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秀凤

(广西演艺职业学院，广西南宁，530023)

“犬儒”话语下的主体生成、发展与丧失
——齐泽克意识形态理论解读

莫秀凤

(广西演艺职业学院，广西南宁，530023)

齐泽克认为，当今意识形态发挥作用的主要方式是犬儒性的，在犬儒理性话语下，主体获取了自身的社会身份，同时也实现自身外在的“同化”，即主体趋于客体，与客体达到同一。而且，主体还发生了内在的某种“分化”，即主体一方面保持着原初本真状态的“本我”，另一方面又成为了丧失原初本真状态的“超我”，在“本我”与“超我”的夹缝中，主体接受了意识形态幻像的“缝合”，成为意识形态询唤下的并采取信仰与服从态度面对社会现实的“社会人”。

齐泽克；犬儒话语；意识形态；主体；客体；西方哲学

在齐泽克看来，经典的意识形态与当今的意识形态有很大不同，因为当今意识形态发挥作用的主要方式是犬儒性的，或者可以说犬儒主义就是当今意识形态的一种“异化”，在这样一种“异化”的犬儒话语体系下，主体经历了从生成到发展，最后到丧失自我“原初”个性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主体是痛苦的，因为主体感觉到自己在做一些无意义的劳作，感觉自己总是陷入一种“自然轮回”的状态，表面上是丧失了“先天性”的本我，实际上是获得了另一个“后天性”的超我，这样的一个结局与主体最初的愿望是相背离的。因此必须发挥当今意识形态的犬儒理性作用来为这种“背离”做个合理说明，这样才能保证自我主体对社会现实的信仰与服从，从而接受“后天性”超我的命运，实现主体自身外在的“同化”，即主体趋于客体，与客体达到同一，并进一步实现自我的完善与发展。同时，主体还发生了内在的某种“分化”，即主体一方面保持着原初本真状态的“本我”，另一方面又成为了丧失原初本真状态的“超我”，在“本我”与“超我”的夹缝中，主体接受了意识形态幻像的“缝合”，从而成为意识形态询唤下的“社会人”，或者可以说，这个“社会人”其实就是主体现实生活中的“自我”。 在犬儒理性话语下，“自我”主体对社会现实是信仰与服从的。

同时，在犬儒理性的话语下，那种“苟且偷生”、“得过且过”的生活态度便会成为主体的人生所向，接下来就是“知”“行”分裂、表面一套、背地里又是一套，甚至玩世不恭、咄咄逼人，这时的确也就无所谓的痛苦可言了，因为他完全的“自由”了，我行我素，不用顾及人间的道德与法律的约束。而且，犬儒主义还在制造某种话语，倡导主体要与社会融为一体，并且把社会所宣扬的“规则”内化为主体的一种素质，同时外化为主体的一种行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齐泽克认为，今日意识形态的定义应该是：“他们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一清二楚，但他们依旧坦然为之。”[1](40)因此，在齐泽克看来，意识形态本身并不是一种“社会意识”而是一种“社会存在”，同时也是构建我们社会现实的(无意识)幻象。这种(无意识)“幻象”如幽灵一般，已经化为我们存在的现实，并以自在自为的形式作用于我们，而自我主体也只有生活在这样的社会现实中才能品味到自身的存在，才能认识自己、发现自己。

一、“犬儒”话语下的主体生成：主体身份的获取

那么，在犬儒理性的话语下，主体建构又是怎样得以实现? 齐泽克认为，主体身份的获取总是在某种文化形式的扭曲中实现，即主体就是被文化符号秩序所建构的产物。换言之，主体就是被某种文化系统所压抑、所曲解的主体，主体身份的获取就是以丧失“实在界”(也称“真实界”)的原初真实状态为前提的。或者说，主体本身就是实在界被扭曲的产物。齐泽克把这种丧失“原初真实状态”的情形称为“真实的缺失”或“他者的短缺”，也称“主体的空无”。因此，他指出，主体的建构过程同时就是“真实自我”缺失的过程。而主体这种“真实缺失”的情形又迫使意识形态幻象情不自禁地对其进行某种理想建构。最终，对主体的建构导致了其“同一”与“分裂”的两面性：一方面，主体与客体实现了同一，即主体发展成为被意识形态所询唤的“社会人”； 另一方面，主体与自身的分裂，即主体丧失了“原初”自我的本真状态而实现了“超我”。

