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锐

“下雪了!”早上拉开窗帘，我一声惊呼。惊喜之余，瞬间似乎所有北京人都被我从沉睡中惊醒，并发出一致的赞叹。

最意外的是，昨晚深秋的雨淅淅沥沥，我在昏暗的路灯下撑着伞，踏着落叶，深深地吸着寒冷潮湿的空气，情不自禁地说了句：多么希望下雪呀。

没有想到，万万没有想到，呵呵!我看着窗外飘飘洒洒的雪花，耳畔响起歌词和诗句：我爱你塞北的雪。一片，两片，三五片，散入丛林都不见。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眼前景象把我的思绪悄悄拉回到白山黑水之间的牡丹江，我的第一故乡。

童趣就是无忧和快乐。40年前，那个黑白分明的特别年代，当西伯利亚寒流袭来时，我们的快乐在于打雪仗、堆雪人、滑冰、抽冰嘎、滑爬犁。狗皮帽子上结满了像兔子胡须的银白的冰凌。双层玻璃上结满了奇异的冰霜图案。父母在农村下放，我们约上七八个小伙伴，组成爬犁队，沿着河沿儿从一个村落滑到另一个村落，浑身是汗，但是外衣，特别是两肘和两膝却结满了硬硬的冰。

冰释带来春的气息。我们喜欢踮起脚，去摘房檐上垂下的冰溜子，它们长短不一，在晌午的阳光下，滴着一颗颗晶莹的水珠，青青的小草在微风中顽强地探出头来，好奇而不解人世间大地的春情。呵呵，看来，我的想象总是超前。

北京的大雪给我留下的印象基本是负面的，因为被一场难得一遇的大雪伤害过，当时我从人民大会堂开车回到海淀区用了四个小时。但有一次却是例外：那是1986年刚毕业那一年的冬天，当时我还在与后来成为我妻子的女友谈恋爱。夜幕降临时，我们都在我的办公室里各自看书，只亮起两盏台灯，是绿色玻璃灯罩。周围特别的静，我们的心更是静如深潭。学生时代的浪漫就是能和女友出双入对地到图书馆去，要是一个人去，就提前给对方占个位置。我虽然已毕业，依然觉得还在校园里。那天夜里，当我们离开办公室，从复兴门的广播大楼里出来，没想到外面一片白茫茫，路灯下的雪花纷纷扬扬，那么晶莹剔透，伴着微风潇潇洒洒。我们都渴望纯净，一场短暂的，甚至容易幻灭的洁白从天而降，很惊喜很意外，不过不够真切，那种虚幻由不得你不去浪漫，去在诗意中寻找永恒的久违。这就是为什么童话一般产生在冬天，在圣诞前后。我往往觉得越是虚幻的越真切，因为我们一直生活在异化的时代和扭曲的现实中。完整，完美和单纯只在瞬间而逝的纯洁的瑞雪中存在，不可复制，甚至诗歌也很苍白，是那种失去血色的惨白。

雪夜里的情感则是另一个美好世界。风雪夜归人。

我们轻轻地惊叫了一声，又生怕吵醒了周围的静谧。手挽着手，我们轻轻地在薄薄的雪地上，尽量提气，想做到踏雪无痕。可是，回过头去看，雪地里还是留下了两串羞涩的脚印。那飘忽的心情，似乎是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然后我们找到自行车，她坐在自行车的大梁上，我们依偎着，能听到彼此的心跳，耳鬓厮磨，悄然而去。两串脚印，如出一辙，呵呵，这可能就是日后婚姻生活的轨迹吧。

我设法回到現实中来。楼下车水马龙的喧闹，酒肆茶舍里的嘈杂，污染视觉的霓虹闪烁，勾起我对国情的无奈。特别寄希望于诗意的浪漫，或许能让眼前的丑陋为之一变。中国对世界的融入不仅始于经贸，还有对美的重新认识。

在沧桑的中国，美的回归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精神上春回大地的年代曾经发生过。经过近30年精神上畸形的变异，文革后的人们在泛蓝、泛灰和泛黑的枯燥的视觉世界里开始逡巡，探索丢失了的美。谢晋导演用镜头批判了一个民族的麻木和无知。《芙蓉镇》和《天云山传奇》对爱情的描写，跟《庐山恋》里的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初吻一样震撼。

其实，如果我们生活在安徒生和卖火柴的小女孩儿的家乡，我们对雪的情怀也许就没有这么惊艳；如果我们不是端着一杯热茶，隔着窗子超然地欣赏那纷纷的洁白的飘逸和轻盈，而是被残酷地滞留在路上，痛苦地等待重新上路，我就不会这般精神贵族了。

如果我是朝不保夕的民工，我也不会这样诗意，如果巴格达或者其他某地再次响起自杀爆炸的巨响，血肉横飞，我也不会在这里无病呻吟了。

我们的审美超越只是瞬间一刻，它像落在柏油马路上的的雪花，立刻归于无。

有无之间，我们一定要会寻找平衡，因为这就是生活的真谛。别太当真，哥们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