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郑永年

中国模式的价值

中国模式的崛起可以说是21世纪国际发展的一件大事。中国模式是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产物。

中国模式问题在西方已经讨论多年。尽管中国政府本身一直很低调，但海外对中国模式的讨论仍然有增无减。基本上，中国模式对于西方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具有不同的意义。对很多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来说，中国模式的意义在于其到底是否能够成为有别于从前其他所有现代化模式的一个替代模式。二战后，世界的发展模式基本上分为苏联模式和西方模式。现在苏联模式已经解体，只剩下西方模式。西方模式主要指的是美国模式和欧洲模式。美国在冷战结束后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有力量推行其模式，即人们所说的“华盛顿共识”。欧洲国家也经常在国际事务中倡导其价值和模式。在很多方面，欧洲正在和美国区分开来，努力寻求自己的模式。很显然，在内政方面，欧洲的社会主义因素远较美国多。但不管是欧洲还是美国，在推行其模式方面并没有很大的成功，很多采用西方模式的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因此而得到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民主政治的稳定运作。在这种情形下，中国模式对发展中国家具有了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如果说中国模式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更多的是发展经验问题，那么对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来说则更多的是一种价值问题。对很多西方人来说，中国模式就是对西方价值的挑战和竞争。他们的担忧不仅仅出于很多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经验的极大兴趣，因为即使在西方，那些对美国和西方模式不再感兴趣的西方人也开始看重中国模式。前些年所谓的要以“北京共识”取代“华盛顿共识”的讨论就是起源于西方，而非中国。

中国模式的范畴应当涵盖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现在的60年。对中国的大历史来说，改革开放最深刻的意义在于对国家发展道路包括经济、社会和政治道路的探索。中国在近代之前尽管历史漫长，但多为历史的简单重复。从清末改革运动到孙中山再到毛泽东，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一直处于持续的革命之中，革命领袖们探索的重点在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尽管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人最终建立了人民共和国，但对共和国应当是怎样一个国家一直处于长期的探索之中，对很多问题的理解只能在实践中进行。“继续革命”可以说是改革开放前30年共和国历史的主线条。

在前30年，鉴于当时的国际形势，中国尽管也有些制度上的创新，但总体上还是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中国仍然孤立于（不管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国际体系之外。

尽管改革开放这短短30年从数字上看对具有数千年历史的中国并不算什么，但把它置于中国历史的过去和未来之中，人们会感觉到这30年具有里程碑式的历史意义，就是说这30年为历史的长河注入了从前所不曾有过并且注定会对未来产生深远影响的因素。尽管数千年的历史很长，但这样的历史时刻并不多见。中国模式的崛起不仅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对世界的发展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也具有借鉴意义。对中国模式的认识需要很长的时间，花费很大的努力。本文主要想从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对中国模式做些探讨。

中国的政治模式

在讨论中国模式的时候，大多数学者尤其是西方学者往往都会回避中国的政治模式，而仅仅把中国模式局限于中国在经济上的成功。但实际上，如果不讨论中国的政治模式，就很难理解中国的经济模式，因为到目前为止，中国的经济模式正是中国的政治模式促成的。本文主要从五个方面来讨论中国的政治模式。

1.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的关系

国际学术界和政策圈一直流行着“中国只有经济改革而无政治改革”的看法。这种说法事实上是人们对中国模式的认识难以深入的重要根源。实际上，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如果没有政治改革，很难想象经济发展成就是如何取得的，也很难解释当代中国政治和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政治之间的巨大区别。认识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定义政治改革。对发展中国家来说，首要的任务就是基本国家制度建设。国家制度建设就是中国过去将近30年政治改革的核心。中国把改革分成不同的阶段，在每一阶段，各方面的改革优先次序不同。简单地说，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本世纪初，中国改革的主轴就是经济改革。自中共十六大（2002年）以来，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以社会改革为主体的改革阶段。中国还没有进入一个以政治改革为主体的改革阶段。这个阶段什么时候到来要取决于社会改革和进一步经济改革的进展情况。

