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菁

我们深信:再华丽精致的导语,也不如刘伯承、陈毅、叶剑英与李先念这些名字掷地有声……

策划人小语

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我们绕不过叶剑英、刘伯承、陈毅与李先念这些光辉的名字。我们走近这些开国元勋的家庭,他们有太多世人皆知的壮举和功勋,在民众眼里,他们英武多才、指点江山气壮山河,但是子女眼中的他们又是怎样的呢?这恐怕是很多人都想知道的。

从选题的准备、到资料的收集再到联系采访,我们花去了整整半年时间。当这些元勋的子女坐在我们面前,看到他们在各自领域里出类拔萃,看他们谦卑温和、才华横溢却无半点骄纵跋扈,他们会耐心又骄傲地陪你回忆那些久远的过去。他们都不再年轻,但是提到父亲,他们就像个孩子一样,会雀跃欣喜,也会心酸落泪。

所以,旁人的语言都失去了力量和魅力。让我们在这特殊的日子和美好的年代里,和这些为共和国的建立、发展而奋斗终生的伟人的子女们,一起走进他们与众不同却也平常琐碎的家庭生活吧!

父亲希望他们都长得漂漂亮亮的。在他眼里,最漂亮的女性就是演员秦怡。他怕孩子们长个塌鼻子,所以直到他们长大了,刘伯承还常常捏孩子们的鼻梁。

父亲去世后我们才读懂了他

刘太行:刘伯承长子,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一直在部队工作。曾任空军某研究所副所长,后任装甲兵部队作战部副部长。

刘蒙:刘伯承次子,毕业于清华大学,作家、编剧。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广州军区装备部副部长。

刘太行对童年的回忆,已经很模糊。他过去常说那是艰辛困苦的岁月,不记得也罢。直到父亲去世了,他突然后悔不迭。他想知道抗日战争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他想知道晚年双目失明的父亲,当年如何在战场上英勇杀敌。沿着父亲打仗的地方,刘太行每年至少去一次,或者两次,与当地的百姓促膝谈心。

他一点点了解了年轻时的父亲,在战场上如何威风八面,对老百姓怎样谦恭爱护。这个戎马一生的男人,私底下其实细致入微。刘太行记得,小时淘气把课本撕烂了,父亲先揍了他一顿,然后在油灯下细细地帮他粘好课本。

刘太行在延安长大。他还记得与妹妹刘华北偷了父母的津贴买西瓜,兄妹俩一个闪失,眼睁睁看着西瓜滚到山下。父亲后来骂他,却一个劲儿问妹妹有没有摔跤。

后来刘华北在延安被谋害,成为父亲心中永远无法修复的伤。直到临死前,刘伯承还对妻子说:“我太对不起华北了,我没有把她养大。”

刘伯承一生最大的爱好便是看书写字—在中共的高级将帅中,刘伯承的军事才能为许多人所称道,赢得了诸如“当代孙武”、“军神”的美誉;与他的军事才能同样被认可的,是他的学识和修养。邓小平就曾夸他是“大知识分子”,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他留下了390万字的军事著作、190万字的翻译作品。父亲为何能取得如此卓越的成绩,次子刘蒙最有发言权。

“父亲的生活很规律:每天早上5点起床,先读一段俄文—他有一个习惯,喜欢早晨起来上厕所时坐在马桶上大声朗读俄文,这一习惯一直坚持到他72岁双目失明为止;然后打一套自创的操,最后便开始写毛笔字。”耳濡目染下,年少的刘蒙也跟父亲学书法。如今身为广州军区装备部副部长的刘蒙,另一个身份是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受父亲影响,不管每天工作有多忙,刘蒙现在依然会抽出时间读外文。

刘蒙对童年的感受与普通平民家的子女无太大差别。自己上学的时候,妈妈一分零用钱也不给,于是他每天都走路上学,把节约下来的8分钱车钱放到储钱罐里。等春天来了,才舍得把小储钱罐打碎,用攒下来的钱买风筝、山里红。一直到上中学,刘蒙还穿着姐姐穿过的女式旧军装,总是被同学取笑为“大姑娘”。

