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剑

（厦门大学 公共事务学院，福建 厦门361005）

组织化调控的效能与限度
——评《社会转型与组织化调控》

李剑

（厦门大学 公共事务学院，福建 厦门361005）

唐皇凤博士的专著《社会转型与组织化调控：中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组织网络研究》，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组织网络的构建为研究对象，系统考察了中国社会转型与国家治理的互动关系，进而深入揭示了中国相对平稳的社会转型的保障力量和内在机理。在转型期的中国，执政党和国家的相对自主性是构建公共秩序的主导力量，执政党主导的权力组织网络是中国社会平稳转型的根本保障力量，组织化调控是支撑中国社会平稳转型的核心机制。另一方面，这种组织化调控的根本缺陷在于治理成本较高和政治风险较大，并且很难实现国家治理的常规化与弥散化，组织化调控的限度为中国国家治理模式的演进提供了核心驱动力。

组织化调控；效能与限度；社会转型；中国政治

中国社会的大转型，可谓是人类现代史上最令人着迷却又令人倍感困惑的课题。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历程，就其阶段性成就而言，对于社会转型的积极意义已毋庸置疑，而改革经验本身的复杂性与特殊性，却给海内外社会科学研究者的学术知识带来了全新的挑战。在历史长河中，转型从来是一种艰难的再造，新旧古今的焦灼注定了它从来都不是一马平川的浩荡坦途。以政治学的视域观之，中国奇迹的难解之谜在于：这样一个超大规模的国度，何以能在保持长期的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却不失急剧社会变迁过程中政治秩序的相对平稳和有序。唐皇凤博士的专著《社会转型与组织化调控：中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组织网络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正是在这一问题意识引领下，所做出的极富新意和洞见的探索。该著作可称道之处，在于视角选取的独特性、核心概念的解释力、以及衍生问题的现实针对性与理论启发性。

一、治安与综合治理：洞悉中国政治奇迹的新视角

中国奇迹是一个整体，一方面是经济成功的奇迹，另一方面是政治秩序相对稳定的奇迹，用唐皇凤博士的话说，就是超大规模社会在急剧的社会变迁过程中基本实现了有序的政治发展。从近三十年的发展历程来看，两重奇迹是互相嵌入、互为依托的，正是经济体制改革本身的需求、经济社会结构的变迁推动了政治行政体制的变革，为中国政治发展奠定了经济基础和社会心理基础，而执政党和政府通过国家治理方式的调整确保了对经济和政治生活的规划调控，确保了中国社会理性而平稳的制度转型，促进了社会的整体协调发展。

中国社会自1978年以来发生着 “双重转型”，即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以及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在拥有如此巨大的人口规模前提下经历如此急剧的社会变迁和制度转型，其难度可想而知。社会转型过程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社会秩序模式的更替。而社会转型过程往往伴随着某种程度的社会失序，有学者认为，社会控制主体与社会规范的合法性危机以及社会控制资源的流失是转型社会出现秩序危机的主要原因。[1]（P11）无疑，没有基本的秩序调控，转型所释放出的各种新力量、新因素不但不能带来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反而很可能将社会拖入混乱停滞的深渊。社会秩序既是社会存在的基础，也是社会发展的要件。因此，转型社会的秩序重建是国家治理的核心目标。殷鉴不远，前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挫败，由此带来的经济崩溃和社会失序余波犹在、触目惊心。这也正是亨廷顿一再强调变化社会中维持政治秩序和政治稳定重要性的原因所在。

政治的基本使命是秩序，治安由此也堪称国家最传统和最重要的职能，是社会有序运行乃至提升国民福祉的要害。治安状况既是衡量一个社会发达、繁荣稳定的指针，也是转型社会面临的重要社会问题。治安的失控，不仅会直接破坏社会秩序，甚至可能造成局部的政治动荡，是任何一个执政党和政府必须应对的治理难题。换言之，执政党和政府应对治安问题的方略和成效，正是解析其治理方式和治理绩效的理想切入点。将历来作为法学、犯罪学等学科研究主题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作为研究对象，立足政治学的视角，挖掘其在国家治理进程中的特殊意义，显然是作者大胆而富有创造性的开拓。

二、组织化调控：社会转型的秩序保障机制

组织化是现代社会区别于传统社会的一个重要表征。[2]（P146）亨廷顿认为组织化作为政治发展的衡量标准，也是政治稳定的基础。他说：“发达政治社会与不发达政治社会的主要区别表现为其组织的数量的多少、规模的大小，以及效能的高低。”[3]（P31）

