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玉洁

在今年4月的伦敦峰会上，一张领导人的合影引起西方媒体的兴趣：胡锦涛主席背后是美国总统奥巴马、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和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西方媒体解读为这是某种“世界新秩序”的象征。近日，英国外交大臣大卫-米利班德在表示支持布莱尔竞选欧盟主席时，给出的一个理由是：“我们需要抓住这个机会，否则全球将被美国和中国控制，而我们的意见将无人参考。”米利班德显然已将中国视作除美国之外的强劲对手。G2激起的全球舆论的浪花随处可见。

G2?非G2?

就在去年伯格斯滕提出G2理论后不久，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中国经济的一枝独秀更加吸引全世界的目光。太平洋彼岸有人将G2作进一步演绎，使这个原本局限于经济领域的词语逐渐有了某种模糊的政治含义，在传到中国后，又被媒体翻译成“中美共治”，一时间各国专家学者们议论纷纷。问题的关键在于：G2究竟指什么?是指“中美共冶”还是经济合作?

事实上，“中美共治”的含义一出炉，便遭到强烈质疑。法国前总理法比尤斯认为：“现在一些圈子流行所谓的G2，指的是由美中组成的共管，将能解决所有问题。坦率地说，这完全是幻想。”对于看得懂中国字的日本人来说，G2被翻译成“中美共治”简直是不可接受的。《日本新华侨报》曾撰文，指出奥巴马政府推崇的G2观点将日本人搅得心烦意乱，“怎么可以让中国和美国来共同统治这个世界呢?“……日美才是亚洲的G2。”日裔美国政治思想家弗兰西斯·福山在接受采访时安慰了一下日本人，他认为对于日本最近担忧的美中主导全球运营的论调是“无稽之谈”，“如果日本、中国、韩国不能建立合作关系，恐怕东北亚会出现相当危险的不稳定局势”。

而温家宝总理在今年5月的第11次中欧领导人会晤中，则明确了中国政府的立场：“世界将形成中美共治的格局，这是毫无根据的，也是错误的。”

伊拉克学者龙那诚在谈到G2中“中美共治”的意义时，认为这是一种“两级世界”的思维模式，用这种模式去思考中国和美国的关系显然是不合时宜的，气候问题，伊朗核问题、朝核问题等不是只有两国就能解决的。“正像G8中因为没有中国、印度、巴西、伊朗等国而注定失败一样，G2的观点也早已过时。”

在经济领域里讨论G2，同样存在着不同的声音。米利班德是第一位公开承认中美建立G2的西方国家领导人，伦敦金融峰会不久，米利班德就表示：“未来数十年里，中国将与美国并肩成为世界两强”。德国专家安德鲁·斯莫尔也认为G2的观点将越来越得到欧盟国家的支持，“G2挑战”将成为他们在未来数十年里面对的主要问题之一。

印度学者高兴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从经济合作方面考虑表达了对G2的看法。他认为G2是一个不成熟的概念，但是一个积极的概念，它不包括两国利益冲突。G2的重要作用在于，如果国际经济出现任何问题，美国和中国应该共同承担部分的责任，这更是一个经济概念，不是一个安全概念，也不是一个政治概念。目前，当今的中美两国被称为G2是国际局势的选择，假如金融危机过去，也许会出现G3、G4，或者更多的组合，欧盟、俄罗斯、日本、印度的力量是不可能忽略的。

一些美国研究者认为，中美如真能迈向G2，美国至少要突破三个难关：第一，能否接受另一个超级经济大国；第二，能否和一个亚洲国家而不是欧洲盟友亲密合作；第三，能否和一个政治体制不同的国家合作。英国《经济学家》在伦敦金融峰会前也曾撰文反驳G2的观点：中国的处境比想像的更复杂，中国仍然面临着新世纪以来最困难的一年，以中国的现有实力，不可能与美国构成两级。

龙那诚在接受采访时，表示G2的经济含义也已发生巨大改变。他认为，中美两国人有着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中国人将收入的1／3用来储蓄，中国人的高储蓄率使政府可以为了稳定汇率而大量储备外汇，这其中70％是美元；而美国是个消费导向型社会，美国的经济增长中有70％靠消费拉动。中国大量的外汇储备使其能够以低利率借钱给美国人花，造成了中国维持美国经济繁荣的景象。在他看来，这种中美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现象就是人们所说的G2。但是，经济危机使中美的这种组合逐渐解体，中国政府对美元开始减持，相对增加欧元和日元的储备，因此，G2是一个过时的概念，正在走向解体。和龙那诚持类似观点的还有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的专家瓦西里·卡申，他认为中国拥有的大量美元储备让美国人暂时看到了贷款的希望，但随着危机的加深，中美两国在经济和地缘政治上的分歧就会明显暴露出来。

普遍的忧虑

G2概念的提出引起了普遍忧虑，最明显的当属美国的盟友。用《经济学家》的话来说：“这不只会让欧洲人担忧，对日本来说同样也充满了威胁，日本长期以来都对中国这个亚洲竞争对手不信任。”

