岑兆琦 博士

(作者:中国世贸组织研究会竞争政策与法律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责任编辑:王锦红)

卡特尔通过限制数量和抬高价格,损害消费者利益,对市场经济带来危害,是 “对竞争法最严重的冒犯 (most egregious violations)”。卡特尔行为对社会危害性极大,是“反托拉斯的最大罪恶(the supreme evil of antitrust)”, 因此,将反卡特尔的执法行动作为竞争执法机构的首要任务已经成为各国竞争执法中的一种共识。美国司法部将调查并起诉卡特尔违法活动作为首要的任务,欧盟委员会在执行欧洲竞争法的首要目标也是打击卡特尔。

由于卡特尔组织具有极大的隐蔽性,不易被发现和侦破,美国司法部在反卡特尔执法实践中基于博弈论中囚徒困境理论而创立宽大政策 (leniency policy)。各国竞争执法机构后来纷纷效仿美国的做法,采用宽大政策来作为威慑和分化卡特尔的 “利器”来打击国际卡特尔违法活动。

本文首先阐述囚徒困境理论在宽大政策中的运用,分析反卡特尔的宽大政策的发展沿革,比较分析欧盟与美国之间在宽大政策上的异同,并提出我国在反卡特尔执法中科学设计制定宽大政策时应注意的问题。

一、囚徒困境理论在宽大政策中的运用

在典型的囚徒困境 (prisoners'dilemma)的模式中,两个囚徒进行博弈的结果就是,两个囚徒均有招供的动机,并且两者均会招供,最后获得较短的刑期。囚徒只能在自首与不自首 (抵赖)两者之中选择一个结果,但是由于不知道对方会作出何种选择,因此不可能作出好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