2.经济发展需要一个最低限度的社会政治秩序

没有一个最低限度的社会政治秩序，正常的经济活动就很难进行。秩序是资本和商业活动的基本条件，尤其对吸引国家资本更是如此。自邓小平1992年南方谈话以来，中国在吸引外资方面一直在发展中国家处于领先地位，这与中国稳定的社会秩序有很大的关联。很难想象在社会失去秩序的情况下，外资还会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国。

3.经济发展需要有效的产权保护

产权保护关系到投资者的积极性问题。如果没有产权保护，就没有动力机制。问题在于用什么样的机制来保护产权？这一点中国和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与西方国家有不同意见。西方国家特别强调用法治来保护产权。事实上，中国的产权保护主要是通过政治和行政手段来进行的。在法治没有建立起来或者法治不能有效运作的情况下，如果要追求经济发展，通过政治和行政手段来保护产权变得不可避免。

4.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要求基本社会正义

基本社会正义是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一旦社会缺少基本的正义，那么社会不稳定甚至无秩序就成为可能。中国经济发展在给人民带来很多好处的同时也导致了很多方面的社会正义问题。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没有经济发展就不会有社会正义。但经济发展并不等同于社会正义。关键在于当出现社会非正义的时候，是否能够采取有效的方法来纠正问题。

5.民主化需要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结构

到今天，很少有国家及其人民不想发展民主政治的。但在很多场合，民主则是可遇不可求的。发展中国家并不缺乏民主化的经验，但并非所有的民主化经验都是积极的，有“好”民主也有“坏”民主。对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来说，关键的问题并不是要不要民主的问题，而是如何追求好的民主而避免坏的民主。中国的经济发展还处于早期，中产阶级规模还不很大，穷人还很多。如何解决穷人的问题是中国面临的主要任务。

中国的经济模式

这次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模式构成了考验。和其他很多国家比较，中国的经济制度表现出相当高的应对能力，无论在抵御金融危机的能力方面还是在应对危机所使用的方式方面。而中国经济制度的能力和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建立起来的中国经济模式有紧密的关联。从经济上看，可以把中国模式称之为复合型或者混合型经济模式。

1.混合所有权制度

在应对金融危机的过程中，国有化已经成为西方各国政府采用的一种手段，至少对金融银行部门是这样。欧洲的国有化有根深蒂固的传统。实际上，国有化是欧洲社会主义的主要内容。二战后，很多国家的国有经济部门曾经变得非常之大，由于它的经济效率和效益低下，就导致了反向运动，即私有化。但在那些提供公共服务或者福利的部门，私有化运动遇到了来自民主政治的很大阻力。这主要表现在教育、社会保障和医疗卫生方面，因为这些部门涉及全体人民的利益，人们用选票否决和抵制了私有化运动。

值得注意的是金融危机之后，美国也开始出现了各种变相的国有化运动。美国是私人资本主义的典型代表和大本营。在很长时间里，美国是抵御公有化尤其是社会主义运动的主要力量。像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那样可以称之为原教旨主义式的新自由主义人物也开始认为，并提倡国有化可以成为应付危机的有效方式。

在发展混合型所有权方面，中国比较典型。在改革开放前，中国从经济管理方式来说是典型的计划经济，但从所有权来说已经呈现多种形式，有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在农村还有少量的私有性经济活动，主要表现在农民的自留地上。在国家所有制内部也存在着不同层面的所有权，即实体经济或者企业由各级政府分别所有和管理。

改革开放后，中国开始引入和鼓励其他多种形式的所有制形式，包括民营、合资、外资等等。

中国的混合型或者复合型所有制已经形成，并且得到宪法和法律的保护。这种混合型经济在应对金融危机过程中显示出其优势。国有部门已经成为中国政府强有力的经济杠杆，成为其应付危机的政策工具。西方多数政府只有金融工具而无经济杠杆，而中国政府两者皆有。

