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 晞,杨晨曦

结构主义战争观:一个基于历史研究的评估＊

肖 晞,杨晨曦

结构主义战争观认为,国际结构的变化导致了国际关系的变化,在无政府状态下,国家只能采取自助的方式来应对国际结构的变化,进而产生了“安全困境”,这是战争最重要的原因。但是,通过对伯罗奔尼撒战争、三十年战争和拿破仑战争的历史考察,结构主义战争观因为片面关注历史片断而缺乏宏大的历史视野,并忽视权力结构背后的经济利益变迁,所以存在很大的局限性。主要国家各自的根本利益在空间上逐步接近,最终产生结构性矛盾,这才是战争的真正原因。权力结构是一个空瓶子,只是因为经济利益的驱动才使其真正具有意义。

结构主义战争观;伯罗奔尼撒战争;三十年战争;拿破仑战争

与和平、合作等社会现象一样,冲突也是人类社会的常态之一。国际战争是国际冲突的最高形式,具有突发性,意味着和平解决冲突的努力失败,是国际冲突的军事化和武力化。伴随着战争的出现和演进,关于战争、战略的理论相继而出,从中国先秦时期孙武的《孙子兵法》直至欧洲近代思想家克劳塞威茨的《战争论》,中西方各个历史时期的思想家为战争的起因与和平的维护这一问题建立起了丰富的思想库藏。为什么会发生国家与国家间的战争?这一直是国际关系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吸收了科学系统论思维的国际关系学者开始注意研究国家层次之外的“国际关系的决定力量”。体系概念的引入和结构分析方法的盛行,使无政府状态、边际收益、边际成本、国际体系的物质结构等一系列概念开始主导国际战争研究的基本范畴。目前,这种属于体系层次的结构主义战争观被普遍地认为是最为重要、解释力最为广泛的关于战争原因的理论体系。结构主义战争观认为,国际结构的变化导致了国际关系的变化;在无政府状态下,国家只能采取自助的方式来应对国际结构的变化,进而产生了“安全困境”,这是战争的最重要原因。通过对伯罗奔尼撒战争、三十年战争和拿破仑战争的历史考察,本文认为,结构主义战争观过于片面地关注历史片断而缺乏宏大的历史视野,并忽视权力结构背后的经济利益变迁,因而存在很大的局限性,需要加以完善,才能更好地解释国际战争。

一、结构主义战争观的解释框架

结构主义战争观是现实主义理论的一部分。国际关系中的传统现实主义理论传承了马基亚维利、霍布斯的思想传统,首先从人性恶的观点出发,建立了国际政治无政府状态学说。现实主义认为,国际政治的无政府状态类似于霍布斯所论证的“自然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安全是稀缺的,国家以自我保存为第一重要的价值。由于缺乏一个中央权威提供公共服务,国家为了维护自身安全不得不采取自助的手段,不断增加其权力;一国为了加强安全而进行的努力又引起别国的警惕,整个世界处于“霍布斯式的恐惧”之中。由此,以汉斯·摩根索为代表的传统的现实主义者认为,在国际社会中,国家的行为是由其对权力的追求来驱使的;国际政治的动因就是对权力的追求①倪世雄等著:《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69页。;权力,既是国家的手段,也是国家的目的②HansMorgenthau,Politics Am ong Nations,p.8.。结构现实主义关于战争原因的解释框架由此立论。

作为一门新的国际政治理论,新现实主义保留了传统现实主义的主要内容,但在手段与目的、原因与结果两方面建立起了不同的理论假设。摩根索将权力本身视为目的,而以肯尼思·沃尔兹为代表的新现实主义者将权力看作是国家维护安全的手段。在重要关头,国家最终所关心的不是权力而是安全,为国家之间的合作打开了一个现实主义的解释路径,这是新现实主义对现实主义的重要修正③肯尼思·沃尔兹著、胡少华等译:《国际政治理论》,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2页。。在原因与结果方面,沃尔兹指出,传统的研究将单元对体系的影响看作是惟一重要的路径,而新现实主义则认为存在于两个层次的自变量是相互影响的。新现实主义者事实上更重视体系层次的作用,而非单位层次。他们认为权力斗争是国际体系作为一个整体的产物,而不是人性的产物④Marc A.Genest,Conflict and Cooperation:Evolving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FortWorth:Harcourt Brace Publishers,1996,p.48.。其根源在于国际体系处于一种无政府状态,国家必须随时注意应付现实的和可能的威胁。

