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根据史料文献，从教派组织制度、信仰礼仪等方面考察分析中国伊斯兰教历史上的教派归属问题。认为逊尼派(Sunni)在中国伊斯兰教中始终居主流地位，但什叶派(Shī‘ah)教义主张也曾获得流传，不过在中国伊斯兰教中教派分歧始终不明显。

关键词：中国伊斯兰教教派归属

作者简介：金宜久，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

一般认为，中国伊斯兰教属于逊尼派，遵循哈乃斐学派教法；国内也有少数什叶派信仰者。20世纪30年代前后，关于什叶派问题被屡屡提及。抱咫斋认为，“中国今日通行之教为阿里什叶派”，提出“其证有七”。赵斌否认中国伊斯兰教为什叶派，“其说虽多失当，然亦不无几分理由……”；认为它“近乎什叶派”，那种认为中国伊斯兰教从一开始就属于逊尼派的主张是不可取的。在深入探讨中国伊斯兰教历史时，有必要对此予以说明。本文试做一尝试。

一、蕃坊与寺坊

唐永徽二年(651)伊斯兰教始传中国。其信仰者主要来自境外的商贾胡客。唐玄宗(712－756年在位)时，宰相(722－789)李泌

知胡客留长安久者或四十余年……安居不欲归。命检括胡客……凡得四千人……胡客无一人愿归者……

这4000人均落籍中华。可以肯定的是，这些人中有穆斯林。《苏烈曼游记》称：

各地回教商贾既多聚广府，中国皇帝因任命回教判官一人，依回教风俗，治理回民。判官每星期必有数日专与回民共同祈祷，朗读先圣戒训。终讲时，辄与祈祷者共为回教苏丹祝福。

宋时，有更多的蕃裔商贾来华，有的“到中国居住已经五世”，成为“土生蕃客”。蕃客通常落户通商口岸，集中居住，形成蕃坊。在广州，蕃坊

置蕃长一人，管勾蕃坊公事，专切招邀蕃商入贡，用蕃官为之……蕃人有罪，诣广州鞫实，送蕃坊行遣。笸缚之木梯上，以藤杖挞之。

这是说“判官”、“蕃长”由当局任命，具有一定权力。判官、蕃长不仅“治理回民”，管“蕃坊公事”，用蕃官“专切招邀蕃商人贡”，而且主持宗教生活，对有罪者按伊斯兰教法鞭挞。蕃客在华，既繁荣商贸、提供税入，又有厚利可图，可谓双赢。

蕃长、蕃客均为异族。这就有“熙宁中其使辛押陀罗乞统察蕃长司公事”的记载。“蕃长司”乃蕃长办公机构。作为使节，“辛押陀罗”把蕃客视为本国教民，要求“统察蕃长司”，了解治理情况。显然，这涉及国家主权问题。宋当局未因该使节“又进银钱助修广州城”，而应允辛押陀罗之“乞”，相反地，拒绝其“统察”。

一般地说，10世纪时，伊斯兰教的宗教体制大致定型。什叶派基本形成。什叶派之外的穆斯林主体，在教义主张方面远未统一。此前来华的蕃客商贾中，流传的伊斯兰教，其派别属性并不明显；此后，什叶派的教义主张可能更具优势。12世纪时，境外穆斯林主体在教义方面大致统一，终而形成“逊奈与大众派”(简称逊尼派)。

13世纪时，蒙古铁骑西征。1258年攻陷巴格达，灭阿巴斯朝。继而携“色目人”转兵东进，横扫中原，1271年建元朝。来华的色目人中，相当数量为波斯、阿拉伯、中亚穆斯林。其中既有战士、随军商人、工匠，又有传教士和侨民。他们在华居留不归。词人周密(1232-1298)有“今回回皆以中原为家，江南尤多”之说。元成宗(1295－1307年在位)从弟阿难答“归依回教，信之颇笃，因从传布回教于唐兀之地。所部士卒十五万人，闻从而信教者居其大半。”“唐兀”系蒙古人对党项人(分布于甘肃、宁夏、陕北一带)及其所建西夏政权的称谓。从而《明史》有“元时，回回遍天下，及是居甘肃者尚多”之说。这些不同时期来华的穆斯林，逐渐“华化”，与当地居民婚配，繁衍后代，成为回族先民。

