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书

(信阳师范学院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河南信阳 464000)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的生态自然观
——马克思对待自然的唯物主义方法及其意义的重新发现

李世书

(信阳师范学院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河南信阳 464000)

福斯特通过历史性地分析,揭示了马克思唯物主义与自然概念的历史渊源以及生态学特征,重新发现并指出马克思对待自然的唯物主义方法对于解决当代环境问题、对于当前的生态社会主义实践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自然;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生态学

当现代生态运动最初出现的时候,大多数自称为马克思主义的人趋向于通过法兰克福学派的观点来认识它。这些观点认为,工业社会是引起污染和其它环境问题的原因,仅仅通过给予自然以适当的尊重,我们就可以重建自然平衡并能拯救我们的星球。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在防止地球和人类免受生态毁灭的斗争中,通过树立起唯物主义的旗帜向这种所谓的“绿色”思想提出了挑战。福斯特要把唯物主义恢复到它应有的地位。福斯特反对当代绿色思想中把生态退化的整个过程归因于17世纪的科学革命和培根的“控制自然的观念”的趋向,这种趋向认为包含了人类中心主义和剥削机制的浪漫主义、有机论和现代主义都是应该反对的。这种二元论观点已经导致许多当代生态运动走向粗暴地拒绝现代性和科学,走向歪曲启蒙运动和马克思主义,走向缺乏辨别力的非理性主义。从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经过费尔巴哈、达尔文到恩格斯,福斯特考察了唯物主义发展的历史。福斯特通过恢复这种遗失的传统,重新发现马克思对待自然的唯物主义方法对于解决当代环境问题的意义,希望为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生态社会主义建立一种新的理论基础、提供一种新方法。福斯特认为,一旦生态学方法按照这样的方式建构起来,并且建立在现实主义认识论和唯物主义本体论的基础上,我们就会发现,自然和社会之间合理的新陈代谢的障碍不是现代性,不是科学,也不是唯物主义,而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

一、马克思唯物主义与自然概念的历史溯源

如何发现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生态学内涵及现代意义,福斯特提出了自己的理解路径。他认为,“为了了解生态学的起源,必须理解随着17世纪到19世纪唯物主义和科学的发展而出现的关于自然的新观念”[1]1。在考察这种新自然观时,福斯特重新分析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与自然概念形成的历史。福斯特的分析是从伊壁鸠鲁和马克思的思想关系开始的,同时分析了费尔巴哈和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传统对马克思思想的影响。福斯特采用英国科学哲学家罗依·帕斯卡尔对哲学唯物主义的规定作为考察马克思唯物主义思想的参照系。帕斯卡尔指出,哲学唯物主义包括：“(1)本体论的唯物主义,强调社会存在对生物存在(更为普遍的是物理的存在)的单方面依赖,强调前者源于后者;(2)认识论的唯物主义,强调科学研究对象的独立存在和超越事实(即因果关系和自然规律)的活动——至少是某些研究对象;(3)实践的唯物主义,强调人类的变革力量在社会形态变革和社会形态再生产中的本质作用。”[1]2-3以此为参照,福斯特认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主要关注于“实践唯物主义”。因为“人与自然的关系从一开始”就是“实践的关系,也就是说,是通过行动建立起来的关系”。由此福斯特认为,马克思既接受了“本体论的唯物主义”也接受了“认识论的唯物主义”[1]3。在对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作了上述规定的基础上,福斯特展开了对马克思唯物主义与自然概念形成与发展历史的阐述。

1.马克思与伊壁鸠鲁

福斯特对马克思唯物主义与自然概念历史的考察是通过对马克思对伊壁鸠鲁唯物主义哲学的继承与发展的揭示开始的。在福斯特看来,是伊壁鸠鲁哲学激发了马克思对唯物主义的深刻理解。在伊壁鸠鲁的哲学中包含着许多为马克思后来所发展和确定下来的思想萌芽和合理因素,其中,最主要的是伊壁鸠鲁哲学中对目的论的排斥和拒绝以及对偶然性和人类自由的强调。福斯特把伊壁鸠鲁描述为冲破唯心主义和有神论拥护者猖獗几个世纪的唯物主义幽灵,这一幽灵激励着像马克思和培根这样的后世哲学家。

