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再红

今年8月4日，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胡晓义在新闻发布会上透露，中国农民60岁以后将享受到国家普惠式的养老金。这是中国继取消农业税、农业直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等一系列惠农政策之后，所出台的又一项重大惠农政策。

新农保政策的推行，将有利于解决三农问题的困境和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使农村老年人口养老有保障，有助于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合理流动，还有利于国家与社会、农村的和谐稳定发展。有专家表示，新农保政策的推行亦将有力促进和推动我国经济“调结构”工作，其积极作用与意义不可小觑。更有人士大胆预言：新农保政策将能真正启动农民消费，拉动中国内需，带领中国、进而带领世界走出金融危机!

那么，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需要花钱的“保民生”与走出危机的“保增长”是如何联系在了一起?8亿中国农民，又如何与源自大洋彼岸的金融危机联系在了一起?而这8亿中国农民，真能带领中国走出危机，带领世界走出低谷吗?

“好莱坞大片”一场事先张扬的危机

2008年8月8日晚8时，一场精心设计、美仑美奂的“中国大戏”——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在中国国家体育场——“鸟巢”，伴随着腾空而起的焰火拉开了大幕。国际众多媒体纷纷赞叹开幕式完美无缺、无可挑剔，甚至连美国的《时代》周刊都在惊呼：一个强大的中华帝国，已经回归。

然而，伴随着辉煌璀璨的奥运焰火一同升空的，是另一场同样精心设计的“好莱坞大片”——俄格冲突。几乎是与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同一时刻，格鲁吉亚军队包围了南奥塞梯首府茨欣瓦利，随后与俄罗斯军队激战。俄罗斯总理普京当天在出席完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后即赶往北奥塞梯。后经多日的战事，双方在国际社会调停下终于签署了停火协议。

时光回溯到2007年10月31日，时任北京奥组委主席的刘淇曾在“通过体育和奥林匹克理想建立一个和平的更美好世界”的决议草案致辞时说：282天后，象征光明、团结、友谊、和平的奥运圣火将首次在北京奥运会主会场燃烧。

中国兑现了自己的承诺，如期点燃了奥运圣火。而同时，这个错综复杂的世界，也给了北京奥运会一个“大礼”：战火的硝烟。虽然它发生在世界的另一个地方，但真真切切地教育了这个星球的人们：和平，似乎还只是一个理想。

而与战火这份“大礼”一并奉上的，还有眼下这场事先张扬的金融危机。

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原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吴晓灵曾撰文指出：本次金融危机是从美国次贷危机演化形成的，但并不仅是金融层面的事情，有着深刻的经济和金融根源。从经济层面看，美国储蓄消费结构严重失衡；在2000年科技股泡沫破灭和2001年“9·11”事件爆发后，美国经济陷入衰退，试图通过刺激房地产业发展而重振经济；美联储连续13次下调基准利率，使联邦基金利率在2003年达到了1％的历史最低水平，并维持一年之久。

从金融层面看，2007年夏季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导致过度投资次贷金融衍生品的公司和机构纷纷倒闭，并在全球范围引发了严重的信贷紧缩。由此，次贷危机最终引发了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

随着虚拟经济的灾难向实体经济扩散，世界各国经济增速放缓，失业率激增，一些国家开始出现严重的经济衰退。当危机来临，各国纷纷抛出了各自的救市计划：2008年10月，美国1929年“大萧条”以来最大规模7000亿美元金融救助计划获批，美政府当月底注资本国9大银行1250亿美元；英政府宣布向本国4大银行注资350亿英镑；11月，欧盟提出2000亿欧元经济刺激计划。随后，美国当选总统奥巴马宣布“经济复兴”计划，又追加了8250亿美元的救市资金。

有学者曾就眼下的金融危机半调侃地指出：成功举办奥运会后就立即遭遇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这在奥运会举办的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可以说：俄格冲突和金融危机，是北京奥运会后，在世界进入“中国时代”的同时，中国所收到的“开门大礼”。

“中国大戏”对决“好莱坞大片”：8亿农民是靠山

同世界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的中国，自然无法回绝这份“大礼”。

2007年9月，胡锦涛主席在出席国际会议期间，曾前往澳大利亚当地一个牧场观赏剪羊毛。当剪羊毛高手克拉格斯顿只用了四分钟时间，就像脱衣服似地给羊褪下了一身灰色的“毛外套”后，胡锦涛对克拉格斯顿竖起大拇指说：你的剪羊毛技术是一流的!

