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产业开放的我国产业安全问题研究

2010-03-11唐志良

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年4期

关键词：外资

唐志良，冯萍

(长沙理工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湖南长沙 410114)

一、问题的提出

追求经济发展是各国人们的基本愿望，然而由于地球资源的有限性、世界人口的持续增长、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以及独立民族国家利益的广泛存在等因素的制约，处于开放体系中的世界各国人们不可避免地面临着近似残酷的激烈竞争，各国产业都要时刻经受各种外来力量的冲击，进而会引发相关的产业安全问题。所谓产业安全是指在对外开放条件下，一国产业抵御外来干扰或威胁并不断获得持续发展的状态，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本国产业的主导地位与竞争力。一旦一些不利因素对一国产业发展产生一定程度的现实或潜在负面冲击、威胁或损害等现象，就会引起该国的产业安全问题。

产业安全的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以英国的威廉·斯塔福(W.Stafford)和托马斯·孟(Thomas Mun)等人为代表的重商主义时期，他们提出必须以关税、行政管理等手段，来保护和发展本国制造业。1776年，主张自由放任、公平竞争的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其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当中，也指出，对于那些国防所必须的制造业以及一些不具备国际竞争力而又受到国外产品强大冲击的产业，都必须对其进行保护和扶持，进而强调要“小心翼翼地恢复自由贸易”。

18世纪末，当产业革命最先在英国和法国深入发展的时候，欧美其他国家的工业还正处于萌芽状态或生长期，这些国家要求保护本国产业的呼声日益高涨。美国独立后的第一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向国会提交了《关于制造业的报告》，其中强调用关税保护国内幼稚产业的重要性。1841年，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Friedrich List)在其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当中，以汉密尔顿学说为基础，提出了“扶持幼稚产业说”，主张保护那些受到冲击的有前途的幼稚工业，以及那些有关国计民生的重要工业部门。

进入20世纪后，西方国家经济先后发生了经济大萧条(1929-1933年)和“滞涨”(20世纪70年代)，先是促使了以强调政府干预经济，保持国内充分就业为核心思想的凯恩斯经济学的诞生，随后进一步导致了以凯恩斯经济理论为依据，以保护国内充分就业和维持国际收支平衡为中心论据的“超保护贸易理论”思潮，它强调保护国内先进和发达的工业，主张积极地、大规模地扩张本国商品的出口以最大限度地占领国际市场。

可见，从历史的维度来看，西方发达国家在其崛起过程中，各国学者和政府都十分重视维护自身产业安全，这是很值得我们借鉴的。对于正处于崛起中的我国来讲，实行和持续深化改革开放是历史的必然选择。在改革与开放的耦合机制作用下，我国已经全面融入了当今世界经济体系，开始并将持续全面参与激烈的世界竞争，整体上呈“弱质化”特征的我国产业体系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各种外来强大力量的负面冲击和威胁。而欧美发达国家的成长历史已经清晰地告诉我们：产业安全问题不容忽视。为此，面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强势力量，我们又该如何来认识和应对产业开放条件下的我国产业安全问题呢？

二、产业开放引起我国产业安全问题的内在机制

产业开放就是逐渐放开政府对产业的微观管制，让开放的市场机制在产业资源配置、产业协调等方面发挥基础性作用，让国内商品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与国际商品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实现融合和统一。产业开放很容易引发产业安全问题，在欧美发达国家的历史成长中，各国学者或政府对产业安全问题的高度关注就是很好的体现。我国加入WTO后，产业大幅度的开放也引起了我国一些学者对产业安全问题的研究。祝年贵[1]研究了 FDI从品牌、市场和技术等层面对我国产业安全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卢新德[2]从跨国公司本土化战略的角度，指出跨国公司来我国发展的根本目的是追求垄断利地位和超额利润，这必将抑制和冲击我国企业；景玉琴[3]认为FDI和国际贸易都对我国产业发展产生了明显的不利影响；李孟刚[4]对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指出影响我国产业安全的因素主要有外国资本、外来技术、外国产品和国际贸易壁垒等外部因素，以及国内产业生存环境和竞争环境等内部因素；何维达等[5]以我国加入WTO为背景，认为关税调整、投资环境、产品和市场以及技术、错误的国内产业政策等因素都会影响我国产业安全；李炳炎[6,7]则警示了需要防止外资在我国的过度并购；单春红、曹艳乔[8]从实证角度，指出外资利用的产业不均衡和地区不均衡对我国产业发展产生了消极影响；齐兰[9]从垄断资本全球化的角度指出，随着跨国公司全球产业战略在我国布局的实现，它对我国产业发展构成的威胁将日益凸显；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课题组[10]立足于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认为开放条件下对外贸易环境、外商直接投资、跨国并购、国际产业分工、国内产业竞争力等因素都会不同程度地影响我国产业安全，等。可见，我国学者一般认为产业开放条件下，国际贸易、外国资本和技术、跨国公司、国内产业发展相关环境等因素都会对我国产业安全产生不利影响。由于这些因素所产生的不利影响都是在产业开放的条件下形成的，因而，它们作用于我国产业时就会基于一个共同的作用机理——产业开放引起我国产业安全问题的内在机制。那么，该内在机制又是什么呢？

