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政绩

讲政绩，致力于为人民建功立业，是践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宗旨的题中应有之义。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创造符合科学发展观的工作业绩，是各级领导干部必须认真思考和解决的时代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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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需要大政绩观

□童大焕（北京）

经济增长一俊遮百丑的政绩评价标准眼看就要成为一个时代的背影，渐行渐远。改革开放30年可能是一个拐点，这个拐点以一系列问责风暴拉开序幕：贵州瓮安事件、云南孟连事件、山西襄汾溃坝事件、深圳舞王歌厅大火事件、三鹿为首的三聚氰胺奶制品事件，等等，分别以干群冲突、安全生产、食品安全问题爆发为始，以干部问责为终。山西省长孟学农、国家质检总局局长李长江以省部级高官身份挂冠辞职，一批涉嫌渎职的地方官员有可能进入司法问责程序。我们正好以此为契机，分析一下社会发展、社会形象评价标准的时代嬗变，以及，什么样的政绩和政绩观，才能适应这种时代进步的评价标准。

中国乳品行业的三聚氰胺事件爆发后，《南方周末》记者对北京奥组委宣传部长王惠的访谈中，有一段耐人寻味的对话，如下：

记者：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好不容易通过奥运会提升了国际形象，结果毒奶粉事件一出毁于一旦？

王惠：有的，我常说这就是我们这些对外宣传人的苦恼和悲哀。我们辛苦了几年，或许就因为一件事，努力就全没了，所以也挺难过的。这就是我们工作的艰巨性。有时就是这样，刚刚营造了一个好的氛围，进入一个小的高潮，马上就跌到低谷，以前的成绩毁于一旦，然后要重新开始，再去营造。就像在沙地上盖楼，真的是特别艰难。

这种“沙上建塔”以及“过往成绩毁于一旦”的感觉，相信那些被问责的官员都有切身的体会。那些事故企业在事故之后面临经济赔偿、品牌损失以及因此可能导致的破产等后果，可能就更有一切努力都付之东流的幻灭感。这种感觉主要缘于新的社会形象与政绩评价标准与传统的思路和做法之不相适应，评价标准已经与以人为本、人的生命和价值高于一切的全球普世价值接轨，我们的做法和思路，仍然停留在只看GDP增长的旧框框里。

新中国成立60年以来，以30年为界，正好可以分为两个重要历史阶段：1978年以前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时代，国民的基本人权没有保障，国民经济陷于崩溃的边缘。1978年到现在的30年，基本上可以说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经济得到持续高速的发展，国民的人权也开始受到普遍的关注，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是，由于缺乏严格的法治与民主约束，一些地方的政府机构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变成了以GDP的增长为中心，或以企业利益为中心。一遇到企业和公民之间的利益冲突，官员总是站在企业一边。其结果是，经济愈发展，安全隐患愈增多，环境污染愈严重，干群矛盾愈突出。《瞭望周刊》报道说，有关部门统计显示，1993年我国发生社会群体性事件（定义是百人以上规模）8700起，2005年上升为87000起，2006年超过90000起，并一直保持上升势头。中国社科院的专项调查表明，干群矛盾已经成为影响当代社会和谐稳定发展的主要矛盾。诚如云南省委副书记李纪恒对孟连事件的总结：一些基层干部把“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异化，变成了“为老板服务”。唯一需要指出的是，“为老板服务”并不仅仅局限于“一些基层干部”。

抛开官商勾结的腐败问题不谈，哪怕完全出于公众的利益，以GDP增长为中心，也必然导致以企业利益为中心，必然导致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

首先，它不可避免地出现政府普遍为企业护短的问题，特别是对那些地方税收支柱的大企业。奶制品行业前几年添加尿素，发展到今天添加对人体更加有害的三聚氰胺，有其必然性。出了问题都有政府护着捂着，企业就会变本加厉有恃无恐，直到真相无法遮盖。其实从2008年年3月以来，三鹿集团就先后接到消费者投诉；8月1日，就已检出三聚氰胺。但无论是三鹿集团，还是地方政府以及国家卫生、质检等有关政府职能部门都没有及时发布消息。另据中国新闻网消息，早在2008年7月，在长沙医治的患儿家属就有多人获得有关三鹿奶粉的检测报告，株洲的瞿先生向国家质检总局投诉，得到的“检测结果”却是合格的。正是多家行政监管部门的懈怠和渎职，导致市场秩序不断恶化，受害的婴幼儿越来越多。

其次，政府一味偏袒企业，短期内可以促进个别企业发展和地方经济与税收增长，从长远着眼却是自掘坟墓、断送企业和地方经济发展的前程。三鹿奶粉事件，就使这个企业王国在巨大的信誉危机和产品回收面前濒临破产；地方的主要税源也瞬间枯竭。山西襄汾溃坝事故也一样，不说260多条人命永远无法挽回，就是每人20万元的赔偿（不包括其他财产赔偿），也未必是该企业多年的税收能够支付。政府为企业封锁和屏蔽消息不可能持久。在互联网时代，无论是环境污染以及食品安全、生产安全的隐患一旦爆发，封锁消息的可能性越来越小。恶有恶报，任何人都无法阻挡。

第三，政府一味偏袒企业，则公民和企业之间原本简单的民事纠纷，都会演变成民众与官员、百姓与政府之间的冲突。民众对官员的不信任，很容易引发官民之间的“非直接利益冲突”。贵州瓮安事件和云南孟连事件，就是这种“非直接利益冲突”的典型：只要有一件并不算太大的事情上的不公引发的对政府的不满，都有可能一呼百应，迅速形成群体性对抗地方政府的破坏性力量。因为百姓已经形成了对地方政府和官员的巨大不信任乃至仇恨的“刻板成见”。

以上三点，不论是环境危机、生产安全危机、食品药品安全危机、干群冲突危机等等的爆发，都与科学发展相背离，都会使官员的政绩毁于一旦，轻则行政问责，重则刑事处罚。这一切，都喻示着中国的发展必将越来越突出“以人为本”的理念，政绩观也应当有一个大的改变。时代呼唤反映科学发展观的大政绩观。政府营造一个个人与企业、大企业与小企业之间以人为本的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或许会暂时增加企业的负担，却有利于企业的做强做大；或许有可能暂时牺牲掉一些“大企业”的利润和税收，却让更多的小企业有了成为大企业的机会，也让大企业承担起更多的社会责任，有利于整个地区经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