福斯特通过分析马克思的《博士论文》进而揭示伊壁鸠鲁哲学对马克思的影响。福斯特认为,伊壁鸠鲁主义代表了一种反目的论观点,拒绝一切根据终极原因、根据神的意图而对自然所作出的解释。正是在这一点上,唯物主义和科学取得了一致。正是这一原因加强了马克思研究伊壁鸠鲁哲学的兴趣。马克思的博士论文的论点是以德谟克利特与伊壁鸠鲁的原子论的区别为轴心的,这种区别已经超出物理学而指向认识论。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首先比较了伊壁鸠鲁哲学体系和德谟克利特哲学体系的一般差别。马克思认为,前者突破了后者的更思辨的体系。伊壁鸠鲁把经验世界假定为是原子世界的“客观现象”,在德谟克利特那里则是“主观假象”。伊壁鸠鲁的哲学认为,关于原子世界(感觉无法感知的)和感性实在的知识是源自体现在抽象个别性和自由(即自我决定)中的人类理性的内在必然性。这样,“在伊壁鸠鲁那里,德谟克利特的单一的决定论被超越了”[1]62。对德谟克利特来讲,必然性是一切,但是伊壁鸠鲁除此之外还认识到了偶然、偶然性和自由的可能性。福斯特认为,马克思注意到了伊壁鸠鲁的唯物主义中的积极的一面,即自我意识的辩证法。因为“马克思清楚地看到这种能动性早在伊壁鸠鲁唯物主义中就已经出现了,是同与变化和‘逝去’相联系的感觉的概念一同出现的。这里已经有了对异化的自我意识之存在的理解,有了对知识既牵涉到感觉也牵涉到理智的抽象的理解”。“因此,‘在伊壁鸠鲁那里,’马克思认为,‘……原子论连同其反对学派一起,已经被发展并完成为关于自我意识的自然科学’。”[1]63-64这种自我意识的科学,就是自我意识的辩证法。这正是人的自由的体现,也即是人的创造本性的体现。正是马克思在伊壁鸠鲁的哲学中发现了辩证法的因素,马克思才把伊壁鸠鲁哲学的独特本质归结为：反对德谟克利特物理学的决定论和宗教的目的论原则。

福斯特认为,到马克思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的时候,他已经具有了唯物主义应该具有的立场,不过这种立场与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的立场不同,它带有非机械论和非决定论的特征。福斯特指出：马克思“同伊壁鸠鲁主义和英法唯物主义者们的相遇,使他和恩格斯后来所说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形成了一种面对面的关系。”“受伊壁鸠鲁和培根的启发,马克思把反目的论作为唯物主义的核心。”[1]72在福斯特看来,马克思在1841年完成博士论文时,他已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帕斯卡尔意义上的认识论的唯物主义与自然概念,即对人类和人类所处的世界的认识只能建立在对自然的认识的基础上,而对自然的认识则只能从自然本身出发,用自然来解释自然,在解释自然、宇宙和人生时,没有终极目的,目的论被排斥在自然、宇宙和人生之外,必然性也并不代表一切。偶然性和必然性共同构成自然、宇宙和人类生活的本质。在所有这一切中,人类始终保持着意志自由。在这里福斯特通过研究伊壁鸠鲁对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思想形成的影响初步揭示了马克思的认识论的唯物主义自然概念。