我国实行产业开放，促使国内外市场有机融合，这样，处于同一世界市场体系中的国内外广大微观行为主体(主要指个人、企业等)就具有更多的、充分的自主选择的经济权利。这种自由权利的获取，意味着微观行为主体被赋予了自发从事经济活动的基本“可行能力”①，进而，在世界市场机制的引导下，他们就会对其自身所拥有或能支配的资源择机进行利益最大化的经济运作，实现其可行能力。在这个过程中，个人与个人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以及个人与企业之间就会进行充分的非线性(nonlinearity)作用，形成了以微观行为主体为节点的、立体的、动态开放的复杂网络系统，而相应的以行为主体为载体的产品、技术、资金、信息、人才等要素就会嵌入该网络系统，在各主体之间的耦合作用带动下，它们在该系统中各节点间进行选择性的自由流动②，这种流动在整体上就会“涌现”(emerge)③为各种“流”(flow)④：商品流、技术流、资本流、信息流、人才流等。站在我国的角度，这些流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国外流入我国境内的，如引进外资和技术、进口商品、引进人才等，可统称为“进口流”；另一类是我国流向国外的，如出口商品和技术、对外直接投资等，可统称为“出口流”。

具有自组功能的复杂系统中的“流”对事物的作用一般是渐进式的、持续和渗透性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流”在各时点上所产生的作用会自动累积叠加，产生 “累加效应”，从而达到并超越事物质变的临界阀，进而引起事物的质变。⑤进口流和出口流正是通过渐进式累加效应来引起我国产业安全问题的，进口流首先进入我国产业的某些局部领域，利用其质量、品牌、技术、资金等优势，确立市场地位，然后逐渐进一步向其它领域进行渗透和扩展，经过长时间的累加效应作用，逐渐弱化或者消除我国产业的自主控制能力和创新能力，最终在不经意间就实现对我国相关产业的某些关键领域或者主要领域进行了控制，从而引发我国产业安全问题，如以往外资对我国很多重要企业的控制就是如此。出口流进入国外特别是发达国家市场，一方面逐渐对国外市场产生依赖，进而失去主动权，这样国际市场的波动就会传导回国内，而我国是发展中国家，抗风险能力弱，这样就很容易引发我国相关产业安全问题，如这次美国金融危机，国际市场萎缩，导致我国很多出口企业倒闭和面临困境；另一方面对发达国家市场的大规模进入，容易引发它们国内特殊利益集团的担忧和反抗，由于这些利益集团力量强大，很容易采取各种针对我国的反制措施，如各种反倾销、反补贴等，从而对我国企业和产业产生明显的负面影响。

综上所述，产业开放引起我国产业安全问题的内在作用机制可以归纳简化为如图1所示。

商品流、资本流、技术流和人才流等“流”往往外化为国际贸易自由化、国际投资自由化、人才流动自由化等经济自由化形式，而“自由化”往往具有一定程度的欺骗性，因为发达国家经常利用自由化为掩饰来试图逐渐侵蚀和控制我国产业，而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国内很多行为主体又很容易被自由化所迷惑，对我国现实的或者潜在的产业安全问题有所忽略。

图1 产业开放引起我国产业安全问题的内在机制

三、产业开放引起我国产业安全问题的现实分析

产业开放会在我国与国外之间形成商品流、资本流、技术流、人才流和信息流等多种流，它们在不同层面和不同程度上对我国产业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在这里主要只选择出口商品流、外资流等两个基本的“流”来对产业开放引起我国产业安全问题的现实情况进行简要分析，以揭示我国产业安全问题客观存在的长期性。