在上述假设的基础之上,新现实主义建立了自己的结构主义战争学说。沃尔兹提出,“政治结构”包括三方面内容:行为体的政治排序原则、功能分异的单位、单位间的能力分布。这一理论认为,国际关系在本质上处于无政府状态之中,国家的功能大体上是相似的,因此,真正在体系层面上发挥作用的是国际关系行为体的权势分布情况⑤肯尼思·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第118-132,3页。。结构主义所展示的是一幅国际政治的系统性画面,依据构成单位的排列方式对其进行阐释。国家作为统一的、以生存为最低目标的行为主体,是构成国际体系的单位。结构的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国际体系的变化,是各个单位的实力对比变化造成的。更简单地讲,这是由大国数量的变化造成的⑥肯尼思·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第118-132,3页。。由此,结构主义战争观认为,国际的无政府状态是引起战争的根源。所谓的无政府状态,是指在国际社会中缺乏维持和平的有效的法律工具和组织机构的一种状态。国家的行为就是在这样一种无政府的外部环境中对国际结构——即国际关系行为体权势分布情况——的一种回应。

新现实主义学者实际上认为,只要无政府状态和国家还存在,国际战争就不会消失。人们需要研究的问题是如何控制战争的烈度和水平,这就涉及了“国际体系稳定的程度”这一问题。由于现实主义所认同的“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最终都会化约为物质权力的分布结构,因此,新现实主义关于国际战争讨论的核心问题就是何种权力结构更加稳定和可以减少战争,争议的焦点在于单极、多极还是两极结构更有利于国际体系的稳定、减少战争的风险。这就是结构主义战争观的基本逻辑框架。

尽管结构主义战争观一直被视为最重要、解释力最广泛的关于战争原因的理论,但是,在国际关系中,还存在其他的与之“竞争”的战争理论。从分析层次来看,结构主义战争观属于一种在体系层次上解释战争的理论。体系层次的战争观还包括进程战争观和文化战争观。这些体系层次上的战争理论都强调国家层次之外的国际关系是战争的决定性力量,它们之间的区别只是对体系的理解和界定存在差异。进程战争观关注基于个体互动的进程分析,将国家间复杂的利益互动和战略权衡引入分析。文化战争观则强调国家身份的社会建构和可变化性,认为无政府状态和自助行为是国家间社会互动过程产生的一种社会现象,而不是外生于国际过程的既定概念,因此,国际战争是国家间敌意发展,最后形成稳固的文化所导致的。此外,还有一些在单元层次上解释战争起因的战争观认为国家的政策选择是导致战争的直接原因,主张从国家选择或国内因素来分析国际战争的起因。这类战争观的主要代表包括人性战争观、政治制度战争观。人性战争观从悲观的人性观出发,认为国家的性质和人的本性一样,都是利己和追求权力的,国家为了安全会不断追求权力,从而引发战争①ErnestLefever,The World Crisis and Am erican Responsibility,Niebuhr’sNine Articles,pp.37-38.。政治制度战争观则将国家的政治制度与战争的起因联系起来,认为民主国家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结构使得他们在选择战争时更为慎重,倾向于使用和平手段解决分歧和冲突。

这些竞争性的战争理论都提出了一些解释战争的新的变量,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战争为什么会发生。但是,结构主义战争观仍然是最流行的战争观,表现出很强的自我更新能力。这或许主要是因为结构主义战争观从本质上讲是一个系统论的理论框架,任何新的变量都可以轻易地整合进这种“系统与结构”的分析框架内。例如,美国学者罗伯特·鲍威尔(Robert Powell)总结了“权力均衡分布有利体系稳定”观点和“权力倾斜分布有利体系稳定”观点之后,提出单纯权力结构分析的观点只看到了权力在国家间的分布情况,却忽视了利益的当前分配这个同等重要的因素。鲍威尔认为,利益的当前分配与使用武力所能实现的分配(即权力在国家间的分布)之间的差距越小,战争的概率就越小;反之,则趋大②Robert Powell,Stability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Power,World Politics48(Jan.1996),pp.239-267.。很明显,这种结合权力与利益的分析依然属于现实主义的语境范畴,但这种思路综合了现实主义关于“均势谋求和平”的思路,要求国家间实现利益与权力的双重平衡。本文认为,正如那些在单元层次上的战争理论揭示的,要更好地解释战争,需要考虑一些更加本质性的因素,或者一些国家本身的因素,例如,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总而言之,结构主义战争观存在着局限性,需要加以完善。