刘蒙还记得,自己家里电话旁贴有这样一个特殊的“告示”,这是母亲汪荣华写给孩子们的:“儿女们,电话是党和国家供你爸爸办公的,你们有什么私事绝对不许用这些电话。假公济私是国民党的作风,不许带到我们家里来。”父亲办公室一左一右两个抽屉,左边放的是私人信纸,右边放的是公文纸,如果是写私人信,父亲绝不会打开右边那个抽屉用公家一张纸。过一段时间,他就会听到父亲跟母亲叮嘱:“我的私人信笺用完了,别忘了帮我买一点。”

但是,孩子们也都知道,父亲是爱他们的。刘伯承的大女儿刘解先说,父亲希望他们都长得漂漂亮亮的,在他眼里,最漂亮的女演员就是秦怡。他怕孩子们长个塌鼻子,所以直到孩子们很大了,刘伯承动不动还要捏他们的鼻梁。

1965年,刘伯承剩下的一只眼睛也失去了光明,从此陷入了整整21年的黑暗。看不见东西后,他对孙子辈表达感情的方式就变成了捏屁股。但有一天他对夫人说:“我以后不捏孩子们了,我手重,怕捏坏了。”大家听到后都忍不住掉眼泪。

刘伯承失明后,老想跟儿子聊聊天,可刘太行、刘蒙一是太忙,二是嫌年老的父亲絮叨,所以总是找借口不回家陪父亲。等到他们领悟过来的时候,父亲却不在了……

他也一再叮咛儿子,结婚后一定要好好保护疼惜自己的爱人,如果非要谁献出生命而又可以选择,那一定应该是男人作出牺牲。

他把孩子们的命运与国家连在一起

陈昊苏:陈毅长子,曾担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副市长、国家广电部副部长,现任对外友协会长。

陈昊苏说,父亲平日只管他们的学习和功课,教育孩子的重任都在妈妈张茜身上,在家里爸爸有点懒,喜欢做甩手掌柜。可一旦孩子的学业和人生与未来的事业联系在一起,他就会很关心了。陈毅当年出自对中国建设事业的全面关心,对4个孩子的学业和职业都事先有一定的设想。让长子陈昊苏从政,让二子陈丹淮搞工业,让三子陈小鲁搞农业,让小女儿陈珊珊搞外交。

1963年,陈毅得知正在中国科技大学读书的长子陈昊苏入了党后非常高兴,为此他专门从繁忙的国务活动中抽出时间,带着孩子去北戴河玩。这一次,他和孩子做了4次长时间谈话,那是令孩子们一生都无法忘怀的记忆。不过,陈昊苏现在想起来稍感遗憾的是,“讲了4个下午,才刚刚讲到留法回国。”后来父亲一忙,这事便搁了下来,直到他去世,剩下的课再也没补上。

陈昊苏与陈小鲁的母亲张茜,是陈毅的第三任夫人。红军时期,陈毅曾与江西兴国的妇女干部肖菊英结婚。次年,陈毅去开肃反会,归途遇白匪袭击,在约定时间未等到丈夫的肖菊英认为陈毅已死,竟跳井殉情。

1932年,陈毅与兴国女红军赖月明结婚。由于当时的革命形势,婚后不久便含泪分别。1937年国共合作抗日,陈毅几次派人寻找赖月明,得知赖月明被捕后为抗拒逼嫁,跳崖自尽。

那之后,心灰意冷的陈毅一直孑然一身,直到不惑之年遇上张茜,他心中埋藏已久的情感才再次被唤醒。其实赖月明在战斗中失去组织联系后,流浪乞讨,被父亲抓回卖给一个鞋匠。1959年,她看到陈毅会见外宾的照片,想去找陈毅,但被丈夫儿女死死拦住。而这一切陈毅生前一无所知。他常常跟孩子们念叨,说自己愧对前两任妻子,他也一再叮咛儿子,结婚后一定要好好保护疼惜自己的爱人,如果非要谁献出生命而又可以选择,那一定应该是男人作出牺牲。

