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洪生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上海 201204）

稳定与发展：新中国在破解历史难题中前行

于洪生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上海 201204）

稳定与发展都是党和国家追求的目标，但两者之间不仅存在着正相关，而且存在着负相关。如何处理好稳定与发展的关系，把握好当中的“度”，是我们党在建国以来始终关注的重大问题。60年来，我们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误和教训。在反思中我们党逐步明确：稳定是发展的前提和保障，发展是实现稳定的真正推动力。为了保持中国未来的稳定与发展，必须在实践中继续破解稳定与发展的难题，思考建立稳定与发展的有效机制，特别是民众情绪排解机制、社会系统整合机制、社会冲突调控机制和社会自我管理机制。

稳定；发展；难题；机制

1949年新中国成立，我们党便开始踏上带领全国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征程。历史上太多的“乱世”，使中国人格外珍爱和平、稳定的环境。广大百姓无不盼望过一种安定、祥和的生活，战乱只会给国家、社会乃至每个人带来不幸。维持稳定成为领导者的首要任务，是实现“国泰民安”的基本条件。求稳怕乱符合大多数人的天性，但稳定却不会自然而至，更不能为稳定而稳定。发展与稳定能否兼得？这如同司芬克斯之谜，摆在执政党面前。如何破解这道历史难题，是事关中华民族能否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关键所在。60年来中国的发展历程表明，中国共产党在破解难题中日臻成熟。

一、稳定与发展是否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1945年，黄炎培向毛泽东提出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的难题，表达了很多人对未来中国的期盼。人类发展需要在稳定的秩序中进行，战乱之时，人们的自由受到限制，根本谈不上享有政治权利、生活安康及社会繁荣。只有保持相对稳定的环境，避免对立力量的冲突与混乱，社会才有共识，文明才能发展。从历史上看，人们非常珍爱稳定，把稳定作为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重要条件，但很少有人就稳定问题进行深入分析。传统的政治理论中，稳定并未占重要位置，很多思想家往往围绕如何维持统治秩序来展开，至于什么是稳定、如何实现稳定，则少有论述。什么是真正的稳定？稳定是否意味着不变化、无发展？稳定与发展之间是否像有人所说的那样，要发展就不能过分强调稳定？

稳定确实是一个易懂却不易被定义的概念，在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含义。从一定意义上说，稳定是一个因变量，而不是一个自变量，它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密切相联。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稳定是一种心理状况，而不是社会事实。一个表面鸦雀无声、歌舞升平的社会可能并不稳定，而一个经常有人在政府门前游行示威，到处有声讨政府言论的社会，也可能有一定的秩序。一个社会稳定与否，与人们对于稳定的感受程度及标准有关。同一种社会状态，对一个敏感的人来说可能是不稳定的，而对一个心理承受能力强的人来说则可能是稳定的。稳定是个描述性的概念，指称某一社会的有序性程度。不同的时代，稳定有不同的标准和含义。当然，作为一种社会态势、一种历史观念，稳定并非是无法研究的。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稳定已成为社会的“稀缺物资”，因而，有必要把稳定作为核心问题来研究。

稳定是事物的一种相对均衡状态，而不是静止不动。按照唯物辩证法的观点，稳定是指一种有序的发展，即事物在保持其基本性质的条件下，有规则地由旧的有序性过渡到新的有序性。在这一过程中，事物之间及其内部各要素之间不断地调整变化，但仍保持着相对均衡的运动秩序，还没有造成总体格局的崩溃或失衡。对稳定的研究，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阐释。从政治学角度看，稳定是与社会的动乱、动荡和急剧变迁相对应的概念，指的是没有严重的天灾人祸、政治动乱、经济危机、战争等，处于相对安定的状态。政治体系对社会具有较强的调适功能，能够及时化解社会矛盾，有效控制社会不稳定因素，避免出现政治动乱，使经济协调、有序地发展。从社会学角度看，稳定是一种社会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的状态，是构成社会的诸要素之间按照一定的顺序，组成相对稳定的体系。它常常与社会结构、社会规范、社会秩序、社会整合、社会控制等范畴相联系。依此来看，稳定包括政治稳定、经济稳定、思想稳定、社会秩序稳定等内容。从哲学角度看，社会稳定可分为两个层次：在运动观层次上，稳定是与社会的矛盾、变化和发展相联系的，因而稳定被理解为社会各种矛盾相互协调，保持质的规定性，量变保持在限度的范围内，发展是一种渐进式的状态；在社会历史观层次上，以社会基本矛盾的性质及其状况作为衡量社会稳定与否的根本依据，当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上层建筑适合于经济基础时，社会处于稳定发展中。

