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 苏

1980年代中期的某一天,重庆老诗人梁上泉家中来了一位单薄的姑娘。

“引荐她的朋友介绍说,女孩名叫陈红英,中专毕业,在重庆化工公司当会计,平常喜欢看书、写点诗,很想跟着我学点东西。”梁上泉说。

此后三四年,周末姑娘多半会来登门造访。

“我这才发现,她不是‘写点,而是太爱写诗。她本来并不很了解文学,但她读书简直到了发狂的程度。我书架上的诗歌、小说,她全都借去过。”

梁上泉向她建议:“你迟早会独立发表作品,但你这个名字太一般,我给你取个笔名吧,就叫你——虹影。”

1997年,虹影在台湾出版了首部自传体小说《饥饿的女儿》,声名鹊起。该书续篇《好儿女花》今年11月上架,再次引发热议。

“我是一个私生女”

“有天晚上,虹影睡在我的住处。她躺在那里突然说,‘你想过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吗?”人在纽约的梅菁接受了记者的电话采访,1980年代末,她与虹影在一次笔会上相识,结为挚友。

“你是什么样的人?”她好奇地问。

“我是……一个私生女。”虹影盯着天花板说,然后哈哈大笑起来。

梅菁以为她在开玩笑。虹影说,“唉呀,话说起来很长——有一天我一定会把它写出来。”

“等她将身世详细地写进《饥饿的女儿》,我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怪不得那时只要我一叫苦,她就笑我无病呻吟,说,‘你这点算什么?”梅菁叹道。

“要想理解虹影的两本自传,要想理解‘饥饿的另一层深意,你必须了解大的背景——那时的重庆。”北京望京某书斋内,作家止庵娓娓道来。他是和虹影相交20年的文坛好友。

1976年他正在重庆。

“重庆是长江与嘉陵江相汇处,两边分为江北与南岸,南岸是贫民区。我当时住在市中心。冬天时灶坑是热的,每个坑里都睡着光身子的人。你吃饭时,会冷不丁冒出一个衣不蔽体的人一把夺过饭碗撒腿就跑。赶集时,我亲眼见过70斤粮票换小孩的场面。就这么一个地方,却是虹影从小向往的天堂,因为她生长在南岸。”

“我写的可是自传体小说啊。”北京宵云桥附近的意式咖啡馆里,虹影笑着强调,带着一丝狡黠。

南岸在她的笔下是“城市腐烂的盲肠”,“你家一间正房,只有十平方米,朝南一扇小木窗,钉着六根柱子,像囚室……幸好还有一间阁楼,不到十平方米,最低处只有半人高,夜里起来不小心,头会碰在屋顶上,把青瓦撞得直响。这两个房间挤下你的父母、三个姐姐、两个哥哥和你。”

“那时虹影几乎像个孤儿。她从不欢迎我们上她家,甚至不愿提起家里的事。”李元胜现在重庆报业集团,当年他和虹影同在一个青年作家圈。“在我印象中,她已是公司的团委书记了,组织能力很强,锋芒毕露。虽然写作的才华还没显露,但一群人里数她事业心最强,有一股非要把事情搞出名堂的决心。”

虹影舒展着她的右手,“你看,我手心中间有颗黑痣。算命的对它有各种说法,我相信其中的一种,我一辈子得靠这只手吃饭。”

在《亲爱的16岁》里,这只手曾决然写下——

你是一个私生女,你的母亲爱上了一个比她小10岁的男人,违背所有人的意愿,你倔强地来到这个世界。这是一个人人皆知的秘密,只有你被蒙在鼓里。你生来就是多余的,母亲因为顾及一个大家庭的原因不敢爱你,法院规定生父在你成年之前不能相见,养父对你有着一种理还乱的情绪。没人重视你、关心你,在邻居大人孩子的打骂和欺侮中,你一天天长大。你出生时正是自然灾害尚未结束的那一年,1962年。多少人被饥荒饿死,而你却活了下来,也许从那一刻就已注定:你是要与命运抗争的人。

1980年农历8月,在小茶馆里,她与生父有过惟一一次相聚。

她知道“那个人”18年来一直偷偷躲在她身后注视她,目睹她受到伤害却无法上前。他每个月从牙缝里挤出18元钱供养她,满心企盼有天能和她坐在一起吃顿饭,她能叫他一声“爸爸”。

“我看不起这种情感。我鄙弃地把他推到一边,连转过头去看他一眼也不肯。”