陈昊苏对“文革”来临之前的家庭回忆都是温暖的。他说,父亲平时对他们说得最多的,便是告诉他们不要有优越感,“一将功成万骨枯”,国家的江山是无数先烈们打出来的。在陈家,几个孩子的衣服总是大的穿了小的穿,陈小鲁岁数虽小,可是个子长得快,衣服轮到他穿时,往往不仅破旧,而且显得很不合身。有次,陈小鲁用手摸着盖不住腿肚子的裤子对陈毅的秘书说:“叔叔,我就穿这么短的衣服过年吗?”即使是风雪交加的数九寒冬,几个孩子也都是骑自行车去学校,从未乘坐过陈毅的专车。

陈昊苏在高考前,父亲早已为他想好了学校和专业。他让儿子学工科,实现自己当年未竟的科学救国的梦想,当一名工程师或科学家。陈昊苏依了父亲的愿望,后来,他所在的单位准备让他改行搞政工。陈毅马上放弃了要求他搞技术的愿望,转而支持他去搞政工。1973年,陈昊苏再次面临职业上的选择,组织上安排他到军事科学院工作。他要穿上军装成为一名军人,这次他没有找父亲商量,因为此时父亲已不在人间。

陈昊苏与父亲有很多相同的地方,父亲喜欢写诗,陈昊苏一直以来都坚持写诗。每年到父母的纪念日,陈昊苏都会到父母灵前,献上一首诗。身为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的陈昊苏也继承了父亲的外交事业:“凡是我父亲去过的国家,假如我也去的话,我都会重走一遍他的足迹,特别是如果他写了诗,我更要去。”他要用父亲最热爱的艺术形式,和父亲做超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你给别人做过一件好事,你不要记得;如果别人给你做过一件好事,你一辈子不要忘记!”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父亲是一个魅力四射的男人

凌孜:原名叶向真,叶剑英之女,全国政协委员、国际儒学联合会普及委员会副主任、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北京电影制片厂导演。

“在我眼里,父亲是标准的慈父。”提起父亲叶剑英,凌孜的脸上浮现出柔和的光芒,眼睛看向墙壁上父亲的画像,仿佛又回到在父亲身边、在父亲庇护下长大的那些温柔岁月。

叶剑英有6个子女,原名叶向真的凌孜,是他的第二个女儿,也是唯一在父亲身边长大的宠儿。“我出生在延安,出生后不久母亲得了肺结核,所以我在襁褓中的时候,父亲就日夜看护着我。”凌孜常常这样开始回忆她和父亲的故事。与其他兄弟姐妹相比,她跟父亲的关系更亲近。1954年父亲坐火车离开广州时,凌孜不放心他,竟然偷偷睡在父亲火车包厢的地板上一路跟着。

少女时期的那段生活,是凌孜记忆中最无忧无虑的一段。那时,父亲从广州调回了北京,有更多的时间陪孩子们。“我还记得父亲带着我们到北戴河,唱歌、跳舞、游泳、打野鸭子,他就是一个‘孩子王。”凌孜微笑着回忆。很多年后她才知道,父亲当年因为遭受不公正的对待而黯然离开广州,他那时的内心世界其实是不平静的,但他从来没在孩子面前表露任何阴郁不满。

父亲是一位保有中国传统美德的文人,待人宽厚。凌孜说,即便是巡逻的警卫员,他都记得他们的名字和家庭状况。有一次,一位被大家称为“小和尚”的工作人员护送叶剑英洗澡,一时贪玩把门一插,自己到后山玩了起来。被反锁在里面的叶剑英只好在里面“咚咚”地拍门呼叫,幸好被院子里的警卫听到才“解救”出来,已经七旬的老人被关了40多分钟。其他人都很生气,他却微笑着说:“无心作恶我不罚,算了吧。”

凌孜记忆中,父亲从没对自己发过火,唯一一次生气,是得知她考上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时。“父亲特别希望我从事工农医学商这些行业,他觉得导演不是一个‘为人民服务的职业。”父亲为此好几天都不跟她说话,这在他来说已是最大的“愤怒”了。而若干年后,叶剑英看了女儿导演的《原野》时,竟主动跟她说:“我终于知道你是干什么的了,爸爸为当年的反对道歉。”

