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中等学校职业指导研究

2010-02-17□金兵

职教论坛 2010年22期

□金兵

职业指导是一种旨在帮助人们解决各种职业问题的专门活动，它包括择业指导、就业指导、服务指导、改业指导等内容，运用专业的知识和科学的方法，在职业的选择、谋求、适应、改进、调换等方面为人们提供建议、指点和教导。1908年美国波士顿大学教授弗兰克·帕森斯（Frank Parsons）在当地成立职业局并同时开展的指导活动，被看作是科学意义上职业指导诞生的标志。职业指导的实施领域可以分为社会和学校两块。民国初年，职业指导由西方传入我国，整个民国时期，中国各级学校都曾经开展过职业指导活动，而中等学校因其特殊的地位又是当时职业指导实施的主力。以下本文将就民国时期中等学校的职业指导活动展开探讨，希望能够为当代中国职业指导的实施提供一定的借鉴。

一、1922年壬戌学制的颁布与中等学校职业指导的兴起

民国时期在各级学校中，中等学校的职业指导无论是在提倡方面还是在实践方面开始得都相对较晚。从提倡的方面来看，提倡中学职业指导的文章出现得比小学的要迟，早在1914年《教育杂志》上就已经有文章提出类似小学职业指导的主张[1]，正式的小学职业指导的提法，到了1917年也已经出现了[2]。从实践的方面来看，中学职业指导实践活动出现得也比高校晚，早在1916年清华学校的高四年级就已经开始举行职业演讲等相关活动，被看作是近代中国最早有组织的职业指导活动。

职业指导在中等学校之所以受到的重视较晚，主要和当时中等教育在学校教育系统中的地位有关。在20世纪20年代以前中国的学制中，中等教育年限较短而且对应的学校系统又相对简单，对学生进行升学、就业方面指导的必要性没有完全凸显出来。所以，严格地讲，中等学校中的职业指导实际上是从1922年新学制颁布以后开始的。1922年11月北洋政府教育部公布了壬戌学制，该学制对中等教育的学校系统作了重大调整。首先，壬戌学制将中学的修业年限由原来的四年改为六年，并分为初、高中两级；而之前中国的学制，不管是清末的癸卯学制还是民初的壬子癸丑学制，中等教育一直是不分级的，而且年限较短。其次，壬戌学制规定初级中学以施行普通教育为主，高级中学实行分科制，分为普通、农、工、商、师范、家事等科，学生可以选科。另外，壬戌学制还废除了大学预科，使中等教育可以与高等教育直接衔接，并将之前学制中的“实业学校”改名为“职业学校”。1922年壬戌学制的上述变化，凸显了中等学校实施职业指导的必要性。学制改革后中等教育承上启下地位的进一步突出，使得对学生就业指导和升学指导都有必要；新学制中“职业教育”理念的引入，不仅强调了中等技术教育的职业导向，而且间接地也带动了普通中等教育同样的职业考虑；新学制中初、高中教育的不同规定则使中学阶段成为由普通教育向专业教育转变的关键时期，推动学生在此阶段以职业为导向择校、选科，为以后学有所用顺利就业作打算。所以，1922年壬戌学制的颁布在事实上推动了中等学校职业指导活动的开展。在新学制颁布后的第二个月，邹韬奋即发表了《初级中学之职业指导问题》一文，特别强调了初级中学开展职业指导的重要性，指出“初级中学之儿童时代实为其一生中最当决定明确职业意向之时期”。[3]

1922年以后，在中等学校职业指导必要性凸显的背景下，出于对青年出路问题的考量，一些民间社团开始在中等学校倡导和推广职业指导。1924年4、5月间，中华职业教育社先后在上海、南京、济南、武汉等地举行了“一星期职业指导运动”，涉及的中学包括上海的青年会中学和澄衷中学、南京的江苏省立一中、济南的正谊中学以及武昌中华大学附中等。“一星期职业指导运动”是集中进行的职业指导活动，包括举行职业指导演讲、组织学生填写择业自审表、进行与学生的个别谈话等内容。[4]1925年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校会组与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学生部合作，“举行大规模之职业指导运动，自三月二十九日起，至四月五日止，令全国四百多处教会学校，各根据学生自动的原则，由各校会自由斟酌进行。”[5]这种大规模的活动名为“立业星期”，持续一周时间，也是集中进行的职业指导。“此一周中之秩序，包括讲演、讨论、谈话。其预定讲题，（一）‘施与爱’，说明人生之目；（二）‘知己’，说明审察本身之特质；（三）‘职业神圣’，开发职业之精神及价值；（四）‘中国的需要’，说明现代对于少年贡献之亟切。至讨论、谈话，则藉以决定本身职业之方针。”[6]