齐泽克指出，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定的意识形态其实是一种颠倒的、歪曲的、神秘化的意识的专用语，因此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意识形态的形成机制问题，真正解决这个问题实质得益于精神分析学说的产生，或者可以说，精神分析学的出现为解决主体的生成问题提供了有理、有利的便利工具。如阿尔都塞就借助了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把意识形态理解为一种再现体系，并认为借助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教会、传媒、学校等)能把个体训练成“主体”。从这个意义上说，个体与主体是不能等同的，主体是由个体“训练”而来的，因而是意识形态质询的结果。

而后结构主义认为，主体身份获取其实是主体化过程的结果，即意识形态把具体个人建构成具体主体，从而实现了所谓的主体化。这样一来，社会上的每个“个体”都被赋予了各种意识形态的期望，主体化过程就成为一种意识形态“教化”和“暗示”的过程，因而也是一种被动的、屈从的、单向的过程。当然这种“教化”和“暗示”并不可能直接地造就“主体”，必须通过“个体”自身的认同，才能产生对自我形象的确认，从而确立主体的自我身份。在此，拉康有不同的主体观念。拉康认为，“如果我们要作一个抽象，如果我们要削减不同的主体化模型的全部丰富性，削减主体经历其主体位置时所呈现出来的体验的丰富性，那么残存的就只能是一个要用这种丰富性来填补的空位；这一原初的空隙，符号结构的这一短缺，就是主体，就是能指的主体。因此，主体是要与主体化的结果严格对立的事物：主体化所掩饰的事物并非前主体或超主体的书写过程，而是结构中的短缺，这种短缺就是主体”。[1](239)简言之，“能指的主体恰恰就是这一短缺和这一不可能性”。[1](239)也就是说，“能指的主体”是象征秩序中间的一个空洞、缺口和开口，象征秩序也正是围绕着这一缺口才得以建构的，因此其存在的实质就是一种“荒谬的不可能性”。总之，拉康所界定的主体观念与“能指的主体”观念基本等同，“能指主体”在语言中的舞动使它最终成为行动的活跃者，然后这一“活跃者”所说出的东西总是与他所想的或打算要说的事物不一致。因为“能指主体”只是作为一种说话而存在，他最终还有由“象征秩序”来建构其主体身份的。显然，主体身份的获取是以丧失“实在界”的原初真实状态为代价的，主体是被文化符号秩序建构的产物，建构的过程同时又是“真实自我”缺失的过程。

齐泽克从拉康理论出发，强调指出，“我们阐明一个用来界定主体的命题，我们失败了，我们体验了绝对的矛盾，体验了主语和谓语之间的极端的否定性关系——这一绝对的不和谐就是作为绝对的否定性的主体。”[1](239−240)而这一体验迫使主体不得不承认他的知识的“错觉”本质，或者他对客体的错认实际上就是自己的建构。或者可以说，在主体化过程中遭遇失败的主体，仍然会以某种东西维持着主体的空无。因此，“主体”本身就是主体化过程失败的产物。按照齐泽克的理解，拉康所界定的主体总是以“残破”的方式存在着。也就是说，人虽然活着，但只是作为一种残余而活着；人不可能复归于自身，更不可能复归于“婴儿”状态，人失去了真诚之心、善良之性，但正是这种不可能性却成为人活下去的动力，因为在意识形态的教化功能下，人要生存就必须首先成为“社会人”，而“社会人”、“文明人”在某种意义上代表着希望和无限的可能性。可见，人终究是一种对他者没完没了的对抗，一种永远解不开的生存死结。因此，齐泽克认为，主体的“伪像”(指“虚幻的自我”)每天都在相粘贴着，这种粘贴是无法剥离的，主体就是这种无望的剥离。可见，齐泽克在拉康“分裂主体理论”基础上嫁接起来的“主体建构理论”与拉康是有差异的。在齐泽克那里，理想化主体身份的获取与意识形态幻象功能的充分发挥是分不开的，或者可以说，意识形态幻象功能最终就是为了塑造主体、塑造人类美好的未来，进而为理想化主体制造出某种适合主体自身生存和发展的物质空气与精神空气，以此来确认和巩固主体所获取的某种社会身份。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主体身份的提升意味着主体责任的提升。