2.马克思与费尔巴哈

福斯特通过研究费尔巴哈与马克思的关系分析了马克思本体论的唯物主义自然概念。福斯特认为,马克思在完成博士论文时,所达致的唯物主义倾向为接受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和18世纪法国的唯物主义准备了基础和条件。福斯特主要考察分析了在费尔巴哈的影响下马克思的本体论或现实主义唯物主义自然概念的初步形成。福斯特指出,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给予了极大地关注。费尔巴哈坚决地同黑格尔的理论进行了决裂。费尔巴哈坚持认为物质世界本身是现实存在的,包括其中的人类及其对世界的感觉。费尔巴哈敏锐地认识到,“黑格尔哲学所引以为豪的自我意识仅仅是被异化的自我意识,因为它是从人性,也就是真正的感知世界中抽象出来的。它是‘没有现实的抽象’。事实上,‘人类是有自我意识的’,但是自然是人类的基础”[1]78。福斯特指出,之所以费尔巴哈对马克思产生重要的影响主要在于费尔巴哈在对黑格尔的批判中还引入了“外在自然;因为,人类属于自然的本质,这同庸俗的唯物主义相反;因此,自然属于人类的本质——同主观唯心主义相反;这也是我们的‘绝对’哲学的秘密,至少是在同自然的关系上。把人类与自然联系在一起,仅仅通过这项措施我们就战胜了基督教超自然主义。”[1]79

福斯特认为,不仅费尔巴哈对黑格尔思辨哲学的批判影响了马克思,而且费尔巴哈对唯物主义中的感知特征以及对自然主义的强调也影响了马克思。福斯特指出：“费尔巴哈在反对黑格尔的过程中,同时作为替代品为融合哲学批判和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观提供了一个大概框架。”[1]80福斯特注意到,费尔巴哈唯物主义是一种理性唯物主义,因为在费尔巴哈看来,“物质乃是理性的一个主要对象。如果没有物质,那么理性就不能刺激思维,就不给思维以材料,就没有内容。如果不排除理性,就不能排除物质,如果不承认理性,就不能承认物质。唯物主义者乃是理性论者。”[1]80福斯特认为,费尔巴哈的理性唯物主义对马克思的影响显然是巨大的,它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自然概念由认识论向本体论或实在论转化提供了契机。

在福斯特看来,费尔巴哈强调自然的存在本质及自然是人的基础,这对马克思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费尔巴哈的自然哲学为马克思提供了自然及其异化观。受费尔巴哈的影响,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认识到了自然界的实在性,同时这也是与他对政治领域和政治经济学领域的研究分不开的。马克思非常赞赏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的自然观进行的批判,费尔巴哈揭露了黑格尔没有能够提出真正的自然主义。马克思继费尔巴哈之后认为,重要的是把客观世界以及人类的存在作为客观存在,也就是真正的实在论和自然主义。马克思指出：“说人是肉体的、有自然力的、有生命的、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这等于说,人有现实的、感性的对象作为自己本质的即自己生命表现的对象;或者说,人只有凭借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才能表现自己的生命……饥饿是自然的需要;因此,为了使自身得到满足,使自身解除饥饿,它需要自身之外的自然界、自身之外的对象……一个存在物如果在自身之外没有自己的自然界,就不是自然的存在物,就不能参加自然界的生活。”[2]106在这里人同自然发生了物质上的联系,人离不开自然,因为人有饥饿,而饥饿只能用人之外、自然之中的物质来满足。在存在意义上,人与自然是不可分的。人的普遍性把整个自然界“变成人的无机身体,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2]57福斯特认为,通过费尔巴哈,马克思使自己完全彻底地摆脱了黑格尔主义。众所周知,大约在撰写《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后抛弃了费尔巴哈的“沉思式”唯物主义。自此以后,费尔巴哈的“人”被“现实的历史的个人”所代替,费尔巴哈的“自然”被“历史的自然”所代替。但是费尔巴哈论战的影响还将持续下去。此后,被历史创造的“人”和“自然”将变成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中心内容。

