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 红

2008年5月12日，中国四川汶川发生8.0级大地震。震后的灾区，道路、桥梁、通信设施悉数被毁，而在此后的救灾行动中，为抗震救灾立下汗马功劳的运输机、直升机，几乎全部是外国品牌：美国的“黑鹰”、俄罗斯的伊尔-76、米-17和米171。当年底，温家宝总理在视察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时，当谈到为处理唐家山堰塞湖险情中国不得不向外国租用米-26直升机时，他表示：“这很刺痛我的心”。实际上，这又何尝不刺痛了全国人民的心：为什么我们能成功造出两弹一星，却没有自己的大飞机、直升机?

经过全国人民的艰苦奋斗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民族工业基础，自建国初期刚诞生起，就面临了来自西方国家长达三十年的封锁，如果我们把这三十年称为对中国民族工业的“第一次围剿”，那么，过去、现在和未来，中国民族工业又已经、正在和即将面临哪些“围剿”呢?中国的民族工业，又该如何“反围剿”并取得最后胜利呢?

“新自由主义”的欺骗与全球化“陷阱”

2001年11月10日，世贸组织WTO第四届部长级会议主席卡迈勒手中击槌轻落，标志着中国长达15年复关和加入世贸组织进程的结束，宣告了一个历史性时刻的诞生，同时也意味着，中国终于进入了世界经济大家庭，并从国民待遇、降低关税、市场准入等诸多方面，做出了庄严承诺。

诚然，中国加入WTO，有利于扩大对外开放，为中国赢得更好的国际环境，有利于促进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增强国家经济发展活力和国际竞争力，有利于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符合中国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然而，中国的民族工业，真的由此迎来一个自由贸易的理想时代了吗?

早在中国大陆全面重返世界市场不太久的1979年9月，欧盟前身“欧共体”起诉中国倾销糖精和闹钟，就此揭开了外国对中国大陆商品反倾销的序幕，而其后不久，中国便沦为当今国际反倾销制度的最大受害者。从1995年至今，中国始终是全世界遥遥领先的反倾销头号目标国。据WTO统计，2008年中国遭遇到的反倾销调查达73起、反补贴调查达10起，分别占全球同类案件总数的35％～71％，是全球遭遇贸易救济调查最多的成员。今年上半年，中国遭受的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及特保措施等贸易救济调查更多达60起，涉案金额超过80亿美元。

WTO解决了关税壁垒和一部分非关税，可是世界却忽然换了个玩法：一时间，技术壁垒、政府采购歧视、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措施、社会责任甚至环保，都成了发达国家限制商品进口和争夺市场的重要手段。这些花样翻新、层出不穷的贸易壁垒，扑面而来，令中国民族工业应接不暇，从鞋子、打火机到钢材、轮胎，几乎无所不包。

同时，在市场准入方面，以长达数百页的中国加入WTO议定书中被赋以浓墨重彩的金融服务贸易为例，有专家指出：中国在金融业某些特定领域的开放现状，较之发达国家更高。然而，为了防止重要的金融资源旁落他国，为了捍卫本国利益，美、日、英等国家都对外资入股其银行业控制甚严，其中尤以美国对中国的金融限制最为严苛。一个最好的例证就是：直到2009年7月28日，王岐山副总理出席在华盛顿举行的首届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S&ED)时，重要的谈判内容之一居然仍是有关中国工商银行与中国建设银行在美开设分行的问题。

2007年7月，美国通过了新的《外商投资与国家安全法案》，该法案重新定义了涉及外资并购的国家安全问题，对外国投资进行了更严格的审查。银行、供水、关键技术、基础设施等都被归入国家安全领域，将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关键领域数目从8个扩大到11个，且审查标准模糊空泛。这也就无怪乎联想收购IBM一波三折、中海油最终退出收购优尼科了。

而反观国内，在“市场换技术”的背景下，在“冰棍论”、“苹果论”、“靓女先嫁论”、“国退民进论”等思潮的推波助澜下，各地争先恐后地出售国有企业，造成大量国有资产流失，严重危害了中国民族工业的“脊梁”——经过几代人艰苦奋斗建立起来的完备的社会主义工业基础。商务部《2004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显示，在轻工、化工、医药、机械、电子等行业中，跨国公司子公司所生产的产品已占据国内1/3以上的市场份额。

对此现状，有人曾大声疾呼：中国民族工业的28个主要产业中已有21个被外资控制，剩下的产业多属于全球低端产业及制造环节，“世界血汗工厂”的经济轮廓渐已成型!

