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力雄　口述　王国刚　整理

2004年10月，是红军开始长征70周年。我们特地采访了现居杭州市的91岁老红军张力雄将军。张将军是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军人，他16岁投身革命，1932年加入红军，参加了中央苏区第四次、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和二万五千里长征，其间三次过草地，在“西路军”的残酷血战中死里逃生；1938年在“抗大”学习后奔赴抗战前线，经历了淮海战役、中原突围和进军大西南等100多次大小战斗；1961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99年被评为“全军健康老人”。下面是他在“西路军”一段惊心动魄的战斗经历：

在我的革命生涯中，许多事随着时间的流逝慢慢淡忘了，但高台大血战却永远铭刻在我的脑海里，我时常怀念在战斗中英勇牺牲的战友们。

1936年12月下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为了打通“国际路线”，背靠苏联，建立一个有利于回旋的战略基地长期抗战，红军西路军从甘肃靖远西渡黄河，占领甘、肃二州(即张掖、酒泉)，控制了河西走廊。西路军总部令我红五军为先头部队，在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率领下，于12月30日从山丹城出发，绕过甘州城，经过一天急行军，于当天黄昏一举攻克临泽，全歼该城守敌。

临泽被攻克后的当晚，军首长决定由政委黄超率37团、40团及军直一部留守临泽，筹备粮草，为西路军总部及后续部队西进做准备；军长董振堂和军政治部主任杨克明则率43团、45团、骑兵团和妇女团三营及军直一部，马不停蹄地向高台进发。

高台位于甘肃省西部，是兰新公路的咽喉要道，自古乃兵家必争之地。城南是海拔5400余米的祁连山脉，山顶终年白雪皑皑；城北是一望无际、荒无人烟的大沙漠。我军要西进，首先必须占领高台。

1937年1月1日拂晓，红五军在董军长指挥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高台城发起猛攻，一举攻克。长期盘踞在该城的伪县政府、保安团等1500余名敌人被歼。我军两天内连克两城，势如破竹，极大地震憾了国民党反动政府和马步芳的“马家军”，他们视高台我军为心腹之患，急欲消灭之。

我军进城后，立即进行守城部署。根据军首长命令，我45团部署在东城墙、东关和城东南角地段。当时我任45团政委，团长是叶崇本；43团部署在西城墙、西关和城西南角地段；骑兵团部署在北城墙(此处无北城门)；军直属队和妇女团三营驻在城内天主教堂附近作为机动力量，随时应急；军指挥所设在教堂内。杨克明主任带领政治部人员在城内积极开展政治宣传工作，我军进城后不进民房，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与马匪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形成鲜明对比。1月2日，杨克明主任主持了群众大会，当场扣押了国民党高台县党部书记长王兆德和伪县政府头目赵仓。会后开仓放粮，救济贫苦百姓。我军很快赢得了当地回汉群众的信任与支持，高台城内外呈现出一派新景象。

但敌人也在行动。我军进城后的第三天，就发现城外围有敌骑兵活动。据悉，马步芳、马步清、马鸿逵已分别从青海、宁夏等地调来四个骑兵主力旅和炮兵团、手枪团，加上胡宗南的一个步兵旅，共35000余敌，包围了高台城，企图阻止我军西进，切断我军与东面临泽和西路军总部联系的通道，消灭我军于高台城。

敌情对我军明显不利，军首长急需向西路军总部报告高台困境。但红五军惟一的一部电台被张国焘的亲信、五军团政委黄超强行留在临泽了。董军长只得派敌工科科长李肃等同志分批化装出城，向总部报告情况，但他们出城后都杳无音讯。就在我们急切等待之际，敌人完成了对高台城的层层包围。

在与总部联络不上的情况下，我军只得做坚守该城的准备。1月5日，敌发起进攻，战斗首先在高台城外进行。敌人以强大的火力猛攻城内两座小庙，尽管敌我双方兵力及装备悬殊极大，但战士们打得英勇顽强，坚守了一周时间。1月12日，马匪恼羞成怒，集中炮火猛轰两庙，守庙英雄全部壮烈牺牲。我和叶团长在东城墙上眼看东南角小庙里的21名战友在炮火中血肉横飞，心如刀绞，悲痛欲绝!

