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 鹏,赵绍成

(四川理工学院,四川自贡 643000)

富士康员工自杀事件的三维分析

朱 鹏,赵绍成

(四川理工学院,四川自贡 643000)

富士康员工自杀事件震惊了社会。造成富士康员工接连自杀的原因,从微观方面看,自杀是个人心理崩溃的极端反应;从中观方面看,富士康管理中存在着“致命”的缺陷;从宏观方面看,社会存在着功利主义泛滥、拜金主义严重、诚信缺失、道德败坏、信仰缺失等精神危机。

富士康;自杀事件;抑郁;异化;物化;虚无主义

富士康公司今年在半年内发生数起员工自杀事件震惊了我们每一个人。富士康的员工为什么以这样一种极端的方式来结束自己的生命呢?这是一个值得企业反省的问题,也是一个值得社会总结和干预的问题。研究富士康员工连环自杀事件,有利于深化和丰富现代的人格理论、自我发展理论、社会干预理论、自杀理论等,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意义;有利于帮助企业解决现实的各种员工的诸多问题,如焦虑、抑郁、迷失、自杀等,有利于企业减缩社会代价、管理成本,重新战略决策、组织改革,做到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具有非常紧迫的现实意义。

一、微观分析：个人的心理崩溃

许多人,其中包括富士康的发言人、一些心理学家等,认为富士康员工的自杀率很难与富士康的工作压力、“血汗工厂”联系起来。心理学家称,富士康的自杀率仍低于全国平均自杀率。参与调研的心理学家均认为,这些自杀事件基本与富士康员工个人的心理疾病,特别是抑郁症有关。有的经调查后宣称,自杀事件主要集中在个人情感出现问题、有生理疾病问题、社会防范意识不够这三类人身上。《生命时报》采访了杨甫德、王祖承、刘宝峰、杨东等心理学家,专家们均表示,选择自杀是个人精神或情绪困扰已经严重到“崩溃”地步的表现。

富士康自杀员工的共同特征(参见表1)：他们是新生代打工者,主要是80后、90后,年龄在18～24岁之间,入职时间不到一年。他们多是独生子女,更倾向于个人主义,以自我为中心,习惯于城市的消费文化,经济负担较轻,没有吃过苦,没有经历过生活的磨练,抗压力、忍耐力不强,意志力薄弱。但同时,他们更自尊、梦想也更大,甚至充满着不切实际的各种幻想。进入富士康之后,由于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差距,这些心理尚未成熟的打工者无所适从,觉得怀才不遇,受到不公正待遇,逐渐对学习和生活丧失兴趣,产生了厌世情绪,特别是工作难以适应、人际关系问题等方面的影响,一些人出现了抑郁、焦虑等心理问题。

弗洛伊德认为人格由本我、自我、超我三部分构成。由于超我过度发展,使得本我被抑制、压抑,退后内部形成自杀倾向。“超我是根据’完美’原则运作的,它追求完美,拒绝任何不完美的东西。事实证明,过度发展的超我可能引起自杀”。“弗洛伊德的理论认为自杀是一种失败的应对,这种失败可能起因于过度发展的超我、长期的心理冲突、向某一性心理发展阶段的退化或在某一性心理发展阶段的固结。”[1]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认为人的需要分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会交往需求、尊重的需求、自我实现的需求。人本主义学者认为那些看不到生命意义的人是无聊的、空虚的,在问题严重时,可能会倾向于自杀。一般而言,那些自我实现良好的人是不会自杀的。

表1 富士康自杀员工案例表

二、中观分析：企业的“致命”弊端

富士康是这些员工生存的环境,富士康不可能没有任何责任。相反,富士康是员工自杀的重要影响因素,起着关键性的作用,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在某种意义上,是富士康制造了这些员工的“抑郁”。

1.企业人口规模巨大,人口密度过大

富士康约有员工40万人,在深圳龙华区就约有30多万人。深圳富士康被称为“紫禁城”。据报道,富士康的人口密度高达每平方公里10多万人。人口过多,迟早要发生问题。人口学家马尔萨斯认为人口增长、食物匮乏会引起贫困、恶习等出现,只有自然原因、灾难、道德限制和罪恶能限制人口的过度增长,罪恶包括杀婴、谋杀、节育和同性恋等。英国动物学家莫里斯在其《人类动物园》对现代文明进行了诊断。“因为现代文明社会就如同一个动物园的大铁笼子,它把人类关起来驯养,从而引起了各式各样的人的问题。”所以人类就产生了生活在自然之中的野生动物不会发生的“自杀、手淫、伤害后代、恋物欲和同性恋等”现象[2]。富士康则是一个典型的“无领土化”的“社会”。白岩松认为：“在富士康深圳公司,一个厂区就32万人,大家可以想想看,早晨上班的时候,并排走都很难通过,甚至有时要侧身,如此人员的密度,梦想自然就会被挤压,心理的问题也就孕育其中”。[3]