此外，从经济学、文化学、法学等角度，对稳定的理解也会有所不同，在此不一一分析。应特别注意的是，要从系统论的观点出发，以各门学科的综合视角来理解和分析社会稳定问题。稳定必须在社会发展中实现，社会稳定是人类追求的重要目标，但仅有稳定是不够的，发展才是人类社会的根本目的。

与稳定相对应，人们也渴望发展，因为只有在发展中才能获得更美好的生活。问题是如何才能处理好稳定与发展的关系。如果把两者对立起来，就会走向歧途。发展问题的研究始于二战。早期的发展理论以西方社会进化论和经济学为分析框架，当时西方学者没有把发展与增长两个概念区别开来，多数学者实际默认“发展=经济增长”。以此为指导思想，不少国家出现一系列“社会病”，社会却没有真正获得繁荣和稳定。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一些研究者改变了那种经济中心型的增长观念，如罗马俱乐部前主席奥雷利奥·佩西明确提出：任何进步，如果不同时使道德、社会或政治也取得进步，那就毫无价值可言。[1]（PP.81-90）显然，研究引入了价值参照系，从而拓展和深化了发展的内涵。进入90年代之后，“可持续发展观”逐渐被接受。

在发展和稳定问题上，需要明确如下三点：一是发展是实现稳定的真正推动力。稳定是一个动态实现过程，有一个量的积累和平衡，稳定的实现有赖于以社会发展为动力，有赖于赋予发展新的内容和活力。同时，社会发展包括许多层面，只有通过诸多领域的共同发展，稳定才能得到根本性的巩固。二是稳定是发展的前提和保障。没有稳定作前提，发展也就失去了依托，使发展失去其原有的意义和目的。从稳定的内容来看，包括政治、经济、思想、社会秩序等各方面，任何发展没有这些基础性的稳定作保障，无疑是釜底抽薪。三是稳定和发展之间既有互补性又有排斥性，重要的是把握和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就排斥性来说，稳定并不一定是发展的必然伴生物，它并不一定随着发展而自然到来，有时候甚至会走向反面。就互补性来说，要把发展与稳定有机地结合起来，实现有序的社会发展，也就是说在稳定中求得发展，以发展促进稳定的深化和巩固。

二、新中国在破解稳定与发展难题中前行

60年来，我们党在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逐步摸索到了破解“稳定与发展”难题的真谛。建国初期，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发展问题，总体上是按照马克思的“预见和设想”思想，结合经济不发达的国情，探索更快、更好的发展之路。因为我国有比资本主义优越的制度，有广大人民群众高涨的劳动热情，社会主义中国在较短的时间内焕发出勃勃生机，1956年底，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制度初步建立起来。当然，“左”倾的问题也显露出来，并导致“文革”的发生，出现相对的混乱状态，从而影响了发展。

纵观毛泽东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时期，属于一个比较特殊的时代，在政治运动接连不断、政治斗争风云变幻的复杂背景下，我国的政治基本是稳定的，经济也得到了一定发展。表现为：国家政权体系稳固，政治领袖权威稳固，社会政治心理稳固。究其原因，在经济层面上，我们党通过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开展土地改革、大力发展工业等措施，初步建立了现代工业体系，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为稳定奠定了经济基础；在政治层面上，我们党的政治合法性和领袖的个人魅力使群众对党和毛泽东保持高度认同，对社会主义制度热烈拥护，这使稳定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国家通过一系列制度和政策加强了对社会的控制，同时还通过政治动员的方式，顺利实现了政治社会化，保证了政治秩序的稳定；在文化心理层面上，中国传统文化对“圣王明君”的渴望，是群众对毛泽东的拥护甚至崇拜的历史渊源。毛泽东时代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和人民对共产主义的向往，使群众在思想认识上高度一致，从而使稳定有了广泛的社会心理基础。

