放新时期实行干部新老交替的典范。他就是谭启龙。笔者通过本文，从以上方面简要揭示谭启龙不平凡的人生经历。

从放牛娃到兵团政委

谭启龙1913年1月3日出生在江西省永新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3岁丧父，10岁丧母，后不得不给大户人家放牛。永新是个富有革命传统的地方，谭启龙1928年8月在家乡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3月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谭启龙曾任永新县少先队队长、湘赣省少先队总队长、湘鄂赣省少先队总队长，参加打土豪、分田地、反 “围剿”斗争；1930年10月他带领永新县少先队员1万余人参加了第九次攻打吉安的战斗。当年他和胡耀邦同志是党内有名的两个 “红小鬼”。毛泽东曾亲切地称他 “你是放牛娃，是农村的无产阶级”。中央红军长征后，他任湘鄂赣军区政治部主任等职务，参与领导了湘鄂赣苏区的三年游击战争，在与党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与战友们一起孤军奋战，历尽艰险，确保湘鄂赣苏区红旗不倒，为新四军的创建保留了一支重要力量。抗日战争时期，他历任中共赣东北特委书记、苏皖特委书记、苏皖区党委书记、皖南特委书记、浙东区党委书记兼新四军浙东纵队政委。他积极恢复和发展党组织，发动群众，开辟和巩固抗日根据地。 “皖南事变”后，他按照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率部挺进浙东，创建了浙东抗日根据地，到1945年夏，浙东抗日根据地面积得到空前扩大，拥有400多万人口，成为我党领导下的全国19块抗日根据地之一。

解放战争时期，谭启龙先后任新四军、山东野战军、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政委，华东野战军先遣纵队政委等职。他率部参加了宿北、鲁南、莱芜、孟良崮、鲁西南和淮海等重大战役。在孟良崮战役中，谭启龙作为纵队副政治委员，与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叶飞一起密切配合，他率第一纵队主力在敌整二十五师与整七十四师结合部楔入敌纵深，出色地完成了穿插分割、围歼、阻援等任务，最后与其他部队一起全歼敌整编七十四师。1949年2月，中央军委对全军进行整编，他任第三野战军第七兵团政委，率部参加渡江作战、解放浙江等战役，为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两度主政浙江

1949年5月，谭启龙根据中央和华东局的指示，第二次进入浙江工作，直至1954年5月离开。在这五年时间里，他以强烈的革命事业心和政治责任感，把主要精力投入到新浙江的建设上来。

谭启龙作为省委副书记，积极协助省委书记谭震林团结军队干部、南下干部和本地干部，领导全省人民医治战争创伤，肃清残余敌人，解放浙江沿海岛屿，开展土地改革，使全省经济在较短时间内得到恢复发展。

1951年10月，谭震林奉调到华东局工作，省委工作由副书记谭启龙主持。1952年9月，中央正式任命谭启龙为浙江省委书记。这样，谭启龙开始了第一次全面主持浙江工作的历程。他领导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使浙江党群关系、干群关系有了明显的改善。从1953年10月起，他号召在全省宣传过渡时期总路线，通过学习和宣传，全省人民的政治觉悟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情大大提高。随着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浙江各地积极开展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到1953年12月，全省组织起来的农户已占总农户的49.5%。进入杭州以后，他就和谭震林一起，提出要把杭州改造、建设成世界上最美丽的花园城市。1953年8月，杭州市政府编制了杭州城市初步总体规划，当时把西湖的西部山区规划为休养、疗养区。但建了几座疗养院后，发现西部山区如果都建休养、疗养院，将出现一个湖西城，破坏西湖的自然景观。1954年初，谭启龙和其他领导同志实地察看了休养、疗养院的建设情况后，决定停止休养、疗养院的建设。已经被挖平的山头，重新堆上泥土，种上树木，以保护西湖的自然景色。