2.出口导向和内部需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模式与早先的日本和后来的“四小龙”有很多类似之处，都是出口导向型的。外向型经济增长依赖于出口，依赖于西方市场。同时，中国的金融体系也是为外向型经济体系服务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创造了大量的外汇，再用外汇购买西方的诸多金融产品。在过去30年里已经形成了中国生产、西方消费的模式。这次危机告诉人们，无论是要解决危机还是要长期发展，都不能依赖于西方市场，依赖于西方消费者。中国的发展还必须主要依靠自己，就是说要建设一个内需型经济体。一个内需型的经济体并不是说不要外贸和出口。但一个高度依赖于外贸而内需不足的经济体，其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在全球化环境下，内需和外贸是两个最为重要的经济支柱。对中国这样大的经济体来说，内需无疑要比外贸重要得多。

这次金融危机西方没有了需求，依赖于西方市场的实体经济必然出现问题。人们已经看到在“自由放任”的珠江三角洲出口导向型企业有大量的工厂倒闭和大量的工人尤其是农民工失业。珠江三角洲的经济正在面临很大的困难。出口导向型经济要转型，这是很显然的。

和珠江三角洲相比，长江三角洲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情况有很大的不同。在大规模吸收外资方面，长江三角洲可说是后来者。或许接受了珠江三角洲的教训，长江三角洲在规划发展过程中，政府一直起非常大的作用。长江三角洲从一开始就拒绝低技术和高污染的产业。从各个经济指标来看，长江三角洲的发展要比珠江三角洲更具有优势。尽管这次金融危机也影响到长江三角洲，但其受影响程度显然远远低于珠江三角洲。

更为重要的是，除了出口导向型经济体，中国也有很多地方发展出了以内部需求为导向的经济体。浙江模式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浙江是以开拓内部市场闻名的。在全国各个角落，没有一个地方没有浙江商人。这种以满足内部市场为主体的发展模式对整个国家的发展是非常有利的，同时这种模式要比出口导向更稳定、更具有可持续性，因为它更能承受外部国际市场的冲击。

浙江经济基于民营资本之上，其技术创新能力也比其他地区要高出很多。因为是民营资本，浙江企业的技术创新更具有自主性。现在的浙江商人不仅走遍全国，也走遍全世界。很多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相当的竞争能力。

浙江当然不是唯一的以内部需求为导向的地方经济体。中国的很多地方也是这样。山东是另外一个例子，出口经济在总体经济中的比例很低。最近这些年出现的“重庆模式”也是通过扩展内部需求得到高速发展的。从地方发展经验来看，在中国模式这个总体概念之下，实际上呈现多种模式并存、竞争、发展和融合的态势。这也是中国经济模式的最大特点。

3.政府和市场

金融危机发生之后，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再次成为各国政府和学术界的讨论议题。不管这次金融危机背后有怎样复杂的原因，就政府来说，最主要的是政府对金融系统监管不严。新自由主义者把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即市场，推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他们相信这只手会解决一切经济间题。在新自由主义那里没有政府的经济功能。如果说有，那么就是要保证这只看不见的手毫无障碍地运作。但这次金融危机表明这种信仰的差错。

中国在改革开放前是计划经济，把政府的经济作用极端化，市场被视为属于资本主义制度，从而其功能也被否定。改革开放后，中国对市场有了不同的看法。邓小平认为资本主义可以利用市场，社会主义也可以利用市场。这就把市场中立化了。同时政府大力推进市场建设。

重要的是，中国在强调市场功能的同时没有走向市场万能主义。在西方，因为民主制度的存在，新自由主义在这些领域遇到了强大的阻力，即被人民所否决。在中国则相反。在国有企业领域，因为有国家力量的存在，新自由主义不能发生作用。但在社会制度领域，新自由主义如鱼得水。原因很简单，因为社会制度的存在主要是为了弱势社会群体。弱势社会群体很难抵制新自由主义的侵入。在这些社会制度领域，改革开放前30年里中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新自由主义进入这些领域以来，原来的社会体制包括学校、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制度全面衰落甚至解体，尤其是在农村地区。尽管近年来政府尽了很大的努力进行社会制度建设，但到今天这些社会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

在新自由主义影响深刻的领域，政府管制的作用很难发挥。中国企业间的恶性竞争是这些年企业界丑闻不断的主要原因。恶性竞争表明市场还是不规则。市场的规则化很难靠市场本身解决。从中外历史的经验来看，政府必须在建立市场规则方面扮演主要角色。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发生、发展和健康运作离不开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