肇始于清末的中国的国家建设进程本质上是一个组织化的过程，其核心内容是合理化的官僚组织体系的建立，依托现代政党组织和官僚组织使国家行政权力深入基层社会，强化国家对社会的监控和动员能力。借助于深入到基层的各级组织的完善，并展开最广泛的政治动员，中国共产党才能够在严酷的革命中取得胜利。夺得国家政权以后，党组织也自然成为了新生国家政权组织和社会再组织化的核心领导力量。党的组织原则和党的纪律，将党组织网络凝聚成一个内在联系紧密、政令畅通的网络，从而将中国社会凝聚成一个有机的整体。[4]党的组织网络具有相当强的渗透性和广泛性，通过这个权力组织网络，党和国家的政治权力十分有效地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把党、国家和社会连结在一起，从而决定了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的领导核心地位，也确保了党和国家的治理方略能够得到贯彻和实施。[5]（P157）

可以说，以政党组织为核心的社会组织网络是中国政治和社会的经脉所在，舍此，不可能真正理解中国社会演进的内在机理。作者独具慧眼之处，恰在于抓住了这一要害，从而使得该书的核心分析概念——组织化调控极具穿透力。国内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党作风建设、组织建设等更微观方面，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其与国家治理的内在连结。郑永年等人所呼吁的“将党带回来”，即强调了重新理解党组织在国家治理中的决定性意义，从而更准确把握中国国家治理模式的认识论转向。[6]

在作者看来，在特定中国背景之下，所谓组织化调控，就是通过党的组织网络和政府的组织体系，并在组织建设和组织网络渗透的过程中不断建立和完善执政党主导的权力组织网络，使社会趋于高度组织化，最终主要通过组织来实现国家治理目标的一种社会调控形式。组织化调控的基本要素包括：执政党组织作为国家治理的核心力量、国家组织作为社会调控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组织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参与主体。[7]（P60-61）

作者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网络发展的考察分析表明，面对社会转型导致的以犯罪为代表的社会秩序问题，执政党和政府从一开始具有局部性、间歇性、运动色彩显著的“严打”方略，逐渐转为了构建综合治理网络的治理策略，其特点就是“以党委为核心，在党政部门统一领导下，各部门、各单位协调一致，依靠各社会组织和群众力量，运用多重手段，维护社会治安，打击和预防犯罪”。这种治理思路其本质就是执政党主导的组织化调控模式在社会治安问题上的具体表现，是党的权力组织网络的扩展和完善，更是转型中国继续沿用组织化调控解决国家治理问题的集中体现。[7]9P150-189）

俞可平教授曾指出，中国政治改革是一条增量改革之路。一个内在联系紧密、政令通畅的组织网络显然是政治改革重要的存量。如果说前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政权的瓦解，根植于其经济的崩溃，执政党权力组织网络的衰退则是执政党丧失改革主导权和社会秩序掌控能力的关键。没有组织力量的有效调控，转型带来的不是更理想的社会秩序，而是动荡不安。从中国政治发展的现实经验来看，在“文革”结束后，执政党与政府的当务之急是恢复建国后逐渐确立，且在实践中行之有效的治理体系，即作者所说的执政党主导与组织化调控。此后，面对社会转型的新形势，这一国家治理的核心特征、基本要素得以存续，并且通过组织建设和组织网络渗透不断拓展国家治理空间，对各种新兴组织资源进行主动吸纳，新的治理要素不断被引入。组织化调控走向完善，成为了支撑中国社会平稳转型的核心机制，执政党主导的权力组织网络也充当着社会转型的根本保障力量。[7](P441-449)这种解读，清晰地展示了中国政治变革的细节和脉络，破除了诸多对于中国改革二元对立式的线性思维。

如果说制度是发达社会和成熟国家治理的核心媒介，制度调控是现代社会主要调控形式，组织化调控何以能成为转型中国国家治理的核心特征，并且不断精致化、完善化？这与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密切相关。要进行一个一盘散沙社会的重新整合，并在此基础上建设现代国家，必须有强大的主导力量，革命型政党就此应运而生。如前所述，中国共产党的成功基石之一正是其强大的组织性。有赖于这一组织性，中国共产党才能对社会进行全面重组和政治整合，并推进国家现代化目标。而激进政治运动的恶果，恰恰被用来证明党组织作为领导核心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这在急剧的社会转型中更为显著，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没有这样一个党的统一领导，是不可能设想的，那就会四分五裂，一事无成。 ”[8]（P342）社会主义运动在苏联和东欧的挫败，更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认知。无论从社会秩序稳定的角度，还是从捍卫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共产党执政地位方面，加强和完善执政党的组织建设，围绕执政党的权力组织网络建设，进而实现有效的国家治理，是合乎历史逻辑的理性选择。