唐宋时蕃客商贾仅限居于通商口岸，元时则已散居各地。“以前在中国之回教人均自居于外国人之地位。今则大批外来之回教人均逐渐自认为中国人。”一般认为，元末明初，回族终于形成。此前，信仰主体为落籍中华的商贾，这时已发生重要变化。元当局重用什叶派人，从色目人中任命中央和地方官员。这与蒙古铁骑西征时，什叶派投诚、效忠征服者有关。抱咫斋、赵斌、金吉堂等学者关于什叶派影响的“七证”，乃早年蕃坊在民间影响的缩影。可是，色目人中，逊尼派穆斯林在人数上当占优势，他们是逊尼派教义主张的载体，其思想在寺坊中会得到流传，其影响同样不容忽视。这可能是什叶派思想与逊尼派思想得以并存的原因所在，也是逊尼派居主流地位的群众基础。

明律规定，

凡蒙古色目人听与中国为婚姻，不许本类自相嫁娶；其中国人不愿与回回钦察为婚姻者听从本类自相嫁娶，不在禁限。

限制蒙古人、色目人“自相嫁娶”，只许他们“听与中国为婚姻”的政策，促使穆斯林人口大量增长。

明清时，穆斯林聚居地区，形成寺坊(教坊，或回坊)，陆续建造清真寺。与境外不同，在中国，清真寺由个人单独出资建造的可能性不大。往往系由穆斯林共同兴建，富有者可能出资更多一些。与蕃坊相比，这时的寺坊，已无蕃长之职和“蕃长司”之类的机构，主持事务、教务的社头、学董、乡老，以及教领、掌教等从业人员，有的亦领有“札付”，当局为寺坊设立掌教一职。掌教或由礼部核准、任命，或由公众推举。他们只负责组织教民日常宗教、社会生活，进而维持一方平安，不是所在地区的行政长官；教民不再“为回教苏丹祝福”，寺坊也无权按伊斯兰教法对罪犯司法；有的清真寺中，甚至有“‘当今皇上万岁万万岁之牌位”。说明信仰主体变化后，寺坊最终替代蕃坊。

可惜的是，目前还难以发现这两个派别有价值的文献资料，故难以进行更有意义的讨论。

二、掌教世袭制与阿訇聘任制

在中世纪，境外伊斯兰教流传地区，教权与俗权，一般来说，是合一的。宗教领袖就是地方领袖；反之亦然。蕃坊之所以具有行政职能，当与沿袭境外传统有关。这时，蒙古人势力已远及西亚，不再需要蕃长、蕃官“招邀蕃商入贡”、“治理回民”；元中央政府设立“回回掌教哈的所”，由哈的(即教法官——引者)审理诉讼事宜。随着寺坊替代蕃坊，蕃长丧失职能，哈的所以后或废或立，但掌教的职能已不同于蕃长。

最初任命或公推的掌教，均为有才学者。伊斯兰教有家学授教的传统，掌教后裔往往继承其职，继续掌管寺院，从而世袭成为不成文的制度。明时掌教，可能仍沿袭元掌教由礼部任命的做法。《来复铭》作者陈思的先辈即属此。

按陈之先人日陈英者，明初三使西域，供职光禄寺，后退隐济南。宣德丙午(1426年)，荐木铎为济寺掌教。正统改元(1436年)，铎又荐英之子礼主掌教事。礼之子日玺，于弘治戊中(1488年)领有礼部札付，住持是寺，至正德十二年(1517年)卒；其弟莹继位，亦领有札付。此陈思即莹之后也。

这是说，陈氏家族任掌教位，约有一个世纪左右。在穆斯林聚居的寺坊中，教领、掌教掌管寺坊、寺院的教务和事务，只是宗教领袖，不是所在地的行政长官。可是，天长日久，世袭弊端日益显露，从而有废世袭制的呼声。

17世纪时，山东济宁的常志美、李延龄阿訇，在废除世袭制方面，起过重要作用。济宁清真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