这种情况表明，中国迫切需要建立一个规制型国家。在金融银行领域，中国规制国家初步成形。中国金融经过十多年的改革，已经具备应对危机的良好基础。这就是这次中国金融和银行系统没有发生像西方那样深刻危机的主要因素。西方国家本身则忽视了改革，最终造成今天的危机。

中国模式的改进

2009年，温家宝总理在剑桥大学演讲时强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是一个“学习国家”。这里的“学习”至少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指的是中国向世界各国学习。中国虚心学习国际经验，不管是像美国那样的大国还是像新加坡那样的小国，中国愿意学习其长处。可以说，中国是当今世界最好学的国家。尽管很多国家尤其是西方经常对中国持批评态度，但这并没有影响中国向这些国家学习；另一方面，“学习”也指中国向自己的经验学习。中国向各国学习，这里有积极的经验，也有负面的教训。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并非十全十美。中国模式是一种发展中的模式，是世界经验和中国本身经验的累积。

在社会改革成为主体改革的今天，中国模式的改进关键在于通过社会改革而确立社会制度。社会改革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首先，社会改革是为了应对和解决经济改革所带来的负面结果。改革开放30年，经济主义可以说是中国发展的主题，经济发展就是一切。中国在短时间里，创造了世界经济史的奇迹。此前，没有任何国家能够在这样短的时间里帮助数以亿计的人民脱离贫困状态，帮助这样大规模的社会群体提高生活水平。但经济主义在促进经济繁荣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各级政府GDP主义盛行，非经济方面的发展大多被大大忽视，导致环境恶化，资源大量浪费，贫富差距扩大和严重社会分化。这些由经济发展导致的后果，加上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群体事件越来越颇繁。多数表现为各级政府和社会的对立。很显然，经济主义的后果不加以纠正，经济发展就不可持续。这些年来中国政府确定的“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就是对这种单向面发展的反思。

其次，社会改革要为未来经济增长奠定新的制度基础。

改革开放30年的经济增长总体上来说源于经济制度的改革和创新。但迄今，经济改革的很多方面已经很难深入下去，这说明过去的增长模式已经达到了顶点。进行社会改革和建设社会制度的目标是推动中国从一个非消费型社会向消费型社会转型。消费型社会是中国未来长期经济增长的最主要来源。很简单，经济增长有两大来源，即投资和消费，而投资的最终目的也是消费。中国在过去30年里建立了一个外向型经济。增长来自投资，但投资是为外部市场服务，主要是西方市场。如上所说，随着全球经济危机的发生，来自西方的需求遽然下降，中国这种发展模式的局限性一下子就显现出来了。中国要向消费社会转型，就必须建立一整套有助于消费社会发展的基本社会制度，例如医疗保险、社会保障、教育和环保等等。没有这样一套制度，就没有可能出现消费社会。

其三，更为重要的是社会改革要为中国未来的主体性政治改革做制度准备。前面已经讨论过，中国的改革进程大致可以分为经济改革、社会改革、政治改革三个阶段。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的政治发展进程应当是基本国家制度建设在先，民主化随后。民主制度的有效运作不仅需要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的水平，更需要诸多基本国家制度成为其基础结构。在过去30年中，中国已经建立了一套基本的国家经济制度，但社会制度则远远没有建立。

在任何国家，社会改革和建立社会制度都是一场攻坚战。在当今发达国家，社会制度的建立往往和持久的充满暴力的工人阶级运动，甚至革命联系在一起。从原始资本主义转型到现代福利型资本主义，并非资本逻辑自然发展的结果，而是社会改革的结果。一些国家的政治精英能够实行“铁血”政策，超越既得利益，进行自觉改革，但另一些国家的政治精英则受制于既得利益，没有能力进行改革，结果导致暴力式社会运动和革命的发生。有一点很明确，到现在为止，所有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一套良好的基本社会制度都是保障其市场运行和社会稳定的制度基础。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的政治改革也在产生其动力机制，因为只有通过有效的政治改革，这些社会制度才能建立起来。

（作者：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