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会明

[摘 要] 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贯主张和必然选择。邓小平在科学判断时代主题和特征的基础上,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形成了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内涵丰富的和平发展战略思想。

[关键词] 邓小平 和平发展战略 思想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长期谋求和平发展,但由于严峻的国际形势和“左”的思想禁锢,和平发展作为总体性战略未能形成。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抓住解决发展问题这个中心,以对时代主题的科学判断为基础,形成了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内涵丰富的和平发展战略思想。

一、和平共存谋发展的思想

邓小平在谋求中国的和平发展过程中,提出了化解与消除当代世界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矛盾冲突的新思路和新方式。他把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竞争引向发展问题,缓和、改善同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针对部分美国人提出的中国奉行的意识形态旨在催毁类似美国这样的政府的观点时,邓小平明确回答:“这样的观点至少不是八十年代的观点,也不是七十年代的观点,而是恢复了六十年代以前的观点。”[1]在处理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时,我们党坚决同损害我国国家主权和安全的霸权主义作斗争,但不反对西方搞资本主义制度,不反对资产阶级政府。尽管西方一些国家实施“西化”、“分化”中国的图谋,处心积虑地遏制中国,我们也没有因此同这些国家搞对抗。

邓小平还提出了解决国际争端的新思路。他把“一国两制”、“搁置主权,共同开发”作为解决不同社会制度矛盾和国家之间领土主权争端的新办法。“一国两制”首先是邓小平在处理台湾问题时提出来的战略构想,他超越意识形态分歧和社会制度差异,承认现实,充分照顾当事双方的利益。党中央成功地运用这一方式解决了中英之间的香港问题、中葡之间的澳门问题,顺利地实现了香港、澳门的回归。“一国两制”的实践对实现世界上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保持和平共处、互利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是邓小平在处理中国同周边国家历史上遗留的领土主权争端时提出的又一战略构想。他说:“有些国际上的领土争端,可以先不谈主权,先进行共同开发。”[2]这种战略构想先把涉及民族感情而又一时难以解决的主权问题放在一边,通过共同开发建立互信关系,以便在时机成熟时再解决主权问题。它符合双方都想抓住时机谋求发展的愿望,又不损害双方在主权问题上的立场,能够为双方所接受。国际舆论普遍认为,“共同开发”是最富建设性的办法,是一种用和平方式解决国际领土争端和冲突,实现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和平共存的新路子。

二、互利共赢谋发展的思想

邓小平认为,当今时代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都有一个发展问题,这些国家在发展中是相互依赖的,帮助是相互的,贡献也是相互的。他指出:“西方的政治家要清楚,如果不帮助发展中国家,西方面临的市场问题、经济问题也难以解决。经济上的开放,不只是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恐怕也是发达国家的问题。”[3]邓小平还指出:“发达国家的资本要找出路,贸易要找出路,市场要找出路,不解决这个问题,你们的发展就要受到限制。很难说这十一二亿人口(指发达国家人口)的继续发展能够建立在三十亿人口(指发展中国家的人口)继续贫苦的基础上。”[4]为了实现发展中的互利共赢,邓小平提出:“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并且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这样,什么问题都可以妥善解决。”[5]遵循互利共赢的原则,我国在同其它国家进行经济交往时,设身处地地从有利于这些国家发展的角度考虑问题,在向这些国家开拓市场的同时,开放中国国内市场,也使它们能够从中国的发展中受益。

三、独立自主谋发展的思想

在中国的和平发展中,独立自主与维护国家主权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邓小平非常重视国家主权问题,对西方以人权来否定我国国家主权的阴谋保持高度警惕。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西方一些国家拿什么人权、什么社会制度及不合理不合法等做幌子,实际上是要损害我们的国权。”[6]邓小平把坚持社会主义作为维护国家主权的保证,强调:“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而且就连想要发展起来也不容易。”[7]正因为如此,我们党在对外开放中走自己的路,同干涉我国内政、向中国推销资本主义价值观和发展模式的企图作坚决斗争,以社会主义制度保证独立自主。