(一)出口商品流与我国产业安全问题

自从2002年我国正式加入WTO以来，出口连续6年保持20%以上的速度增长，2009年由于世界经济危机而略有下降。2008、2009年我国货物出口分别高达14 285亿美元、12 016.7亿美元，而2001年我国货物出口额才2662亿美元。可见，从2001年到2009年，我国出口商品流持续快速壮大，这说明了我国进入国外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中的商品流是比较畅通的，而畅通的商品流在流动过程中就会回产生正反馈，通过正反馈的“累加效应”，不断强化这种趋势，进而使我国经济发展对发达国家市场产生巨大的依赖，并最终形成了“中国主生产，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主消费”的这种经济模式。可见，我国出口商品流的实际控制权却掌握在发达国家手里，产业安全问题就因此而凸显，具体有以下两个基本方面。

第一，国际市场波动方面。由于对发达国家市场的高度依赖，这次全球经济危机导致了欧美发达国家消费市场剧烈萎缩，致使我国出口商品流急剧弱化，在此冲击下，我国4 200多万家中小企业已经有40%倒闭，还有40%正在生死边缘挣扎。由于我国99%的企业是中小企业，它们对GDP的贡献超过60%，对税收的贡献超过50%，提供了75%以上的城镇就业岗位。可见，这次全球经济危机对我国产业经济的冲击，就体现了我国高度对外依赖的经济体系在国际市场剧烈萎缩面前的脆弱性。

第二，贸易摩擦方面。我国出口流的逐年扩大，引起了新的贸易不平衡和有关国家的恐慌，欧美发达国家，纷纷采用反倾销、反补贴、特保调查、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等方式对我国出口产品乃至国内经贸、产业、国家调控政策等方面频频发难。据中国贸易救济信息网统计，1979-2009年，国外对我国共启动1 339起贸易救济调查，反倾销1 034起，占比77.2%，反补贴37起，占比2.8%，特别保障措施84起，占比6.3%，等。自从1995年以来，我国已连续15年成为全球反倾销的最大受害者。近11年来，我国因贸易摩擦而减少出口400亿～500亿美元，同时也使我国企业疲于应对各种贸易保护主义，消耗了大量精力。这对我国出口部门产生了较大的不利影响，而且这些负面影响还会通过产业关联效应传递到其他相关产业，从而对负面效应产生了一种放大的乘数效应。

(二)外资流与我国产业安全问题

2002年以来，我国利用外资一直居于世界前三，2007、2008、2009年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分别为748亿美元、924亿美元，900亿美元，而2001年我国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才468亿美元，可见，在产业开放的条件下，外资纷纷进入我国产业体系，逐渐形成了强大的外资流。2009年的外资在我国产业分布基本情况是，制造业分别占52.0%，房地产业分别占18.7%，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分别占6.8%，批发和零售业占6.0%，等。可见，制造业是我国吸引外资的主要行业，外资流对我国的产业威胁也主要集中在制造业领域。⑥外资一般是进入我国制造业的市场、技术和产权等领域，首先它们凭借质量、品牌、资金、技术、管理等方面的强大优势，在我国广大行为主体中形成良好“声誉”，这“声誉”又反过来正向强化外资的力量，进而形成了促使外资地位不断巩固的正向强化机制，在此基础上，外资再逐渐从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进行渗透、蚕食和扩展，在不知觉中持续扩大“累加效应”，进而可能实现对我国制造业某些关键领域的控制，从而引发我国产业安全问题。具体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得到体现。

第一，市场控制。外资流进入我国制造业，对我国一些重要企业实行战略性并购，它并购后高效吸收这些企业的优质资产、独有品牌、核心技术和制造能力，从而在我国迅速扩大市场份额，并形成市场垄断。根据国际禁戒线标准，总体市场占有率的禁戒线为20%，一般行业市场占有率的禁戒线为30%，核心关键行业市场占有率的禁戒线为10%。齐兰[9]的研究表明，1998年外资工业企业产品的平均市场占有率仅为16.93%，而到2005年则达到了35.47%，从具体行业来看，2005年外资企业在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的市场占有率为35.48%，在专用设备制造业中的市场占有率为21.18%，在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中的市场占有率为31.79%，在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中的市场占有率为80.81%，在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中市场占有率为60.40%，等。根据国际禁戒线标准，我国上述行业的产业安全态势不容乐观，外资对我国重要行业的市场控制，不仅会给我国企业自主技术创性、民族品牌塑造、产业结构升级等方面带来较大的阻力，还势必弱化我国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调控能力。