王沪宁教授多年前即已指出中国社会资源总量状况施加于社会调控的约束条件。[9]唐皇凤博士认为，就国家治理资源的贫弱而言，其首要表现就是制度资源的贫弱。制度资源贫弱体现在中国法治传统的薄弱，国家治理的法制化程度较低，培养精英与公民对制度的遵从和信仰是一个漫长的历史任务。[7]（P11-12）质言之，转型中国不但制度资源贫弱，且缺乏有效运作现代制度的社会基础，寄望于用制度和法制解决当下国家诸多治理问题，并不现实。就此而言，组织化调控不仅是对制度资源贫弱境况的一种弥补，也担当着培育制度资源、构建完善制度化调控模式的使命。这也是党的组织体系和组织化调控依然在社会转型中扮演决定性角色的深层意义。

三、综合治理与组织化调控的困境

依托执政党主导的权力组织网络而展开的组织化调控，转型社会基本的社会、政治秩序得以维系，作者对综合治理组织网络建设及其效果的研究凸显了组织化调控的巨大能量，充分表明了执政党组织功能的发挥是确保中国平稳转型的保障力量。这一论断具有扎实的学术基础和现实依据，无疑是中国现代化成功经验一种独特的学理总结，为现代化背景下政治秩序的维系和后发国家社会转型提供了颇具启发性的解释思路。然而，作者并不止于此，在精细勾画组织化调控在综合治理网络的展开中，党的权力组织网络及其组织化调控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压力，其内在困境也愈发显著。

综合治理机制的建构是将各种市场组织和社会组织纳入国家治理体系，强化执政党为轴心的权力组织网络的过程。从本质上看，这种吸纳带有强烈机械性的“控制”色彩，而非党和政府权力组织网络与新生组织类型有机互动融合的结果，综合治理组织网络内在要素之间权力与责任不对等，不对称、不均衡的纵向层级关系大大弱化了治理网络的合作内涵。社会自我组织能力和自我管理能力也因为横向网络的虚弱而趋于低下，并不能真正发挥国家与社会合作的效用。作者强调，在中国这样一个超大规模社会，无论国家控制和组织网络多么严密，都不可能填补所有社会的空隙。控制为导向的组织化调控体系的无限扩张只能在形式上塑造一元整合，却同时也会因为更加强力的反体系作用而陷于失效。[7]（P424）陆德泉所谓“高度组织化国家的低度整合”正是这种困局的绝佳呈现。[10]

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组织网络的运作中，诸多现实已然证明了组织化调控的局限所在。舒尔曼将意识形态和组织作为分析共产主义中国的两大要素，的确慧眼独具。就组织功能的发挥而言，除了组织体系的建构，意识形态信念往往是党团结协调达成目标的重要动力源。然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人们行为动力机制的变化，中国社会如郑永年所言，进入了一个以利益为整合基础的社会秩序时代，传统的政治觉悟、党性等意识形态标准显然无法遮蔽个人私利的张扬；[11]（P21）另一方面，由于集权机制的财权上收、责任下移作用，基层社会治理资源陷入严重匮乏状态。在人财两缺的背景下，基层社会综合治理组织网络的运转受到严重的限制。

综合治理是执政党和政府在特殊的资源限制条件下，集中有限国家治理资源解决突出治安问题的理性原则，但这种“间歇性社会控制”策略又加剧了国家治理的运动式特征，阻碍了常规化、制度化治理体系的正常发育和运作。这种治理方式也自然引出了制度化与动员化之间的悖论，与常态社会需要的管理科层化和制度化存在矛盾。[7]（P425-426）

党用组织化调控直接介入国家治理的一大后果是，国家治理缺少一种缓冲机制。在现代国家，政党总是被视为国家与社会的中介，是社会问题和国家治理的缓冲地带。党的权力组织网络规模、功能不断膨胀，面临着巨大的政治风险，也极易遮蔽政党的本质属性，局部社会问题将可能引发整个政治系统的危机。市场经济带来了对个人私利的承认，与之相应，个人的自由和权利意识在不断觉醒。这对新型的社会调控方式产生了强烈需求。然而，长期延续的组织化调控模式的核心是用组织力量对社会进行适度动员和控制，其根本原则是秩序优先。自由与秩序的内在矛盾构成了组织化调控模式的根本困境。[7]（P427-430）

