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春华

（广东金融学院劳动经济与人力资源管理系，广东 广州 510521）

我国13亿多的人口中有近8亿是劳动力。数量如此巨大的劳动力资源是一把双刃剑，如果能对之进行有效配置和充分利用，将成为经济增长的巨大源泉。然而，要为如此多的劳动力提供合适的就业岗位,也充满了挑战。从改革开放初期的农民工“找工难”与大学生“不愁嫁”，到目前的企业用工荒与大学生就业难，我国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状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劳动力资源的配置经历了二次扭曲。

从表面看，两次扭曲是从一种劳动力供求失衡状态转为另一种失衡状态，都是结构性失业现象，但其实质不仅仅关乎失业问题。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历经30年，劳动力配置从一种扭曲转为另一种扭曲，无论哪种扭曲都造成劳动力资源的极大浪费，这反映出我国劳动力市场运行机制存在某些”顽疾”，这些顽疾是依靠经济增长也不一定能解决的。本文旨在通过深入分析两次扭曲的机理，为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健康发育和正常运行寻求合适的途径，为实现劳动力资源的有效配置提供有益的理论探索。

一、劳动力配置二次扭曲的表现

（一）第一次扭曲的表现：农民工找工难与大学生“不愁嫁”

劳动力配置的第一次扭曲发生在改革开放之初至2003年左右。1978年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农业剩余劳动力得以释放，农村的隐性失业问题逐步显性化。紧接着城市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大量的岗位需求，户籍制度的放松又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打开了方便之门。在这种情形下，蓄势已久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形成一股洪流涌向城市，因此相当长时期内造成了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局面。表1揭示了1980年至2002年农业劳动力的剩余情况，这些剩余劳动力中有相当一部分后来成为城市中的“农民工”。政府面对进城“泛滥的”劳动力，一度限制企业在春节后一个月内不能雇佣农民工。而农民工进城后在求职、报酬方面也只能任由资方摆布，由此表现出“找工难”现象。

在这一时期，大学生的就业由计划分配逐渐转为双向选择，无论是两者中的哪种配置方式，大学生就业都是“皇帝的女儿不愁嫁”。表2揭示在2003年以前大学毕业生供不应求，几乎都能在城镇单位找到一份“正式”工作，总能在体制内就业。因此，通过升学跳出农门曾经成为许多农家子弟的理想。

表2 全国大学毕业生供求差距 单位：万人

（二）第二次扭曲的表现：企业用工荒与大学生就业难

自从2004年以来，珠三角地区就开始出现民工荒，那时的企业用工短缺表现为局部性的、暂时性的。不过，从此各地开始重视对农民工劳动权益的保护，最低工资标准不断提高，劳动合同法也出台了。然而，这种对劳动方的“爱护”并没有改变企业用工短缺的态势。据有关部门预测，2010年珠三角一带劳工缺少200-300万，逾九成企业在年后都有招工需求，其中广州用工缺口约15万人，深圳缺口近80万余人次。企业用工荒不仅体现在沿海地区，并已蔓延至内地省份。重庆、安徽、江西、湖北等内陆地区在劳动用工方面都喊“渴”[1]。另据一些学者调查统计，农村现有未出外打工的劳动力大部分在40岁以上，要么不符合企业的需求，要么没有进城就业的动力。无疑，若劳动需求方面不发生变化，用工荒将成为长期性的劳动力短缺现象。这种现象对于农民工而言或许是可喜的，至少表明他们在劳资博弈中的弱势地位将得以改观。

然而，近些年来大学生面临的劳动力市场却是另一番景象。表2显示，自从2003年以后（我国高校从1999年开始扩招），大学毕业生供过于求，且供求差距明显扩大，未被城镇单位录用的大学生几乎占当年毕业生的一半。虽然大学生就业的渠道不仅限于城镇单位，还有其他单位。表2也没有将大学生自主创业人数纳入“录用”范围，但从中可以看出，2003年以来，只有一半左右的大学毕业生可以实现正规就业，有一些大学生就业后的收入很低，与农民工不相上下，这种“低就”现象使得人力资本投资难以得到回报。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农家子弟主动放弃高考。据教育部统计的数据显示，2009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比2008年约减少30万。这种情况持续下去，无疑不利于我国劳动力质量的提高[2]。

二、劳动力配置二次扭曲折射的问题

这两次扭曲是伴随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和发育而变化的。我国的劳动力市场长期存在城市与农村的分割，同时城市内部也存在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农民工集中于农村劳动力市场和城市次要劳动力市场，大学生则集中于城市主要劳动力市场。劳动力配置的二次扭曲在这些不同的劳动力市场中具有不同的效应，其折射的问题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的关系变化来反映：

