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秀亮

(淄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继续教育处，山东 淄博 255130)

桐林(田旺)文化遗址位于临淄区凤凰镇(原路山镇)田旺村和朱台镇桐林村之间的台地上，中心面积30万平方米，中间高出地面5-7米，地处平原地带，西南部是山丘，西边的乌河和东、北边的画水在这里交汇，使该地四面环水，形成了天然屏障。

桐林(田旺)遗址上个世纪60年代被发现，1965年北京大学首次在此进行考古调查。从上世纪70年代到上世纪末，国家各级考古部门对该遗址进行了6次发掘，认定其为山东地区较大的龙山文化遗址。遗址的分布范围可达200万平方米，文化层厚达3-7米，各个历史年代的文化堆积不仅连续，而且十分丰富，包括从新石器时代到隋唐各时期的文化遗存，而以距今4000年左右龙山文化堆积为主。百度百科网2009年7月22日的相关词条描述，遗址“在东、南部出土了较多的石器，大部分是没有使用过的半成品，据推断可能是城内的石器加工作坊，西部有大型夯土台。历年来，不仅出土了农作物的遗留痕迹样品，还多次出土石网坠、石斧、石镰、石锛、石铲等磨制钻孔石器及黑、红、白质陶器。1982年试掘了西北部，发现了一窖穴，直径4米，坑底用火处理过，有角窝，窖穴的上部残留木痕迹象，圆形柱洞，应是窑穴盖顶的支撑作用。”该遗址70年代被确定为山东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又被确定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关于桐林(田旺)文化遗址至今有很多迷团尚未解开：其一，遗址文化遗存从“新石器时代”一直延续“到隋唐”，文明延续时间非常长，消亡的时间却离现时代很近，距离文化发达、文史资料丰厚的齐国故都临淄距离也很近(约10千米)。它的本源是什么，为何至今仍莫衷一是？其二，从“历年来，不仅出土了农作物的遗留痕迹样品，还多次出土石网坠……陶器”看来，历次发掘发现“农作物的遗留”已经屡见不鲜。但是，这些谷物遗存到底与该文明本源有什么关系？其三，遗址的西部发现大面积的夯土现象，这到底是做什么用的？其四，1982年在西北部试掘发现的直径4米的窖穴，又是做什么用的？

经笔者多方考证，认为桐林(田旺)遗址就是古代齐国“雍廪”的遗址。“雍廪”《史记》又记作“雍林”。遗址东侧的“桐林”村，也就是现在的冠名“桐林(田旺)文化遗址”中的“桐林”实际就是该地命名的古音遗留。“雍林”和“桐林”一经沟通，该文明遗址的上述谜团便迎刃而解。

一、关于“雍廪” 、“雍林”及“渠丘”

“雍廪”(雍林)名称之所以隐没失考，有多种原因：一是此处地名经过了几次转换，在历史文献中前后失去了衔接；二是居民村落遗存与原址发生了游移；三是随着时代流转，遗存地名(桐林)与原来史传文字(雍林)已经发生了语音和文字的变化。

解释这几个地名，要从齐桓公之前那个杀掉齐襄公自立为君的公孙无知被杀说起。公元前685年的前一年，齐襄公派连称、管至父去戍守葵丘，因条件艰苦，齐襄公与其约好第二年夏天瓜果成熟时派人替换，即所谓“及瓜而代”。但是，到了来年瓜熟时节，齐襄公却没有替换他们，由此他们对齐襄公产生了怨恨。就在这年冬天，他们与公孙无知同谋作乱，杀掉了齐襄公和诸公子(公子纠和公子小白出逃避难)，公孙无知自立为齐国国君。可是好景不长，公元前686年，也就是公子小白——后来的齐桓公返国继任君位那一年，公孙无知到雍廪游玩，雍廪人借口说他犯上弑君，又把他给杀了。因为公孙无知毕竟是以“国君”身份被杀，所以，《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史记》以及《汉书》都有记载。《史记·齐太公世家》这样记载：“桓公元年春，齐君无知游于雍林，雍林人尝有怨无知，及其往游，雍林人袭杀无知。”[1](P163)春秋三传都记得非常简短：《左传·庄公九年》载：“九年春，雍廪杀无知。”[2](P72)《左传·昭公十一年》再次提到：“齐渠丘实杀无知。”[3](P572)《春秋谷粱传·庄公九年》和《春秋公羊传·庄公九年》则都记作“齐人杀无知”。这是同一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记载， “渠丘”、“雍禀”、“雍林”、“齐人”都是杀“无知”的主体，那么他们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呢？

这里面，显然“雍禀”和“雍林”是同一名称。那么，“渠丘”和“雍禀”又是什么关系呢？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同一部《左传》为什么一会儿写“雍廪杀无知”，一会儿又说“齐渠丘实杀无知”呢？