2.富士康以效率为本,而非“以人为本”

富士康对“以人为本”的理解,主要是针对企业的拓展、人才的利用,强调科技以人为本。“人才本土化、人才科技化、人才国际化”是富士康的人才经营策略。富士康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代工厂,招工对象主要是中专生。正所谓,“人傻年轻速来”。富士康不需要高级的知识分子,只需要廉价的劳动力,这样才能做到“最小的投入,最大的产出”。据报道,富士康的人员流动率非常大,从过去的2%增长到现在的4%。员工在富士康留下了青春,付出了劳动,换来了每个月900元基本工资和“加班费”,换来了富士康现在的规模和世界地位。

人是一个“全人”,是一个复杂的需求综合体。正如马斯洛所说的人的需求分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会交往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需求。富士康的“以人为本”是片面的、畸形的,只强调关怀优势人才,而忽视了普通员工,特别是这些潜伏着“问题”的员工;只关注员工的工作,而不关心员工的生活,认为工作就是这些员工的所有生活,而实际上生活的内容是丰富多彩的,不仅仅包括工作(虽然工作非常重要),还包括娱乐、锻炼、休息、交朋友等等所有的生活实践活动。富士康“制造”了单向度的人、畸形的人。

3.富士康管理半军事化,员工自由丧失

富士康半军事化的“围墙管理”制度,以高强度的方式控制着员工的行为和自由。基层干部并不尊重员工的自尊心,“说不好就骂,是很正常的”,很容易造成员工心理失衡。干部骂员工是家常便饭,打员工也屡见不鲜。员工敢怒不敢言。这里只有世态炎凉的冷漠,没有丝毫的人文关怀。

富士康加班管理方法：一、不批准你加班,但你工作没做完,只能被迫义务加班;二是批准你加班,但是对加班时间控制,实际上还是要免费加班几个小时;三是批准加班,但不给钱,只许诺进行调休。南方周末的记者潜伏28天调查发现：每个员工都会签一份“自愿加班切结书”,随后你的加班时间便不再受法律规定的每月上限36小时的约束。大多员工都无奈地“选择”加班。员工在这种“合法化”的管理制度面前,只有选择要么加班、要么饿肚子。这与其说是选择的自由,不如说是规训或控制。

4.企业对员工整合过紧,集体连结的链条缺失

富士康利用企业的管理制度将员工紧紧地束缚在生产之中,员工的时间绝大部分被生产所占据。富士康用围墙、打卡机将员工牢牢地控制在院墙之内,在这里物质上的设施可谓应有尽有,员工不必走出去。特别是富士康“黑社会”式的管理方式,使得员工唯有遵从,不得抱怨。员工被机械地“团结”在企业之下。迪尔凯姆在《自杀论》中认为,宿命型自杀就是社会的集体力量对人的过度整合、超强控制以及个人无法忍受造成的。富士康的这种“紧箍咒”迟早要将员工逼上死亡这条路,员工无法摆脱这种宿命。

迪尔凯姆认为集体意识是机械团结的精神基础,是“社会成员平均共有的信仰和情感的总和”,弥漫于整个社会空间,是社会的精神象征。在现代社会的这些原始的“机械的”社会联系对无数初级群体来说是团结的主要根源。职业团体是联系个人与社会的桥梁,能为个人的生活和安全提供保护,形成一种类似于集体意识的职业道德,从而限制因失去社会支持和生活目标而造成的自杀。[4]富士康却根本没有这种集体的联系,员工自杀后,同一宿舍的人不知道死者的任何情况,形同“陌路人”。

5.富士康心理救助和干预机制不健全

2010年富士康才成立了信息通报中心、关爱中心。从中心的成立而言,它是富士康被动的、逼迫下的产物,而绝对不是主动的干预、积极的预防的结果。实际上富士康的确也建立了许多员工的生活设施、娱乐场所,且不说富士康想节减成本,恐怕更根本的是完全没有这种防范的意识。