受专家和社团倡导的影响，同时也是出于对职业指导重要性的认识，一些中等学校自己也开始在校内开展职业指导活动。国立东南大学附属中学是中国较早实施职业指导的普通中学，该校“自实行选科制以来，对于职业指导，即甚注意，初级中学有选科指导一门，使学生明白高级中学各分科之要旨及其内容。高级中学常请人演讲国内各大学之概况，为升学之预备。其余若学生性情之考察，卒业生状况之调查，均含有职业指导之意义。”[7]1923年秋，该校还特别设立了职业指导委员会，专门负责对学生的职业指导工作。受中华职教社“一星期职业指导运动”的启发，昆山县立初级中学在1925年5月间也曾在校内举行过类似的活动。该校的一星期职业指导运动，基本上沿着职业演讲、填写择业自审表、个别谈话的步骤进行。职业演讲方面，该校分别邀请当地的农会会长、教育会会长、碾米厂经理、银行行长、医院院长等各行业专家到校作职业演讲，“藉以鼓动学生择业之兴趣”，并邀请时任中华职教社职业指导委员会副主任的邹韬奋前往讲演职业原理及择业方法。在活动的最后两天，“由指导员率领学生填注择业自审表”，“更与学生作个别谈话，其中有所择职业不适合于其性质及所长学科者，则劝令改择相宜之职业。”[8]1925年上海的浦东中学也开始在校内实施职业指导，该校除了定期举行职业演讲以激发学生的职业兴趣外，还组织学生填写“择业自审表”来考察学生的择业趋向，学校的择业指导委员并分期召集学生谈话，给予学生以择业指导。[9]

与普通中学相比，中等职业学校虽然在其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方面已经具有了职业导向，但是由于中等职业学校内部一般都存在着分科，学生入校后需要进行带有职业定向性质的科目选择，并且职业学校的学生同样也存在着如何求职就业的问题，所以中等职业学校也需要对学生进行职业指导。作为近代中国职业指导的主要倡导者——中华职教社，它的直属学校——中华职业学校是中等职业学校实施职业指导的重要代表。中华职业学校除了在校内设有职业指导委员会专门负责对学生进行职业指导外，还曾在20年代初仿制德国的心理测验器（包括目力测验器、手力测验器、手眼测验器和速率测验器等），在学校招生时使用，帮助投考的学生根据自身的特长选择合适的专业。1921年8月全国职业学校联合会开会时，中华职教社曾向与会代表 “试演本社附设中华职业学校自制之心理测验器”。[10]另外，20年代中华职业学校还曾举办择业预备科，“根据职业指导之原理，招收目的未定之青年，授短时间之功课，试以数种之知识与技能，察其才性，导之升入本校工商科，或其他相当而可靠之职业学校，或初级中学校、高级中学校。”[11]

在1927年以前，对中等学校职业指导进行提倡的主要是一些民间社团，一些中等学校有感于学生的需要也自发地开展过职业指导活动。而当时的北洋政府则没有参与对职业指导的提倡和实践，这是这一时期中等学校职业指导发展的重要特征。

二、1928年全国教育会议后中等学校职业指导的发展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以后，在中央设立了主管教育的大学院。1928年5月，国民政府大学院组织召开了全国教育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中华职教社提交了《各省都会设立职业指导所案》，并联合上海青年会、女青年会、环球中国学生会提交了《通令全国各学校厉行职业指导案》。这两个关于职业指导的提案，后来被合并为《设立职业指导所及厉行职业指导案》，在全国教育会议上获得了通过，并被写入了大会宣言中。《设立职业指导所及厉行职业指导案》的通过，表明政府已经开始关注职业指导问题。该议案虽然因为后来大学院的改组，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但是它却对学校职业指导活动起到了肯定和鼓舞的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一些地方教育行政机关对职业指导的注意。受这一利好趋势的影响，中等学校的职业指导活动较之以前又有了一定的发展。