“九一三”事件后，谭启龙于1972年4月底再度来浙江主持工作（次年5月任省委第一书记）。经过批林整风，整顿生产，浙江局面有所好转。然而“四人帮”又直接插手浙江，王洪文亲自到浙江煽风点火。从党的十大到批林批孔，是谭启龙主持浙江省委工作最困难的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四人帮”为了把浙江变成他们篡党夺权的重要基地，加紧了篡党夺权的步伐。他们一方面用党中央的名义压谭启龙就范，另一方面操纵支持浙江造反派不断制造事端批谭整谭。他在与“四人帮”及其爪牙周旋和斗争中所受的压力、煎熬，实在非笔墨所能形容。在聚集心头的郁结暴发、情绪冲动之下，谭启龙要秘书起草向党中央、毛泽东请求辞职的电报。当时，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的邓小平已着手全面整顿。他得知此事即通过中办来电话传达他的指示：谭启龙同志不能倒。谭启龙受到莫大的精神安慰和鼓舞。1975年10月后，谭启龙因病到北京治疗，随后被“四人帮”变相软禁在京西宾馆一年多，失去了主持浙江省委工作的权利。在那风风雨雨的日子里，谭启龙始终坚持理想信念，和人民一起，最后迎来了“四人帮”的垮台。

非常时期担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

1954年4月29日至6月7日，山东分局扩大会议开展对向明的批判和斗争，认为时任山东分局代理书记的向明积极支持饶漱石，参加了高岗、饶漱石反党阴谋活动。中央调浙江省委书记谭启龙主持山东分局工作。此时，中央已准备撤销各中央局和分局，分局改为省委，并内定谭启龙出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随着工作进展和考虑山东的具体情况，谭启龙向陈毅建议请一位资格老，对山东的情况也熟悉的同志担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自己可任第二书记。陈毅经过考虑并与华东局研究后向中央推荐了舒同，时任华东局常委、宣传部长的舒同于1954年8月来山东任省委第一书记。

1954年5月，谭启龙到山东工作后，积极推动农业合作化运动，注重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发展农业生产。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他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关心群众疾苦，及时发现灾情，如实向华东局和党中央反映，并千方百计克服困难，组织救灾，避免了更大的损失。期间他曾经受到错误的批判。1961年4月，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山东灾情继续蔓延的关键时刻，谭启龙接任省委第一书记，主持山东全面工作。

谭启龙担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后，坚决贯彻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切实纠正“大跃进”中“左”的错误，为在“整风补课”、反“右倾”等运动中被错误批判的大多数人进行了甄别平反。到1963年12月全省甄别平反工作结束时，共为53.7万余人进行了甄别，占受批判处分总人数的99.8%。通过甄别平反，团结了广大干部和群众，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促进了全省农业、工业和各项事业的发展。他以“愚公移山，改造中国”的精神，率领全省人民艰苦奋斗，治山治水，初步改变了山东农业生产的自然面貌，树立了厉家寨、下丁家等一批全国农业先进典型。他积极倡导稻改、南竹北移、南茶北移、植树造林，发展农业生产，初步解决了全省粮食自给。他将山东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概括为“吃、穿、住、用、行、学、医、文”八个字，作为全省农村工作的指导方针。他要求地方各级政府大力支持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使军政、军民团结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

“文化大革命”初期，谭启龙和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一起提出了“抓革命、促生产”的建议，这个意见得到毛泽东的肯定。随后，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他遭受残酷迫害，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他同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斗争。在1968年10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在讲话中特别提到了原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说：“谭启龙来了没有？他是红小鬼，放牛娃出身，有什么问题？”毛泽东的讲话传达后不久，正在被批斗的“走资派”谭启龙得到解放。1969年4月，在毛泽东的直接关怀下，他继续当选为九届中央候补委员。

开创青海新局面

1977年2月，谭启龙受党中央的委派到青海主持工作，任中共青海省委第一书记。

谭启龙初到青海时，正处于粉碎“四人帮”后的重要历史转折关头，青海正处在极端困难的境地。由于“文化大革命”的错误造成的危害，各个领域都存在严重问题，工农牧业生产遭到很大的破坏，特别是在农村牧区，一些群众生活十分贫苦。面对这种情况，谭启龙没有辜负党的重托和人民的期望。谭启龙认识到，解决青海问题必须肃清“四人帮”在青海各方面的流毒和影响。他组织各级领导干部坐下来，冷静检查省委在过去工作中的错误和偏差。