我可能从来不是处女

“我曾不解地问虹影,她已经进了市中心的市级单位,够好了,还想走到哪里。她说不知道具体去哪里,可是走的意愿异常强烈。”梅菁说。

1988年末,她收到虹影的一封来信,“看后很震动,有些话还能背下”:“这个地方不一定有人赏识我们的才华,但是一定有一个地方,有一群人会欣赏我们。如果这里不能留住我们,我们就应该离开……”

“虹影如见着,招待她,她的诗的确很好。”1989年5月21日,老诗人沙鸥在重庆给儿子止庵写信。

6月5日,止庵再次收到父亲的信——“虹影处境很难,为读书,她已停发工资,你一定找到她,了解一下详细情况。她的诗在中青年中,是很好的,但重庆总压着她,不让她出头。”

“我对她说,想走出去就要下功夫,光靠我们是出不了头的。”虹影北上前,梁上泉曾带她去拜访沙鸥。

同年7月,止庵在北京红星胡同8号自家宅院接待了虹影。虹影送他一本自己的诗集《天堂鸟》。

她当时正在鲁迅文学院进修,随后将前往复旦大学作家班。

在上海,她与梅菁重逢,梅隐约感到她在恋爱。

他比我想的年轻,大我20岁,看上去最多年长10岁。因为个头结实,显得高,戴着一副讲究的眼镜,透出一种睿智和儒家知识分子气质,他的眼睛没离开我半分钟。

他问我是不是处女。我说我不是,可能从来也不是。

他说我就是他想找的人。

虹影在《好儿女花》中为“他”起名“小唐”。

“《好儿女花》主要有两条线索,第一条是母亲过世后,虹影对母亲命运的剖析;第二条是她经历过的一段婚姻。‘小唐就是赵毅衡。”该书责编欧阳富勇介绍。

赵毅衡毕业于南京大学英文系,后在中国社科院师从卞之琳先生,研究莎士比亚。1980年代中期,获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博士学位。1988年,获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终身教授席位。

我告诉他,我成长的过程中,从没人敢说恋爱……爱是罪过,性更是丑恶,长久政治高压,伪善道德,导致我们这一代人身心压抑,精神空虚,渴望得到解放,叛逆世俗和传统。我们开黑灯舞会,沉醉烟酒,朗读外国诗歌,辩论尼采、萨特哲学……我们跳裸体舞,随便找男友,第二天,可能就投向另一个人的怀抱。

有天我喝醉了,读到一张油印纸上的诗,“在灾难之前,我们都是孩子”,诗里的恐惧,就像是为我这样的人写的,安慰着我好些年。

他含笑望着我,眼睛里充满惊喜,我突然明白过来,那首诗就是他写的。

“我偏偏就碰见了他。命运往往比小说还有戏剧性。”虹影的目光耐人寻味。

情愿没有,也不要一个假父亲

“1990年底,虹影决意出国。为了等签证,她前后两次在我家的南屋小住。”那时止庵每天回家都能瞧见虹影背单词,“口语挺烂的,四川味很浓。”

1991年,虹影与赵毅衡在伦敦正式结婚。

“她在伦敦的生活主要是写作和参加读者见面会。在国外作家与出版社之间很少来往,作家需要有自己的经纪人。我和虹影曾经有过同一个经纪人。”一位姓马的作家从伦敦打来电话,他是虹影在西方事业发展的见证人,他的妻子当年是赵毅衡在伦敦大学教过的博士生。

1991年到1996年,虹影发表了一系列诗集、散文、小说。1997年,她的成名作《饥饿的女儿》在台湾尔雅出版社出版,同年年底获台湾《联合报》“读书人最佳书奖”,不久被译为各种语言。

“2000年,《饥饿的女儿》第一次在大陆出版,我是它的责编。”何鸿烈当时在四川文艺出版社做编辑。“书稿交给副社长终审,他读到书里写‘文革的细节,长江上出动军舰的场景,一下子跳了起来。一方面觉得很真实,一方面又害怕太敏感。”何笑着说。

虹影在重庆签名售书的那天,“读者排成长长的一条队伍。突然人群骚动,一个女人带着一个小女孩,抱着一个大花篮走上前来。虹影根本没料到,当即就哭了。原来那是书中描写的,与她睡一个房间的四姐。”