凌孜还记得,当年她与钢琴家刘诗昆举行婚礼时,陈毅、罗瑞卿等很多将帅都来道喜。忙了一天,把客人都送走时已是深夜了,父亲问她:“你有没有给工作人员送糖?”凌孜这才想起忙得都忘了。“父亲很少发火,他一瞪眼我赶紧拿着托盘装上糖和瓜子出去。人家都睡着了,我挨家把他们敲起来给他们补发糖果。父亲一直等到我回家。”这种谦逊、温厚和平易近人,是叶剑英一生都秉持的品质。她清楚地记得,即使到了晚年,爸爸不得不坐在轮椅上,任何人看望他告别时,他都会自己摇着轮椅,从住所一直送到大门口。

“文革”当中,叶剑英的几个子女都遭受到了严重冲击:长子叶选平、长女叶楚梅与丈夫邹家华、次女凌孜与时任丈夫刘诗昆悉数被抓。让凌孜最感动的是,父亲把所有的苦都默默地存在自己心里,在孩子们面前,他用乐观和坚强给他们最大的精神支持。

叶剑英生前最爱、也是停留时间最长的一个住所,是军事科学院2号院。因为军事科学院是他一手筹建起来的。凌孜后来移居香港经商,但每次回北京,她仍会住在那里,这里的很多设施依然按照父亲生前的样子布置着。“看到那个小楼了吗?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都来过这个地方,我就住在这里守老营了!” 她微笑着说。

叶剑英的6个子女由不同的母亲所生,这个大家庭在外人看起来似乎有些复杂,可是孩子们却相处得和睦融洽。叶家后人到现在有50多口,他们每年都会在大哥的召集下,在广东举办一次家族大聚会。而这也是自父亲那里继承下来的家庭传统。

凌孜说:“父亲待人厚道而包容,这样的胸怀给我们后人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2007年,叶剑英诞辰110周年纪念,80多位“红色家庭”的后人都赶来参加这个特殊的聚会。那天,无论是曾经“整人的,还是挨整的”,其后代都握手、拥抱,几多感慨,几多感动。聚会上还有两位特殊的来宾:华国锋的儿子与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巧的是,当年抓捕毛远新的人也在场,大家握手、照相。“我相信,如果父亲能看到这一幕,他会很高兴的。”凌孜欣慰地说。

在国内外小有名气的凌孜,一向低调不愿接受采访。但只要是关于父亲的回忆,她每次都会欣然接受。因为这样,她可以再一次与父亲“相遇”。

爸爸属于那种办事非常认真、非常敬业、非常顾全大局,而且非常宽容的人。我长这么大,从来没有听过他抱怨任何事,国事、家事,什么事情都自己消化。

他从来不要求我们像他一样生活

李紫阳:李先念长女,中国女医师协会副会长。

李小林:李先念小女儿,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

2009年6月20日,李先念诞辰100周年,他最疼惜的小女儿李小林在《人民日报》上撰文:“我们格外怀念他。爸爸走了17年了,可我感觉他一刻也没有离开我们。他的办公室如旧,他的卧室如旧,他的音容笑貌如旧,他的爱如旧。爸爸是个有大爱的人。”

从湖北黄安县一个乡村木匠到共和国主席,李先念是中共党内为数不多的在数次政治风浪中一直保持高位的领导人之一。李先念留给外界的印象是谨慎、小心、不露锋芒,不少人将其归因于他成长的家庭—李先念的母亲是一位农村妇女,前两任丈夫去世后嫁到李家,一共生育了8个子女,成功地主持了一个结构复杂的大家庭。这大概帮助李先念形成了宽厚待人的品质,以及在复杂环境中处理复杂关系的能力。

“他每天早晨5点半、6点钟,就到办公室上班了,我们起来见不到他,中午我们上学也回不来。晚上他很少在家里吃饭,一般都是和毛主席、周伯伯开会什么的,宴会也比较多,很少在家里吃。等我们晚上8点多钟做完作业休息了,他还没回家。所以很少见到他。”李紫阳回忆道。