我们知道临淄在周初辖四邑，其西南为画邑，其西北为渠丘。画邑是以一个族群聚居地“画”命名的，犹如现在的“周村”作为“周村”区的命名，中心城市与行政区命名一致；而“渠丘”则如同“淄博”，是由淄川和博山简称而来，中心城市则是张店。“渠丘”当时的“渠”应该是东起临淄城西至桐林，沟通淄水、绳水、系水、画水、时水，是时水沟通济水的横渠。该渠应该就是为了方便临淄城和雍廪——齐国粮仓之间的运输而开掘。从桐林到古城的横渠遗迹至今犹存，仍在发挥着排涝作用。关于这条渠，《史记·河渠书》中有记载：“于齐，则通淄济之间”的渠。[4](P177)而“丘”无疑应该是在《管子》、《晏子春秋》等史籍中多次提到的临淄城西北的一座丘埠——梧丘——后来齐国在梧丘上修建了宫殿，故又称梧台。齐景公等曾经在此多次接待宾客，遗址在临淄梧台镇，丘埠至今犹存。雍廪,是当时渠丘辖区内的一个大聚落，也就自然成了渠丘邑的治所。所以“雍廪(人)杀无知”，是记叙当时的客观事实。但是，后面再次提到此事件的时候，随着时间的推移，地名已经发生了变化，所以便成了“齐渠丘实杀无知”。试加说明如下：

“雍廪”因为久为“渠丘”治所，后来人们便逐渐习惯以“渠丘”称之。现在，很多外地人到淄博车站下车，却不知张店在何处，与此同。无知被杀发生后，公子小白——齐桓公继任，后历经桓公首霸，齐国经济迅速发展，若干年之后，“雍廪”——“渠丘”已经发展为一个当时的“大城”。时间过了150多年，到了公元前531年(鲁昭公11年)，发生了一件事：楚国灭掉蔡国之后，以蔡国国都为城，派公子弃疾镇守。一天，楚王和他的臣僚申无宇交谈时，楚王表达“国家有大城是可以依靠的(国有大城，何如？)”这一观点时，申无宇不以为然。他说了这样一段话：“郑京、栎实杀曼伯，宋萧、亳实杀子游，齐渠丘实杀无知，卫蒲戚实出献公，若由是观之，则害于国。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5](P572)这段话译成现代汉语就是：“郑国的京、栎是大城，却杀了郑君曼伯；宋国的萧、亳是大城，却杀了国君子游；齐国的渠丘是大城，却杀了国君无知；卫国的蒲、戚是大城，却流放了卫献公，如果就此看来，城大了反而对国家有害。(植物)梢头过大就会折断，(动物)尾部过大就难以掉转，这您是知道的。”这段话明明白白告诉我们，当年的“雍廪”如今已经渐变为“渠丘”，并且成为当时的一座大城。

其实这里面也暗含此意，事发当时的“雍廪”算不上大城，但是申无宇要说明的观点是“大城”未必利国。所以，故意不再用事发时的名称“雍廪”，而用后来成为了大城的名称“渠丘”。

至于《春秋谷粱传》和《春秋公羊传》所言“齐人杀无知”，“雍廪”、“渠丘”是齐国地名，人自然都是“齐人”，不必多说。

明白了这层关系，渠丘以后的演变就明了、简单了。

二、关于“雍廪”、“渠丘”、“西安”

秦灭六国后设郡置县，渠丘为西安县治所。汉因秦制，在渠丘故地仍立西安县，属齐郡。《后汉郡国志》载：“渠丘，今齐国西安县也。”

秦、汉因为国家统一，废除了过去候国郊关，王城之外不再是直接归王国管理的郊邑。春秋时的“临淄四邑”改划为地方郡县。渠丘因处临淄西境，故名“西安”。其治所便由“雍廪”——“渠丘”演变为“西安城”。由于有着齐国粮仓的防护设施基础，又加上巧妙地利用两条河流环绕作为护城河，此地易守难攻。公元前27年，刘秀手下的大将——建威将军耿弇攻城略地来到临淄时，起初想攻占西安城，因为“城小而坚”难以攻取，所以耿弇以画为据点，佯攻西边的西安城，实则趁机偷袭临淄获得了成功。

如果西安城一直延续至今，那么有关文献也会追溯其本源。可惜，此地四围河谷，无法发展扩大，随着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城市规模不断扩张，到了南北朝时南朝刘宋又嫌此处地方狭小，便将西安城迁址到高阳。今天的临淄朱台镇高阳村南，据此址西北约5千米，雍廪也从此废弃。当初应该还有少数孑遗，大约隋唐或五代的战乱，使之彻底沦为瓦砾场。这也就是其地下发掘发现文化遗存“止于隋唐”的原因。