本文的观点是,结构主义战争观缺乏宏大的历史视野,只是片面地关注历史片断、片面地关注权力结构的变化,却忽视了那些真正赋予权力结构以意义的经济要素。如果不考虑这些经济因素,国际权力结构只是一个空瓶子或者空架子。隐藏在这个国际权力结构背后的是国家间经济利益关系的变迁,正是这种国家间经济利益关系的变迁才使得国际权力结构变成一个引起国家间冲突的关键性因素。国际战争的产生主要是因为国家的经济利益在空间上不断接近,最终产生了结构性矛盾,一旦这一矛盾不可调和,战争就可能发生。

为了更清楚地理解结构主义战争观的解释力度及其局限性,本文将主要运用结构主义的战争理论,同时兼顾其他的理论解释,来分析西方国际关系史上非常著名的三大战争。在现代史以前,西方历史上的著名战争、战役多达292次,一般性武装冲突不计其数。人们不能穷于无限之多,便转而寻觅关键之少。本文将选取伯罗奔尼撒战争、三十年战争、拿破仑战争作为分析案例。持结构主义战争观的学者在论证其观点时,也总是将这三次战争作为典型的分析案例,用以论证其观点的合逻辑性。同时,这三次战争在欧洲古代史和欧洲近代史中均是划时代的事件,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二、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结构主义解读及其评价

学者们研究伯罗奔尼撒战争(公元前431-公元前404),几乎都要从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以下简称《历史》)开始。修昔底德在《历史》中指出:“我看见希腊世界中其余的国家不是参加了这一边,就是参加了那一边;就是那些现在还没有参加战争的国家,也正在准备参加。这是希腊人的历史中最大的一次骚动,同时也影响到大部分非希腊人的世界,可以说,影响到几乎整个人类。”③修希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2页。关于这次战争,一般国际关系学著作认为是雅典与斯巴达两个城邦之间的争霸战争,即为了权力争夺而进行的战争。笔者认为,这是一种对历史的误解。这种误解来自被学者们广泛引用的《历史》第1卷第23节第6句。该句的全文是:“我认为这场战争发生的真正原因,几乎被表面现象所遮盖了。雅典势力的日益增长,引起斯巴达人的恐惧,从而使战争成为不可避免的了。以下将展示双方所公开表示导致和约被破坏和战争爆发的原因。”④修希底德著,徐松岩、黄贤全译:《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5页。“雅典势力”、“不可避免”这样的话语长期被各种国际关系学作品引用,用以证明权力结构的变化导致国家关系变化——即结构主义战争观的合逻辑性。实际上,学者们在审读历史时,总是带有试图论证自己观点的目的性。

综合考察萨拉密海战和普拉提亚陆战之后至伯罗奔尼撒战争开始前的希腊历史,就不难发现单纯强调雅典势力的增长对战争爆发产生影响这一观点的偏颇。笔者认为,希腊城邦之间权力结构的变化虽然重要,但两大城邦集团的利益在空间上不断接近才是导致战争的最重要原因——虽然斯巴达人对于雅典势力的增长确实表现出了恐惧。

第三次波希战争后,雅典所领导建立于公元前478年的提洛同盟,经常被认为是雅典势力增长的关键性事件。笔者不否认这一点。但是,提洛同盟的建立并不是针对斯巴达人的。同盟建立的主要原因有二:首先,尽管波斯人已经退回了亚洲,但是并不能保证其不会卷土重来,加强力量以抵御波斯人可能的进攻,这个同盟是必要的。其次,“爱琴海地区多数希腊城市的居民都不能保障自己的必要生活资料,需要不断地运进粮食和其它产品”①苏联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古希腊罗马文明》,载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会、内蒙古大学历史系合编:《世界古代史译文集》,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学报编辑部,1987年,第98页。,这一问题在雅典则尤为严重,糟糕的农业情况加剧了雅典及其盟邦对海外贸易的依赖程度,而海上的航路多数为波斯人及其附庸腓基尼人所控制;要获得地中海制海权,这个同盟同样是必要的。公元前450年,雅典将同盟变成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帝国:雅典将同盟的金库变成了自己的国库,强迫盟邦提供资金;并对拒绝加入或是要求退出的城邦实施了武力惩罚。雅典所以如此,扩张势力只是部分原因,更为重要的原因在于,波希战争中雅典损失惨重,家园两度被毁,农业凋敝,为了尽快重建,雅典不得不将盟邦紧紧地与自己捆绑起来;为了抵御波斯人可能的进攻,雅典也必须发展强大的海上力量。