1977年12月5日，中央正式发出平反冤假错案的通知。在谭启龙的主持下，省委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在认真落实党的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和民族、统战政策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工作。省委组织力量，对“四人帮”及其在青海的代理人制造的冤假错案进行了清理。首先排除阻力，使原省长王昭的沉冤昭雪。为王昭同志平反昭雪，赢得了民心、党心，在大量冤假错案的坚冰上凿开了一个缺口。据不完全统计，全省先后平反、复查的冤假错案达11400余件，一大批长期遭受打击迫害的老干部重新走上了领导岗位。

1978年5月11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发表后，一场大讨论在全国展开。当文章受到责难、讨论受到压制时，谭启龙主持召开了省委常委会进行讨论，并做出决定，坚决支持这场讨论。此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在全省展开。面对有些同志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观点的种种责难，作为省委第一书记的谭启龙不是避之躲之，而是撰文在《人民日报》发表，主动表示自己的鲜明态度。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为使青海省尽快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谭启龙要求全省各级党委要毫不犹豫地立即把主要注意力转到生产建设上来。他结合青海的实际果断提出恢复发展农牧区生产一系列具体政策和措施。由于这些政策和措施的实施，使青海经济困难局面迅速得到扭转。

青海经济困难局面初步扭转之后，谭启龙继续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先后提出了海西、柴达木开发建设的战略设想，得到了中央的肯定。他积极致力于绘制青海发展的蓝图，推动青海经济社会各项事业不断发展，一直到离开青海。

四川省委的“好班长”

由于工作需要，1979年12月中央决定谭启龙离开青海调四川工作。他先任中共四川省委第二书记，1980年3月起任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原四川省委书记杨汝岱回忆：“他满头黑发，步履矫健，精力充沛，平易近人，是省委德高望重的老‘班长’”。

谭启龙主持四川工作的三年里，四川的各项工作不仅保持了好的势头，而且有大的进展和突破。到四川工作后，谭启龙敢于实事求是，继续清除“左”的政策的影响，进一步推进农村改革，搞活农村经济，保持和发展四川农村的好形势。到1982年春，以包产到户为主要形式的家庭承包制，就在全省范围内比较顺利地推行了。

在县域经济体制改革试点方面，谭启龙倾注了大量的心血。1980年初，广汉县向阳公社按党政分工、政企分工的思路和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成立了工业、农业、商业三个公司，在此基础上组建了农工商联合公司，人民公社的经济职能为公司所取代，原有行政职能则由公社“行政组”行使。广汉县负责人提出建议恢复乡政府，谭启龙当即表示同意。6月18日，向阳乡成了全国第一个摘下“人民公社”牌子的地方。后来全省综合体改试点县扩展到35个，包括平坝、丘陵、山区等不同类型，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谭启龙对合理调整产业结构，引导贫困农村治穷致富的问题殚精竭虑，提出和实行了一些好政策。1982年，他带着曾任川北区委书记的胡耀邦提出的“川北农村怎样翻身致富”这个问题，跑了川北21个县市，总结出“高山无林，土石下流，盆地水害，根（源）在上游”的教训，提出振兴山区的基本路子是“挖掉穷根、栽上富根、站稳脚跟”，把停止乱砍滥伐，因地制宜地发展林、草、牧业和多种经营，搞好基本农田的建设等措施结为一体。在谭启龙的倡议下，四川省委做出发展山区多种经济的决策，有力地保护了山区的生态平衡。