首先，实施职业指导的中等学校较前一时期有所增多。一些原本之前没有提及的地区，也有中等学校开始实施职业指导，福建省就是其中之一。曾经在福建省教育厅任职的钟道赞，专门载文对福建省实施职业指导的中等学校进行介绍，其中提及的学校就有省立莆田高中、省立福州农林中学、私立福州陶淑女子初中、省立福州理工中学、省立福州中学、省立福州女子初中。[12]实际上，该省实施职业指导的中等学校还不止这些，私立福州协和中学即为没被列举的一例。[13]而原本职业指导开展相对较好的江浙一带，实施职业指导的中等学校也有所增加。发表于1929年由刘湛恩、潘文安合写的《十年来之中国职业指导》一文，列举了当时作者所知的江浙一带实施职业指导的中等学校，计有光华大学附属中学、沪江大学附属中学、中央大学区立南京中学、中央大学区立南京女子中学、中央大学区立上海中学、青年会职业学校、吴县中学、昆山中学、敬业中学、中西女塾、务本女中等多校。[14]上海中学设有职业指导部，负全校实施职业指导之责，由各科主任担任该部的委员。该校为实施职业指导，在初中三年级开设职业和职业指导两门课程，“关于职业指导之意义、范围、宗旨、方法等，无不尽情说明，使学生明了，然后再将社会上各种职业分类。倘讲到某种职业，则请某种职业专家来校演讲（如讲到医业，则请医士来校演讲）。分类之职业讲完后，再行个别谈话”。[15]上海复旦实验中学除了在初三年级设立职业科目外，“并由教务及训育会议，推出职业指导委员会委员，对于学生毕业后从事职业及选择职业，加以充分之指导，务使于进高中时，得就性之所近，选习适宜之职业科，无力升学者，亦有从事职业之智识与能力。”[16]

其次，中等学校职业指导的实施形式在原有的基础上进一步多样化。20年代末30年代初，演讲和谈话仍是中等学校实施职业指导的主要形式。据刘湛恩等人的调查，当时“沪江大学及附属中学、光华大学附属中学、青年会职业学校、吴县中学、昆山中学、敬业中学、中西女塾、务本女中学……均注重职业讲演”。[17]1928年3月25日，沪江大学附属中学校长罗希嘏曾邀请上海职业指导所副主任潘文安到校讲演学生选择职业问题；同日下午，南洋中学校长王培孙又邀请中华职教社副主任杨卫玉莅校讲演青年择业问题，内容包括“（一）择业之重要，（二）以前择业之不当，（三）将来应趋之途径，（四）择业之条件”。[18]4月17日光华大学附属中学邀请潘文安到校讲演 “青年择业与修养”，“大意对于择业之重要、择业之方法、服务之条件及身心之修养……尤为注意”。[19]不过，此时中等学校职业指导的实施形式在之前的基础上也有了进一步的增多，日益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以福建省立理工中学为例，该校在职业指导方面所做工作甚多，总计达十一项之多，如用人单位参观、择业志愿表填写、个别谈话、职业书籍阅读、职业常识课程开设、各业概况介绍、学生家庭恳亲会举行等，都成为对学生进行职业指导的具体方式。[20]这一时期，中等学校职业指导还出现了一种新的形式——职业谈话会，该形式把学生集中起来，除了进行职业演讲外，还可以让学生提问并予以现场解答，从而实现了双向互动，这样既避免了职业演讲单向灌输的弊端，又避免了单个指导谈话人力上的不足。以下是上海吴淞中学一次职业谈话会的片断：

