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亚平 张晓雯

(中国海洋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 青岛 266071 )

圣书字的象形字及其文化意义
——兼与甲骨文比较

黄亚平 张晓雯

(中国海洋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 青岛 266071 )

借助于普通文字学和比较文字学理论的指导，可对所选取的商代甲骨文和古埃及圣书字中的象形字作比较研究。通过对所选取的104个圣书字象形字与290个甲骨文象形字的多方面比较，可发现：圣书字象形字根据用字需求呈现出一个由简到繁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出现了兼类用法，最终变成了意音文字。

甲骨文；圣书字； 象形字比较；文化意义

本文所说的古埃及圣书字，主要是指James P. Allen的Middle Egyptian： An Introduction to the Language and Culture of Hieroglyphs[1]中所说的中古埃及文字。中古埃及语最早见诸文献大约在公元前2100年，作为日常口语使用了大约500年；以后一直是标准的圣书字语言，就如同文言文记录古汉语一样。本文通过量化统计的方法，系统分析了商代甲骨文和古埃及圣书字中的象形字的异同，总结分析异同产生的原因，揭示文字发展早期阶段象形字在不同的文字体系中的功能、地位问题，期待能更有益于文字史和汉字早期发展状况的研究，为比较文字学的研究提供有益的借鉴。

笔者以James P. Allen的Middle Egyptian： An Introduction to the Language and Culture of Hieroglyphs中提供的中古埃及时期1365个圣书字符号为基础，从中分析总结出369个圣书字意符，并以“据义构型”的原则确定了104个可以单独成字的文字，这就是圣书字中的象形字。圣书字中某些带有竖“—”和阴性词尾“t”的符号实际上具有象形字的性质，限于篇幅，此处不再讨论。本文对甲骨文象形字的定量，主要参照了周有光[2]、李孝定[3]、宋均芬[4]、左民安[5]等人的意见，并在田玲《甲骨文纳西东巴文象形字比较研究》所列“甲骨文象形字表”[6](P55-67)的基础之上加以增益，初步确定甲骨文象形字的数量为290个。

从文字功能的角度出发，104个圣书字象形字可分为纯象形字、兼定符象形字、兼音符象形字、兼定符和兼音符象形字等四类，相应的290个甲骨文象形字也可分为纯象形字、兼部首（偏旁）、兼声等三类象形字。

一、圣书字象形字的特点

与甲骨文象形字比较而言，圣书字象形字主要具有以下特点：

（一）兼用。104个圣书字象形字可分为纯象形字、兼定符象形字、兼音符象形字、兼定符和兼音符象形字等几类，相应的290个甲骨文象形字可分为纯象形字、兼部首（偏旁）、兼声三类。

2. 兼定和兼偏旁（部首）。甲骨文象形字中兼部首（偏旁）的一共有100个，约占34.48%。圣书字象形字中，兼定的一共有42个，约占总象形字的40.39%。可见，象形字兼做定符、偏旁（部首）是两种文字都青睐的方法。这是由于象形字跟符号的意义本身有密切联系，做定符、偏旁（部首）既经济又能更好的表示意义。相对而言，圣书字象形字兼定符的要多一些。

3. 兼声和兼音。甲骨文象形字中兼声的只有一个，只占3.45%。圣书字象形字中兼音的有15个，约占14.42%，例如：8，12，13。可见圣书字象形字兼音的现象更为普遍，甲骨文则用新造的符号或者由其他字做声旁。

4. 兼定同时兼音。甲骨文中很少有同时兼做偏旁（部首）和声旁的象形字，但象形字的假借用法比较常见。圣书字中这种象形字有24个，约占总数的23.08%。

（二）独体、合体象形字。

1. 独体象形。两种象形字中的独体象形均有以下三种类型：

（2） 局部代整体。甲骨文象形字中有三个字是局部代整体，约占总数的1.03%。甲骨文的“牛”字是牛头的图像，而圣书字的“牛”就是完整的一头牛；圣书字中局部代整体的有“牲口”，用公牛的头表示，但这也只是特殊祭祀形式下的“牲口”；秃鹰头表示“人”，约占总数的1.92%。可见，两种象形字中的局部代整体的象形字都不是特别常见，两种文明象形字都更倾向于从整体关照。从这几个字例的对比中我们可以看出，甲骨文象形字更加抽象化、线条化，圣书字象形字则有较浓的图画意味。

甲骨文中的变体象形多局限于人体的变化，而圣书字中变体象形字的意义分类则比较广泛。从意义上说，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对表示实物的象形字的变形，另一类是表示人体的象形字的变形；而根据变化的手法则可以分为更多的小类。

2. 合体象形。

（1）同体重复式象形。如：甲骨文[1142]（晶），象群星之形；在圣书中，有相同形体构成的象形字。例如：52（田地、农夫）、70（水），但是其单一形体并不能表达其本义，而是合起来才能表达本义，也就是说一个符号中同体重复并不能强调其群体意义，所以我们说圣书字中没有同体重复式象形。在圣书字中，通过添加符号或者双写象形字来表示群体，复数。

圣书字象形字中，一共有上述8个合体象形字，约占总象形字的7.69%，其中3个是说明性的，5个是附加性的，比甲骨文中的合体象形字少很多。可见圣书字象形字比甲骨文象形字的构造要简单的多。

