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明山

闲来看董桥的《故事》,写沈从文有这么一句话:“遭逢生存和思想都给关进囚笼的年代,聆听歌颂上帝、歌颂太阳的喧哗,他终于勇于怀抱他的真知为他一生的操守和尊严淡然守灵。”看到这里就很感慨,不自觉地将沈先生和我的父亲对比起来,这种对比的结果是悲凉的。生存和思想都给关进囚笼的年代,是一种不自由的境地,是一种困局。聆听歌颂上帝、歌颂太阳的喧哗,是一种思想的煎熬,也是一种心灵的困局。对人产生的影响,作为文学大师的沈先生,以一种出世的态度,淡然以对。而对于其他的一些人,比如渺小如我的父亲,却只能在这个囚笼中死去。

父亲当然不能和沈从文先生对比。一个是灿若晨星的文学大师,一个是平凡如沙砾的普罗大众。这更印证了沈生生所说的“生存真是可怜的事情”这句话。父亲一生与困苦相随,后半生与疾病相抗争,这种生存到底有多大的意义?

但我还是要记记我的父亲。这种记录,是那个时代的小人物的一个缩影,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生存境地的一个影射。时光过去了二十多年,我将这种感受写出来,既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一种悲悯,更是一个儿子对他父亲的一种怀念。

父亲出生于1928年。这一年中国历史上发生了几件大事,一个是广州起义,一个是井岗山会师,另外就是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而三年后,爆发了九一八事变。国内在打内战,日本人又乘虚而入,中国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我无法目睹这种剧烈动荡时期家乡的情形,但从家人回忆的只言片语中约莫可以想象一二。我家几代读书,出过几个秀才,到我父亲几代都是单传。家里有些薄田,一家人靠这些田产收租维持生活。爷爷平时写点诗,喝点酒,担任过县立高等小学校长等职,因此一家生活还似乎过得不错。大概就是在这几年,家里也发生了一件大事,而且这件大事是足可以改变我们一家人的命运的——这就是爷爷在湖南一师的上一届学长毛泽东给爷爷写了一封信,邀请爷爷上井岗山干革命。这件事是母亲亲口告诉我的,我想,家人也不至于在这件事上说谎。没这必要。但爷爷终究是没有去,所以解放后我家也就成为了地主,背负着这个成份,父亲一生穷困潦倒,我的童年也充斥着阴影。

父亲的童年在我的伯父曾一著《对影集》(北京燕山出版社)中略有记载,兹列于此——

“抗日战争既起,临湘于1938年陷敌,先生(指我爷爷)闭门家居,弥天忧愤,一发于诗。子昭硅(我父亲)方幼,深受爱国思想熏陶,乃在屋墙上大书抗日标语,时敌焰方炽,侦骑四出,忠贞正直之士或有遇害者。人劝先生稍自敛抑,先生笑而不顾。沅潭区长沈景嵋,为先生姻亲,此时收集人枪,号称游击大队长,实则拥兵自重,待价而沽(后为伪县长),而欲借重于先生。先生既疾之,所论多不合,至于决裂,由是先生益为敌寇所侧目。1939年,日寇清乡至丁坊,欲加害于先生,不获,乃焚其屋而去。先生归对废墟,从容语人曰:幸拙作手稿,先人旧著及新酿数瓮先期移出,日人徒毁我室耳,夫亦何害?人识先生旷达,而不知其忧国之深也。”

经此一劫,对于“家有恒产,世业儒”的爷爷,也就是一贫如洗了。我能见到的,就是至今还矗立在祖屋旁的石门,和旧时天井地面部分的陈迹。也有一些青砖瓦屋,土改时分给了其他人。在我出生后,家里起了一间泥房,36年过去了,现在还在那儿。

从八年抗战到解放,家境的困难可想而知。但就在这段时间里,父亲相识了我的母亲。小时问母亲,怎样与父亲认识的?原来父亲很爱读书,母亲家中藏书甚多,父亲不时去借书看,因此相熟。不过,这借书也许只是一个幌子。母亲其实是可以不选择我的父亲的,我想。因为照现在的标准,他们之间存在着家庭环境的落差。母亲家道殷实,而父亲家道中落。国民党战败后,母亲的家族中很多人逃走台湾,母亲的叔父是黄埔军校六期学员,平时最为疼爱这个侄女,想带母亲去台湾。母亲给我说,那金银珠宝可是收拾了几个箱子啊。母亲没有去,其中的缘由当然是因为父亲。父亲1951年在中央公安学院毕业后,分配到甘肃省兰州市公安局任科长。1954年与母亲在兰州结婚。1955年父亲带薪入西北师院。1957年父亲被打成右派,下放到衡阳市七一砖厂,在食堂煮饭。不久,家产被大火烧毁,父亲带着母亲又回到了长江边的老家。