二、“犬儒”话语下的主体发展：主体与客体的同一

齐泽克认为，在“犬儒”理性的话语下，主体是短缺的主体，而主体之所以得以存在和进一步发展，关键就在于意识形态幻象为主体提供了一个幻象客体(欲望客体)。换言之，“主体的全部‘存在’都寄身于用来填补其空白的幻象客体之中。”[1](269)因为“主体是空白，是大他者的洞穴，而客体则是用来填补这一空白的惰性内容。”[1](269)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主体与客体密切相关甚至完全一样(同一)。没有幻象客体的存在，也就无所谓什么主体了。可见，主体需要一个幻象客体，以为自己的短缺找到一种同一感，从而实现自身的发展，而幻象就成了主体弥补自己短缺的一个补救措施、一个“精神母亲”。主体需要幻象来掩盖其短缺的，也需要一个意识形态的幻象客体来证明自己是一个自由自主的主体。从另一面来说，也说明这样一个事实：“主体是严格地与其自身的不可能性密切相关的，它的局限性即其得以成立的积极条件”。[1](286)这样一来，意识形态幻象所掩盖的，正是主体被异化的事实，它的扩展使主体感觉到了空前的“矛盾”与“对抗”，而这种“矛盾”与“对抗”反过来又促使着主体的不断完善与进步。

齐泽克进一步说明，主体是不可能性的，“主体不过是其意指性再现的不可能性而已。是由这种再现的失败在大他者中开辟的空位而已”。[1](286)主体被象征秩序所撕裂和阻隔，因而主体迫切需要一个客体对应物来找回自己的损失，而意识形态的幻象客体就刚好为主体提供了这一对应物。同时，幻象客体也是崇高的客体，它为主体制造出一种完整的生存环境，使主体不再被异化、不再被压抑。因此，对于主体而言，幻象客体就象空气一样是不可或缺的。就拿“精神是块骨骼”来说，它把主体与客体置于一个等式之中：“一边是主体的纯然否定性的运动，一边是呆板客体的麻木不仁”。[1](284)在拉康那里，这一骨骼、头盖骨是某一短缺的客体化，它借助于自身的呈现而填补了空隙，填补了主体的意指再现的不可能性；“它是一个幻象客体，它填补了他者(能指秩序)中的短缺”。[1](285)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齐泽克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在意识形态发挥犬儒理性的作用下，主体与客体实现了双向性的同一。这样一来，“主体，完全遗失在语言的媒介(姿势和苦脸的语言、阿谀的语言)之中，最后在非语言客体的惰性(头盖骨、金钱)中，找到了他的客观对应物”。[1](290)就如同人们所熟悉的“金钱”也无非具有这样一种悖论：“金钱这个我们可以握在手中并任意操纵的惰性、外在、被动的客体，竟然可以成为自我的直接体现”，[1](290)成为主体身份地位的衡量标准之一，当然也成为社会权力的体现的物化的财富。

最后，齐泽克归结自己的观点指出：“主体是实体，因为它把自己体验为实体(体验为某种异己的、既存的、外在的、实证的、自我存在着的实体)：主体不过是对‘实体’与自身保持的内在距离的命名而已，对这一空位的命名而已——正是站在这个空位上，实体把自己感知为‘异己’之物。”[1](308)一句话，主体与实体(客体)是同一的。正是这种“同一性”使得主体在社会现实中找到了自身存在的应有位置，从而在这个位置上不断地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不断地走向进步与成功。

三、“犬儒”话语下的主体丧失：主体与自身的分裂

在拉康那里，主体首先经历某种阉割与分裂然后才进入象征秩序。主体的分裂是不完全的，总会留有残余，而正是这些残余赋予了社会以整合的意义。或者说，主体被纳入社会文化体系的过程，是一个被阉割分裂和驯化的过程，人总要受符号世界的规整而最终成为主体，主体就是一个自身不断分裂、不断异化、丧失的“社会规整物”。正如拉康所说，真我丧失在语言中，主体只不过是象征秩序中的一个会说话的尸位而已。

拉康进一步强调指出，主体在遭遇象征界时，必被审查、驯化、分裂和倒空。这就是“符号性阉割”的过程。但阉割是不完全的，“象征最终永远失败，它永远也不能成功地完全‘覆盖’真实，永远包括一部分未处理的，尚未实现的象征债务。”[2](27)这些未完成的“象征债务”作为一种创伤性因素，就构成了真实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齐泽克肯定拉康指出了“真我”，即自我，并认为每一个主体都被分割成两个“真我”。一方面是主人能指，它表明了主体的自我理想；另一方面是象征过程的剩余物，即维持主体快感的特征。也就是说，主体的自我理想总是不能完全的实现，总是存在残渣和剩余，总是沾有创伤性、非理性和无知觉性的污点。但这一剩余并没有阻挡主体对意识形态命令的完全服从，相反，它正是这一服从的条件，即这一不可能整合的剩余物赋予法律以无条件的权威。换言之，一旦这一剩余物避开了意识形态的意义，它就依然保持着意识形态快感的东西，而这种快感又内在于意识形态之中，从而成为维持主体快感的重要因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即使真能看破红尘、撕破他者的面具，也无法复归到自己的本真状态；人之所以不可能消除他在自然母亲身上诞生时留下的伤口，那是因为他本身就是那道伤口。

