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从宗教的社会性及其特性来强调宗教社会学是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并再次论述了这门学科的研究方法。宗教社会学近两年来在中国的发展，可谓“异军突起”，本文从四个方面评述了这种“异”，并提出随着学科的发展，学科界线的走向问题。

关键词：宗教社会学宗教社会科学

作者简介：高师宁，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

将宗教社会学在中国近年来的成长与进展称为“异军突起”，似乎不很准确，因为在宗教学研究领域，宗教社会学一直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其历史已有两百多年，近两年来，宗教社会学在中国宗教学研究中的“与众不同”及其成长的急剧“提速”，不仅从边缘走向中心，而且正在成为一门“显学”。因此，“异军突起”四个字也许能够很好地展示这门学科在今天中国的状态。

一、作为独立学科的宗教社会学

宗教研究包括神学的、人文的和社会科学的这三大进路。顾名思义，神学的进路就是从宗教内部对宗教进行逻辑推测和论证，这种研究进路的特点是信仰立场鲜明、护教色彩突出。那么，人文的进路和社会科学的进路到底有何不同呢?二者之最重要不同在于其方法。李亦园先生曾经说过，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方法最大的差异之处是田野调查研究。换言之，以人文为进路的宗教学研究是从哲学、史学、思想史等角度对宗教进行反恩和阐释，而以社会科学为进路的宗教学研究则使用实证的方法(即量化的和质化的研究)，收集实证的数据和材料，进行客观的分析和归纳，从而得出科学的理论来解释宗教现象以及宗教与社会其他方面的互动关系。

宗教社会学的性质、特点、方法决定了它对宗教的研究，当然属于社会科学的进路。不过，“什么是宗教社会学”?迄今还没有一个得到该领域学者普遍认可的通用定义。意大利学者罗伯托·希普利亚尼(Roberto Cipriani)的界定最为简单明了：宗教社会学，就是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在宗教现象研究中的运用。这个定义与宗教社会学的创始人杜尔凯姆(Emile Durhkeim)关于“社会事实有多少种，社会科学有多少项目，社会学就有多少分支”的说法，在逻辑上有不谋而合之处。也就是说，按照这两位学者的看法，宗教社会学是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学科。杜尔凯姆认为，“宗教具有突出的社会性。它们包含了大量的社会因素。”更重要的是，宗教的这种“社会性”是其他的社会事实不可匹及的；正因为如此，宗教是杜尔凯姆列为首位的社会事实。

宗教的这种“突出的社会性”也决定了宗教社会学的研究范围，不过，这种研究范围是与时俱进的。尽管美国宗教社会学家罗伯特·贝拉(Robert Bellah)概括了宗教社会学研究的三个方面：第一，将宗教理解为人之社会行为的核心的理论研究；第二，对宗教与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诸如政治、经济等之间的关系的研究；第三，对宗教之社会功能、组织状况，以及宗教史上各种运动和思潮的研究。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宗教形态的多样化、宗教现象的复杂化，使得宗教社会学的研究越来越丰富多彩。从宏观说，宗教社会学关注宗教与社会发展、变迁之间的关系，宗教在当今社会的状态、形式以及宗教的未来等等大问题；从微观看，它关注宗教的慈善事业、某一具体宗教在当今社会的传播方式与途径、某宗教的组织运作机制、宗教信仰与信任等等问题。这些研究范围不论是大还是小，是宏观还是微观，是整体还是部分、是理论还是实证，都体现了宗教与社会密不可分的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研究对象的宗教还是决定宗教社会学学科兴与衰的关键因素，这是一般的社会事实不易具有的。在宗教社会学的发展史中，有30年左右的“休眠期”——从其鼻祖迈克斯·韦伯(Max Weber)去世(1920)到1950年代。导致这门学科休眠的直接原因，是宗教的衰落，而宗教的衰落又是西方工业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社会生活的逐步世俗化的直接结果。当然今天这支异军的突起，自然也与宗教的发展和社会的开放休戚相关。也就是说，中国社会从上世纪80年代开放之后宗教的复兴，直接导致了宗教社会学研究的开展与兴盛。

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宗教社会学当然有其自身的特点，这些特点是其描述性研究的性质所决定的，同时它们也向从事宗教社会学研究的人提出了一种学术要求。首先，宗教社会学必须坚持置身于从其研究对象之外来看待与解释宗教现象，不受信仰者关于宗教信仰的看法的影响。当然，“要了解别人的文化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个外来的研究者要从当地人的立场去探讨问题，实在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但是若未能采取这样的立场去看问题，事实的真相常会被扭曲。”