富士康已经阻止了20多例类似的自杀事件,这表明其关爱中心、救助体制虽在发挥着作用,但也暴露了富士康内部仍存在着严重的问题。许多员工透露,他们不会去做心理咨询,因为根本就没那个时间。员工的时间,是一个重要的生产成本,其绝大部分被生产所占据了。员工和关爱中心互动了吗?互动的效果如何?这些都还是个疑问。况且,这种心理救助也是等到员工心理出现了问题才想办法来应对,唯一能做的只是帮助越来越多的心理问题者。自杀事件后,富士康请来了五台山的高僧做法事。这种方式或许能够消除当前员工对“死亡的阴霾”,但是显然不能在源头上制止自杀。

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过程中,许多企业也付出了很多类似的代价。某种程度上,西方国家现在采取了许多措施来减少和避免这些社会问题,许多企业都建立了较健全的心理干预和救助体系。富士康需要借鉴这些经验,改革运营模式,创新管理体制,建立和完善心理干预和救助机制。

6.富士康使员工异化、物化、生活机械化、碎片化

魏山金、李庆平认为我国还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可避免存在着异化现象。[5]异化是人的生产及其产品反过来统治和奴役人的一种社会现象。其主要根源是私有制,最终根源是社会分工固定化。在异化中,人丧失了能动性,人的个性不能全面发展,只能片面甚至畸形发展。“劳动对工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属于他的本质;因此,他在自己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到折磨,精神遭摧残。因为工人只有在劳动之外才感到自在,而在劳动中则感到不自在,他在不劳动时觉得舒畅,而在劳动时就觉得不舒畅”。[6]

富士康的运营模式导致员工在枯燥的、机械的、无聊的生产流水线上工作。富士康不是一个“血汗工厂”,没有像自由资本主义企业那样残酷地剥削员工,为员工提供了优越的物质生活。但是这套现代性的工业生产体系依然把人们推向了异化的深渊。正如记者深入调查了解到员工们的心声：“工人们用双手支配着世界上最尖端的电子产品的组装生产,不断刷新着令人激动的贸易纪录。但是似乎在他们操纵机器的同时,机器也操纵了他们：单一而纯粹的青春,也在机器的特有节奏中消磨”。[3]

机械的生产、商品的交换、货币的计算使得劳动者物化。商品生产中人和人的关系变成了物和物的关系。人们对商品的崇拜和迷信,使人沉沦,不顾自我超越性,只顾眼前的物与物的关系与利益。第二,社会失去了整体性,社会生活碎片化,由于社会分工和商品交换的作用,人们的职业愈益专门化,其生活局限于非常狭小的范围内,人们丧失了对整体把握的能力;第三,物化意识侵入了人的内心世界。在整个劳动生产过程中,员工失去了自己的主体意识,一切劳动都以一种机械化、标准化的方式来开展,劳动者的精神意识受到了机械化的压抑,从整个人格体系中剥离出去,蜕变成为一种物品。邹诗鹏认为,“现时代精神生活的物化状况,表现为精神生活舍弃自身的超越性,甘愿附生并同一于贫乏而低俗的物化方式;从形式上获得感性多样性的精神生活,受商品拜物教及其文化工业与大众文化的强势主导,陷入了非理性的快感体验及享乐主义困境,人们的精神生活也由此呈现为种种病理状态。”[7]

三、宏观分析：社会的精神危机

富士康仅仅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个案?仅仅富士康存在着这些问题吗?这正如富士康集团新闻发言人刘坤所说：“我觉得这是一个整个社会,这方面,跟社会整个氛围是有关系的,所以社会应该去建立这方面的一个干预机制,来去解决这些问题,而不是抱着大家来去鞭笞。”[3]

这是一个时代的问题,正如白岩松所说：时代在变,人在变,人们的期待也在变,为人们的健康、幸福和尊严增加成本的时代已经到来。这是一个社会的问题。除了富士康的连环自杀事件之外,华为也出现了几例自杀。近年来,高校的自杀事件也经常在报纸、网络上流传。

文明的东西是我们不幸的主要根源(弗洛伊德语),人类越是文明,就越是注定不幸。从文艺复兴以来,科学主义、科技至上性成为了真理,科技吞噬着人类的宗教、人性、灵魂。人的信仰从宗教信仰走向了拜物教。“随高技术、工业社会、后现代社会及消费社会裹挟而来的功利主义与物质主义,放逐、吞噬乃至取代了传统的精神超越性以及相应的真、善、美、理性、德性、神性等价值观念,并累积为主导整个现时代精神文化的拜物教意识。”[8]。