（三）写实和写意。圣书字象形字更加具象、写实，大多是用整体关照的方法描绘事物的。如：“树”就是从远处看到的树的样子，“手”就是整体的手的样子；“男人”坐着的男人，“女人”就是从头型和服装上与男人不同。而甲骨文的象形字更加抽象、写意、神似，更像是用线条勾勒的写意画。如：“树”是由树枝、树干和树根构成的，“手”也表示出了五个指头。象形字这种对比的例子在两种文字中是非常多的。

虽然风格各不相同，但是甲骨文和圣书字中有一些描摹大自然的象形字的字形是相似的。在两个不同的文明中能有如此相似的符号文字，恰好就是全人类对客观事物认知的共性，反映了客观世界对人的主观世界的约束性。如表1：

表1 甲骨文和圣书字中字形相似的象形字

三、圣书字象形字的文化功能和性质

通过对两种文字意义类别的分类、归纳，可从15个方面进行比较分析，所得数据统计如下表：因为甲骨文象形字总数是圣书字象形字总数的两倍多，因此，我们从所占比例来分析，得出以下可靠的结论：

表2 甲骨文圣书字象形字意义类别统计表

（一）在甲骨文象形字中所占比例较高的几类是：器用、动物、人的动作、人体构造；而圣书字中所占比例较高的几类是：宗教、地理、人体构造、人的动作。

（二） 甲骨文象形字数目分类中的两个字都是单纯表示数字的，而圣书字数目分类中的四个象形字中均有其他意义：既当1000讲，又当百合讲；既表示“一万”，又是“手指”的象形字；既当“百万”讲，又是“支撑天的神Heh”的象征；表示“日”，又是太阳神Re（Ra）的象征。

（三） 甲骨文象形字中表示“天象”和“盛器”的象形字都占5.17%，而在圣书字中只有表示“天象”的象形字，没有表示“盛器”的象形字。这是中国商代和古埃及明显不同的地方。

（四）甲骨文象形字中的农作物、植物分类约占到6.55%，是圣书字象形字的三倍多。

（五）建筑类象形字中，圣书字象形字所占比例字略高于甲骨文象形字所占比例，而且，圣书字象形字侧重于对统治阶级居住物的描绘，如：圣书字象形字（宫殿）是对统治阶级生活的描绘，甲骨文象形字（亚）是古代聚族而居之大型建筑平面图。

（六）甲骨文象形字的“人称”象形字中有对氏族名称的描绘，如“”（羌）是对古羌族的描绘；而圣书字象形字的人称分类中，完全没有氏族名称。

（七） 其他分类，甲骨文象形字所占比例都高于相应的圣书字象形字所占比例。

综上所述，圣书字纯象形字中，独体字占大部分，约为65.22%，合体字仅占34.78%，这反映了古埃及造字者是根据用字需求来造字的，圣书字经历了一个由简到繁的过程。而从功能看，在104个圣书字象形字中，功能纯粹单一的象形字只占22.12%（其中合体纯象形字约占7.69%，独体纯象形字约占14.42%），其余77.89%的象形字则都有兼类用法（其中，42个象形字兼做定符，占总象形字的40.38%；15个象形字兼做音符，约占总象形字的14.42%；24个象形字同时兼做定符和音符，占总象形字的23.08%）。可见，从总体上看，圣书字象形字记录语言的功能比较强大，已经非常成熟；同时，圣书字象形字在不能满足日益增加的记录语言的需要时，必然向其高级形式发展，出现兼类用法，成为意音文字。

圣书字与甲骨文象形字的比较还显示：纯象形字的比例与象形字的功能成反比。纯象形字数量越大，象形字作为字类的功能越低，反之亦然。在圣书字中，纯粹象形字的比例偏低，因为多数象形字被赋予了兼用的功能；而在甲骨文中，由于纯象形字的比例高达2/3，导致甲骨文象形字的功能比较单一，主要是以形表意。

[1] James P. Allen. Middle Egyptian： An Introduction to the Language and Culture of Hieroglyphs[M]. Cambridge：Cambridge Univ. Press, 2000.

[2] 周有光.比较文字学初探[M] .北京：语文出版社，1998.

[3] 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释[M].北京：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0.

[4] 宋均芬.汉语文字学[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5] 左民安.细说汉字[M] .北京：九州出版社，2005.

[6] 田玲.甲骨文纳西东巴文象形字比较研究[D].中国海洋大学, 2004.

责任编辑：潘文竹

The Pictographic Characters in Hieroglyphics and Their Cultural Meanings： A Comparison with the Inscriptions on Bones or Tortoise Shells

HUANG Ya-ping ZHANG Xiao-wen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Mass Media, Qingdao 266071, China)

A comparative study is made between the inscriptions on bones and tortoise shells from the Shang Dynasty and the hieroglyphics of ancient Egypt in the light of general philology and comparative philology. A comparison of 104 hieroglyphic characters and 290 bone and tortoise shell characters shows that those ancient Egyptian pictographic characters became more and more complex from very simple ones. And gradually characters with more than one part of speech appeared and in the end meaning-phonetic characters came into being.

inscriptions on bones or tortoise shells; hieroglyphics; a comparison between pictographic characters; cultural meaning

H022

A

1005-7110（2010）02-0069-04

2009-09-03

黄亚平（1958-），男，甘肃天水人，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比较文字学以及文字学理论研究；

张晓雯（1983-）， 女，青岛Alina Language School 讲师，主要从事比较文字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