雅典建立了帝国,就必须向这个帝国提供公共产品;帝国规模越大,雅典生产所需的公共产品所牵涉到的利益在空间上也就更为广泛。大国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其利益遍布体系内的各个角落,雅典必须维护这些利益。由此,我们便不难理解雅典在科基拉与科林斯之间的冲突中所采取的态度。雅典及其盟邦在农业生产上的困境,使得雅典急需保留在科林斯湾的港口,因为这条水道通往意大利,是雅典进口民众所需谷物以及造船所用木材的必经之路②罗伯特·勒纳、斯坦迪什·米查姆、爱德华·伯恩斯著,王觉非等译:《西方文明史》,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年,第112页。。因而雅典非常希望获得科基拉的海军,并且不愿意看到科林斯的扩张。这就意味着雅典人的利益扩张到了斯巴达人的利益范围内,局势因此紧张起来。正是两个城邦集团的利益在空间上的不断接近和冲突,才导致了战争。

结构主义的论断对于这场战争的解释虽然具有解释力,但是对于经济利益作用的忽视,使其解释力存在很大的局限。首先,公元前478年雅典的提洛同盟建立后,两大城邦集团之间虽然冲突不断,但始终没有发生一场旷日持久的希腊世界大战。如果战争的真正原因是斯巴达人对雅典人势力扩张的恐惧,那么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在雅典势力不断扩张、并且时常袭扰斯巴达人的盟邦和势力范围的数十年中,斯巴达人并没有采取实质性的反制行动。其次,斯巴达人与雅典人之间确实存在着“安全困境”,这也影响了他们之间的关系——互相鼓动对方盟邦的反叛。但是,这种安全困境在影响双方关系的时候,是否一定会引起战争,又究竟会在何种关节点上会引起战争,都是很难解释的。对于这两个问题,合逻辑的解释只能是两个城邦集团之间的利益在空间上不断接近乃至发生根本性的冲突,才导致了两者之间关系的根本改变,进而导致了战争。安全困境只有在两者的利益发生根本冲突的时候,才会显现出作用。

由此看来,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根本原因在于两个城邦集团之间利益的不断接近乃至发生根本性冲突,而权力结构的变化也只是在两者利益——尤其是经济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才起作用。但是,修昔底德是良史,他所说的“雅典势力的日益增长,引起斯巴达人的恐惧,从而使战争成为不可避免的了”,同样是可信的。笔者认为,修昔底德的记述同本文的观点并不矛盾。根据学者们的相关研究,《历史》古希腊语原著中并没有明确提出“power”这个概念,而是英译本中的误译,准确的译法应是“雅典变得更为强大”。这就完全可以解读为雅典利益的不断扩张。

结构主义者从无政府状态出发,通过权力结构的变化来解读国家间关系的变化,认为雅典权势的增长导致了雅典人与斯巴达人之间关系的改变,进而引发战争。这种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是有说服力的。但是,单纯地从“权力航标”出发来解读历史,而忽视战争双方经济利益之间的关系变迁,毫无疑问是单薄的。只有具备了宏大的历史视野,更多地关注伯罗奔尼撒战争深厚的历史渊源,并充分关注到权力结构变化背后的经济利益变迁,才能恰如其分地解释这场战争的起源。进程战争观认为国际战争是国际形势和国家战略共同作用的产物,这样的看法自然要比单纯关注国际结构变化更加富有解释力。当然,在理论框架中增加更多的变量也必然意味着理论简洁性的丧失,在预测现实时必然更加困难。国际关系变迁最本质的内容是经济的脉动,把握住这一点,才可能更好地实现理论的简洁性、逻辑美感和解释力的结合。文化战争观看到了国际结构中内涵的文化要素,却没有解释这种文化要素究竟从何而来。事实上,在资源相对稀缺的世界中,正是经济利益的根本矛盾将这种文化引向了非常现实主义的世界。具体到伯罗奔尼撒战争,正是由于雅典和斯巴达两个城邦集团在经济利益上的根本矛盾,才将其关系和整个希腊世界“国际关系”的文化背景引向了战争。不难看出,尽管进程战争观和文化战争观都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解释力甚或预测力,但进程和文化都不会是凭空而来的,都是因为经济利益的变迁才有其意义。