“她四姐我见过。有次老赵邀请我们去他家里吃饭,虹影的四姐也在,瘦高个儿,家庭妇女型。”伦敦的马先生回忆道,他似乎没察觉这个家庭潜藏着《好儿女花》中读者争议的沸点——“姐妹共侍一夫”。“我的孩子出生后,虹影老给他买衣服和礼物。我问过她,既然你那么爱孩子,为什么不添一个?女人做了母亲才算完整。”虹影没接话。“有时她会搪塞,说孩子是事业的包袱。”

虹影的初恋是她中学时期的历史老师,一个内心压抑的中年男人,也是她第一个孩子的父亲。在《好儿女花》中,她写道:

1996年,我带着丈夫回去住过一个多月,是我和父母生前住得最久的一次。有一天我吐得很厉害,怀疑自己怀孕了。

他说,若是真的,我们不要,有孩子很麻烦……一检查,果然是孩子,我没有选择余地做了流产手术,与18年前一样,同样在七星岗妇产医院,同样的手术室,只是那时不能打麻醉,现在可以。

那之后发生了很多事……我又怀孕了,做了人工流产。我很难过,一个人蜷缩在黑暗中,听着窗外的老橡树被暴雨吹打发出可怕的声音。

和赵毅衡离婚后,虹影才向梅菁透露,这段婚姻硬扛到最后,她的身心倍受煎熬,一度曾尝试过自杀,但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伦敦的马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虹影与赵毅衡,是两颗残缺心灵的结合,注定不会幸福。

“他13岁就常常失眠,想得太多,睡不着觉。母亲在‘文革中被抓走,后来得了乳癌。他说,他这一辈子,年轻时被打成‘五一六分子,把他下放农场,‘文革时又被整治到兰州一个偏远煤矿,做苦工有10年之久。”

“我对这个男人背后的东西更感兴趣,就是这个男人为什么会成为这么一个人?他的历史根源是什么?他的成长背景是什么?”此刻,虹影口吻平静。

“我以前错了。我的出身注定了我缺失父亲,而我以为可以在另一个人身上找到。这简直荒唐。我情愿没有,也不愿有一个假的父亲。”

蝌蚪间的对话

“亲爱的孩子,你得走出家,或许你可以重新找到你自己。”在英国,心理医生向虹影提议。

“她再次回到重庆时,婚姻已结束了。她跟我谈到它时,非常平和,就像谈一部作品。童年像噩梦一样跟随她,这事又让她经历痛苦。她把她的种种痛苦、父辈母辈的痛苦,又化为创作的财富。”李元胜很感慨。

2006年10月25日,饱受命运折磨、顽强生存的母亲溘然长逝。虹影决定写第二部自传体小说。好儿女花,即凤仙花,又名小桃红。它是母亲生前的最爱,她的乳名便叫小桃红。书中描绘了姐妹们为母亲守灵的那一夜:

“我晓得,妈和船里管人事的头头也有点那种——”二姐停了一下……“反正是那种不体面的关系吧。”

大姐双手一挥,高声叫道:“……好多男人都信妈这包药。袍哥头(大姐的生父),我们的爸爸,爸爸之间遇到的守礼的叔叔,还有六妹的生父,那个姓孙的,想想,还有谁呢?对了,还有翦伯伯……”

小姐姐说,“真是的,妈妈这一辈子有多少情人,谁也说不清。”

母亲有多少情人,便有多少苦难。母亲做女工时,嫁给了袍哥头。这个男人除了对她不忠,还让母亲因这段历史,在日后的一系列政治运动中,屡次挨整受批。

养父,一个善良的船长,出船没有消息。母亲和5个儿女在家饿得活不下去时,一个年轻小伙子向这个家庭伸出了援助之手。母亲宁可受尽屈辱,为他生下爱情的结晶——虹影,乳名六六。

“陈瞎子”,其他人轻蔑地称呼患了眼疾的养父。母亲像男人般挑起生活的重担,养父则在黑暗中摸索,坚忍地带大没有自己血液的女儿。

剪伯伯,一个终生暗恋母亲的好男人。在“文革”中受冲击关押,母亲为了救他,不得不去求船里的人事科长,遭遇了一个女人难以启齿的凌辱与摧残。

养父走后,母亲的晚年陷入孤寂,旧日苦难的回忆在她的心中留下深深的恐惧。她不顾儿女们的痛斥,一次次跑去河边拾垃圾。她叮咛别人不要对已成名的女儿说起这件事,“她好可怜,从小得不到我的爱,我不是一个好妈妈,可我不得不这样做。”