第二，技术控制。以跨国公司为载体的外资流对我国制造业的技术控制主要体现在二个方面：第一，外资并购我国行业中的一些重要企业，取得了这些企业的核心技术和研发团队，这样，国内企业被并购后，就失去了原来的技术、品牌和市场，未来企业的技术路线、技术研发都取决于跨国公司的战略安排，同时还会从设置各种制度来阻止技术外溢，如我国原来最大的石油钻机生产基地——兰州石油化工机器厂把石油钻机制造部分与美国国民油井公司合资成立兰州国民油井石油工程有限公司，美方占60%的股份，合资后，该厂只剩下单一的加工业务，失去了原来的研发、设计和销售等业务，成为了跨国公司的加工厂；第二，跨国公司在我国新企业中所开展的技术研发活动，绝大多数只是为了使产品更加适应中国市场而进行的战术性的适应性研究，而不是基于我国长远的人才培养、企业核心竞争力提升等战略利益考虑的创新性研发活动。这样就会在“无形”中弱化我国自主创新能力和产业国际竞争力。如“世界鼠标之王”瑞士罗技公司在苏州设立年产量1亿多只的鼠标生产基地，其中最畅销的一款无线鼠标在美国售价约为40美元，其中，罗技公司、零部件供应商、分销商和零售商分别得8美元、14美元、15美元，而苏州工厂仅得3美元。苏州当地投入了大量的能源、劳动力和耕地，还要承担生态环境损害的代价，最终却只得到一点“血汗钱”。外资对我国进行了技术控制，把我国企业捆绑在他们的产业链上附加值最低的加工环节。

第三，股权控制。以往外资对我国很多重要企业的收购一般是通过渐进渗透，迫使企业逐步就范的方法实现其独资的目的。具体来讲，就是外资企业首先进行合资，然后采取办法使其陷入亏损，再提出增资扩股建议，而我国企业一般没有能力进行相应增资，这样，外资比例就逐步上升，最后演变为外商独资企业。就这样，我国很多骨干企业都走上了一条“合资-亏损-外方独资(控股)”的近似悲壮的道路。如，我国最大的电机企业——大连电机厂，与新加坡威斯特公司合资后，连年亏损，仅3年时间就被新方收购；我国唯一能生产大型联合收割机的企业——佳木斯联合收割机厂，其产品占据国内市场的95%，1997年与美国一家公司合资，7年后被美国公司全部收购，等等。

四、应对我国产业安全的基本对策

综上所述，在产业开放引起我国产业安全问题的内在机制作用下，我国产业体系正在并将长期承受明显的外来力量冲击和威胁，现实的或潜在的产业安全问题不容忽视。为此，需要我国积极采取有效对策，来应对各种可能的产业安全问题，维护我国产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一)建立我国产业安全问题的监测预警系统

这需要成立一个专门负责国家经济安全的部门，一方面，从保护的角度出发建立我国经济安全的科学评价体系，包括具体指标体系、各个指标的衡量方法、衡量结果的表达方法、质量判别方法和整体情况的综合判别方法等；另一方面，通过调研和充分论证等途径来确定我国产业安全战略，从防范的角度出发坚持对各种“出口流”和“进口流”进行监测，如，对我国出口商品的规模、结构、速度和去向，以及外国商品在我国的市场占有率和进入我国关键性行业(稀缺资源性产业、自然垄断产业、重大装备制造业、金融保险、文化教育等)的外资的性质、来源、规模、作用影响等方面进行全程跟踪监测，并建立专门的数据库中心，然后进行系统性的整理分析，当发现产业安全问题达到一定程度时，就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来化解，同时公开发布相应的产业安全报告。

(二)积极开拓国内外市场

我国过去实行的是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过分依赖国际市场，而在国际市场中又过分依赖发达国家市场，这使得我国大规模的“出口商品流”的控制权受制于少数发达国家。为此，一方面需要积极采用经济、政治外交等手段，积极扩展国际市场，扩大对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和投资；另一方面，要在国内控制通货膨胀，加强教育培训，改革分配体制，建立广大人们收入持续提高的基本机制，提高人们消费能力。这样，不仅可以弱化我国出口商品流对海外市场的过分依赖性，更能使我国经济的发展建立在可靠的内需基础上。