第二，宗教社会学研究要求价值中立，换言之，这个学科要求其研究者坚持客观的态度，任何研究都不应该受研究者个人信仰的影响：有宗教信仰的研究者应该置其信仰于一旁，元宗教信仰的研究者，也“需要有足够的能力来悬置自己的不信，以便取得对于信仰和崇拜现象的某种感受。”斯达克的这句话表明，价值中立的特点并不排斥对宗教的“某种感受”。1914年，杜尔凯姆在一次“开放思想家”的会议上说：“我要求开放思想家们应该用跟信徒相同的精神状态来面对宗教……不把某种宗教情怀带入宗教研究的人就不能有发言权!那就如同一个盲人谈论色彩一样。”正因为如此，要想获得真实的宗教事实，从事宗教社会学研究的人，不应该是经验层次上的“宗教盲”。

第三，宗教社会学是一门实证性的社会科学，它强调经验性。在这门学科中，任何一种理论或假设，任何一种结论，都必须以经验事实为基础，并接受经验事实的检验，反对臆断和直觉。这就涉及到了宗教社会学的方法体系。

定量(quantitative)研究与定性(qualitative)研究(又称为量化研究与质化研究)是宗教社会学研究中不可缺少的两条途径。这两条途径在各方面都存有差异，但却不存在优劣之分。

定量研究侧重于用数字和量度来描述宗教现象。其主要方法有问卷调查、量表测量、结构式访谈、结构式观察等等。宗教虽然是人类追求精神的结果，但是，宗教并非只具有看不见摸不着的非物质层面。尼尼安·斯马特(Ninian Smart)曾指出，宗教具有七大层面：实践或仪式层面、情感或经验层面、叙事或神话层面、哲学与教义层面、伦理或律法层面、制度或社会层面以及物质层面。美国宗教社会学家罗德尼·斯达克(Rodney Stark)与威廉·本布里奇(William Sims Bainbridge)认为宗教研究包括了五个向度：宗教信仰、宗教行为、宗教情感、宗教认知、宗教结果。将宗教分层来研究，自然就为定量研究在操作上提供了可能性。原本被视为非物性的信仰者之宗教性，通过对其所涉的宗教各层面的标准化、系统化和操作化的定量研究，也可以用数字与量度表达出来。这种研究无疑大大地丰富了研究结果，为比较研究提供了基础。“只有社会世界能够用数学语言来表示时，它的各个部分之间的确切关系才能得到证实。只有当资料可以通过可信的计量工具用数量来加以表示时，不同研究者的研究结果才能直接地加以比较。没有量化，社会学就只能停留在印象主义的臆想和未经

证实的见解这样一种水平上。因而也就无法进行重复研究，确立因果关系和提供证实的通则。”

与定量研究相对应，定性研究主要是用语言文字来描述宗教现象。不同类型的定性研究都有一个共同点，即想要对复杂的、不同情景中的文化现象进行解释。在宗教社会学领域，要想达到此目的，需要深入信仰对象的生活背景，即我们所谓的进入田野，以参与观察和非结构性访谈、半结构性访谈等方式来收集资料。在此我们应该记住田野调查的一个原则：移情(empathy)或换位思考，也就是说，尝试用被研究者的眼光去看问题。对于宗教研究者的到来，被研究的信仰者通常有态度三种：怀疑、视为救星、视为传教对象；无论是受访者持有何种态度，研究者都应该抱以同情和理解的态度去对待他们，这样才能建立信任。而只有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研究者也才可能获取所需的材料。

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发挥的作用是不同的，如何运用它们，不仅取决于研究者自身的兴趣，也取决于研究者所需要解决的问题。值得一提的是，近一两年来，走出书斋，进入田野，已经成为中国大陆宗教学研究的一大亮点。研讨者们在实践中不断地学习、运用并逐步掌握这两种研究方式，宗教社会学在中国宗教学领域进展显著，并深刻地影响着宗教的社会科学研究在中国的展开。

二、宗教社会学在中国的近况

从2008年到2009年，这支突起的异军确实引人瞩目。也许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这种因“突起”而显现出来的“异”。

(一)从缺席到参与到运用

从20世纪80年代末起，西方宗教社会学界关于世俗化理论展开的争论持续了二十余年，至今似乎尘埃落定：在争论中所谓新旧范式(paradigm)的转换业已完成，宗教经济论业已替代了世俗化理论，在宗教社会学研究中占据了优势。在这场颇为持久的论战中，中国宗教社会学领域的学者可能连旁观者也算不上。原因在于，宗教社会学本来就是从西方引进的学科，就这两大理论的思想史根源而言，一个可以“追溯到800多年前的中世纪欧洲”，一个“要晚得多，不是800年前，而是200年前，不是在旧世界，而是在新世界，确切地说，是在美国成为一个独立国家的早期。”“二者之间的区别，是欧洲和美国宗教社会学发展至今之差异的延续。”但是，宗教社会学真正进入中国，却只是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的事。因此，尽管我们在这场持久论战中的缺席是可以解释和理解的，但是随着西方宗教社会学理论的引进，中国宗教社会学领域的学者便逐步参与，开始介绍、评论这场论战，并运用这两种理论来审视中国的宗教现象。在这两年当中，从网上查阅，涉及“世俗化”与“宗教经济论”的文章有几十篇，《中国民族报》的宗教版还就佛教是否世俗化的问题进行了讨论。