很少和父亲在一起的李紫阳,自然也就没有机会享受到同龄孩子们的乐趣。尽管没有更多的时间和孩子们在一起,但是,李先念对孩子们的要求并没有降低。他规定了许多不准,包括不准穿着背心、拖鞋上桌吃饭等等。但是孩子们的终身大事,他却从来不干涉。李小林选择爱人的条件非常简单,一是年龄要比她大,二是不抽烟,三是对她好,李先念听了连连称好。

谈及父亲,李小林说:“我觉得我爸爸属于那种办事非常认真、非常敬业、非常顾全大局,而且非常宽容的人。我长这么大,从来没有听过他抱怨任何事,国事、家事,什么事情都自己消化。他对周围的工作人员,也从来不批评,都是以很宽容的态度来对待。他永远以大局为重,以国家利益、党的利益为重,从来不去考虑个人的得失,所以他很受人敬重。”

管了一辈子钱的李先念对孩子却有着明确的交代,那就是不允许经商赚钱。李紫阳说:“有人说,你父亲管着经济大权,你干什么都可以,做几笔生意就能发财了。可我爸爸从来不让我们经商下海。他一再讲,现在的生活已经很好了,要珍惜。所以,我们家到现在都没有一个经商下海的。”

李先念自己也非常简朴。他办公室里的家具都是过去老旧的,有的还是他从湖北带到北京的。有一次要翻修中南海东华厅的住处,跟随他多年的秘书黄达问李先念有什么要求,李先念想了一下说:“我爱洗头,你给我安个大脸盆吧!”这是这么多年李先念提出的唯一要求。晚年的李先念长期在北京医院住院,孩子们为了给他增加营养,就经常到人民大会堂的餐厅去打一份汤,要花25块钱。李先念知道后,一再叮嘱说:别去打汤了,太贵了。

李先念的几个孩子都知道,父亲终生都对祖母有一种愧疚之情。1932年,红四方面军被迫转移,听到消息后,小脚母亲跑了几十里路,赶来看自己的小儿子。已是师政委的李先念年轻气盛,又担心母亲的安全,埋怨她跑到战场上来。母子俩在战场上匆匆告别。

李小林回忆说:“结果在战斗结束以后,我爸爸在行军的时候,听到大衣的口袋里有声音,他一看,是奶奶留给他的两块银元。这两块银元对我爸爸来讲终身难忘,很多年以后提起来还是很动感情的。”两块银元在当时相当值钱,据老人们讲,一块银元可以买一担米,约160斤。

战场告别的两年后,李先念的母亲患病去世,死前,她还念念不忘这个杳无音信的老儿子。60年后,躺在北京医院病床上的李先念,时常会向亲人念叨这一段。

后纪

所谓虎父无犬子,这4位开国元勋的子女们在各自岗位上出类拔萃并受人敬仰。只是,尽管特殊的家庭背景,早就将无比夺目显赫的光环罩于他们头顶,但无一例外,他们才华横溢却低调安静。他们原本可以更风光,却无一例外都选择了默默无闻。默默无闻地付出,不问收获,但求无愧于心。

继承父辈的优良传统,勤俭节约、遵纪守法、不仗势不骄横,通过自己的努力为人民谋福利;孝敬老人,忠于爱情和家庭。这些是伟人们传给自己子女的谆谆教诲,也是4位父亲不谋而合的家训。

这些特殊而显赫的家庭相似点实在太多,比如每个家庭里,都有人曾当过兵;比如,孩子们都曾怀着崇敬和寻找的心情,重走父亲当年的路;比如他们都曾在烽火连天的战场上,一步步走进父亲的心灵;比如,这些子女对待父亲的方式,都是交织着儿女对父亲的亲情和士兵对元帅的崇敬;比如,父亲们从不提自己的丰功伟绩,每当孩子们拿憧憬或骄傲的眼神看他们,父亲都会说:“你们和其他孩子没什么两样,我也就是个普通父亲。”

普通的父亲,普通的孩子。当我们迎来伟大祖国60周年的生日,我们会用子女之于父辈的普通方式,缅怀和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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