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敏

(河南大学马列德育教研部,河南开封475001)

人类是地球上唯一有意识、有理性的能够制造和利用工具改造大自然的物种。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自然也由人类最初敬畏的对象转变成了改造的对象。然而,人类文明越发展,环境所承受的压力越大。正如恩格斯所说:“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1]在现代人类社会高度繁荣的背后,留下的却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生态环境。全球环境问题的加剧,使人类认识到,科学技术的繁荣和无限制的掠夺式发展有可能使人类面临失去发展的能力和赖以生存的空间。环境伦理学就是在这一背景下逐渐兴起,其目的就是通过论证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关系何以可能,打碎人类中心主义的桎梏,开辟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新境界,为人类“诗意的栖居于地球”提供新的图景和方法。然而时至今日,因环境伦理学理论上的缺陷和脱离现实的实践而陷入困境。

一、环境伦理学的发展困境

环境伦理学认为正是因为人类中心主义把人与自然的关系排除在伦理关怀之外,才导致了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物种灭绝等问题。它主张不仅人与人之间存在伦理关系,人与自然之间也存在伦理关系,它坚持的是生态中心主义的价值观,这是与传统人类中心主义伦理学的根本对立之所在。环境伦理学最主要的贡献是它依据生物进化论和系统科学,提出并论证了大自然具有系统价值,所有生物物种及其个体都具有内在价值,较为准确地确定了人类在自然界这个系统价值中的地位——人属于自然界,就应该敬重自然,和其他生物平等相处,而不能把自然界和其他物种看成供人征服和奴役的对象,从而消解了人类中心主义所主张的内在价值与工具价值的二元对立。

进入到20世纪90年代,环境伦理学开始呈现出某种停滞状态,在理论上各执一词,争执不下;在实践中对很多现实问题无能为力,困难重重。在理论层面,环境伦理学过于聚集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缺乏对现实的细致关注,更多的只是以浪漫的方式来争论动物的权利,来抒发自己悲天悯人的宗教情怀,来提倡荒野体验,来抽象地谈人类与自然物的平等关系”[2],过度批判现代科技文明,从而极易导致对人类利益的疏远,对人类贫困的冷漠,忽视人类社会的差别性影响,最终忽视或消解人本身。

环境伦理学一个最致命的缺陷是其自身存在着二律背反问题:环境伦理学既承认人类应该从大自然的自身价值出发,为人类的可持续发展认识和改造世界,也认为人类在自然界面前无所作为更有助于保持生态系统的完整、美丽和稳定。这种只把自然界的存在、规律作为人类保护自然的伦理根据,完全抛开了人类的生存利益,认为人类对自然界的任何改造都会侵犯自然界的权利和利益,其逻辑结果必然是取消人类一切实践活动,这从根本上否定了人类的存在合理性和发展本性——在反对传统伦理学的时候,环境伦理学不幸走向了另一个理论极端,其自身也遭遇到“合法性危机”。因其理论上的缺陷,未能为环境保护实践提供可靠的道德基础和伦理支持,在实践中脱离实际,忽视人类社会的差别性,无力解决很多现实问题。环境伦理学陷入了发展困境。

二、美德伦理学的现代复归

美德伦理曾经作为人类生活最基本的价值目标和意义向度,伴随着人类走过了几千年的风雨历程,几乎可以称得上是中外传统道德文化和伦理学观念系统中最古老而经典的伦理观念图式和道德实践图式,当然也是中外传统文化之生存和演进过程中最重要而深刻的道德文明之构成要素[3]。在西方,美德伦理传统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苏格拉底,他可谓是希腊美德伦理学的奠基者,是西方第一个美德伦理学家。苏格拉底用“认识你自己”来审视和反省当时雅典的美德状况,提出的“知识即美德”是其美德伦理学的基本原理。苏格拉底之后的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是以“什么是善”这样的问题开始的,他的回答是一种合乎美德的灵魂的活动。他的伦理学要回答的是,什么是好的品格或我应当成为怎样的人的问题[4]。因此,美德伦理的目的是为了描述什么样的品格才是令人景仰的美德,而不是为了建立一系列法规式的道德规范。然而,自文艺复兴后,以规则为基础的伦理学说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美德伦理沦为奴仆。

直至20世纪,由于以美国著名的伦理学家麦金太尔为代表的社群主义和伦理学中的反理论等思潮的努力,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新伦理学运动。1981年,麦金太尔出版了代表作《追寻美德》,他站在文化哲学的角度,对整个西方道德传统进行了深刻反思,并指出现代社会存在的道德问题,其症结在于启蒙运动对道德合理性论证的失败,在于现代道德研究的非历史主义倾向——摒弃传统,拘泥于外在规范。所以他提出只有回到亚里士多德,才能让迷茫、焦虑和苦恼的现代人“回家”,他致力于恢复亚里士多德的美德伦理传统,重建现代美德伦理学。至此,这一古老而又新颖的研究领域又异彩纷呈。