（一）经济增长与就业关系的变化

我国的GDP近30年保持了持续高速增长，经济增长的就业促进作用也非常明显。据统计，1978—1999年农村转移劳动力的总量由O.22亿人增加到1.4亿人，平均每年增长9.3%。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化率由7.1%提高到29.8%，提高了22.7个百分点[3]。不过，经济增长对于不同人群的就业拉动效应是不同的。表3揭示，经济增长对于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弹性高于一般劳动力的就业弹性（以广东为例）。

表3 近年广东省城镇单位录用大中专、技校毕业生情况表

（二）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关系的变化

改革初期经济增长的收入分配效应表现为帕累托改进。一方面，经济增长导致收入分配向高素质劳动力倾斜，劳动力市场中的双向选择和自由竞争机制为知识分子提供了大显身手的机遇，使他们摆脱了传统的八级工资制的束缚，分配上的“脑体倒挂”现象得以纠正。另一方面，经济增长使农民获得了农业收入以外的打工收入，这样，农民工和大学生阶层的收入状况都得到了改善。

但是，改革后期经济增长的福利效应在这两个阶层体现都不明显。一方面，收入分配没有向高素质劳动力倾斜，工资差距主要由行业性因素和体制性因素决定。以广东省为例，1990年收入最低的行业为农林牧渔行业，其行业平均工资相当于全社会行业平均工资的0.7倍。收入最高的行业为交通运输、邮电通讯业(1.15倍)，最高与最低行业收入之比不到2倍。到2005年,低收入行业中的农林牧渔行业收入比例为0.40，高收入行业中的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比例为2.08，最高收入行业是最低收入行业的4.88倍[4]。由于许多大学生热衷于高收入行业，而这些行业的市场化程度很低，对大学生的需求较少。这样，包括大学生、研究生在内的工资收入不一定能随经济增长得到相应的增长，人力资本投资缺乏合理回报。另一方面，农民工的工资长期得不到提高，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1978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43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34元，以农村为1，两者之比为1：2.56，2005年二者之比变为1：3.22[4]。正因如此，改革后期经济增长的好处难以转化为大多数人的福利。

（三）劳资关系的变化

从劳动力配置第一次扭曲到第二次扭曲的过程也是劳资双方的博弈过程。从农民工找工难转到企业用工荒，这一变化过程表明，农民工作为当代工人阶级的主体地位已获得了资本方的认同，次级劳动力市场的劳资对比态势发生了变化。但由于这种变化是以农民工用脚投票的方式表现出来的，这说明次级劳动力市场中的强资本、弱劳动的劳资关系仍然没有改变。

（四）劳动力市场运行机制的变化

二次扭曲反映出我国劳动力市场发育自改革开放以来存在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由于农民工与大学生的就业不具有相互替代性，表明二次扭曲过程中次要劳动力市场与主要劳动力市场一直存在严重的分割，这背后有人力资本的差异因素，也有制度性因素；二是城乡劳动力市场逐渐由分割走向融合，但目前城乡劳动力市场尚没有实现一体化，表现为虽然农民工占城镇单位的就业比例逐年上升，但他们在城镇国有单位的就业比例仍然非常低，见表4。

表4 不同经济类型单位中农村劳动力所占的比例

三、二次扭曲的原因及第一次扭曲的矫正途径

（一）第一次扭曲的原因

第一次扭曲是计划经济的产物。计划经济体制在就业和产业方面的制度特点是实行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城乡隔离制度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经济战略。城乡隔离制度是一种城市排他性的全面就业制度，在这种就业制度下，农村劳动力不能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同时城市居民的就业得到充分的保障,这样可以确保劳动部门能够按照整体经济计划的优先次序安排就业岗位。所以，城乡隔离制度是为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服务的，在促进重工业发展的同时，也导致城乡劳动力分割配置，从而使农村积累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造成严重的隐性失业。当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开始，城乡流动的藩篱逐步解除时，农村劳动力首先转移到乡镇企业，随后大规模向城市产业转移。1997—2004年间，农村外出劳动力每年平均增长率高达14.9%，从而导致农民工找工难。

在改革初期，作为高端劳动力的大学生则“不愁嫁”。这是因为当时对大学毕业生仍实行计划配置，同时由于我国高等教育规模较小，大学毕业生的数量不能满足工业发展的需要。

总体上看，劳动力配置的第一次扭曲主要是源于制度因素。

（二）第一次扭曲的解脱途径

第一次扭曲过程中农民工在城市的就业问题主要是通过 “增量调整”策略和发展劳动力市场解决的。“增量调整”策略是指国家通过发展非公有制企业，增加了劳动力需求，使许多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城镇待业青年得以在体制外就业。与此同时，城市劳动力市场逐渐发育，尽管仍存在分割，农民工在工资和就业方面与城市劳动力有明显的不同，但市场在农村剩余劳动力资源配置中起主导作用。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逐渐得以解决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种重要的负效应——工资水平长期得不到提高，而且这一问题的解决是以低端加工制造业的规模扩大为基础的。