就在奥巴马11月份访华行程刚刚公布不久，日本和韩国媒体就嗅到了G2的“浓浓气味”，他们对奥巴马的行程安排表达了自己的不满。《产经新闻》网络版10月8日的标题赫然写道：“美国公布总统访亚洲多国行程——在中国逗留时间最长”。韩国《国民日报》网甚至清楚地计算出：“奥巴马只在韩国和日本各停留一晚，但却在中国逗留三宿四日”。

中国代替日本成为美国在亚洲的首要合作伙伴的想法时时刺激着日本人的神经。美国前助理国务卿阿布拉莫维茨在美国《国家利益》杂志上撰文表示，G2的模式很可悲，其结果可能为美国的盟友日本带来致命一击，从而在日本国内引起危险的政治后果。日本《产经新闻》在题为“G2理论是否成立”的文章中说，G2招来了众多的反对之声，虽然美国和中国的关系的确重要，但如果把美中关系称为G2，就会深深伤害美国与日本、印度等其他亚洲盟国和友好国家的关系。美国外交政策领域颇有影响力的思想家、“软实力”学说的缔造者、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于6月25日在美国众议院听证会上指出，美国领导人必须谨慎考虑“中美共治”模式，以减轻日本等盟友的担忧和疑虑。据约瑟夫·奈透露，日本领导人最近私下里频频问他，中国是否将取代日本成为美国在亚洲的盟友。

对G2充满忧虑的还有欧盟。6月24日，英国《泰晤士报》发表的题为《中国谕令将行遍天下》的文章，道出了欧洲人的复杂心态：中国的崛起改变的绝不仅仅是经济。“根据英美的历史经验，一个国家的经济崛起总是其发挥政治与文化影响的前奏，中國凭什么与此不同?”

实际上，在提出G2的美国人那里，对这一概念也不是众口一词。《华盛顿邮报》就对此提出批评：“G2关系会变成领主和奴仆的关系，就像18世纪70年代(美国独立前)我们臣服于英国国王乔治一样，我们会被迫臣服北京。～我们国家面临最大的威胁，不是俄罗斯的

军事力量，而是中国的经济冲击。他们(中国人)通过支付奴隶般的工资，不注重环境，就像癌细胞一样侵入了美国的制造业……”面对美国内部对华态度的不一致，约瑟夫·奈只得说：“专家间的不一致性说明我们应简单地判定中国有50％的可能向外侵略，50％的可能成為一个负责任的区域大国。”

全球性反思

不管G2概念是尚未成熟还是早已过时，中国的崛起的确给某些国家带去了一定启示。

日本共同社4月份一篇题为《美中迎来G2时代日本未来何去何从?》的一文章，表达了对中国力量壮大后日本如何自处的考虑。文章指出，日本不得不接受这种世界权力结构的变化，但可以选择的道路有两条。一是对奥巴马接近中国及其进一步崛起心存不满，却只是默默忍受；二是在自己擅长的领域通过世界所期待的技术实力继续吸引全球目光。在这个剧烈变化的地球社会中，日本人如果不想变得更加闭塞，必须要满怀自信地生存下去，或许只有后者才是惟一的选择。

伦敦金融峰会前，英国《卫报》刊载了一篇题目为《G20没有欧洲，中美玩G2!》的文章，反映了欧洲人对自身的一种反省。多年来欧盟内部在统一，过程中从未停止过分歧。面对G2的出现，作者充满着“限铁不成钢”的情绪：“回顾过去，可以发现欧洲花了十年时间也没能让自己齐心。……G2意味着美国和中国。然而，经济规模和美国相当的，不是中国，而是欧盟。尤其是在经济政策方面，战略联合应该是G3。但欧洲在哪里呢?”

俄国人对G2有着特别的体会。一位俄国外交官曾说：“我们的总理以前的工作从读《纽约时报》开始，而现在他首先要听《人民日报》的主要内容汇报。”伦敦金融峰会后不久，《共青团真理报》就刊载了题目为《俄罗斯还在醉酒时，中国已走得很远》的文章。作者在肯定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时，同俄国进行了对比，痛斥了俄国内部的腐败：中国的贸易在国家的保护下发展，而俄国的商人只有躲开国家监视才能壮大。“中国政府考虑的是国家富裕，而俄罗斯官员考虑的是自己富裕。中国官员想的是千年大计，而俄罗斯官员考虑的是美元。”

不过，对美国提出的G2，许多媒体也通过客观分析，看到了中国背后存在的隐忧。日本《每日新闻》8月3日的一篇文章，认为美国强调G2是“美国捧杀中国的权宜之计”。中国如果在美国的捧杀下像气球一样“肆意膨胀”，几年后，等美国经济恢复，它是不会再管中国这个气球是否会爆炸的。新加坡“联合早报网”4月底刊文表达了同样的看法；一是认为G2根本就不现实，完全是美国人的主观臆想，不可能成为中美两国的实际政策；二是认为这种理念反映出美国在经济危机中的无奈，既然美国单独“领导世界”已经力不从心，拉上中国这个“利益攸关者”分担责任，可能也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三是认为提出这种理念，是美国在施展“巧实力”，或者说是美国对中国布下新的陷阱。如果中国上套，那就不仅要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而且也会失去发展中国家的信任，落个吃力不讨好的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