综上所述,福斯特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思想起源追溯到伊壁鸠鲁,并通过分析费尔巴哈和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传统对马克思唯物主义与自然思想的影响,重构了马克思的认识论的和本体论的唯物主义自然概念,并且突出强调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思想发展内在地关联着对自然的理解。

二、达尔文的唯物主义与自然概念

福斯特对达尔文的进化论唯物主义与自然概念进行了分析。通过展示达尔文进化论思想对于唯物主义的重要意义,福斯特论述了自己对唯物主义与自然概念的理解。他认为,进化论思想长期以来一直就与唯物主义相联系,它们相互包含,并且这种认识最初起源于恩培多克勒、伊壁鸠鲁和卢克莱修。福斯特把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放在18、19世纪特别是19世纪的英国的自然科学、哲学和神学的大背景下加以考察,指出进化论的哲学意义在于体现出唯物主义的本质特征,并揭示出自然界中不存在目的,从而使自然神学遭受决定性的打击。福斯特认为,“达尔文革命打击了传统思想的两个基本信条：本质论和目的论。”[1]211达尔文对本质论展开了批判。他的剑桥的老师查尔斯·赖尔认为存在着固定的限制,超出这些限制,源于共同祖先的后代则不能脱离一种特定的类型。约翰·斯图亚特·密尔也认为物质是自然的“种类……在它们之间存在着不可超越的界限”[1]212。相反,在达尔文看来,所有的物种都是可变的,事实上并没有严格的区分——物种命名具有探索性的作用,但在本质上具有任意性和变动性。

在福斯特看来,达尔文对本质论进行批判的最终含义并非如此——对人类所假定不变的高贵地位以及“人类本性”的永恒性提出置疑。达尔文对神学的革命性批判甚至更为重要,因为,它直接指向了自然神学的核心信条。福斯特引用了赫胥黎的观点作为证明：“神学,如一般人的理解,在达尔文那里受到了致命的打击。”[1]213福斯特认为,对赫胥黎来说,达尔文革命的意义在于消灭了“终极原因说”。通过分析,福斯特指出,达尔文革命明确表明：人类是偶然进化的结果;假如人类消失,会有其他原始人类进化从而替代人类的位置;人类正如其他物种一样,并非一成不变的,而是仍然处于适应环境的过程之中。因而在福斯特看来,达尔文的进化论“不仅废除了宗教目的论,而且也否认了人类中心主义观点”[1]36。福斯特进一步认为,在达尔文的后期作品中,他的思想有点激进。达尔文否决了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者“牲畜创造”的解释,即认为地球和生活于其上的一切生物都是上帝为人类专门创造的,并且由于缺少智力而与人类有着泾渭分明的界限。在达尔文看来,所有的生命都因为共同的物质关系和进化规律而被联合在一起。福斯特引用著名的达尔文主义者约翰·杜伦特的话进行了总结。杜伦特指出：“达尔文在一种更大的视野中精心论述他关于一个连续地产生着新的生命和心智形成的世界的观点。这是唯物主义,达尔文知道这一点,但这是一种自然主义,它将自然的每一点都人性化,就像将人自然化一样。”[1]37

由上观之,达尔文的进化论革命中内在地包含着唯物主义。正如整理达尔文论著的编辑们所看到的那样,“他热情地拥抱着唯物主义,用联想的语言表达了思想起源于感觉的思想”[1]35。福斯特认为,在当时的思想环境中,正是达尔文发现了他的进化论中的唯物主义本质,这种唯物主义是反目的论的,它动摇了人类中心地位观念并强调人类在自然界中的偶然性地位。福斯特正是以达尔文进化论为例,论证了对自然界的科学的、一贯的认识必然地是唯物主义的观点。而这种唯物主义的自然概念以及以此为基础的人与自然关系的观点,则体现了现代生态学思想并由此成为现代生态学思想产生的思想背景和源泉。福斯特指出：“达尔文本人对自然的进化论解释来源于他那种固有的、不妥协的(关于自然界的)唯物主义。它同时也代表了‘目的论的终结’(正如马克思所强调)和反人类中心主义观念的成长壮大。可以说现代生态学在19世纪中期出现的基础就是达尔文在生物历史学领域所做出的成就,以及其他科学家在生物物理学领域的发现,比如德国伟大的农业化学家尤斯图斯·冯·李比希所强调的土壤肥质的循环及其与动物新陈代谢。”[1]16由此,福斯特通过对达尔文的唯物主义与自然概念的重新阐释,为解决现代生态问题开辟了一条思想路径。