在国际投机界，同样有个术语也叫“剪羊毛”，其大意是以低息宽松货币政策释放出大量流动性，全面推升资产价值，引起投资热；将资产和资本泡沫吹大，形成投机狂热后，制造各种危机或猛然抽紧银根，迫使资产超速贬值；当优质资产价格暴跌到正常市场价格几分之一甚至百分之几时，资本玩家们能够以非常低廉价格收购这些优质资产。

当以救市的名义疯狂开动印钞机后，这些人为制造出来的流动性如历史上其它时候一样，并没有打算留在其国内，换句话说，这数万亿美元的所谓救市资金已经整装待发，很有可能成为随时扑向发展中国家进行低价资产收购的资本“弹药”。中国经过改革开放30年所积累的国民财富，极有可能成为其重要的“收购目标”。

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中国始终保持着高度的理智与警惕。

2008年11月，胡锦涛主席在第七届亚欧首脑会议上致辞说：“中国经济同世界经济的联系日益紧密，中国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其本身就是对全球金融市场稳定和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贡献。为此，我们首先要把国内的事情办好”。

然而，中国要办好自己的事情，首先就要解决因过快的投资和较低的消费所形成的产能过剩，以及由于内需不足使过剩产能必须过度依靠出口，从而增加的经济对外的过度依赖和脆弱性。也就是说，消费与投资间的矛盾、内需和外需间的矛盾，是当前中国面临的最为突出的结构性问题。

面对20多万亿的居民储蓄，中国解决内需的关键，是如何拉动农民的消费。农民收入增加不了，占人口多数的农民消费水平就起不来，中国整个居民消费水平也上不去。

以2007年为例，当年居民消费率35.6％，其中农村居民的消费率降到历史最低点，仅仅9.1％。农村居民消费在整个居民消费中的比重只有25.6％，城市居民占74.4％。占人口多数的农村居民消费只有城市居民消费的三分之一，由此不难看出，消费不足的主要矛盾在于农民。

2008年，中国出台4万亿人民币经济刺激计划，仔细研究这十项措施，三农问题显然是政策组合拳的一大核心。在去年第四季度中央新增1000亿元中央投资计划中，针对农村沼气、饮水、通路、通电、通邮工程、重大水利工程等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投资就有340亿元，而在中央公布提振内需的4万亿元投资大单中，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也高达3700

亿元。

2009年，中央一号文件再度锁定三农问题，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扩大国内需求，最大潜力在农村；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基础支撑在农业；保障和改善民生，重点难点在农民。

面对这场千里来袭、事先张扬的金融危机，中国的农民继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后，再一次被托以厚望；当“中国大戏”对决“好莱坞大片”时，对中国而言，8亿中国农民是中国经济的稳固靠山!

三农需要中医疗法：农业补贴“扶正补益”

远在大洋彼岸的一名中国律师，也将关注的焦点对准了中国农民，在其今年初推出的《谁来拯救美国》一书中，他认为拯救美国的救星将是中国的农民。无独有偶，今年8月出版的最新一期美国《时代》周刊亚洲版的封面文章题为“中国能拯救世界吗?”，文章写道，“在世界十大经济体中，中国是唯一仍在增长的一个，它可能很快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对原材料的需求，使澳大利亚和巴西等国在过去半年里受益良多。亚洲多国的经济依赖出口带动，透过与中国的贸易往来，都能够起死回生。全球渴望走出经济阴霾之际，都指望中国能成为其探路明灯”。