我将父亲后半生划为两个时期,由1957年到1978年是精神极度苦闷期,由1978年到1983年去世是精神愉悦期。下放到老家后,父亲的经历是游离的,先是在大队的油榨厂劳动了两年,1963年在江南新洲教私塾,1964年在洪湖、螺山、铁牛一带教小学,1965年返家务农,务农期间,精神上备受摧残,心灵上也受到极大的创伤。我在整理父亲的遗物时,发现了一大堆父亲的申诉材料,反复地修改,最后形成了一份压抑着自己的愤懑又违背自己内心去“歌颂大阳”的文字材料。看这种充满文革语言的文字,内心感到酸楚而悲凉。这封信是写给西北师范学院党委的——

“我的处分,是保留学籍、劳动考察。后来退学,是被经济情况所迫。根据文件精神,凡保留公职的可以复职。工籍即学籍。我年近五十岁了,复学是绝不可能的,请你们允许我在本地就业。

“至于应该由自己负责的言论,有驳三害的保镖人(大字报),同意了李某某以春秋笔社名义写的成立鸣放委员会的意见;对黄某某说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的发表,是要整到你头上了,还不知死活。此外都是加在我头上的不实之词。

“如果当时按照应落实的材料,对照六条政治标准,这顶桂冠是与我无缘的,也算不得宁拉勿推的对象。为什么不仅划为右派,而且处分偏重呢?主要原因是我出身于地主家庭。这里我还说明一点,我当时交代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根源是由于在历次运动中受到打击而产生的反动思想和阶级仇恨,我也否认。那是被逼得无法,只好扯谎。从历次的批判材料中是可以看出这一事实的。

“从前,我处于无权为自己辩护的地位。现在,党既然实事求是,那我也应该明辩是非。不然,那又是我错了。

“以上各点,请你们考虑。只要实事求是,以理服人,我是会满意的。”

这封信是1978年7月10日写的,最后还附了一句话:“你们拖延至今尚无答复,可见这份材料对我是具有深远影响的。对此,我不能再保持缄默。”

但就在这封信发出的7月20日,父亲已收到县委“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工作办公室”的通知书,悬在父亲头上长达21年之久的右派分子终于成为了历史。

父亲的平反,对全家来说是一个莫大的喜讯。因为接着下来,我们全家除了大哥因已在农村落户,其他全部转为了国家粮。这让年幼的我的胸脯挺了起来。长期生活在别人的歧视眼光中,被小伙伴们追着喊“地主崽”,现在似乎成为终结。在学校填写成分一栏时,哥哥告诉我,从此就写“教师”,不要再写“地主”,因为父亲在平反后被安排在公社中学当语文教员。没有人这样教我们,心中也疑惑着这样写行不行。但一切似乎都在发生着变化,父亲在村上逐步赢得尊重,我们小孩子也能理直气壮地与伙伴平等交往了。

但父亲因为长期抽烟,患了严重的支气管炎,发作时就像抽风机一样,一口气呼不出来,就会窒息过去。1983年,父亲到湖北咸宁住院治疗。治病期间,父亲经常写信回来。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叮嘱大哥再怎么困难,一定要保证我学习用的纸笔。妈妈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流泪了。几个月后父亲病逝。这一年,我12岁,正在读小学。

父亲什么也没有给我们留下,除了他的一些诗词和读书笔记。其中一首《抒愤示五妹(满江红)》,可视为他对自己一生的总结。

“怅望云天,书生气慷慨悲歌。酬壮志,昙花倏现,痼疾误我。以革裹尸成幻梦,报国无门哭泪罗。田舍翁龙钟犹难甘,永僵卧。

红太阳,痛西落,金光闪,又一个。春风吹大地,蛰居复活。行吟东篱非傲世,寿终正寝不瞑目。谁能令沉沙方天戟,翌旦磨。”

这首诗写于1978年4月,字里行间抒发了一个博学多才的知识分子报国无门的苦闷。我们能继承父亲的,只是父亲的气质和他在艰难困苦面前的乐观情怀。父亲一直是微笑着的。但我们知道,他内心却是忧苦的。因为苦闷,他习惯了用抽烟来解脱;因为苦闷,他用歌声来抒发,这种悲凉的歌声伴随着我的童年。

父亲去世已经整整25年。在我写这篇文字的时候,岭南淫雨霏霏,正是清明时节。我并不知道,我怀想着父亲的时候,3月30日这晚,正是父亲的忌日。

插图:段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