与此同时，在拉康那里，还存在着另外一个主体——无意识主体，即另一个在场者——无意识欲望的存在。拉康指出 ，存在着三种主体：自我、话语主体和无意识话语的发出者。象征秩序制造了一个符号性主体，同时也压抑了另一个欲望的无意识主体。而那些被压抑的无意识欲望就是那些象征化的失败、残余，是作为创伤性的“不可能性”。显然，拉康无非是把主体定位于被象征秩序倒空的短缺能指。“符号结构这一短缺，就是主体，就是能指的主体”。[1](239)“能指的主体恰恰就是这一短缺和这一不可能性——不可能找到属于‘它自己’的能指：在对其进行阐释时导致的失败恰恰是它得以成立的积极条件。主体试图在意指再现中详尽说明自己，再现失败了，我们拥有的不是丰富性而是短缺，由失败开辟的空隙正是能指的主体”。[1](239)也就是说，维系主体存在的永远是主体对自身空无的视而不见，用拉康的话来说，就是人只有在人们不告诉他他所不知道的真理时才能存在下去。

综上所述，“犬儒”话语的威力保证了主体对社会现实的信仰与服从，即主体是“对实在界的应答”。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齐泽克指出，“主体不是一个问题，而是一个回答，是实在界对大他者、符合秩序所提出的问题的回答。”[1](244)简言之，主体是对实在界的应答。在这一过程中，主体与现实的个体无关，但它与崇高客体有关，因为任何一种崇高都是一种社会建构，是把某些日常之物拔到了不能再高的位置的结果，而主体就是在这种社会建构中生存与发展的。在齐泽克那里，“主体的空无”展示了意识形态内部存在着不可弥合的漏洞，填补这一漏洞，建构理想的主体，这就需要充分地发挥意识形态的犬儒理性功能。但在犬儒理性的话语下，人的信仰又成为维持意识形态幻象作用的条件，它保证着社会的有效运作和社会结构的存在，一旦丧失信仰，意识形态将无法把统治阶级的理念内化为主体内心的理念，社会也就失去其存在的意义与可能。可见，“意识形态中的真正生死攸关的是它的形式，是下列事实：向着一个方向，尽可能沿着一条直线，不停地走下去，一旦下定了决心，就要听从哪怕是最可疑心的意见……他们必须相信，他们的决定是完美无缺的，他们最终必定能够达到自己的目的。”[1](117)服从就是指主体必须以既定的方式接受习俗、社会生活规则和意识形态的要求，而不去质询其权威性。而一旦质询其权威性，仔细审视意识形态，意识形态的大厦就会土崩瓦解。正如帕斯卡的观点那样：“抛开理性的争辩，屈从于意识形态的仪式，通过不断重复那无意义的姿势而麻痹自己，就好象自己已经相信了什么，到那时，信仰就会不请自至。”[1](55−56)因而我们只好是“信仰它却又对它一无所知了。”[1](57)而且，社会的不断运转，同时就是在加强意识形态对这个社会的维系，就是在加强主体对主流意识形态、对这个社会的信仰与服从。主体也只有对社会信仰与服从、对实在界做出一种肯定的应答，主体化过程才得以真正地实现，或者说，意识形态幻象对主体的建构才得以最终的实现。

[1] 齐泽克. 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M].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2.

[2] 齐泽克. 图绘意识形态[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The generation, development and loss of the subject in the cynic——interpretation of Zizek’s Ideology Theory

MO Xiufeng

(The Performance Vocational College of Guangxi, Nanning 530023, China)

Zizek believes that the main role of today’s ideological approach is cynical. In the cynical rational discourse, the subject gets its own social status and realizes its own external “assimilation”, which means that subject tends to be the object, and becomes a unity. Moreover, a certain “division” takes place within the subject. On the one hand the subject maintains original authentic state it while losing the original authentic state. In the realm of the two aspects, the subject accepts the “suture” of the ideological phantom, then it become the “social person” who takes the attitude of faith and obedience to face the social reality under the ideological interpellation.

Zizek; cynical words; ideology; subject; west philosophy

book=16,ebook=12

B505

A

1672-3104(2010)03−0010−04

[编辑：颜关明]

2010−01−12

莫秀凤(1977−)，女，广西柳州人，广西演艺职业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社会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