(三)建立技术创新和市场需求互动机制

首先，在技术创新层面。需要政府大力推进国家创新系统和区域创新系统的建设，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到产品市场开发；从公共部门的创新活动到私人部门的创新活动，以及二者之间的创新合作，等，都需要政府建立起相应的政策支持体系。其次，在市场需求层面。根据迈克尔·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国内有经验、挑剔的购买者代表先进的消费者，他们迫使厂商进行创新以适应高标准的市场需求。为此，政府可以大力宣传，提高广大消费者的维权意识，同时在有关消费者维权的立法和执法方面给与足够的保证，促使消费者在消费商品时具有足够的“挑剔”能力，从而给予厂商强大的市场压力。这样，一方面，微观行为主体在政策的激励下不断地进行技术创新，以适应市场需求；另一方面，“挑剔”能力不断提高的市场需求反过来对微观行为主体的技术创新提出更高的要求。这样，可以形成技术创新和市场需求互动机制，持续提升我国产业综合竞争力，去更好的迎接全球化的挑战。

(四)全面加强我国贸易救济机制的建设

首先，坚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原则。进攻是最好的防守，我国产业安全管理机构要集中力量对国外针对我国的各种反倾销、贸易壁垒等措施进行系统的研究，然后结合我国具体情况主动出击，出台具有我国特色的反制措施。其次，积极利用世贸组织的规定，加强对我国产业的财政支持，主要包括地方预算可向严重亏损的国内企业提供财政补贴，适当减免税赋，提供国家政策性贷款以及提供扶贫基金、研究开发基金、中小企业市场开拓资金、重要能源产品补贴等措施。再次，政府要大力支持行业组织的发展，从政策、资金和人才等方面支持各行业组织建立行业预警机制，以及帮助它们提高维护贸易秩序、化解贸易争端和进行行业内部协调等方面的能力。第四，我国应在借鉴发达国家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基本国情，构建以《反垄断法》、《反倾销法》、《公平贸易法》和《国家产业安全法》等基本法律为核心的产业安全方面的法律法规体系，以法律的力量来规范外来市场力量在我国的行为。

(五)控制开放程度，保障产业安全

产业开放关键是要控制开放速度和程度，在开放力度与产业安全之间寻求平衡，避免过度开放，坚持对外开放的“对等性”，加快推进对内开放。在开放过程中，要以专项法规的定向约束和管理体系的特别设计为手段，对外来各种力量加必要的约束；同时，对我国特定产业领域进行局部保护，努力构建“保护性产业开放”格局。

[注释]

①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认为，一个人的“可行能力”，是指对于此人是可行的、列入清单的所有活动的各种组合。能力是一种自由——能过有价值生活的实质自由，这自由不仅是评价是否成功的基础，还是个人首创性和社会有效性的主要决定因素。(见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9-19)。

②这里的“选择性”体现的是产品、资本、技术、人才等因素的市场经济价值的充分实现；“自由流动”体现的是微观主体经济权利的独立性、充分性和合法性以及行动的自发性。

③“涌现”是复杂性科学(Complexity Science)中的一个专有名词，它强调的是系统的整体行为是通过个体之间的竞争、协作等局部相互作用而“突显”出来。它反映了系统新质的产生，而这新质是整体有而部分无的，这提示我们应该从宏观层次上去认识和把握问题的本质。

④“流”是复杂性科学中的一个专有名词，是指复杂系统中个体与环境之间、个体之间存在着各种物质流、信息流和能量流，系统越复杂，其中的物质、信息和能量的交流就越频繁，“流”的畅通与否影响着整个系统的演化过程。(见任锦鸾.创新机理——基于复杂性科学的视角[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41.)

⑤这当然也有力量足够大的“流”在短时间内引起事物质的“突变”，但在现实生活中，一般是“渐变”占主导地位，因为如果是突变占主导地位，那这个世界就会具有“完全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期性”特征，进而也不可能形成现在这种秩序明显的经济社会了。

⑥其次要重要关注我国房地产业的安全，因为一方面该行业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还是一个普遍性的社会民生问题；另一方面该产业产业关联度大，与60个产业联系紧密，如果稍微有一点安全问题，就会迅速大范围扩展。

[参考文献]

[1]祝年贵.利用外资与中国产业安全[J].财经科学，2003，(5)：111-115.

[2]卢新德.跨国公司本土化战略与我国产业安全[J].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4(03)：30-35.

[3]景玉琴.开放、保护与产业安全[J].财经问题研究，2005，(5)：32-37.

[4]李孟刚.产业安全理论研究[J].管理现代化，2006(3)：49-52.

[5]何维达，等.中国若干重要产业的评价与估算[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7:23-28.

[6]李炳炎.外资并购与我国产业安全[J].探索，2007，(6)：78-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