应该说，改革之前我国社会的稳定是一种建立在计划经济基础上的集权型稳定，属于初级水平的适应型稳定，在当时有其合理性。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问题便暴露出来。由于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不足，走了很多弯路，表现出急于求成、跳跃冒进、模式单一、片面发展等。特别是1958年的“大跃进”以及随后的“文革”，使我国经济几乎走到崩溃的边缘，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国家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之中。有鉴于此，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党把稳定问题提到关系国家前途命运的高度加以认识。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生产力水平较低，综合国力不强，人民生活还不富裕，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必须有一个稳定的环境。邓小平说：“道理很简单：中国人这么多，底子这么薄，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环境，没有稳定的社会秩序，什么事也干不成。稳定压倒一切。”[2]（P.331）

稳定是发展的前提，只有在稳定的环境中才能完成国家建设的远景规划，实现伟大的民族复兴。因为，其一，要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就必须要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一旦不稳定甚至动乱，什么建设也搞不成。第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调动人民群众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基本条件是社会稳定。第三，现代化建设必须在安定团结的条件下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邓小平指出：“我们坚定不移的原则是要有稳定的政治局面，以保证有秩序地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2]（P.208）“一心一意地搞四个现代化建设，必须一心一意地维护和发展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这始终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3]（P.276）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引下，我国才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经济建设迅速发展，各项事业兴旺发达，综合国力迅速增强。

当然，改革开放后的30年，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各种深层次的矛盾逐步显露出来，如，经济领域出现严重犯罪，贫富差距拉大，教育的失误和精神文明建设薄弱等现象，都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党进一步思考改革、发展、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要看到，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必须要在较短时间内完成由传统经济形态向现代经济形态、由传统社会结构向现代社会结构过渡等一系列的任务。同时，由于我们面临着多重任务，容易出现诸如失业、贫富悬殊、权力腐败等社会问题。这些问题势必会使广大社会成员形成一种深切的社会焦虑感，导致不稳定因素的出现。

当然，决不能因改革所引发的不稳定因素而否认改革，稳定最终需要通过改革来实现。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而不是对社会主义的否定，它构成了社会主义社会赖以发展的根本动力。改革是全面的，它是一场思想运动，是一次前所未有的社会变革，是一个打破旧秩序，建立新秩序的过程。进入新世纪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深入研究改革发展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从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战略高度，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强调“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统筹中央和地方关系，统筹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4]（P.16）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认识的深化，是党在发展与稳定问题上的重大创新。

近30年来，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也存在着不少问题，表现为：发展不全面、不协调，持续发展能力较弱，如城乡差距拉大、就业压力增加、区域差距扩大、资源短缺、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社会发展明显滞后于经济的发展等。这些矛盾和问题，有些是在中国发展的现阶段难以避免的，有些则是由于发展观的偏差所导致或加剧的，如不切实加以解决，会影响我国跨上新台阶；如果矛盾更加激化，不仅会制约经济的持续发展，而且已取得的成果也会因社会的失衡而被部分抵消。因此，理性分析与高度重视发展中实际存在的问题，及时对过去的发展模式进行科学总结和评估，成为科学发展观提出的基本事实依据。科学发展观强调要坚持以人为本，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这不仅有利于实现执政为民的根本宗旨，而且为解决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指明了方向。

三、今天的中国依然需要关注发展与稳定难题

无论是就理论还是就实际而言，发展与稳定之间均存在密切的关联，并且这种关联是多元和复杂的，发展与稳定之间存在着多重组合。纵观人类历史上的社会稳定状况，既有不稳定不发展的状态，也有发展却不稳定的状态，还有稳定却不发展的状态，以及既发展又稳定的状态。这就是说，发展与稳定既存在正相关，也存在负相关，既有积极效应，也有消极效应；既有直接的关联，也有间接的关联。这种关联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既取决于发展本身，也取决于与发展和稳定相关的许多其他变量。在所有的关联当中，保持发展与稳定的正相关是极为重要的，当然也不能忽视发展与稳定之间的负相关。

