佚 名

《水浒传》里的牛二之所以叫牛二,是因为他既“牛”又“二”。“牛”乃霸道,“二”为“愣”,这简直是市井流氓的标志性称谓。其实这样的标签,在梁山好汉里,从阮氏三雄到李逵,俯拾即是。然而他们上了梁山以后,都摇身一变成了“大侠”。这流氓与大侠,区别在哪里呢?

牛二欺行霸市,鱼肉百姓,谁也惹不起,官府也拿他没辙。如果他对卖刀的杨志放尊重些,不仅成不了侠客的刀下鬼,甚至以后经杨大哥引见,不排除上梁山、成为“第二时迁”的可能。如此看来,不是品德,而是态度令他失去了成为“大侠”的机会—这是宋朝“侠精神”迷失的一个缩影,那是一个模糊了流氓与大侠的时代。

彼时流氓与大侠的生存哲学是相通的。以梁山为例,不仅失去了侠精神的本义—独立精神,而且也失去了道德底线与善恶之辨。在梁山的江湖游戏规则中,态度决定一切。

善恶勿论,你服我不?服不服梁山才是关键。

宋江带领梁山众弟兄三打祝家庄,踏平曾头市,是为了拯救那里的百姓吗?不,那里的百姓并没有向梁山投诉,是因为他们的庄主惹了梁山,所以宋江们才来“替天行道”。

梁山头领宋江,作为侠客领袖,把区分“流氓”与“侠”的标准,异化为对朝廷的忠与不忠,这更使得流氓与侠客的精神本质模糊不清。历代中国,均不乏流氓皇帝与流氓化的官员,你让“侠”忠于流氓把持的朝廷,岂不是要做流氓的帮凶吗?

宋江对黄通判这样的小恶吏报复起来毫不留情,但对高太尉这样的大流氓却是毕恭毕敬,因为后者是朝廷要人,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朝廷。以宋江为代表的梁山大侠的行事准则,不是反贪官不反皇帝,而是反小吏不反大官。把大贪官捉到家还要放回去,指望大流氓为侠客谋出路,病态的心理决定了他们的所作所为都已离开了侠的本意。

宋江所极力追求的,是杀他人之身成自己之仁,不惜一切代价把自己变成朝廷的人,哪里还有一点特立独行的侠客的影子?

流氓与大侠模糊的时代,最显著的时代特点,就是流氓与大侠都不跟朝廷作对。“我是流氓我怕谁”冲破的是市井良民的底线,不做市井良民而做市井恶民的流氓,其精神本质乃是泼皮无赖。牛二不会反朝廷,甚至还会跟官员勾搭连环。在未遇到杨志前,牛二欺行霸市未遭法办,可谓混得不错,难道当地是无政府状态?非也,是牛二不跟官府叫板,甚至还会主动将自己送到地方官员面前当狗使唤,这是当时泼皮的普遍生存法则。

在重文轻武的大宋,介于百姓与官员之间的泼皮,愈显其特殊作用。在百姓面前他们以武力显耀,成为文人流氓政府不可或缺的帮凶,而真正意义上的独行大侠却始终难以出现。

编 辑/岳卫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