问：行员与练习生有何不同？

答：行员办理定期存款、活期存款各项事务，练习生则为初进行者，行员之预备时期也。

问：商科注意何种课程？

答：商科亦分系，如银行系注重银行方面；保险系注重保险方面；至于数学方面，则注重四则小数与利息，并注重珠算。

问：土木工程科和机械工程科注重何种科目？

答：化学、物理、数学、绘画。

问：水产学校制造科情形如何？

答：水产学校制造科，专制水产品或装成罐头，使得长久储存而不腐坏。

问：就业如何可以得到成功？

答：①文字要精通，②书写要秀丽，③衣服要清洁朴素，④态度要端庄，⑤举动要活泼。

问：银行练习生因感学力之不足，有无进修之机会？

答：银行内大多每天有二小时的夜课给练习生补习。[21]

三、30年代教育部相关专门法规的颁布与中等学校职业指导的发展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国的中等学校职业指导虽有所发展，但专门性政策法规的缺乏却成为限制它进一步发展的瓶颈。1931年以后，受世界性经济大危机波及和“九一八”事变发生的双重影响，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萧条时期。在此背景下，各级学校毕业生的出路日益艰难。鉴此情况，1933年7月和1935年11月国民政府教育部相继颁布了《各省市县教育行政机关暨中小学施行升学及职业指导办法大纲》和《各省市教育行政机关设置职业指导组暂行办法》，后者作为前者的补充，意在通过推广职业指导的方式来促进学生出路问题的解决。

由于民国时期广义上的职业指导包括以职业为导向的升学过程中选科、择校的指导，所以1933年的《各省市县教育行政机关暨中小学校施行升学及职业指导办法大纲》后来被视为是近代中国第一个由政府正式颁行的有关职业指导的专门文件。该办法大纲共十一条，分别规定了地方教育行政机关和中小学校职业指导的实施主体、实施范围以及具体的实施任务等内容，其中第七条、第八条对初级中学和高级中学的职业指导分别进行了专门规定，在小学的基础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第七条初级中学升学及职业指导之实施，除依照小学实施各点外，应补充如左：

（一）调查学生对于学科与职业之兴趣。

（二）调查学生课外活动之嗜好。

（三）考察学生之行为、思想及其变迁。

（四）利用修学旅行、职业演讲，灌输学生职业知识。

（五）指导学生举行当地普通职业之初步调查。

（六）设置完善之图书馆，聘请常识丰富者，充当主任，指导学生读书。

（七）充实劳作设备，并增加其学科内容。

（八）利用手工、图书、音乐，及其他有关职业之学科，启发学生职业兴趣与知能。

（九）由各级主任教员，随时举行团体及个别谈话，以观察学生之抱负及思想。

（十）设置奖学金或贷学金名额。

（十一）联络职业界及各学校以求学生服务及升学之便利。

第八条高级中学升学及职业指导之实施，除依照小学及初级中学各点外，应补充如左：

（一）尽量参观学校及银行、商店、公司、工厂、农场等职业机关。

（二）努力提倡课内自修课外活动，以培养各种生活之能力。

（三）充实图书馆及实验室内容，供给学生之阅读及研究。

（四）指定职业问题令学生调查研究，并制作报告。

（五）教员学生组织职业调查团，调查当地各种职业，编制图表，以备参考。

（六）令学生拟具自己求学与服务方针，提交指导委员会，讨论研究。[22]

1933年的《各省市县教育行政机关暨中小学施行升学及职业指导办法大纲》规定，“中小学升学及职业指导之实施，以学校为主体，由教育行政机关负责督促进行。”这样，该文件的颁布和实行实际上揭开了3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中央教育行政机关自上而下推行职业指导的序幕。在教育部的通令和督促下，许多地方教育行政机关纷纷制定本地的中小学职业指导实施办法，并成立“实施中小学升学及职业指导委员会”。与此同时，一些社团也行动起来配合政府职业指导的推广。如中华职业教育社，1933年10月该社联合省立上海中学、麦伦中学、清心中学、澄衷中学、吴淞中学、上海女中、私立上海中学、中华职业学校等学校，发起成立了上海市中等学校职业指导研究会，以研究中等学校职业指导的推广、实施办法。