作为扭曲的另一端，大学生稀缺问题的解决主要依靠市场配置毕业生和高等教育扩招两大途径。大学毕业生就业从“双向选择”到自谋职业的变革，杜绝了企业中的大学生冗员问题，提高了高端劳动力的配置效率。同时，高校扩招也使高端劳动力短缺问题逐渐消除。

从结果上看，第一次扭曲的解脱是一种帕累托改进，在优化农村劳动力资源配置的同时，对城市劳动力的就业率也没有造成重要影响。有研究表明，农村流动劳动力对城市的就业替代率仅为0.1左右[5]。另据统计，1995—2005年期间，即使不考虑农村进城劳动力就业,城市就业也增长了43.5%[6]。在不影响农业发展的同时增加了农村家庭的收入。这种就业的变化对产业发展也起了推动作用，产业中的低工资水平使我国经济发展在国际上具有低劳动力成本优势，促进了对外贸易和经济的持续增长。

（三）第二次扭曲的原因

对于第二次扭曲中的企业用工荒，不少学者对此有不同的解释。笔者认为，用工荒首先来自市场因素中的劳动力供给变化，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供给面临“刘易斯拐点”。发展经济学中的刘易斯模型揭示，农村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要经历两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由于农业部门人多地少，即使工业部门现行工资不变，农村劳动力供给也是无限的。而且，把一部份劳动力转移出农业，农业产量也不会下降。随着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增加，农业生产率逐渐提高，工业部门工资会随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而上升，这一变化点即为刘易斯拐点，劳动力转移也就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当两个部门的生产率接近一致时，工业部门对农业剩余劳动力吸收完毕，此时，农村劳动力不再向工业转移，二元经济结构就转变为一元经济结构。当前我国的企业用工荒在全国各地出现，已不仅仅是沿海地区特有的现象，暂时的工资上升也无法改变这种情况，因此可以判断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进入刘易斯拐点阶段，我国劳动力市场的转折点已经到来，这一点已得到许多学者的证明[7]。据一些学者调查统计，2006年真正剩余的农村劳动力中50%年龄在40岁以上。也就是说，40岁以下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绝对数量只有5212万，剩余比例仅为10.7%[8]。

其次，用工荒还源于制度因素。一个重要的制度因素是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进程缓慢，表现在劳动力市场一体化速度滞后于人口类型和劳动力结构的转变，也滞后于农村劳动力转移速度[9]。我国城乡劳动力市场目前仍存在分割，这种分割主要表现为城市内部主要和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分割。这种分割也导致劳动力供给对需求的反应比正常劳动力市场要缓慢得多，从而使特定地区劳动力供给大起大落[10]。

再次，收入分配制度的调整步伐没有跟上劳动力转移的步伐，尤其是工资调整速度低于劳动力转移速度。由于行业之间和体制内外的企业之间存在不合理的工资收入差距，劳动力市场分割又使农民工难以进入高收入行业或企业，导致其工资水平不能得到提高，减少了农民工进城的动力。

此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进程也滞后于劳动力转移速度。我国社会保障制度覆盖范围非常有限，而且社会保障制度至今还处于城乡分割状态。这使得农民工无法摆脱对土地的依赖，城市企业工资的暂时提高也无法吸引他们永久离开土地。

对于第二次扭曲中的大学生就业难问题，一些人将之归因于高校扩招，主张大学应该减少招生人数。笔者认为，这一问题更多源于产业结构没有及时升级从而与劳动力供给结构脱节。具体而言，由于非农产业发展不足，尤其是高端产业的发展速度小于高等教育的扩张速度，造成劳动力市场对高级劳动力吸纳能力有限。图1揭示在1996-2006年之间，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增长率远小于高校招生规模的扩张速度。

不过，高等教育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也是原因之一。有些高校的专业设置改革跟不上产业结构的调整步伐，某些新型产业缺乏人才，使劳动力供给结构无法与产业需求结构适应。总的来说，在第二次扭曲中，制度性、市场性因素以及人口结构变化因素都起作用。

四、结论与政策含义

劳动力资源配置的二次扭曲启示我们：要优化劳动力资源配置、妥善解决各种劳动力的就业问题，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只有立足经济的长远发展，突破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局限，统筹考虑所有劳动力的就业问题，才能矫正劳动力配置的第二次扭曲，实现劳动力资源的有效配置。这需要调整劳动力资源配置战略，并寻找适当的实现途径。