这事实上正是对中国民族工业的一次系统性“围剿”，在这场“围剿”中，诸如中华牙膏、大宝面霜等一系列优秀民族品牌成了别国企业的战利品，苏泊尔、南孚电池、娃哈哈、蒙牛、双汇等品牌纷纷被打上了“外资”的烙印，而最令人痛心的是，还有很多民族品牌永远从国人的视野里消失了。

1841年，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中指出：在与强大的工业化国家的自由竞争中，一个无保护的落后国家想要成为一个新兴工业国家，已经没有可能，比较落后的国家将普遍屈服于工商业与海军霸权强国的优势之下，要求当时相对落后的德国同发达的英国通过自由贸易进行竞争，无异于让一个小孩同一个成年人角力——这一年，鸦片战争敲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

157年后，同样是德国的学者汉斯·彼得·马丁与哈拉尔特·舒曼在《全球化陷阱

一对民主和福利的进攻》一书中这样写到：“放松控制取代国家监控，贸易和资本流通自由化，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这些都是迷信市场的各国政府及其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武库中的战略武器。借助这些武器，他们进行了捍卫资本的自由的斗争。”

而此时，滥觞于上世纪80年代的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主张也正在中国如火如荼地加以实践：西方新自由主义一方面扎紧了自己的“藩篱”，另一方面，对别国却极力倡导“市场化、自由化、私有化”，以此对中国民族工业进行“围剿”。从此，中国的民族工业开始了“反围剿”斗争的艰难跋涉。凭着对本国市场的深刻了解，中国以发展民族工业为己任，坚定地走自己的道路，此后，中国民族工业涌现出了一大批自己的品牌，从长虹、联想、海尔到TCL、奇瑞等。虽然中国改革开放与全球化的脚步一直很坚定，但发展民族工业的脚步，中国更是丝毫不动摇。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历程告诉世人：世界不是平的，相反，充满了坎坷与陷阱!

随着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和美国政府购买“国货”法案的通过，世界人民逐渐看清了“新自由主义”的虚伪。虽然虚伪的面纱已被扯下，但这场“围剿”却远未结束。

金融危机的上演与“消费瀑布”的来临

1934年底，中国红军在第五次“围剿”

的失败后，红军主力从长江以南各革命根据地向陕甘革命根据地会合的战略转移，史称长征。八十年后，中国民族工业在面临金融危机和即将到来的“消费瀑布”时，一场中国民族工业的“长征”，已然拉开了序幕。

2008年4月25日，第103届广交会开幕的前几天，不断升值的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冲破7.0大关。这一波动无疑给数万家出席广交会的中国外贸企业笼上了阴影，也让他们绞尽脑汁避免遭受更多损失。

参加第103届广交会的某纺织企业负责人表示，对于以美元计价的出口纺织企业来说，人民币汇率每升值1％，销售利润率就会下降2％－6％，出口依存度较高的服装行业所受影响则更大。另据了解，作为中国第一大类出口商品，中国家电出口行业平均利润率一般在3％－5％左右，受次贷危机、美元贬值的影响，人民币汇率升值使白色家电企业处于盈亏的临界状态，消费类电子产品厂家利润降低了20％－30％。

由此，这场始于2007年夏季的美国次贷危机，终于在2008年9月，以雷曼公司的倒闭为标志，正式演化为金融危机，逐渐蔓延到世界各地，并开始影响实体经济。而以救市的名义疯狂开动的印钞机导致了美元的大幅贬值，美元贬值又使中国的出口产品竞争力下降，出口企业遭受了严重的外汇损失；同时，大量美元涌入国际大宗商品市场之后，推高了国际原材料价格，进一步压缩了中国企业的利润。多管之下，中国的民族工业面临着改革开放以来最为严峻的考验。

2009年5月初，商务部发布的《中国对外贸易形势报告(2009年春季)》指出，进出口总额4287.4亿美元，比去年同期下降24.9％。其中，浙江、江苏、广东出口分别下降17.6％、24.5％和18.4％。在出口产品中，机电产品出口下降较多。服装等劳动密集型产品由于需求弹性较小，我国这些产品竞争力较强，受金融危机的冲击相对较轻，一季度服装、鞋类、家具、箱包出口合计369.1亿美元，下降4.5％，比整体出口降幅低15.2个百分点。

目前，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2009年上半年的经济数据陆续被披露，这些资料都显示出，经济已在开始回升。但是，正如李克强副总理撰文指出的那样：世界经济复苏将是复杂和曲折的过程，可能需要较长一段时间；发达国家消费模式有所改变，国际市场萎缩难以在短期内改变；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增长形成的压力还会持续较长时间。