1.功利主义泛滥,拜金主义严重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中两个观念是对市场经济中的“经济人”非常重要,“私人物品要由私人来生产”和“公共物品要由政府来提供”,它们正好是与计划经济时期的“个人不要追求自己的利益”和“政府要管所有的生产”观念相反。[9]这种市场化改革与逻辑,使得功利主义的逻辑大行其道。现在的中国人似乎都变成了“经济人”,个人都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的。许多人已经变成了只知衣食的行尸走肉,而且功利计算也变成了判断别人动机的惟一考虑。他们认同“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对“非盈利”觉得莫名奇妙了,怀疑非盈利机构“不想盈利想干什么?”更不会放弃自己的现实的“金钱”理想,去加入非盈利机构,从事高尚的服务性工作。一切向“钱”看,芸芸众生对钱趋之若鹜,许多人甚至铤而走险,贪污、走私、抢劫、偷盗者不乏其人。

2.诚信缺失,道德败坏

我国当前的道德现状是：常德被忽略、美德被拔高、圣德被泛化。今日中国的可怕现实是：人人愤世嫉俗,人人却都在同流合污。在可能的情况下,几乎每人都千方百计地扭曲游戏规则以牟取私利,结果便是任何游戏都难以公平进行。[10]无视公共秩序、各种潜规则盛行,折射出人们对各种游戏规则的游戏态度。在官场上,官员们目无法纪,徇私枉法,丧失职业道德。在商场中,商人了没了良心,各种假冒伪劣产品层出不穷,苏丹红、三聚氰胺等不知毒害了多少人。在学术场,学术界的丑闻不断曝光,许多教授、副教授抄袭事件被披露。不作弊的考试几乎不存在,教师对作弊心照不宣,放纵学生作弊、甚至帮助学生作弊。在医院里,医生拿红包不再是少数现象,有的医生给病人开昂贵的药品,从而拿回扣。社会中的这些越轨行为都与道德腐败有关。

3.信仰缺失

中国人喜欢讲安身立命、身心安在何处的问题,这就是信仰危机的问题。人们在思考“人活着还有什么意义?”但是中国人信仰缺失,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无信仰的人数激增。学者们通过调查认为与建国初期民众普遍信仰马克思主义不同,当前有信仰者不足30%。二是宗教信仰的人数激增,但是在宗教信仰者当中真正虔诚信奉的人并不多。三是邪教的肆虐与猖獗。四是封建迷信的死灰复燃。民间信仰大多属于封建迷信范畴,民间信仰者的人数远远超过信奉基督教、天主教和佛教的人数。[11]人们在这类信仰的支配下,目光短浅,毫无理想,崇拜金钱,迷信权力,主张“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而一旦受到挫折时,会产生人生无意义感,没有毅力,缺乏意志,自我沦丧。

[1]库少雄.自杀理论研究综述[J].广西社会科学,2003,(10).

[2]汝信.现代西方思想文化精要[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8 ：315.

[3]白岩松.富士康事件预示为幸福增成本时代已到来[EB/OL].(2010-05-17)[2010-05-28].http：//finance.ifeng.com/roll/2010-05-17/2197031.shtm l.

[4]侯钧生.西方社会学理论教程(第二版)[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46-55.

[5]魏山金,李庆平.试论马克思异化理论与和谐社会的构建.[J/OL].(2010-05-13)[2010-05-28].http：//hxd.wenming.cn/mkszy/2010-05/13/content_121431.htm.

[6]马克思.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3版)[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8]邹诗鹏.现时代精神生活的物化处境及其批判[J],中国社会科学,2007,(5).

[9]盛洪.走向超越功利的社会[J].江苏企业管理,2007,(3).

[10]杨曾宪.文明失范、道德腐败与常德缺位[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2).

[11]宋立民.经济转型期民众信仰缺失问题研究[J].社会科学战线,2006,(3).

Three Dimensional Analysisabout Suicides in Foxconn

ZHU Peng,ZHAO Shao-cheng
(Sichu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Zigong Sichuan 643000,China)

The employees’suicides in Foxconn shake up society.The suicides reflect person mental collapsing in microscope.There are some fatal disfigurements in Foxconn in middle-scope.There are some spiritual crises in macroscope.

Foxconn;suicide;collapse;dissimilation;materialized relations;nihilism

C913.2

A

1672-0539(2010)03-108-05

2010-06-10

朱鹏(1980-),男,湖北丽川人,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学理论;赵绍成(1964-),男,教授,四川达州人,主要研究方向为西方哲学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