1．发展与稳定之间的正相关性

具体表现在如下方面：一是经济发展能够为实现社会稳定创造雄厚的物质基础，避免诸多社会问题和矛盾的产生。经济发展制约着人们的生活质量，当人们的基本生活不能维持在最低水平线时，社会动荡就在所难免。经济发展可以将产生社会不稳定的许多因素克服掉。社会问题往往可以还原成经济问题，并从经济的角度找到解决办法。经济发展了，相应的问题也会缓解。经济发展可以为解决社会问题提供强大的物质条件。比如二战后的西欧逐步建立起“从摇篮到坟墓”的一整套社会福利体系，这对缩小贫富差距发挥了明显效果。同时，经济发展可以增强政府抵御和抗击自然和社会风险的能力。各种自然和社会风险与社会稳定关系密切，处理得好，就能保持社会稳定，处理不好，就有可能引发社会问题，这其中物质条件的支撑作用不可忽视。比如，我国封建社会，由于经济落后，一次大的自然灾害后，往往产生大量的饥民、流民，这些人容易铤而走险，引发大规模的社会暴动和起义。而今天，我们面对“非典”、冰雪灾害、汶川地震等，之所以能成功应对，与经济实力的增强密不可分。

二是经济发展有助于增强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和社会的凝聚力，为保证稳定创造良好的社会心理条件。邓小平说：“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2]（P.370）因为经济是否发展，影响到人们对社会制度、政府管理的评价和信心。一个国家如果停滞不前，人民的生计成了问题，社会动荡就会来临。基于此，我们党才总结出“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第一要义”这些深刻的结论。再者，经济发展有助于增强社会的凝聚力。有无凝聚力的关键在于广大社会成员的利益能否得到很好的实现与满足，民心是否稳定，民意是否一致，而这又与经济是否发展以及发展的程度密切相关。发展能提供充足的物质基础，满足百姓的需要，从而提升凝聚力。

三是经济发展有助于实现安全生产，减少安全事故及其引发的社会不稳定。国家安全生产状况与其经济发展水平是紧密相关的，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国家，其安全生产状况较好；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国家，其安全生产状况较差。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产业集中度相应提高，同行业企业数量减少，企业规模扩大和技术准备、技术水平大幅度提升，市场竞争秩序优化，由此推动全行业安全生产水平的提升。同时，经济发展有助于监管制度的完善进而推动安全生产状况的改善。安全水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因为后者决定安全投入的力度，制约安全技术水平的保障标准。

2．发展与稳定之间的负相关性

具体表现在如下方面：一是经济发展及其导致的非均衡性不利于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激发了社会成员期望和要求的增长，当期望与现实之间出现非均衡时，容易导致不稳定因素产生。当经济发展速度较快时，一旦出现经济衰退容易产生挫败感，人与人之间的平衡被打破，某些人的改善速度超过另一些人，随之会产生不公平感。托克维尔早就注意到，经济大动荡往往不是发生在经济长期停滞的地方，而是发生在经济经历增长的地方。地区之间发展的不均衡也容易造成不稳定，严重的地区差距会导致落后地区的不稳定以及地区之间的不稳定，比如由地区差距而产生的地方主义，通过实行区域封锁、贸易壁垒、资源囤积等措施，妨碍宏观政策的实施。另外，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不均衡不利于社会稳定。既重视经济目标也要兼顾社会利益，追求社会目标，否则会影响到社会成员的切身利益，引发社会矛盾。比如就业率低不利于社会稳定，经济增长了，人们收入却不增长，也会引起不满。