三、建构生态唯物主义的探索

福斯特研究的最终目的,是要发展出能分析当代环境和生态问题的生态唯物主义。他要建构的这种生态唯物主义是建立在对达尔文特别是对马克思的自然观念和唯物主义思想充分研究和理解的基础上的。福斯特指出：这一研究“是围绕19世纪两位最伟大的唯物主义者达尔文和马克思的著作而展开的”,“同时,我多年学过的马克思主义影响了我对生态唯物主义的探索”[1]Ⅱ。在福斯特看来,马克思的著作和思想才是主要的关注点,因为“马克思的世界观是一种深刻的、真正系统的生态(指今天所使用的这个词的所有积极含义)世界观,而且这种生态观是来源于他的唯物主义的”[1]Ⅲ。福斯特认为,“马克思在将唯物主义转变成实践的唯物主义过程中,从来没有放弃他对唯物主义自然观——属于本体论和认识论范畴的唯物主义——的总体责任。”[1]8在马克思的分析方法背后隐藏着一种激进唯物主义对所有目的论思维方式的批判,采取的是现在被认为属于“实在论的”本体论的观点和立场,它强调外在的物理世界相对于思维的独立存在。马克思实际上是采取了一种既属于实在论又属于辩证法的方法。作为实在论的形式,这种观点一直坚持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物质观(自然观)和社会观之间的永久的和密切的联系。因此,马克思一直把唯物主义定义为“属于‘自然历史’过程”。然而根据福斯特的看法,马克思的这种彻底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却悲剧性地被批判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所理解。福斯特正是要从马克思主义的内部,彻底改变“唯物主义观越来越成为抽象的、实际上没有意义的概念”的马克思主义悲剧性结果,从而重新揭示马克思唯物主义与自然观的真实内容与意义。

福斯特通过批驳对马克思“反生态”的指责来揭示马克思的生态唯物主义思想。福斯特总结出通常用来指责马克思“反生态”的六个论据,即：马克思著作中的生态观点与其著作的主体内容没有系统性的联系;马克思的生态思想被认为是不成比例地来源于他早期的对异化的批判,而后期著作中则较少出现;马克思最终没有能解决对自然的掠夺问题而是采取了一种“普罗米修斯主义”的观点;根据马克思的观点,资本主义的技术和经济进步已经解决了生态限制的所有问题,并且生产者联合起来的未来社会将存在于物质极大丰富的条件之中;马克思对自然科学或者技术对环境的影响不感兴趣;马克思一直被视为“物种主义者”,即把人类与动物彻底分开,并认为前者优于后者。福斯特认为,对马克思的这些指责都是不实之举辞,因为在这些对马克思的指责中,许多批评都是将马克思与马克思本人所批评的其他社会主义理论家相混淆。马克思之所以遭到攻击,就在于他被假设为技术的“普罗米修斯主义”,而他本人强烈地反对这样的“普罗米修斯主义的”观点却被他自己批评蒲鲁东的《经济矛盾体制》这本著作抵消了。同样,马克思被指责为没有认识到自然对财富的作用,而这正是他尖锐地批评拉萨尔所采取的“超自然的观点”。在反驳对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质疑时,福斯特认为,这种批评存在的问题就像众多的当代社会经济学思想一样,就是完全没有认识到人类与其生存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重要实质。生态问题首先而且最主要地被简化为一个价值问题,而理解人类和自然之间“新陈代谢关系”这个更加困难的问题也因此被忽略了。在批驳指责“马克思主张支配自然”时,福斯特指出：“人类‘支配自然’的观念,虽然具有人类中心主义的倾向,但并不必然是指对自然或者自然规律的极端蔑视。”[1]14福斯特同时强调,在“支配自然”这个不切实际的想法和“可持续性”概念之间并没有根本性矛盾,而且“‘支配’和‘可持续性’这两个概念都来源于同一个培根哲学的传统”[1]15。