谭启龙到四川后，一直考虑要把省委接班的问题解决好。1982年1月在省委三届六次全委会上，55岁的杨汝岱担任了省委常务书记，53岁的杨析综、49岁的聂荣贵被选为省委常委、副书记。1982年9月，谭启龙参加党的十二大，看到党中央领导机构在新老合作交替上迈出了相当大的步子。回去传达会议精神时，谭启龙特别强调，按照干部队伍“四化”的方针，认真搞好新老合作交替，是关系四川工作全局的大事。谭启龙讲：“解决干部队伍的交接班问题，首先是老干部要陆续从领导班子中退下来，同时要把大批德才兼备、能够打开新局面的中青年干部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正确对待这一退一进，对我们老同志来说，是一个实际的考验。”

谭启龙是这样讲的，也是这样做的。十二大之前，四川省委就酝酿了班子调整和机构改革的一个方案，由谭启龙和省委第二书记、省长鲁大东在1982年6月向中央作了汇报，提出他们两人先退下来，中央原则同意他们的意见，又确定谭、鲁暂留任过渡，加紧培养接班人。十二大之后，遵照中央通知和规定原则，结合四川实际情况，当时就省委、省政府领导班子配备问题向中央报了两个方案：一是按中央原定的办法，谭、鲁留任过渡，另一个是谭、鲁退到二线，杨汝岱任省委书记，杨析综任省委副书记、省长。上报时明确表示，谭启龙和常委会多数同志是倾向于后一个方案的。

接着，谭启龙又思之再三，于11月上旬正式向中央写信，申述实行第二方案的理由，再次恳请中央予以批准。信中说，按第二方案安排，把主要担子放在中青年干部身上，更能使他们增长才干，锻炼成熟；四川的老干部多，省委主要领导带头退下来，更有利于做其他老同志的工作。11月下旬，谭启龙到京参加全国人代会期间，又向中央机构改革指导小组汇报了省委班子调整方案。指导小组向中央推荐四川的调整方案，认为：“报来的几个省的方案，唯有四川的方案，使人耳目一新。”12月1日，中央书记处开会讨论四川省委领导班子调整方案，一致赞成并通过。确定谭启龙和鲁大东留省委常委、分别任省顾委主任、副主任。根据中央书记处的决定，12月7日，中央[1982]52号文件将四川省委领导班子调整方案通报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和党、政、军各部门，中央的批语表扬四川的老同志，“高风亮节，见高识远”，对四川省委的新老合作交替，给予了充分肯定和很高的评价。

人间重晚晴

离开四川省委主要领导岗位后，在省顾委的每次会议上，谭启龙都注意做老同志的工作，一方面说明顾委会作为省委政治上的助手和参谋，要本着“宜虚不宜实，宜少不宜多”的原则，在调查研究、联系基层单位、完成委托的事项、协助选拔年轻有为人才等方面，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另一方面强调，退到二线后，思想要想得开，手要放得开，有意见可以提，但不要干扰第一线同志的工作。1985年上半年，谭启龙辞去省委常委和省顾委主任的请求先后获得批准，完全退下来的愿望得到实现。

1986年春节，邓小平来到四川，谈起了谭启龙的晚年生活问题。他征求谭启龙的意见：你是进京、去“天堂” （杭州），还是留在 “天府之国”？谭启龙对他说，四川比较潮湿，自己身体不适应，山东的老百姓好，还是回山东吧。邓小平答应了谭启龙的要求，并说此事要向中组部和中办报告。后来中办专门发了一个电文，要四川、山东省委协商办理。邓小平又关切地问谭启龙还有什么要求，有什么困难没有？谭启龙想了想说： “其他没有了，能否请您给我留几个字？”邓小平很爽快地答应了。邓小平回北京后，不久就给谭启龙寄来了题词。题词是一张宣纸斗方，上书：

人间重晚晴

书赠谭启龙同志

邓小平一九八六年五月十三日

1986年6月谭启龙同志回山东定居后，一直关心全国和山东省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关心党的建设和反腐倡廉工作，关心下一代和残疾人事业等。他经常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提出了许多积极的意见和建议。他牢记邓小平的勉励，做到了重晚晴、保晚节、发余热，充分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高尚品质和道德风范。2003年1月22日，谭启龙因心脏猝停抢救无效在济南逝世，享年9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