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央企喜欢称自己为共和国长子。国资委主任这么说，一些老总们也这么说，看来央企是以此为傲的。

我们浙江第一农民老顾对此却很不以为然。他说，按照中国传统文化，长子应该是孝子，“共和国长子”应该是“共和国孝子”。长子是名，孝子是实，名实必须相符。那天，他在一个座谈会的这些话，博得了满堂彩。

从央企对于国内重要资源的垄断而言，这个长子确实地位显赫。中国的央企大都是大型资源型垄断企业，民企是很难进入的。就拿移动通信这个领域，小小一个台湾岛，就有八个G SM运营商。可是，中国的广阔天空，却无法容纳更多的移动运营商。

央企们占着好田，收成也很好，可是却时常令家人不满。这几年时不时地闹气荒、油荒。油价总是涨得快，降得慢。电信收费怎么着都比美国贵。而在房地产领域，像日本的道路公团这样的机构，总是造了房，低价卖给中低收入者。我们的央企却来凑“地王”热闹，弄得家里那些钱少的主儿怨声载道。

最让人不满意的是，他并不孝敬家里的老人，这简直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反叛。著名经济学家樊纲指出，垄断央企得到大量垄断利润而很少分红，只有10%的利润上缴财政。而在国外，垄断企业上缴利润的60%给财政。可见，中国的央企，虽然自称“共和国长子”，却未必见得是“共和国孝子”。

我前些年分析中国的经济体制，认为现在虽然在竞争性领域已经高度市场化了，但中国经济的基座，却仍具有很强的计划经济色彩。中国的基础产业大都由央企掌控，一则这些企业效率较低，二则这些企业未必都按市场经济规律出牌，这就使得中国的市场化大打折扣，相当程度地扭曲和影响了国民经济有效运行。

而且，央企是当前中国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一个根源。这几天做一些中日产业结构比较的分析，中国行业间人均工资差距大大高于日本。中国银行业的人均工资是制造业的2.3倍，日本却只有1.4倍；中国电力行业人均工资是建筑行业1.8倍，日本却只有1.3倍。这些高工资高收入单位，基本都是所谓的央企。

七八年前在一家电厂调研。来到一个空旷的车间，看到一些三四十岁的妇女在聊天。我好奇地问，难道这些人的收入也有八九万元？陪同我的科长不假思索地说，是啊。即使现在，这也应该是一份不算低的薪水。这位科长又悄悄地跟我说，这些人都是“皇亲国戚”，意思是一些权力人士的太太或亲戚。

我在这个厂里转悠，猛然在一个很隐蔽的地方，看到十几辆崭新的豪华大巴。我顿时疑惑地看着陪同我的科长，科长说，厂里职工基本都住在二三十公里的城里，这些大巴是接送用的，每天就早晚开两次。科长又解释，因为上面提倡职工住本地小镇，所以这事不能让上级知道。轻松愉快地拿着高工资，又享受着高福利，真的是很开心啊。

改革开放头几年，政府为了搞活国有企业，采取了不上缴利润，用于技术改造的政策。20多年过去了，中国的体制状况发生了巨大变化，可是央企还在借口对国家的特殊贡献，尽情地享用着宝贵资源，却很少上缴自己的红利。这种做法，可以说和一些上市公司送股派股不分红的做法如出一辙。可见，“共和国长子”对于这个国家所承担的责任，实在是与一些民企没有太大区别。

与央企的高收入相比，作为“共和国长子”父亲的中国农民的收入，就相形见绌了。2009年，中国7.1亿乡村居民的总收入为3.67万亿元，只有中国财政收入的53.6%。农村与城镇的人均收入差距不断扩大，2009年，农村人均纯收入5153元，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17175元，城镇是农村的3.3倍，比1990年扩大了约1倍。

所以老顾和中国的其他学者一样，强烈呼吁以央企红利来建立农民保障基金。通过政府的再分配手段，来提高农民收入。既然是长子，家里人还是寄予了无限希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