福斯特还论述了马克思的生态唯物主义的影响,并由此展开了对生态唯物主义概念的进一步揭示。福斯特认为,体现在马克思的思想中以及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中的生态唯物主义在巴里·康芒纳的生态思想中得到体现。福斯特认为唯物主义对生态学的意义可以通过康芒纳的的四条生态学“非正式规则”加以清楚地理解,因为这四条生态学规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生态唯物主义的内涵。这四条生态学规则分别是：万物皆相互联系;万物皆有归属之地;自然知晓最多;“无”无以产生“有”[1]17。福斯特通过分析认为,第一、二条和第四条法则是伊壁鸠鲁主义物理学,特别是卢克莱修的《物性论》中的第一卷的主导原则,它们突出地强调自然界中物质和能量的平衡和自然界作为整体的和谐。这里的第三条法则,初看起来“好象隐含着自然主义的、目的论的决定论”,但从康芒纳的理论背景上来看,“自然知晓最多”可以更好地被理解为“进化所知晓最多。”因为进化过程不应被理解为僵化的决定论过程或目的论过程,而应理解为在各个阶段都包含着无数的偶然性的过程。在进化过程中,包括人类在内的物种以自然选择的方式适应于它们的环境。福斯特总结道：“我们在进行各种根本的生态改变的过程中,就应该保持谨慎的态度,就应该认识到,如果我们把新的合成的化学品而不是经过长期进化的物品引入环境之中,那么我们就是在玩火。”[1]17

在承认康芒纳四条生态法则的意义的同时,福斯特还突出强调了人的自由。他认为,人类当然不是完全由自然选择所决定的。因为人有意志自由——“一种‘转向’的能力,但始终是建立在物质条件的基础之上——这些物质条件作为前提而存在并随之带来某些限制”[17]。福斯特认为,彻底的生态学分析同时需要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两种观点。同那种倾向于把自然界看作符合某些目的论意图的唯灵论的生机论自然观相反,唯物主义者把进化看作一种无限的自然历史过程——虽然受偶然性所支配,但却可以用理性加以解释。福斯特始终贯彻这样一个认识和行动原则：人类在认识自然规律并承认自然先在的物质性的前提下运用自己的自由。这也是福斯特生态唯物主义的核心理念,它以唯物主义思想发展和人类对自然界的逐步认识为基础,有着深厚的思想根源和丰富内涵。

福斯特深入到自然唯物主义体系之中,通过阐发自然与人类历史发展的关系以及自然对人类历史发展的意义而建立了生态学的自然唯物主义理论框架。福斯特对马克思文本进行的这种生态学解读,是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福斯特分析、揭示并建构了马克思的生态唯物主义思想,为我们建构新的、从人与自然关系前提出发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提供了启发。

[1]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M].刘仁胜,肖峰,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2]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John Bellamy Foster’s Viewpoint of Ecology and Nature

LI Shi-shu
(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Marxism,Xinyang Normal University,Xinyang 464000,China)

By historical analysis John Bellamy Foster has revealed the historical sources and the ec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Marxist materialism and concept of nature,He discovered and pointed out that Marxist materialist approach to nature is of grea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the solution of today’s environmental problems and to the socialist practice concerning ecology.

nature;materialism;Marxism;ecology

B507

A

1009-105X(2010)03-0005-05

2010-09-13

李世书(1966-),男,博士,信阳师范学院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