女儿对这一切一无所知。

当时虹影正忙着为作品《K》打官司,亲姐姐、丈夫、丈夫的其他情人,让她心乱如麻。

某次在雍和宫外,她和母亲坐着吃雪糕。她的泪水直往外涌,她多想向母亲倾诉,多想听母亲对她说:“六妹啊,不要怕,太阳走,月亮出,月亮走,太阳出。”

“两姐妹跟一个男人,可苦了我的女儿。”这是母亲对朋友说的原话。

母亲生前从未过问女儿的婚姻,其实她什么都知道,只是无能为力,只好隐忍着内心的痛苦。

年轻时,女儿有一次赌气回家。母亲问:“你还是恨我?”

“我恨这个世界。” 她脱口而出。

“你这样回家,不算回家。我不希望看到你这个样子,你该学会爱。有爱你就会快乐起来。”母亲劝道。

2007年,她在北京一家私立医院生下一个女儿。孩子的父亲,守候在母女身旁,他俩相爱,但尚未正式结婚。

昏睡中,她梦到一条小蝌蚪在重庆的江水里游,一条大蝌蚪跟在它身后。

小蝌蚪的声音和母亲一模一样,它说,真好,前一世你是我女儿,这一世你是我母亲!我们永远在一起,永远不分离。

男人不能毁灭你,父亲 才能毁灭你——对话虹影

我能直接感受到母亲那种痛了

人物周刊:谈谈创作《好儿女花》的初衷?

虹影:母亲过世之后,奔丧的过程中就想写这本书,回到北京就开始创作。

《饥饿的女儿》是35岁写的,《好儿女花》是45岁写的。两本书相隔10年,这10年风风雨雨,波澜起伏,经历了两场官司,发生了很多的事。相同的是都在写和自己相关的事——告诉别人,告诉自己,去寻找自己是怎样一个人。不同的是我的身份在发生变化,以前我是女儿写女儿、女儿写母亲。现在是写了一本母亲给母亲的书,母亲给女儿的书。

这些生活就在我眼中,几乎想都不用想,马上就能看到开头是什么,结尾是什么。只是我需要考虑该怎么写,哪些要回避。

人物周刊:这个过程中你对母亲的理解有变化吗?

虹影:我以前看见母亲为我、为这个家庭做出牺牲,也看见她作为普通妇女中的一员,成为一个时代的牺牲者,但我想得不透彻,不理解她牺牲到了某种深度。而这一次我成为了一个母亲,我能直接感受到她的那种痛了。她身上的悲剧性是延续性的,她在那个年代承受的一切会一直延续到现在。她到后来继续受那样的歧视侮辱,而且是来自她的亲人。一个女人没有做母亲,就感受不到母亲为爱所忍受的一切。

人物周刊:在《饥饿的女儿》里,我们更多读到的是你的痛苦和愤懑。

虹影:对。那时很盲目。当时收音机里念《圣经》,每一个字我都能背下来,但那其实是盲目的信,同样,那时的叛逆是盲目的叛逆,那时的愤怒也是盲目的愤怒。到28岁时就不一样了,知道自己要什么、真正的奋斗在什么地方了。那时一心要离开这个国家,跟当年一心要离开重庆一样。18岁时一心想离开自己的家乡,28岁时一心想离开中国,38岁时一心想离开西方。每个人的命运里面有好几个关键的时刻,知道自己要什么不要什么。

人物周刊:明年你就48岁了,还会想离开什么吗?

虹影:还不知道,到那个时候再说。(笑)

人物周刊:据说《好儿女花》删掉了很多内容?

虹影:写作用了一年,后头这两年在改,天天盯着电脑,思考到底哪个地方要、哪个地方不要。我把很多东西删了。原因就像我在书中最后写的那样,我有什么权利指责我的家人,指责这个世界?我们每个人都是参与者,每个人都是有罪的。

人物周刊:这两本书会不会把自己逼得太紧了,把家人也逼得太紧了?

虹影:这不是自传,这是自传体小说,虽然自传体小说有作家的影子。如果只是为了揭家丑,我根本不必写这样的书。香港有一个女作家,用英文写了好几本书,全世界畅销。她公开演讲,说她写每一本书都是为了报复,因为她小时候在家里受尽了欺负。这样的作家,我一点都不尊敬,而且拒绝看她的书。我写书是为了寻找答案,自我忏悔。我把自己当成最大的罪人,所有过错都是我的。

人物周刊:怎么看书中的“二女共侍一夫”?