美德伦理指作为道德行为主体的个人在与其独特的社会身份和“人伦位格”直接相关的道德行为领域或方面所达成的道德卓越或者优异的道德成就[5]。美德伦理与行为主体的品质相关,强调以实践为基础的幸福、善的生活或卓越的追求。它坚持一种以人类个体之主体目的为中心的道德特殊主义价值目的论立场,同时又坚持这种道德特殊主义价值目的论立场的文化共同体的伦理语境主义理路。美德伦理的复兴是当代西方伦理学发展中最重要最有意义的一个主题。它最好的出路不是作为一种可以取代其他伦理学说的理论选择,更不是仅仅作为规则伦理的补充,而是规则伦理与美德伦理的有机整合或统一,二者本来就是一个完整的伦理学所应该涵盖的内容。

三、环境美德伦理的蓬勃兴起

环境伦理学因其自身的理论缺陷和缺乏对现实的关注而陷入了发展困境,环境美德伦理就是针对环境伦理偏重于非人类的价值或权利的抽象论证而兴起的。这种抽象的研究所存在的问题在于过于强调非人类的内在价值,而忽视人类社会所存在的差别性,忽视了公众关注环境的动机资源,最终使保护环境的呼吁或倡导流于形式,没有落实到具体的实践活动中。简言之,环境美德伦理(Environmental Virtue Ethics,简称EVE),也就是用美德伦理的方法或美德导向去研究人与自然关系的学说。EVE为环境伦理的研究提供了新方法,用这种方法来研究环境问题,确立了人们的行为规范,树立了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的道德标准。EVE的研究实际上是致力于从对非人类的内在价值的晦涩难懂问题的关注转向对人类幸福和繁荣等更为切合实际问题的关注。

美国加州大学的托马斯。希尔是这一领域里举足轻重的人物,他认为,以功利主义和义务论为基础的环境伦理学不能令人满意的解答环境破坏给我们带来的道德不安,使用美德伦理的方法来研究环境破坏问题,或许可以找到原因。于是,他提出了他的环境理论思想——“恰当的谦逊”理论。“恰当的谦逊”是衡量事物重要性的一种态度,它要求人们承认没有知觉的自然的重要性,正确理解自己在自然界中的位置。环境美德伦理学研究领域的另一杰出代表菲利普。卡法罗在《梭罗、利奥波德和卡逊:走向环境美德伦理》一文中清晰地描述了人类社会的繁荣与自然环境的关系,隐约意识到美德在环境保护中的作用。他还就恶德对环境造成的危害进行了专门的研究,具体分析了暴食、傲慢、贪婪和冷漠这四种恶德。暴食导致肥胖,破坏人们的幸福,并使环境付出代价;傲慢使人自私、浅薄、丧失理性;贪婪使人变得吝啬和冷漠;而冷漠则会使人无视自身对他人的义务或责任。总之,环境美德伦理背后的重要理念就是品质、美德或实践智慧,而最基本的美德则是简单、朴实的生活。

环境伦理学的社会实践迫切需要发展积极的论据支持环境保护。完整的环境伦理包括对应该如何处理人类与自然环境之间关系的解释,也包括人类应该对自然环境具有的品质或性情的诠释。而美德伦理的方法以强有力的理由倡导环境保护,超越传统环境伦理对环境问题的道德反应,即从环境破坏后的自我反省、行为批判,走向“事前”预防性的更积极、主动的行为主体的品质修炼[6]。

为什么人类社会的繁荣发展和对人类自身所处的自然环境的保护没有同步进行?原因就是我们人类在傲慢、自大、狂妄、贪婪等恶德的影响下,把自然摆放在被改造利用的地位,认为可以理所当然地从大自然中任意索取,而没有认识到自己对他人、对未来人类的义务和责任,更没有认识到对自然万物的伤害和影响。所以环境美德伦理的兴起有其历史必然性,美德伦理的方法在环境伦理研究中极有意义。虽然它的发展也受到不少诘难和质疑,但是它的理论思想对我们保护环境,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仍然有重要意义。虽然人类具有与其他物种不同的理性和智慧,但是人类也只不过是自然界中众多物种中的一个,正如恩格斯所说:“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7]我们应该给予自然一份尊重,谦逊地对待自然,从外在和内在两方面来约束自己的行为,会更有助于减少对环境的伤害,这样或许可以免受一些大自然对我们的报复。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383.

[2]李培超.自然的伦理尊严[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1:122.

[3]万俊人.重建美德伦理如何可能:序秦越存博士新著《追寻美德之路》[J].伦理学研究,2008(4):106-107.

[4]刘余莉.西方美德伦理的当代复兴[J].玉溪师范学院学报,2003(1):13-18.

[5]万俊人.美德伦理的现代意义:以麦金太尔的美德理论为中心[J].社会科学战线,2008(5):225-235.

[6]董玲.美德伦理的方法在环境伦理研究中的运用:西方EVE及其启示[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9(9):89-94.

[7]恩格斯.自然辩证法[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1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