三、三十年战争、拿破仑战争与结构主义战争观

本文所以选择三十年战争、拿破仑战争作为分析对象,一方面,因为其规模、牵涉层次广泛而具有典型性;另一方面,因为这两次战争都被持结构主义战争观的学者们视为典型案例,经常被用以论证其观点。在结构主义者看来,这两次战争本质上都是欧洲大国为了缔造均势而发动的。结构主义对这两次战争的解释具有高度的相似性,促使本文对此进行进一步的综合说明。应该认为,结构主义的解释在其逻辑框架内是有其合逻辑性的。

17世纪初叶,统治着奥地利和西班牙的哈布斯堡王朝在欧洲大陆上是权势最为强大的政治势力。法国致力于三十年战争的最重要原因是,亨利四世“在实践上追求两个目的:削弱哈布斯堡王朝的实力,并维持列强之间业已形成的有利于法国的均势”①弗·彼·波将金主编:《外交史》第1卷(上),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第342页。。在西欧,法国和尼德兰反对哈布斯堡王朝的斗争是当时西欧的主要矛盾。在战争的过程中,丹麦、瑞典加入战争反对哈布斯堡王朝,同样是由于哈布斯堡王朝在获得战争阶段性的胜利后,其势力的扩张引起了丹麦、瑞典的恐惧。在这个意义上,三十年战争是一场为反对哈布斯堡王朝欧陆霸权、建立均势的战争。欧洲的权力结构决定了欧洲国家的行为,是战争的主要原因。

对于拿破仑战争,结构主义将其解释为争霸与制衡之间的冲突。这是合乎逻辑的解释方案。自三十年战争后,路易十四治下的法国便一直追求欧陆霸权,试图建立“天然疆界”。法国大革命激发了高昂的民族主义情绪,法国组建了规模巨大的军队投入到争夺天然疆界的战争中去,到拿破仑称帝后,法国不仅要求拥有天然疆界,并且刻意使其他国家成为附庸国②唐贤兴主编:《近现代国际关系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63页。。由于欧洲群雄并立,不允许一强独大;尤其是英国,强大的国力使其将维护欧洲大陆均势看成是维护英国安全的关键所在,将打击法国、维护均势作为英国的首要任务。欧洲的国际关系从此转入了英国领导的反法同盟干涉法国革命和英国同法国争夺欧洲霸权的斗争③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1卷:1648-1814),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第306页。。

但是,结构分析静态化的分析方式有明显地为现状服务的倾向,在预测国际关系现实的方面存在缺陷。缺乏宏大的历史视野而拘泥于历史片断;片面关注权力分布而忽视文化、意识形态,尤其是经济方面的影响,是结构分析存在问题的重要原因。

历史本身不是分阶段发展的,三十年战争的深刻历史背景,至少可以追溯到地理大发现。西班牙的殖民扩张与经济衰落;新兴资产阶级在荷兰、英国、法国、瑞典、丹麦的迅速发展和取得政治地位;老牌殖民者与新兴资产阶级两者间的利益在空间上的不断接近和冲突,这是三十年战争爆发的真正历史背景。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将1600-1763年的欧洲史归纳为“西欧的扩张:荷兰、法国、英国阶段”,最初的碰撞发生在伊比利亚人与资产阶级开始崛起的西北欧国家之间。斯塔夫里阿诺斯指出:“西北欧国家自然会嫉妒西班牙和葡萄牙那些获利的帝国……他们为了找到一条到达东方的新航道而开始了一系列毫无结果的探险……寻找前往东方的新航路的失败,驱使北欧人开始侵犯伊比利亚人的势力范围……如果贸易不能以和平、合法的方式来进行,那就必然要通过其他手段来进行。”①斯塔夫里阿诺斯著,董书慧、王昶译:《全球通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27-430页。此外,西班牙、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同瑞典、丹麦在波罗的海贸易上更是矛盾重重。松德海峡的关税收入被称为丹麦的“金窑”;而为了输出铜、铁等产品,瑞典则把波罗的海商路视为自己的生命线②孙西:《关于十七世纪欧洲“三十年战争”的性质问题》,《文史哲》1984年第2期。。正是英国、法国、瑞典、丹麦资本主义经济的不断发展,其利益范围不断扩张,最终与在扩张方面先行一步的西班牙、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发生了根本性的冲突,战争因此发生;这也是上述四个在宗教信仰方面并不相同的国家站在一起反对哈布斯堡王朝的根本原因。

