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印吉

母亲有一个与之朝夕为伴,直径为一尺五,装针头线脑的袖珍簸箕。母亲穿着十分扎眼的大红衣裳嫁到我们王家时,尚不满二十岁。别看她年纪轻轻,针线簸箕已经陪伴了她十几度春秋。

在母亲七八岁时,未能四平八稳地进学堂读书,而是被外婆敦促着学做针线活。那年月,农村女孩不会缝补衣裳,就难寻婆家。在外婆的严厉训教下,母亲学得一手出类拔萃的针线活,在十里八乡都小有名气。

做得一手好针线活的母亲嫁给我双目失明的父亲,有些委屈。父亲力所能及做的事情不多,因此,该女人干的活她全都要干,该男人干的活,她大部分也得拼了命去干。于是,母亲娇小的身躯,承载着比其他农村妇女更为沉重的生活重负。

母亲刚嫁到王家时,每年为父亲和她自己剪裁缝制一套衣服,偶尔还得给公婆和其他家庭成员缝制。

姐姐出生不久的一天晚上,全家人有说有笑聚在火塘边烤火。爷爷叭叭地吸了几口旱烟,冷冷地对父亲说,媳妇讨了,娃娃也有了,你们自己过吧。

第二天上午,爷爷撮了几袋包谷丢给父亲。奶奶从碗篮里挑了几个碗,配了几双筷子递给母亲,我父母就这样从热闹的大家庭中分家出来,在低矮冷清的耳房里另起炉灶,用羸弱的身体,去挑战生活中的风霜雨雪。

后来,我和三个妹妹先后降临人世。对于父母来说,儿女绕膝就是莫大的福分。因为人们常说,多子多福。但实践下来,儿女多,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负担,甚至是灾难。黑暗中,牛厩门口柿子树上的猪屎雀,叽——呷、呷、呷、呷、呷地按时啼鸣,母亲闻声一骨碌翻爬起来,背着背篮,拎着马灯去自留地里掀猪食叶、割韭菜……马不停蹄地背回家后,又得借助微弱的灯光,剁猪食,拣菜、洗菜。

这一切,经母亲那双未老先衰、粗老得似老牛肩头的手有条不紊地忙完,天已经大亮。母亲吹灭马灯,放下家务,又扛起锄头,踏着生产队长敲得山响的钟声,到田地里参加生产队的劳动。

当她汗流浃背、累得不可开交收工回来,气都来不及喘一会儿又得抄起锅碗瓢盆,做饭服侍年纪尚小的我们五个子女和满世界漆黑的父亲。

晚饭后收洗完毕,把猪鸡喂饱入厩,母亲就从卧室的红柜子上,端出外婆陪嫁的针线簸箕,为我们五个儿女和父亲缝补衣服,纳千层底。全家七口人,衣服、裤子、鞋子,全靠母亲一双手一针一线缝制。我们五个孩子围坐在母亲的煤油灯周围,闪烁着好奇的目光,像欣赏一件珍贵的艺术品一样,欣赏她一丝不苟地做针线活。她总是缝一会儿,针涩了,又将针拿来在头发棵里戳几下,蘸点汗,继续缝。

夜渐渐深了,房后黄楝桃树上的猫头鹰,哚——哚——地发出阴森恐怖的悲鸣,我们几个孩子敌不过困倦的侵袭,每人码两个草墩,匐在草墩上打瞌睡。母亲忙里偷闲地瞟一眼,一脸愠怒,对姐姐吼道,还不快舀水给姊妹几个洗脚睡觉?

我们都洗脚睡觉了,母亲还继续挑灯夜战。

春节近了,全家人的衣服还没有缝好,母亲就通宵达旦赶缝。大年三十晚上,父母穿新穿旧无所谓,而我们五个孩子,母亲再苦再累,也得让我们从头到脚都换新。新衣服穿在我们的身上,却甜蜜在母亲的心里。

我读小学二年级那年元旦来临的前几天,班主任告诉我们,元旦那天上午要组织全班到大队上举行加入红小兵宣誓仪式,要我们批准加入红小兵的学生,尽量穿新衣服,没有新衣服的,也不能穿补丁衣服。我正是这批申请加入红小兵的学生之一,而我的衣服,每件都有补丁。母亲说,她把准备缝给我过年穿的布料,提前在元旦前赶缝出来。为了不让我这个她惟一的儿子在外丢脸,母亲一连几个通宵为我赶缝衣服。不分昼夜地劳累,使母亲在参加生产队干活时,昏厥在田里。一起劳动的乡亲,七脚八手,一边喊一边用拇指使劲掐母亲的人中。母亲渐渐睁开无力、无神的眼睛,咳了几声,吐出了一口血。

母亲病倒了,不能再拼命为我赶缝衣服了。

元旦那天,我早早就到学校。班主任第一个见到我,皱着眉头对我说:“你的衣服太旧了,快回去换一件。”我嘴唇颤抖着,想辩解,但不知说什么。班主任见我犹豫不决,亲昵地抚摩着我的头催促我说:“快,抓紧时间回去换,我们等你!”我跑回家把班主任的话告诉母亲,她拖着病恹恹的身子,翻箱倒柜地找,终于找到一件还一直没有舍得穿、准备下雪天穿在底层御寒的新绒衣给我换上。

班主任带着我们全班同学,步行两公里多路,到大队去进行入红小兵宣誓。

校长宣布完我们二年级加入红小兵的同学名单后,我们10个同学上台站成一排,让四年级的10个大姐姐给我们佩戴红小兵袖章。我的绒衣太厚,让为我戴袖章的大姐姐怎么也戴不上。其他同学都戴好了,就等着她,逗得台下一片哄笑。无奈,大姐姐羞愧地将袖章猛地塞在我手里,低着头,无地自容地跑下台子。

宝贵的时光梦一般流逝,我已经向半百迈进,母亲已成了古稀老人。她当年满头浓密的青丝,已经镀上了一层银白。几十年的艰辛岁月,在她平滑圆润的脸上,刻下了一道道沟壑。她的牙齿年迈“退役”了,眼睛老化昏花了。

然而,跟随母亲几十年的针线簸箕,依然摆放在她卧室的红柜子上。簸箕的边沿,被母亲的手触摸得干净光滑,油红锃亮。簸箕里装的还是针头线脑、碎布、顶针、针夹和蜡……惟一不同的是,多了一副残了一条腿的老花镜。

父亲去世后,母亲不愿跟我们五个儿女生活,独自在故乡守着老房子,安心颐养天年。她一刻也闲不住,种包谷,栽白菜,忙个不停。松闲时,就把针线簸箕端到院子里,支在干净草墩上,将只剩一条腿的老花镜用一根线固定了戴上,全神贯注地缝这缝那。鞋子破了,我们给她买了新的,要她把旧的扔掉。她说什么也不肯扔,非要找块碎布来补了再穿。

如今,人们衣服裤子、鞋子都是买着穿,缝补的年代已经成为历史。而母亲的针线簸箕,依然缺少不了。盖甑子的草锅盖破了,母亲要用针线缝;蚊帐通洞了,她要缝补;装粮食的口袋漏了,她也要找块布补一补……

母亲一生,与针线簸箕结下了特殊情结。时代在前进,生活在变迁,而母亲对针线簸箕的那份情缘,正如她不愿离开故乡,不愿离开土地,不愿放弃种庄稼一样,忠贞不渝。

针线簸箕,已经成为母亲生命的一部分。缝补,是她人生中的一种享受和幸福!

责任编辑:黄艳秋

插图:刘周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