独立自主还包括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谋求发展的内涵。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发达国家借助强大的经济实力操纵着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性的组织,在国际交往中他们以自身利益为准则,实行双重标准,竭力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控制。中国在融入经济全球化后,国内市场开放程度高,可能导致国际性的经济问题,如通货膨胀、通货紧缩、金融危机以及经济周期因素不可避免地影响我国经济的发展,国际经济组织和跨国公司等对我国经济发展的牵制力也越来越大。据此,我国在对外开放中,在充分运用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各种条件和机遇发展自己的同时,把发展的基点主要放在自己的力量上,依靠发展国内市场,利用充足的劳动力资源和改革创新,掌握经济发展的主动权,以增强抵御和化解风险的能力,切实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更好地发展壮大自己。

四、集中力量谋发展的思想

为了集中力量解决发展问题,邓小平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并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

第一,洞察形势,抓住发展机遇。邓小平深入分析国际形势的特点,认为相对和平的环境为我们的发展赢得了时间,要求我们党一心一意搞建设。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形势因为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出现剧烈动荡,邓小平冷静观察,坚持对国际形势的基本判断。他指出:“看起来,我们过去对国际问题的许多提法,还是站得住的,不能把形势看得一团漆黑,认为世界上的矛盾多得很,我们可以利用的矛盾存在着,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存在着,机遇存在着,问题是要善于把握。”[8]邓小平这些观察和判断,指引我们党在国际风云变幻中抓住了解决发展问题的机遇。

第二,决不当头,避免牵扯。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国内一些人希望中国扛起反对霸权、反对西方资本主义“和平演变”的大旗,西方舆论界也经常有人称中国为“世界共产主义的新中心”、“第三世界的领袖”。为此,邓小平冷静地告戒全党:“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当了绝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掉了。”[9]不当头,防止了把中国置于发达国家的对立面,也有利于第三世界国家根据自己的国情独立自主地解决发展问题。邓小平还根据冷战后两极格局的解体,改变了我国在20世纪70年代面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威胁,建立从日本到欧洲再到美国的“一条线”战略,实行不结盟的外交政策。不当头,有利于我国不受牵扯和约束,根据国际局势的变化灵活处理对外关系,作出最适合维护国家利益的政策选择,也使我国拥有了更多的朋友。

第三,反对霸权,有理、有利、有节。霸权主义是我国发展的主要威胁。邓小平在与霸权主义的斗争中,揭露霸权主义本质,阐明中国反对霸权主义,维护国家主权,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共同发展之理;在处理同搞霸权主义国家的关系时,从双方长远利益和世界大局出发,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差别,坚持对话,不搞对抗,寻求中国发展的机遇之利;对损害国家主权和安全的霸权主义行径决不示弱,但在斗争中讲究策略和艺术,不出风头,过头的话不讲,过头的事不做,保持斗争的适度之节。

第四,国防力量,适度发展。邓小平根据对时代主题的判断,着眼于国家间的综合国力竞争,在解决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矛盾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国防建设纳入国家现代化建设总体规划之中,在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合理确定国防投入比例,保证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协调,避免落入同霸权主义国家搞军备竞赛的陷阱;在推进国防建设中,机械化和信息化建设同时并举,以信息化带动机械化,实现跨越式发展。

五、重建秩序谋发展的思想

随着苏联解体和冷战的结束,建立公正、平等的国际新秩序问题受到了各国政府和人民的普遍关注。邓小平对此十分重视,他说:“中国在国际问题上无所作为不可能,还是要有所作为。作什么?我看要积极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10]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强权支配世界的国际秩序,成为全球贫富分化和战争威胁的重要根源,成为解决全球发展问题的严重障碍。这一国际秩序我们称之为国际旧秩序。邓小平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主张包括:积极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从国家关系的规范上摒弃霸权主义;推动世界的多极化,抑制美国单极化独霸世界的图谋;促进南南合作,推动世界力量对比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变化。这些主张不仅是从中国的国家利益来考虑的,也是从人类的共同利益来考虑的。

六、对外开放谋发展的思想

对外开放是当代中国和平发展战略的重要特征,也是中国制定和平发展战略的一个落脚点。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社会主义中国只有对外开放,才有出路,才有发展,才能作为维护世界和平的力量发挥作用。邓小平高瞻远瞩,深谋远虑,积极主动实施对外开放,回应经济全球化的挑战,进行理论创新、体制创新。党中央根据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思想,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改革的目标,逐步实现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把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过程。通过这一途径,社会主义中国从经济全球化中获得发展的机遇和对世界发展施加影响的空间,中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中的作用越来越大。○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78.

[2][3][4][5][6][7][8][9][10]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49、79、105、330、348、311、353、363、363.

责任编辑 刘金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