据《宋史》：南朝刘宋将西安城“侨立冀州高阳郡”。《续山东考录》载：“高阳城建于南朝宋大业九年(公元613年)，后始以乱废为高阳村。”近年考古也已经弄清了高阳城的轮廓。从此便留下了高阳城这一名称，至今“高阳馆外酒旗风”仍被列为临淄八景诗之首。

可以设想，因为西安城四面环水无法扩展，其在一水之隔的河东岸已经聚居形成了村落。西安城乔迁，水东岸的居民却一直存留下来。西安城整体搬迁，“西安”的名字则不能继续用了。所以，该聚落沿用了“雍廪”的旧名。从前面《史记》引文来看，汉代人已经把“雍廪”写成“雍林”， 粮仓变为被湮没的陈迹，“廪”变为“林”，名字失却了“廪”(粮仓)的本意，再加上语音流变和习俗尚简，后人又把难以解读的“雍林”记作通俗的“桐林”，也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从汉语音韵学的角度来看，t、h声部是从零声母y分化出来的。“雍” 和 “桐”古音相通，即 “桐” 的古音读“yong(雍)”，也就是说，现在的“桐林”，古代就读作“雍林”。至今，我们从甬、桶、蛹、硧、痛、通、筩等汉字中，也可窥见它们的渊源关系。但是，这种语音变化，并没有引起研究者的足够重视。所以，至今人们依然没有把“雍林”和“桐林”联系起来。渠丘、雍林、西安之名遂至今泯灭。

三、地理条件与考古发现的联系推想

现在来看，雍廪这一片台地方方正正、四面环水。常识告诉我们，大自然几乎不可能形成这样的地势。作者经过对此地环境的观察分析，认为现在的乌河从其西侧穿过，应该是人工挖掘所致。只不过，经过两千多年的冲刷，两边堤岸已经看不出人工痕迹了。

《辞源》：“雍，同澭、壅，水溢反也”。意思是，水道阻塞涨满河道后转逆向绕行。如黄河从青藏高原发源后迤逦而东，但到黄土高原被雍阻，转向北方绕了一个大圈，又从太行山西侧南行，回到潼关奔流而东。于是，陕西一带古代称为雍州。雍廪所在，正是愚公山的东北角，愚公山山脉呈西南东北走向，此处正是东北山脚延伸部位，是愚公山隆起的余脉，照常理中间不会阻断。时水南来，至此东折，会与画水，向北绕过此高地转而西北，便是典型的“雍”的地貌特征。从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在这里繁衍生息，按照上古地名多是单字，这里应该就叫做“雍”。周朝建国，姜尚封齐，并很快发展成为一个大国，于是就要建国家粮仓——“廪”。因为此地离临淄城只有10千米左右，地势高敞，适宜存贮粮米。并且，此处三面环水，通过人力把西边的时水掘通便是四面环水，十分便于看护。于是，此处就被选做了“廪”址，成为了古代史籍中的“雍廪”。几次地下考古发掘发现的所谓谜团，其实是对它最好的还原确认。

据百度百科网关于“桐林(田旺)遗址”的相关词条介绍：这里的文化堆积十分深厚。“文化层厚达3-7米，”“各历史年代的文化堆积不仅连续，而且十分丰富，包括从新石器时代到隋唐各时期的文化遗存，而以龙山文化堆积为主，距今4000年左右。在东、南部出土了较多的石器，大部分是没有使用过的半成品，据推断可能是城内的石器加工作坊，西部有大型夯土台。历年来，不仅出土了农作物的遗留痕迹样品，还多次出土石网坠、石斧、石镰、石锛、石铲等磨制钻孔石器及黑、红、白质陶器。1982年试掘了西北部，发现了一窖穴，直径4米，坑底用火处理过，有角窝，窖穴的上部残留木痕迹象，圆形柱洞，应是起窑穴盖顶的支撑作用。”

从遗址出土大量农作物的遗留痕迹样品和西部“有大型夯土台”，可以推断，此处应该就是粮仓的遗址。夯土就是为仓基用的。1982年对西部夯土台进行的试掘，是对此推断的有力证明。这一次试掘出了“直径4米，坑底用火处理过，”的“窖穴”。穴中“ 有角窝，窖穴的上部残留木痕迹象，圆形柱洞，应是起窑穴盖顶的支撑作用。”那么，我们把它复原一下：圆窖型，直径四米。下有夯土——筑基；用火加以烘烤处理——为了防潮。周围角窝，立以圆木——便于卯榫结构支撑上面一个圆形的顶盖。可见，这一个经典的古代粮仓，尤其是“坑底用火处理过”至为关键。按照径4米、高4米估算一下，容积约为50立方米。这样的粮仓，不可能是家庭所用，只能是一个国家的粮库式样。可以推想，如果继续挖掘，这里一定是一座又一座这样的“窖穴”。