前述这些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等学校职业指导的继续发展。据当时的职业指导专家何清儒在1937年初对全国中等学校职业指导实施情况的问卷调查，当时江苏、浙江、山西、河北、江西、安徽、山东、广东、四川、湖北、福建、河南、湖南、北平、南京、上海、青岛等十七省市都有中等学校在实施职业指导。[23]

四、1937年以后中等学校职业指导的变迁

抗战爆发后，由于战争的关系，中等学校的职业指导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抗战初期，原先职业指导开展得相对普遍的东南沿海一带中等学校，受战争的冲击，要么关闭，要么内迁。由于中等学校的本身处于一种颠沛流离的状态，战前包括职业指导在内的许多活动实际上陷于停顿的状态，只有少数学校尚能坚持。国民政府撤退到大后方以后，曾经在一些文件中就中等学校的职业指导作过某些附带性的规定，如1938年12月颁布的《国立中学增设职业科办法》中规定，“各校收容职业科学生，除由教育部分发登记之战区学生外，并应就本校学生施行职业指导，如志愿学习职业者，可准其改科，惟应以高初中一年级学生为限”。[24]但是由于战争环境的限制和政府实际执行的不力，这种附带性的规定并没有能从实质上推动中等学校职业指导的开展。

抗战胜利以后，中华职教社曾试图推动中等学校职业指导的重新发展，并身体力行地于1946年在上海创办了比乐中学。在创设比乐中学的意旨书中，中华职教社又重谈1922年以来中学学制变化与职业指导关系的老调，“当时新学制的用意，学生标准年龄十三至十五的初中，以普通为原则；十六至十八的高中以分科为原则。就为是等初中受过职业指导以后，可以按指导，升入分科高中的缘故”，“我们怕湮没了当时中外专家创设新学制的好意，特地设立这个中学，按着它本意来试验”。[25]中华职教社的用意虽好，但比乐中学的创办在当时中等学校中却并没有引起什么太大的反响。从比乐中学后来的实际情况来看，它所标榜的职业指导也没有充分开展。[26]面对着战后汹涌的毕业生失业潮，1947年1月国民政府曾颁布《解决大中学生毕业失业问题办法》，要求相关部会会同办理。在此背景下，1948年秋，上海、天津、汉口、重庆等地社会部所属的职业介绍所曾经与所在城市的教育行政机关联络，选择一些中等学校试办职业指导，其中上海地区选择了市立复兴、缉椝、格致三所中学。[27]但是随着不久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垮台，实际上这次中等学校职业指导的试办，也并没有取得什么实质性的进展。

民国时期中等学校的职业指导活动经历了一个由兴起、发展到高潮再趋于下降的过程，1937年以后中等学校职业指导活动整体上走下坡路，应该和连绵不断的战争有很大关系。抗日战争和后来的解放战争席卷全国，在给学校教育本身带来破坏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学校职业指导的实施。在这种情况下，当时的政府也无暇顾及职业指导的推广。由此可见，职业指导在为青年学生提供帮助的同时，它的实施和推广也需要有一个良好的环境。

[1]巽吾.小学卒业生指导法[J].教育杂志,1914，(9).

[2]天民.小学校职业指导之研究[J].教育杂志,1917，(7).

[3]邹恩润.初级中学之职业指导问题[J].教育与职业,1922，(12).

[4]邹恩润，黄炎培.职业指导实验(第二辑)[M].商务印书馆,1925:2-3.

[5][6]教会学校中之职业指导潮[J].教育与职业,1925，(3).

[7]国立东南大学附属中学实施职业指导概况[J].教育与职业,1924，(2).

[8]昆山初级中学试办职业指导[J].教育与职业,1925，(6).

[9]胡蒙子.浦东中学之职业指导[J].教育与职业,1926，(8).

[10]关于职业指导部委员事件[J].教育与职业,1921，(9).

[11]开办择业预备科[J].教育与职业,1924，(6).

[12][20]钟道赞.福建中等学校实施职业指导一瞥[J].教育与职业,1933，(1).

[13]张效良.私立福州协和中学实施乡村职业指导概况[A].//何清儒.职业指导论文集[C].中华书局,1935:227-2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