(二)从个体行动到团队的形成

越来越多的宗教学研究者已经发现，要解释中国的宗教现象，首当其冲的，是要了解当今中国社会的宗教现象究竟如何，不同地区的宗教状况有何差异等等具体问题。此外，任何解释宗教的理论都必定以宗教的事实为基础，而宗教事实的获取又必须走出书斋进入田野，这也是近年来许多宗教研究者的共识。正因为如此，从进入新世纪以来发表的关于宗教研究的论文中，我们看到了许多学者进入田野的身影。

2008年以来，走向田野的研究人员不仅在数量上增加，而且逐渐形成了团队。例如，一向以宗教理论、历史、教义等研究为主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在近两年的时间中，组织了三次大规模的民间宗教与基督教调研活动，所领导亲自挂帅，组织了近30名以年青学者为主的调研队伍，研究者的足迹遍及全国几十个地区。在调查中主要采用参与观察、深度访谈等定性研究，配合相关部门的问卷调查，初步了解并掌握了所到地区的宗教(尤其是基督教)现状。另一支大型团队由国务院发展中心民族研究所与北京普世社会科学研究所共同组织，由来自全国不同院校和研究机构的30多名青年学者构成，对全国30个地区的宗教现状和政教关系现状进行了数月的深入调查，在调查中采用了定量与定性两种研究方式，获得了翔实的第一手资料。这类团队形式的大型调查活动，不仅让更多的学者贴近了自己研究的对象，学习并学会从社会科学的新角度去认识宗教、解释宗教，而且形成了相互讨论、相互切磋的风气，有了可以参与宗教社会学实践活动的队伍。即便有的学者今后并不从事此领域的研究，但是，田野工作的体验必将会对其今后的研究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至少会使他们在看待宗教问题上更全面、更成熟。

当然，任何调查研究(何况这类大型调研团队的形成)都离不开经费上的支持。从有关专家对近年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宗教学科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2004年到2008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共141个，其中实证研究项目有34个，所占比例为24％。从2004年到2007年，实证调研课题每年的数量在4－6个之间，所占比例平均不到20％。但是仅在2008年，获得资助的实证项目就达13个，所占比例飞升为45％。不仅如此，许多方面都已意识到实证研究的重要性，开始为此研究“投资”，而且资助的力度(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每年的“国情调研”)也在加大。

(三)从小合唱到大合唱。从单声部到多声部

近两年，宗教社会学方面有两个盛会：一个是由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与美国普度大学中国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北京普世社会科学研究所等单位协办，于2008年10月8－10日在北京大学召开的“中国宗教与社会高峰论坛”(即第五届宗教社会科学国际研讨会)，一个是由江南大学无锡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社会学系、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主办，无锡叔同书院、北京普世社会科学研究所、美国普度大学中国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协办，于2009年7月5－7日在无锡召开的“第六届宗教社会科学研讨会”。

与前几年宗教社会学领域的会议相比，“规模大”是这两个会议的第一个共同特点；“国际化”是这两次会议的第二个共同特点：“高峰论坛”有20多名外国学者参与，其中包括国际知名的宗教学家如杜维明、英国艾林·巴克、美国丹尼尔·贝斯等；无锡会议也有多名外国学者和海外留学生参加。可喜的是，在外国学者的论文中，我们看到了涉及中国宗教现状的论文。

与此同时，原本不涉足宗教研究的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领域的一些学者，也开始关注并开始着手宗教与社会互动关系的研究。而长期以来一直关注并记录着族群或社区宗教文化和实践的人类学、民俗学、民族学的学者，自然成为中国宗教社会科学研究的主力军之一。上述多股力量已经开始汇聚成为中国实证研究多声部的大合唱。

(四)从宗教社会学到宗教社会科学

从宗教社会学在当今中国的发展史来看，1992年出版的《宗教社会学通论》可以算是改革开放之后本学科的处女作，它第一次较系统地介绍了此学科的历史、理论、方法等等方面。该著作引用了大量国外资料，它是中国社会改革开放之后宗教社会学界对他山之石的运用的例证。可惜的是，在20世纪90年代，从事宗教社会学研究的人员如此之少，这本学科处女作并未引起应有的反响。2000年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