虹影:这本书不是关于我个人的婚姻,我的婚姻只是我们母女关系中的一段插曲,我母亲才是最重要的。然后我写到了每个姐姐的婚姻。我也写到母亲跟男人们的关系,母亲和男人们的关系影响我跟母亲的关系。母亲其实知道我整个儿的生活,知道我从小是怎样一个人。

我跟男人的关系,永远是跟我母亲对着干的,包括我跟这个男人的婚姻,也是。我母亲根本不喜欢这个人,而我当时就是要跟这个人。包括后来的两姐妹和一个男人的这样一种关系,我母亲也知道。但我一直以为母亲不知道。悲剧在于我们竟不能公开说明。我母亲认为说了我会担心,而且她很自卑,认为自己在我面前是个无能为力的母亲,没法帮我做任何事情,一旦说了,我会更远离她。

我已经敢首先说自己是错的

人物周刊:80年代你和一帮文学青年有一段“颇为大胆”的生活,现在怎么看?

虹影:每个人都有一段《在路上》的生活。那是在“四人帮”倒台后,好像我们处于一个解放的时期,其实不是,所有苏醒和解冻都非常缓慢。打个比方,一个艺术家搞行为艺术展,你开门的那刻,公安局的人来了。艺术家、诗人走在最前面,很多人都被抓了,刚从监狱里放出来,马上又被抓进去了。我好几次差点被抓,后来从窗子里爬出去了,还好跑得快。

人物周刊:你对爱情的独占欲似乎不强?

虹影:怎么说呢,对爱情的理解跟以前不一样了。年轻时每一个人都是独占的。十八九岁,撒娇、任性、吵架、闹脾气,所有女孩子都经历过。根本对爱情一无所知,而且一点办法都没有。它不是理性的。

这一次失败得一无是处的时候,我就懂了爱情。因为这次是你跟一个“父亲”的那种失败。男人毁灭你,可以再找一个男人,父亲毁灭你,不可能再找一个父亲。

人物周刊:从初恋时的老师到上一位丈夫,中间还有过“父亲”这样角色的男人么?

虹影:没有像他们两个那么明显。结婚之前肯定有过很多恋爱,但都非常短暂。因为在结婚之前我真的不想结婚,对婚姻一点兴趣都没有。那时候男朋友特别多,根本就不相信爱情。而且我是有意要做给我母亲看的,让她看到我是多坏的一个女儿,要让她心痛,要引起她的注意。我那时觉得我所有的不幸都是她带来的。其实我整个都错了。

人物周刊:对《好儿女花》中的“小唐”,你是不是笔下留情了?

虹影:我是要给人一个机会。我写这本书,不是想报复谁,否则出来的可能就是专门针对我的婚姻的第二本书了。

每次我梦见6号院子时,我梦见的不是我母亲,而是我养父。梦见我跟在他旁边,一起做煤球。常常想起我最小的时候,搬个凳子站在他旁边,跟他一起守在炉子边上做粑粑。

很多作家背或颈椎会痛,我永远不会。这是我父亲教给我的,因为他是一个船长,他们总是蹲在地上吃饭。我们家桌子凳子不够,他也蹲着吃,我跟着他蹲在地上吃饭。所以我有个习惯,写作都是蹲在椅子上。所有能量在腿上面,腿是直的,身体是平衡的。

我回忆这些很美好的画面就够了。他就是父亲,我为什么要那么傻,要去找一个父亲,来折磨自己,来毁灭自己。

人物周刊:如果说你母亲的不幸大部分是时代造成的,那么你笔下的下一代、再下一代的不幸,是什么造成的?

虹影:我们每个人都在找原因。我们会说是历史造成的,或者是我母亲造成的,却没有一个人说是自己造成的,从来都把这个过错归于别人,从来没有想到自己对多少人造成了伤害。比如你要是敲开那个“小唐”的嘴,他肯定会说是我的错。而我在这本书里写得一清二楚,所有过错都是我的,我已经敢首先说自己是错的,这是我的勇气和人格。

人物周刊:你相信生命的轮回?

虹影:我一般不太相信,但我对鬼神是很敬的,尤其是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事情。我女儿不仅性格像我母亲,她的额头、她的嘴角、她的笑、她的动作、她看人的样子,都跟我母亲一模一样。现在她才两岁就要决定自己穿什么,你给她开门她会哭,她让你关上,她自己来开。我每次看到她就觉得上天对我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