二是经济发展引发的环境问题影响社会稳定。环境污染严重危害群众健康，严重威胁社会稳定。环境是经济发展的基础，而经济发展对环境产生影响。有研究显示，环境污染在经济增长的早期阶段会首先随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加重，在达到一定的峰值之后会再随人均收入增加而减轻。从世界范围来看，世界环境难民高达1000多万，许多国家为争夺资源和水源兵戎相见，各国安全面临严重威胁。有人甚至断言，在不发生核战争的情况下，人类面临的最大威胁是环境的衰竭，环境安全是“最终的安全”。如果不能有效保护生态环境，百姓无法喝上干净的水，呼吸上清洁的空气，吃上放心的食物，由此必然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目前环境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在不断上升，环境问题的特殊性容易成为其他社会问题和矛盾的导火索。因为，环境问题关系到每一个人的生活质量和切身利益，维护自身环境权益的诉求容易在社会成员间形成共识，其他社会矛盾和问题可能通过或借助于环境纠纷表现出来，成为各种社会矛盾不断升级进而引发群体性事件的重要原因。

三是特定阶段的经济发展可能导致不安全生产，增多安全事故，引发社会不稳定。有学者应用50多年来我国工伤死亡人数与同期国民经济发展率等有关数据，分析了两者之间的影响与作用。结果显示，工伤事故死亡指数与国民经济发展幅度密切相关，国民经济发展速度显著加快时，死亡人数指数也明显上升，而经济发展幅度下降，死亡人数指数也开始下降并趋于平稳。[5]安全生产具有比较明显的产业特征，采掘业、建筑业属于安全状况比较差的产业，第三产业安全状况比较好。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变动趋势是，农业占全社会生产总值和就业人数比重下降，采掘业、建筑业所占比重大幅度上升，第三产业所占比重略有上升。我国目前正处于这一阶段，经济发展很难避免安全事故的增加。

四、构建中国稳定发展机制需深思的问题

从系统论的观点看，一个社会系统只有不断地完善其输入、整合和输出功能，实现社会要素之间的有序互动，才能维系自身的协调与稳定。当代中国，要实现社会的稳定发展，至少离不开以下机制：民众情绪排解机制、社会系统整合机制、社会冲突调处机制和社会自我管理机制。

1．建构民众情绪排解机制

“心治则国治，心安则国安”，稳定的关键是社会心态的稳定，只要人们有不安全感，就会有不满情绪。当不安全问题不能通过正常的制度化渠道来表达和解决时，人们就可能求助于体制外渠道来释放。随着利益的日趋分化和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社会中的一些利益受损阶层滋生了严重的利益剥夺感和丧失感，如果这种心理不能通过正常的渠道及时得到缓解，就可能转化为不满情绪，导致社会认同的危机。“经济发展加剧了经济不平等，而社会动员又降低了这种不平等的合法性，现代化的这两个方面加在一起，导致政治的不稳定。”[6]（P.6）畅通的渠道能使各个利益群体有序地表达自己的利益和要求，为政府调整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矛盾提供充分的信息，实现沟通的有序化、经常化、制度化。要开辟多元的参与渠道，如热线电话、领导接待日、市长信箱、政府网站等，广泛听取群众的意见和呼声。要发挥新闻媒体的舆论导向功能，如电视台、电台、报社等，帮助政府收集公众的意见和要求。要推进政府管理不断透明化和制度化，使各种意见能够在交流、碰撞中得以整合，凝聚共识，减少疏离，释放压力。个别人的问题不解决，就会成为多数人的问题，合法的方式不能解决，就会以非法的方式解决，小问题不解决，就会酿成大矛盾。问题不在于社会中是否存在着冲突情绪，而在于如何以有效的机制安排，使情绪的排解实现经常化、制度化。