对拿破仑战争进行分析,同样不能仅注目于法国霸权与欧洲均势之间发生激烈斗争的某一个历史片断,而应当具备更宏大的历史视野。拿破仑战争从头至尾都掩映着英法之间的对立与冲突;18世纪的标志是英法之间争夺殖民地霸权的斗争③斯塔夫里阿诺斯著,董书慧、王昶译:《全球通史》,第433页。。17世纪,英法两国在北美、西印度群岛、印度各自扩张其殖民地,在空间上不断接近;商业利益也冲突不断。这两个殖民帝国从17世纪末至18世纪中期进行了四场战争:奥格斯堡联盟战争(1689-1697)、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1-1713)、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1740-1748)和七年战争(1756-1763)。表面上这四次战争都是英国主导下的反对法国霸权的战争,但战争的结果却揭示了其真正的原因。英国人通过前三次战争获得了新斯科舍、纽芬兰和哈德逊湾,第四次战争彻底宣告了英国在北美和印度对法国的胜利。英法之间的矛盾就此彻底激化。拿破仑作为法国资产阶级的代表,上台后急欲恢复其在埃及、土耳其、伊朗、阿富汗、印度、西印度群岛、北美路易斯安娜的殖民地以及西班牙和葡萄牙在美洲的殖民地等,尤其想要收复法国在七年战争中失去的印度殖民地④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1卷:1648-1814),第325页。。法国在18世纪失去的殖民地大多为英国所得,因而拿破仑的扩张计划首先与英国发生尖锐冲突。拿破仑为了实现其战略图谋,曾准备横渡英吉利海峡进攻英国,并在欧洲大陆收缴英国财产。英法两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导致的对殖民地的渴望,即两国利益在空间上的不断接触和冲突导致了两国矛盾的尖锐化。这就很好地解释了为何英国对于大陆均势的渴望更甚于大陆国家,从而不断地组织、支持反法同盟。

结构主义基于历史片断,认为权力结构的变化导致了三十年战争、拿破仑战争的爆发,并主导了战争的进程,但其缺乏宏大的历史视野、片面关注权力结构的作用,这样的理论缺陷导致了其解释力的有限。三十年战争,如果仅仅是为了打破哈布斯堡王朝的大陆霸权,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只有在哈布斯堡王朝的势力扩展到波罗的海时,丹麦、瑞典才先后参战。拿破仑战争,如果仅仅是为了打破法国的大陆霸权,就无法解释为什么英国对于大陆均势的热衷远甚于大陆国家。可见,只有关注到力量结构背后的经济要素,才能洞悉战争的真正原因。笔者认为,权力结构只是一个空瓶子,经济利益的驱动才真正有其意义。

人性战争观认为,人们彼此之间总是猜疑和敌意的,这种意识在政治上常常表现为对权力的追求,国家权力正是人的这种愿望和意识的延伸⑤ErnestLefever,The World Crisis and Am erican Responsibility,Niebuhr’sNine Articles,pp.37-38.。这种观点只是解释了国家追求权力的原因在于彼此间的疑虑,却没有揭示这种疑虑从何而来、又在何种关节点上会导致战争。政治制度战争观将国家的政治制度与国际战争的原因联系起来,论述颇丰,但这种战争观始终没有能够揭示政治制度的差异性和利益关系的矛盾性之间的关系,也没有证据表明民主制国家间的利益不会产生矛盾。如果将三十年战争和拿破仑战争的起因归结为人与生俱来的恐惧感,那么这种恐惧感只能来自于“匮乏”的资源及其不公平的分配,在本质上,仍然是各国经济利益的在空间上不断接近并产生结构性矛盾的结果。