此处离临淄城大约10公里，地势高敞，四面环水，掘沟渠以沟通，交通便利，正是建立仓廪的上佳选址。“仓廪实而民知礼节”(《管子》)。由此可以推断，十分重视蓄积的齐国，选定此处为国之仓廪，名之为“雍廪”，不仅从地理环境上合情合理，更与考古发掘吻合。

关于此处的时水属人工掘通还有一个佐证，就是在遗址西南角的时水上面过去有一座桥，历代相传叫做“官桥”，走访附近50岁以上的居民都可证明。时水上有多座桥，为何偏偏此桥以“官桥”命名，应该就是当时齐国政府掘通河道之后，同时修了此桥。

以上推想，也为在一块台地上文化层堆积如此深厚(3-7米)这一特异现象做了阐释：本来就是古人类文明发祥地，又为了作为仓廪从西侧掘通时水，掘出的土又用来填高地基、修筑围墙。这也与该遗址后期堆积层特别厚的现象吻合。到齐国灭亡，仓廪废弃，改作了民居和其他建筑，再后来城垣倾颓，自然会使台地的文化堆积显著加厚，以致有数米之多。

四、“雍门”与“雍廪”的关系参考

《临淄县志》(民国九年)记载：“齐古临淄城，……古城十三门，其西门雍门，韩娥鬻歌之地……”。雍门是临淄古城的西门。但是不能确定西门中的哪一座。又知道西门有申门。晋代学者杜预明确指出申门是南城的西门，从临淄的古城城门所对方位来看，申门是因为正对申池而得名。[6]还有，临淄城西南是稷山，西南门为稷门；对着城东闾里的门又叫东闾门。另据《列子·汤问》记载，曹娥(又称韩娥)是韩国人，她在临淄遭侮慢，从雍门出还乡。曹娥出临淄回韩国(今河北中部)，自应出西北门，雍廪正当临淄城西北，这些都与地理位置吻合。照此推论，雍门之所以名“雍”，应该与 “雍廪”有关。此段记载，可以作为离临淄城西北10千米的雍廪地名的参考性佐证。

五、关于桐林·田旺遗址的有关臆测辨析

关于桐林(田旺)遗址还有两种不恰当的猜想，为了辨明正误以正视听，在此略加考辨：

一种称桐林(田旺)遗址为“画阳城”遗址。实地考察过桐林(田旺)遗址的人都清楚，该遗址在时水(乌河)之阳，画水之阴。画水由东而来，在桐林(田旺)遗址东侧会合时水的分流，北折到遗址后面，转向西行。水北为阳，水南为阴。因此，推断此遗址为“画阳城”，不符合地理常识。

另一种说法是桐林(田旺)遗址为“葵丘”遗址。这种说法也经不住推敲。据《史记》记载：“初(十一年)，襄公使连称、管至父戍葵丘，瓜时而往，曰：‘及瓜而代’(明年下来瓜的时候换防)。”但是，“期戍”(戍守满一年)，襄公却不再过问。他们请求换防，也未获准，他们便十分不满。在这一年的十二月，连称、管至父借机与公孙无知同谋作乱杀了齐襄公，公孙无知自立称王。“葵丘”的具体位置，也已经失考，说法不一。但是，“葵丘”与“雍廪”显然是相去甚远的两个地方。守葵丘一年得不到及时换防，竟然愤恨不已，以至要犯上作乱杀死国君。可见，葵丘一定在遥远的边关，各种条件都比较差。而桐林(田旺)遗址靠近国都，又是国之粮仓，相较戍守边关的绝大多数官兵，戍守此地那是求之不得的美差，二者在地理条件上绝不可同日而语。

当然，有了前面的论述，对其他关于此文化遗址猜想的辩驳应该属于多余。

综上所述：桐林(田旺)遗址在上古时代应该叫做“雍”，周代姜齐建国之后成为齐国粮仓，改名“雍廪”；西周至战国一直为齐国渠丘邑的治所，故而至春秋后期已经渐渐被邑名取代，称为“渠丘”；秦朝建国实行郡县制，渠丘邑改为西安县，此地更名为西安城；汉袭秦制，仍称为西安，一直到魏晋之后。南北朝南朝刘宋时因嫌其地方狭小，乔迁改建到西北5千米之外，并改名高阳城。但是，当时此地在河水东岸已经聚居成为村落，并沿袭了“雍林”的名字。只是随着语音流转和时代变迁，后来人们把“雍林”改作“桐林”。虽然村落至今仍存，村名至今沿用，甚至用于遗址冠名，但世人已不知其本源。

[1]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3.

[2] [3][5]左丘明.左传[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

[4] 上海书店(编).二十五史·史记·河渠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6] 王秀亮.“申池”考[J].管子学刊,200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