作者并未进一步展开，却同样值得思考的是执政党自主性问题。作为国家治理的轴心力量，执政党自主性是构建全新公共秩序的前提。执政党自主性意味着党要有效回应社会需求，同时以公共权力的形式，平衡多样化的社会需求、利益与价值。作为国家与社会中介的政党却要担负起“高居于社会之上”的国家政权的自主性角色，是个巨大挑战。随着党的权力组织网络的扩展，党不可避免地将各种社会矛盾聚焦于己身，在党组织体系内尚未建立起合理的权力、利益平衡机制时，执政党自主性的压力可想而知。执政党主导与组织化调控的本质是党直接参与社会治理。党内民主制度的不健全、党内民主缺乏与社会民主有机衔接，仅靠自上而下的组织控制，容易使得党组织利益压倒社会利益，缺少对社会利益的有效整合，只有形式性的组织吸纳，很难达到真正的治理效果。以行政方法治国在党和社会间制造了距离，社会往往仅被视为一个被管理对象，很容易使党固步自封，难以及时回应社会的需求，得到社会的认同。[12]（P74）我们也很容易看到等级化、以控制为主、秩序本位的权力组织体系，以机械控制的方式应对新的社会需求和社会问题，甚至将各种不同属性的问题直接简化为社会管理问题，其间蕴含着极大的政治盲区。由此进一步而论，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得以确立的前提是社会的成长。组织化调控体系的建构如何能不伤害新形成的社会自主性，在发挥组织化调控功效的同时，激活社会自主性，实现组织化调控和制度化调控、国家治理和社会成长的良性互动，仍然是有待解决的难题。

另外，研究方法的进步和论证技巧的完善，已然是当前中国政治学面临的主要挑战。对相关文献资料和中外学者研究成果的广泛吸收，对社会科学各领域前沿理论的灵活运用，赋予了该书高屋建瓴的理论气质。各种文件材料的全面把握，加之扎实细致的实证工作，使得该书的论证有了坚实的经验基础。准确客观的历史梳理和现实刻画、严谨透彻的分析与逻辑演绎，则进一步促成了理论与经验事实的完美结合，从而展现着该书强大的理论说服力。

出色的作品不仅提供理想的解释，更会用诸多饶有兴味的问题打开人们的视野，开启新的探索之路。对于中国转型的奇迹，唐皇凤博士的作品给出了令人信服的答案，而作者留下的种种问题，诸如组织化调控本身内在的局限性、组织化调控如何找到同制度化调控合理的转接点等等，都发人深省且引发了更多的学术遐想。对这样的作品和作者，我们无法不致以敬意。

[1]宫志刚．社会转型与秩序重建[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

[2]林尚立．当代中国政治形态研究[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

[3][美]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王冠华，刘为，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

[4]Franz Schurmann.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in Communist China [M].Berkely,CAliforni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6.

[5]陈明明.革命后社会的政治与现代化[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

[6]Kjeld Erik Brodsgaard,Zheng Yongnian.Bringing the Party Back in：How China is Governed[M].Marshall Cavendis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2004.

[7]唐皇凤．社会转型与组织化调控——中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组织网络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

[8]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9]王沪宁．社会资源总量和社会调控：中国意义[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4）．

[10]陆德泉．关系——当代中国社会的交换形态[J]．社会学与社会调查，1991，（5）．

[11]郑永年．全球化与中国国家转型[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9.

[12]郑永年．中国模式：经验与困局[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0.

[责任编辑 闫明]

Effectiveness and Limits of Organized Regulation-and-Control——Book reviews on Social transformation and Organized Regulation-and-Control

LI Jian
（School of public Affairs,Xiamen University,Xiamen 361005,Fujian,China）

The Tang Huangfeng’s book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and Organized Regulation-and-Control：the Study on the organization network of comprehensive governmentality of public order review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Chinese social transformation and national governance by researching the organization network of comprehensive governmentality of public order,and reveals guarantee strength and internal mechanism of relatively smooth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society.In transitional China,the relative autonomy of the ruling party and the state is the dominant force in engineering public order.The organization nexus of power dominated by the ruling party is the fundamental guarantee for the steady transition of Chinese society.At the same time,organized regulation-and-control is the core mechanism supporting the steady transition of Chinese society.On the other hand,the fundamental pitfall of the organized regulation-and-control lies in high costs of governance and high political risk,and it’s difficult for the state to achieve the routinization and dispersion of state governance.Thus,the limits of the organized regulation-and-control provide basic dynamics for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model of state governance.

organized regulation-and-control;effectiveness and limits;social transformation;Chinese politics

2010-04-19

李剑（1980-），男，四川泸州人，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系讲师，政治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