小庙被敌人摧毁后，接着城东西两关也被敌突破。我军提出了“坚守高台，等待援兵，决一死战，争取胜利”的口号，将战线收缩回城内，凭托古城墙决一死战。当时我军弹药奇缺，45团平均每挺重机枪只有200发子弹，轻机枪仅100发，步枪子弹每支只有11发，手榴弹是三人共用两颗。董军长下令：重机枪、轻机枪、步枪分别在距敌200米、100米、50米内才准开枪，达到“弹无虚发”。同时，动员群众献出斧头、锄头、铁耙、铁叉、杀猪刀、砖石等，用这些原始的冷兵器弥补弹药的不足。

我45团调整了守城作战部署：1、2营坚守城墙，3营为团总预备队。团部机关人员和特务连负责维护城内治安、筹集战斗所需物资，并负责运上城墙供守墙战士使用。各连分为坚守城墙队和反击战斗队。当敌人顺着云梯攀爬城墙时，为了节约子弹，战士们用刺刀捅、大刀斧头砍、枪托砸，或将长圆木推下城墙，砸得敌人梯断人坠、鬼哭狼嚎。为了运送和联络方便，各连还修有紧急上城墙的战斗通道；各城垛均编成号码，城墙上各地段也有编号名称，以便于作战。部队自攻克临泽进入高台城后，可以说马未下鞍、人未卸甲。我与叶崇本团长等团指挥员从每晚11时起到第二天凌晨穿梭式地在城墙上来回查哨，没有哪一晚睡过3个小时。

敌人采取了消耗与疲劳战术，攻城次数一天比一天多，火力也一次比一次猛。我军的弹药所剩无几，又无法得到补充，只得尽量利用原始兵器来杀伤敌人。在守城战斗中，我军同仇敌忾，击退了敌人20余次进攻，打死打伤马匪近千人。

敌人发觉我军的子弹已消耗得差不多了，故意派一些骑兵在离城墙很近的地段耀武扬威地来回奔跑，引诱我军开枪。在这危急关头，董军长召开了营以上干部紧急会议，他扼要地总结了战况，调整了守城方案。军长语气坚定地说：“同志们，当前形势是严峻的，但我们都是爬过雪山、三过草地、经历了无数考验的红军战士，无论付出多大代价，也要死守高台城!”

1月21日天刚破晓，马匪集中兵力与火力，以步、炮、骑各兵种协同作战，对我军进行自攻城以来最猛烈的攻击。各路敌军纷纷架起云梯，个个头顶铁锅，在督战队机枪的威逼下，蜂拥着、嚎叫着爬上城来。霎时间，呼啸的北风夹杂着喊杀声，城墙上硝烟弥漫、一片火海。敌人的轮番攻击被我军一次次击退，城墙前遍地尸体和枪支，我45团阵地岿然不动。忽然，一发炮弹在团指挥所附近爆炸了，一块弹片击中我的左腿。叶团长怕我的负伤影响到部队的战斗情绪，立即令警卫员和卫生员扶我下城墙去卫生所包扎。

我在卫生所刚把伤口包扎好，就听到城西骤然枪声大作，人喊马叫。我意识到有情况，叫警卫员出去看个究竟后回来报告。谁知警卫员一去未归，而马匪军的嚎叫声音越来越近，我预感情况不妙，抓起一根扁担，忍着伤口剧痛冲出卫生所，一瘸一拐地向城墙走去。当我艰难地穿过一条小巷时，遇到一位中年老乡，他神色紧张地对我说：“红军同志，马匪进城了，你腿上有伤，快到我家里躲一躲!”说着，他架起我连拖带跑地到了他家，把我藏在低矮狭小潮湿的夹墙内，再三嘱咐我说马匪正在搜捕红军，决不能出夹墙一步，我只得听从他的安排。尽管这位老乡家很穷，但在躲藏期间他给我送了三顿麦糊粥充饥，使我万分感激!

到了第四天，这位老乡见马匪的搜捕有所放松，便在我身上覆盖了厚厚一层杂草和猪马粪，伪装成送粪车，机智地将我送出城。匆匆分别之际我问他：“你贵姓？”他答了一声姓“陈”还是姓“谢”，我未听清，马车就在苍茫暮色中离去了。他简短的两句话虽不是什么名言壮语，却一直铭记在我的心中。

离开这位善良的老乡后，我强忍着腿上的伤疼，先向西走，后来又朝东走。时值隆冬腊月，天寒地冻。我冒着严寒，沿着白雪皑皑的祁连山脚，在荒无人烟的旷野上辗转了一夜，天亮时才发现了一个小窝棚。极度饥饿和疲倦交织的我心头一喜，走进去一看，却空无一人。我在这个群众看麦子用的小窝棚内睡着了，醒来时已是下午三四点钟。