2．完善社会系统整合机制

社会秩序的形成有三个条件：一是形成广泛的价值共识，二是有明确的规则制度，三是有民众深信的组织和程序。只有实现价值整合、制度整合和组织整合，才能提升政府的价值凝聚力、体制应变力和组织吸纳力。首先，要解决社会成员的价值认同问题，整合民意。“没有价值共识，政治系统就不能实现真正的凝聚。 ”[7]（PP.317-318）公众对政府的态度有三种：认同、疏离、对抗。政治认同就是社会成员对政府合法性的拥护和支持，为此，首先必须建立政治文化凝聚机制，以促进社会共识机制的形成，当不稳定状况出现时，才能加以有效地消除。其次，要建立和完善制度整合机制，任何一种制度安排，都是社会多元利益之间博弈的结果，制度的整合实际上是多元利益的整合。因为社会资源总是稀缺的、有限的，而人们的利益要求总是无限的、多样的，政府不可能满足公众所有的利益要求，这就要求政府必须具有相应的利益综合能力，能有效地容纳、汇合，并制定出反映大多数人利益的制度规则体系，化解社会利益冲突。比如通过各级人大制定相应的法规，拓宽参与渠道，使参政议政制度化。第三，要强化政府的资源吸纳机制，稳定的一个重要条件是对社会利益进行合理分配，而这种分配需通过一定的组织来进行，比如政党组织。执政党必须兼顾社会其他利益集团、阶层的利益，广泛吸纳社会各种政治资源。只有这样，才能获得社会认同资源，才能在多元利益中实现社会整合，在利益整合中凝聚社会力量，从而把各种资源转化为支撑社会稳定运行的资源。

3．建立社会冲突调控机制

化解社会冲突，防止社会张力的积累，单靠消极的防范和惩罚，可以见效一时，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秩序的持久保持必须靠建构民主、法治机制，扩大民主活力来实现。实践证明，民主、法治机制是公民进行利益表达、利益实现的制度化渠道。它能够防止政府权力的滥用，增强政府对人民利益和冷暖的关注与关怀，为不同利益之间的协商、合作和妥协提供制度化的平台，从而防止非制度化的利益表达对政府的冲击，降低社会风险。民主从操作意义上说，是公民对政府的制约，即处于被管理地位的多数人对处于管理地位的少数人的制约，这种制约实质也是一种公民的利益表达，因为民主要表达的利益归根到底是个体的利益、利益集团的利益，也是以个体的利益为基础和归宿的。对个体利益、权利的保护和尊重，是现代社会稳定的前提。如果说建国初我们还可以借助人民群众的政治热情来实现社会资源凝聚的话，那么在民主意识增强的今天，必须运用民主机制来开发社会的活力资源、整合社会的各种力量。

4．培育社会自我调节机制

建立现代社会的自我调节机制是实现社会系统有序运行的重要条件。在现代社会，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合作并不总是直接的，相反常常需要一个中介组织来协调。公民社会的兴起，为政府与公民之间的良好沟通提供了一座重要桥梁。各种民间组织能够及时地把社会成员对政府的要求、愿望、建议、批评集中起来，转达给政府。同时，又能把政府的政策意图和对相关问题的处理意见反馈回来，推动政府与公民的合作。这种社会的自我管理、自我调节是维持秩序的现实基础。在社会空间不断扩展的今天，各种民间组织不断建立，成为政府之外的一种不可忽视的力量。许多民间组织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政府要支持公民社会的发育，使之成为制约权力滥用的生力军，这是当代中国稳定发展过程中必须认真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

[1]【意】奥雷利奥·佩西.未来一百页——罗马俱乐部总裁的报告[M].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84.

[2]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4]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5]刘铁民.安全生产与社会发展 [J].中国经贸导刊，2003（4）.

[6]【美】塞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张岱云,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

[7]【美】戴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M].王浦劬,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责任编辑 缪开金]

Stabilization and Development：New China Moving forward in Solving Historic Difficult Problems

YU Hong-sheng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Law,Beijing University of Civil Engineering and Architecture,Beijing 100044,China）

That stabilizing and developing are the target of our Party and country,but,the relation between them are not only positive direction but also negative direction.How to handle relation between stabilizing and developing or to grasp middle “degree”,is the major issue of our Party since in building up our new country.During the past 60,we have win success experience,and have meet with the fault and the lesson.Our Party is step by step clear and definite:stability is a prerequisite and ensures,for developing,development is the real motive force being to realize stability.For keeping China stability developing in future,,we must continue resolve the difficult problem of stabilizing and developing in practice,think deeply that building-up the effective mechanism of stabilizing and developing,especially the mechanism include:the public mood resolving,society system integrating,society conflict regulating and controls,society airframe managing.

Stabilization,Development,Difficult problem,Mechanism

D616

A

1674-0955（2010）02-0051-06

2010-01-06

于洪生（1963-），男，山东莱州人，中国浦东干部学院教授、上海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创新研究基地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