四、历史对理论与现实的启示

每个时代都要书写它自己的历史。不是因为早先的历史写得不对,而是因为每个时代都会面对新的问题,产生新的疑问,探求新的、适应现实的答案。本文通过对三次典型战争的分析,力图说明结构主义战争观的局限性,目的在于关照现实国际政治中的现实和理论问题。

冷战后世界体系中,最引人注目的特征在于美国的一超独霸和中国的快速发展。在美国全球霸权和中国经济利益的空间扩展之间,已经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碰撞。此外,世界其他主要国家,尤其是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迅速发展,也使得世界多极化的趋势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不断发展。力量结构的变化已经日益影响着国际体系中各个主要力量之间的关系。国际关系进程中诸如全球化、相互依赖等重要因素的不平衡发展,则是一把典型的双刃剑,既促进了合作,也为各主要力量之间的经济利益埋下了矛盾的种子。如何看待冷战后国际关系中的权力结构变化,是非常重要的理论和现实问题。通过对结构主义战争观的历史评估,笔者得出以下几点思考:

首先,经济利益在空间上的不断接近和冲突才是战争的最重要原因,而不是权力结构的变化。结构主义战争观在说明战争原因时,单纯地强调静态的权力分布态势,这就带有鲜明地为现状服务的色彩,因而在预测国际关系现实方面存在明显的缺陷。只有认真地观察各国经济利益的扩张趋势,判断其在空间上相互接近乃至发生冲突的可能性,才能准确地预测国际关系的发展趋势。

其次,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促使中国的经济利益不断扩大,与其他主要国家尤其是美国经济利益的碰撞将可能影响中国的对外关系。中国的能源、资源产地散布在世界各地,航线遍及三大洋,而中国通过“企业资本并购而实现的‘走出去’,一旦涉及被东道国视为是战略资源的领域时,就会碰到难以逾越的额外的障碍”①FriedrichWu,Corporate China Gose Global,World Econom ics,Vol.6 No.4 October-December 2005,p.178.。中国利益的扩张带来了中国与欧美发达国家在诸多领域的竞争。全球化时代和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为各国经济实现共赢提供了可能性。如何在经济发展的同时,避免因中国经济利益扩张而造成的与其他国家的经济利益冲突,实现共赢,避免结构性矛盾的出现,是我们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

第三,结构主义战争观仍是非常重要的,本文并不试图推翻这种观点,但其局限性值得重视。应当认识到,结构主义战争观对于解释战争问题是有说服力的;“安全困境”广泛地存在于当代国际政治之中,当代很多热点问题都与此相关。产生于美苏冷战期间的结构主义战争观具有鲜明地为现实服务的特点,拒绝权力结构的变化。冷战后中国的快速发展必然带来权力结构的变化,而这种变化也必然改变国家间关系。但是这种变化与战争没有任何必然联系,“中国威胁论”在逻辑上完全是错误的。中国坚持互惠共赢的国际经济政策,尽管中国的经济利益已经与其他主要国家在空间上发生接触,但冲突是可以避免的。这也需要中国不断地推动新的国际政治、经济思维,在世界范围内建立共赢的经济文化。

第四,权力结构的变化仍是重要的,与国际经济利益结构愈加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经济利益的扩张需要相应的军事能力加以保护,经济利益的增长往往与国家权力的增长相辅相成,而国家权力的增长往往进一步刺激经济需求。这一点已经一再地为历史所证明。实际上,雅典的扩张正是遵循了这样的逻辑。中国的经济发展与中国权力的增长,改变了世界的权力结构,并与其他主要国家发生了竞争。因而,消解现实主义的话语主导权,创造符合中国利益的共赢的时代文化,这是非常重要的。

【责任编辑:杨海文;责任校对:杨海文,许玉兰】

E0-05

A

1000-9639(2010)03-0149-07

2009-11-14

2009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一般项目《新时期我国东北边疆非传统安全威胁研究》(编号:09YJC810017)

肖 晞(1976-),女,吉林长春人,法学博士,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副教授(长春130012);杨晨曦(1983-),男,北京人,吉林大学行政学院2008级硕士研究生(长春130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