为了隐蔽，我待天黑后凭着自己的直觉和判断向东走去。累了，就在雪地里坐一会；困了，就在雪地里躺一躺，冻醒时再上路；饿了，顺手抓起一把雪，强迫自己往肚里咽。就在这无边旷野里，我于饥寒交迫中艰难地寻找着红军。

一天早上，我看见不远处有一间小草房，心中又是一阵喜悦。走近一看才知道屋内住着父子俩，是汉族同胞。年近六旬的老人见到面容憔悴的我十分惊讶!他估计我不是坏人，热情招呼我坐下，倒了一碗开水给我喝，接着，又询问我许多事。因初次相遇，我谎称自己是被马匪拉夫到此地的，因不愿替马匪挑担子，被打伤了腿。他对我的遭遇十分同情，还告诉我说东面有马匪兵在与红军打仗。我听后得知自己距离红军不远了，心里很高兴!吃罢他们给的麦饼我不敢久留，告辞而去。我靠顽强的意志和毅力与饥饿和寒冷作斗争，在冰天雪地的山沟里隐蔽了一天一夜。

苦于不知道部队到底是东返还是西进了，加之地理环境复杂，敌情不明，我在祁连山脚下辗转了数日后，再次回到小草房那父子俩处。他们既热情又不安地留我住了一宿。晚上，我告诉他们说自己就是红军，腿上的伤是在与马匪作战时留下的，他们听后既惊又喜。原来，这是一户受尽马匪兵压迫的穷苦人家，内心对红军充满盼望之情。当老人得知我想找红军部队后，主动提出给我带路。

为了避开敌人视线，我们昼伏夜行。夜幕降临后，老人带着我迎着凛冽的寒风沿一条坎坷不平的小道走了一整夜。天亮后，我们就在草丛中隐蔽起来。不久，我发现千米外有一队马匪兵向东行进，判断东面肯定有红军。我们沿着祁连山脚向东不停地走啊、走啊，来到一个名叫“倪家营子”的村子时，碰到出来拾柴的几位红军战士。一看见他们，我激动得眼泪都流出来了，自己死里逃生，又带伤在荒野雪地里辗转五昼夜，终于回到了日思夜想的队伍里!

一位指导员热情地领着我俩来到了西路军政治部，我见到了曾日三部长(原系红五军团政委)。曾部长见到我十分高兴，安慰我不要悲伤。随后，我又见到了欧阳毅局长(原系红五军团保卫局长)、李屏仁参谋长、谢良政委和饶子健等同志。他们见我虎口脱险，又惊又喜又悲怆!因敌情紧张，部队马上要转移，我只是请那位老人在连队吃了一顿饱饭，从部队要了两块现洋、一袋包谷面送给了他。末了，我又从身上脱下短袖老羊皮袄送给老人，以示我的谢恩，我深感礼物太少了!直到今天，一想起这事我还很内疚。

第二天，我见到了徐向前总指挥。他紧紧地握住我的手，怀着沉重的心情对我说：“你回来就好，高台失败了，但革命没有失败!”简短的两句话，寓意深长，让我感受到无比的温暖和鼓励。

后来我才得知高台城失守的原因：在敌人猛攻中，我军43团阵地被敌突破，红军将士们拼死抗敌。正当敌我双方殊死搏斗之际，扩充红军队伍时混进43团的个别坏分子打开了西城门，引狼入室。英勇顽强的红军将士与敌人在城内展开了长达数小时的激烈巷战，大街小巷洒满了红军的鲜血。军长董振堂一直在城墙上指挥部队与敌拼杀，他打完最后一颗子弹后，宁死不屈，与两名警卫员一起跳下城墙，壮烈牺牲。是役，除极少数同志脱险外，3000余名将士血洒高台，包括军政治部主任杨克明、供给部长傅南荪、卫生部长杨春甫、民运部长盛茂吾、45团团长叶崇本等一批军师团干部，在我军历史上写下了悲壮的一页。

高台大血战是红军长征后的一场大仗，也是我军战史上一场异常惨烈、悲壮的战斗。红五军将士以简陋的武器与十倍于己之敌恶战，坚守孤城达半月之久，他们的无畏精神和英雄气概将永载我军战史。由于张国焘的错误路线，红军西路军蒙受了重大损失，我军失去了一大批对党忠诚、英勇善战的优秀指战员，特别是杰出的战将董振堂军长。1956年，叶剑英元帅在高台悼念英烈时，慨然赋诗：“英雄战死错路上，今日独怀董振堂。悬眼城楼惊世换，高台为尔著荣光。”

（选摘自《文史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