（一）战略调整

第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增量调整为主转为存量调整为主。在金融危机背景下，要通过扩大经济规模来提高就业率存在较大难度，主要应通过发展高端产业，扩大对高级人才的需求来提高就业率。同时要提高劳动力的总体素质，以高质量的劳动力供给取代高数量的劳动力供给，从而实现产业升级、劳动力素质提高、就业扩大和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

第二，由劳动力数量调整为主向劳动力数量调整和收入分配调整并重转变。通过调整收入分配结构，使各行业的收入差距合理，增强城市对于农民工的吸引力。大学生就业问题也不能仅仅依靠高校扩招或减招来解决，要通过收入分配机制引导大学生在各行业和各地区之间合理配置。

第三，劳动力配置要由以城市为中心向城乡协调发展转变。第一次扭曲的解脱是以城市为中心，依靠一些大城市的工业发展和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发育。要矫正第二次扭曲，不能以城市为中心，而要致力于城乡协调发展。可推行珠三角地区的“双转移”策略，大城市进行产业升级，让传统产业向小城市和农村地区转移，促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就近就地配置。与此同时，要促进城乡劳动力市场的融合，鼓励大学生到中小城市和农村就业，真正实现劳动力在城乡之间的自由流动。

第四，由劳动力供给向需求靠拢转变为劳动力供需相互靠拢，从而实现劳动力的供求均衡。劳动力的供给主要由人口结构和劳动力结构的变化决定，劳动力需求主要由产业结构变化决定。因此，制定产业发展战略要考虑人口结构和劳动力结构的变化，使产业结构的转变速度与劳动力结构的转变速度相适应。同时高等教育也要与产业发展对接，高校专业设置必须与产业发展战略相适应。

（二）具体的实现途径

劳动力资源二次扭曲的矫正需要综合运用 “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两种调节方式。即一方面通过劳动力供求的变化来决定工资的升降，并通过劳动力市场中的工资变化引导劳动力在各地区和各行业的配置；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劳动力市场仍然存在相当程度的分割，仅仅依靠市场难以实现劳动力资源的有效配置，一定程度上必须依靠政府职能的有效发挥。政府可通过如下途径发挥作用：

1.制定合理的产业发展政策，鼓励大城市的传统产业向二三线城市和农村地区转移，加快发展高端产业，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优化。与此同时，加强对高等教育发展的投入与导向，通过发布高校招生就业指导使高等教育与产业协调发展。

2.加强农村劳动力市场的信息化建设，促进城乡就业服务均等化，加快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进程，促进农民工和大学毕业生在城乡之间的双向自由流动。同时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促进农村劳动力素质普遍提高，推动主要与次要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

3.推进工资分配制度的改革。调整行业之间不合理的工资差距，使不同行业的劳动收入分配更加公平。同时要建立农民工工资正常调整机制，减少工资粘性，使其能随市场供求的变化而自由升降。近些年来我国农村外出劳动力获得的工资仅为制度工资(最低工资标准)，其制定和调整取决于地方政府和企业利益博弈的均衡，当前最低工资制定更多的是迎合企业的偏好[11]。为此，应该利用刘易斯拐点到来的时机积极壮大工会力量，建立并推广集体谈判机制，使农民工在工资决定上可以用手投票。

4.进一步健全农村社会保障机制，扩大农村的社保覆盖范围，逐步实现城乡社保制度的一体化，为农民工进城的永久迁移准备条件。

第二次扭曲的矫正过程将不再是帕累托改进过程，而是卡尔多改进过程，即可能损害部分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因此，这种矫正任务比上次更艰巨。然而，只有矫正这一扭曲现象，才能利用好目前的人口红利，为我国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做好准备。相信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将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新的动力。

[1]刘茜.珠三角缺工将超200万，三大行业最严重[N].南方日报，2010-02-12.

[2]柴永强.2009年高考人数减少30万[DB/OL].福建高等教育信息网，http://www.fjahe.org.cn/t184display3444.aspx，2009-08-26.

[3]王桂新.迁移与发展——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证[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116-118.

[4]张炳申.我国工资收入二次扭曲分析[J].学术研究，2007，（5）：45.

[5]李实.中国经济转机中劳动力流动模型[J].经济研究，1997，（1）：24.

[6]蔡昉.中国就业制度改革的回顾与思考[J].理论前沿，2008，（11）：7.

[7]吴要武.“刘易斯转折点”来临：我国劳动力市场调整的机遇[J].开发导报，2007，（6）：50.

[8]蔡昉.中国劳动力市场发育与就业变化[J].经济研究，2007，（7）：8.

[9]李永杰.中国特色的刘易斯转折点与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路径选择[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25-28.

[10]蔡昉.解读当前扑朔迷离的就业形势[J].经济观察，2009，（11）：7.

[11]张建武，明娟.农村外出劳动力工资决定机制研究[J].经济问题探索，2008，（9）：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