这一切观点背后似乎都做着一个同样的推理：拉动8亿农民的消费，就能带领中国走出危机，而中国走出危机，就能带领世界走出危机。

拉动内需，就需要拉动农民消费，而拉动农民消费，就需要先增加农业投入。据农业部测算，增加农业投入，对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明显的乘数效应。在直接拉动相关产业发展的同时，还有约40％转化为消费，农民消费每人增加1000元，全国就能增加内需9000亿元。

自2004年开始，在整整晚了西方国家半个多世纪之后，中国也坚定地走入了农业补贴时代。2005年。中国决定开始建立基本覆盖全国农村居民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2006年，全国彻底取消农业税，这项长达2600年的古老税种从此退出历史舞台；2007年，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和农资综合补贴等统称的“4项补贴”资金总额达1028.6亿元；其后，政府陆续出台了“家电下乡”、“汽车下乡”，“摩托车下乡”等措施以刺激农民消费；2009年，政府工作报告承诺，中央财政拟安排“三农”投入7161亿元，比上年增加1206亿元，同年8月，新农保政策正式出台。

中国源远流长的中医讲究“扶正祛邪”、“扶正补益”，可以说，一系列的惠农政策正如同一味医治三农问题的“中药”，它同时也深刻揭示出“保民生”与“保增长”之间的关联：增加农民收入、解除农民后顾之忧，中国广阔的农村市场才能被拉动，农民消费对经济的贡献率才会逐步提高，农民消费才会最终起飞。

耐人寻味的是，就在中国公布四万亿救市资金的详细投向后不久，美国政府即改变了布什政府的7000亿美元救援方案的救助方向，不再单纯收购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

农民带领中国“做好自己的事”

翻开中国近现代史，在每一个历史阶段，中国农民都为中国的进步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军；建国后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中，经过土地革命洗礼的农民又承担起了工业化主力军的角色；改革开放以后，农民又成为了新时期中国崛起的中流砥柱，没有具很强自发性、革命性和建设性的农民流动，就没有东南沿海地区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高速发展。尤其是在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中，农民为工农业产品不等价交换形成的价格“剪刀差”提供了6000亿元至8000亿元的工业化资金，用大量农副产品偿还了苏联援助的技术装备贷款一而在统购统销的体制下，农民又为城市提供了粮食和副食品，以很低的工资从事工业劳动和工业基地建设，建成了61个工矿城市以及大量铁路公路。

可以说，中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对“三农”的欠账太多太多，因此，对“三农”进行“扶正补益”绝对是理所当然的事。

在“三农”问题经历了“中医疗法”以后，8亿农民的消费潜力很快便显现出来。这一点，由中国汽车市场在2009年上半年跃居为世界第一大汽车市场的事实中，即可见一斑。从这个角度看，我们没有理由怀疑8亿农民确实能成为带领中国走出危机的生力军。但是，这8亿中国农民真的能最终拯救世界吗?

今年8月，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在《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文章中写道：“在需求方面，我国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国内市场前景广阔，经济发展回旋余地大。”

诚然，面对一场奔袭而来、事先张扬的金融危机，是8亿农民给了中国足够的回旋余地，一旦没有了中国广阔的农村市场，整个世界在面对这场金融危机的时候，将缺少很多想象的空间。但是，这个“回旋余地”是属于中国自己的。

虽然世界包括中国的经济似乎已经见底回暖，但世界面临的结构性调整却是长期的，世界经济的复苏将是一个复杂和曲折的过程，可能需要较长一段时间。对此，中国是清醒的，中国不会为谁去买单，也谈不上去拯救谁。

中国农民可以带领中国走出危机，但从G2、G8到G20，甚至到G200，都改变不了中国坚定地走自己道路的决心。正如胡锦涛主席所说：我们首先要把国内的事情办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