在最新出版的《货币战争2：金权天下》一书中，作者宋鸿兵提出了一个“消费瀑布”的概念：美国在1946年到1964年间(即“婴儿潮”)出生人口高达7700万，占美国人口的四分之一，由于这群人敢于创业，大胆消费，极大地拉动了消费；然而，在经历了47年的奢侈生活后，2008年的金融危机席卷了他们投在股票市场上的退休金，损失过半；同时，当时的“婴儿潮”如今已迈入老年，他们开始考虑退休、养老和医疗问题。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一场令人胆寒的“消费瀑布”随之发生，同时也意味着一个“消费大萧条时代”的来临。

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影响，2008年，我国一年内4次调整出口退税政策，先后提高了纺织服装、钢材、化工产品、机电产品等总计超过6500种产品的出口退税率。同时，中央提出了“克服金融危机带来的影响，要靠科技创新”的口号，积极支持企业技术改造，鼓励企业应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新材料，适应市场变化，推进产品创新。支持和推进新能源、生物医药、第三代移动通信、“三网融合”、节能环保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技术研发和产业化，创造新的市场需求，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面对危机，高铁、大飞机、探月工程等一大批重大科技工程项目，为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注入了高科技的血液，并逐步树立起科学发展观，彻底摒弃了“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工业发展的“买办”思想。正如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

《难以忽视的真相》：碳关税“围剿”

当金融危机对中国民族工业的“围剿”正在上演的同时，一场更大的“围剿”也正按部就班地展开，亦步亦趋地向着中国袭来。

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退休后，忽然变成了一个“环保先锋”，在全球范围内推动环境保护，大声疾呼要限定温室气体排放、控制全球变暖。由他参与制作的环保纪录片《难以忽视的真相》还荣获了第79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纪录片奖。

2008年11月，在广州举行的中国森林城市论坛上，有中科院院士呼吁，政府可以考虑对企业甚至排放二氧化碳的市民征收生态税。按照这位院士的观点，生活在地球上的居民作为二氧化碳的排放者，应该为节能减排付出代价，“可以考虑让市民每个月买20块钱的生态基金”。此言一出，立刻招来一片哗然!

然而，在不久的将来，这位院士的所言极有可能成为现实!中国民族工业即将迎来一场新的“围剿”，那就是——碳关税。

2005年2月16日，旨在遏制全球气候变暖的《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这是人类历史上首次以法规的形式限制温室气体排放。《京都议定书》规定，到2010年，所有发达国家二氧化碳等6种温室气体的排放量，要比1990年减少5.2％。中国于1998年5月签署并于2002年8月核准了该议定书。《京都议定书》建立了旨在减排温室气体的三个灵活合作机制——国际排放贸易机制、联合履行机制和清洁发展机制。以清洁发展机制为例，它允许工业化国家的投资者从其在发展中国家实施的并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减排项目中获取“经证明的减少排放量”。我国就此成为实现《京都议定书》清洁发展机制减排量最多的国家。

2009年6月22日、26日，美国众议院先后通过《限量及交易法案》和《清洁能源安全法案》，均授权美国政府可以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不实施碳减排限额国家的进口产品征收碳关税。美国华裔能源部长朱棣文在就职后公开表示，对于没有二氧化碳强制减排限额的国家，美国对其高能耗进口产品征收特别的二氧化碳排放关税。

而在这种种事实背后，确有一些“难以忽视的真相”。我们应该看到的真相是：碳关税的背后，实际上是一场西方发达国家发动其强大的宣传机器，不惜编造“科学数据”，挟持地球民意，以环保的名义，向发展中国家征收“呼吸税”、“放屁税”，以环境保护为名、行贸易保护之实的经济战争!

众所周知，高能耗产品多数由发展中国家生产，并向发达国家出口，这其中，“中国制造”所占份额非常大。一旦碳关税被发达国家普遍采用，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将十分不利，其中又以对中国的伤害程度尤甚。

诚然，高投入、高消耗必然带来高污染和低效益：中国现在每百万美元GDP所消耗的能源数量是美国的3倍、德国的5倍、日本的近6倍；中国1吨煤产生的效率仅相当于美国的28.6％、欧盟的16.8％、日本的3％-10％。但不能忽视的是，中国目前正处在工业化快速发展阶段，人均温室气体排放只有发达国家的三分之一，历史累计人均排放更低。尽管排放总量较高，但相当部分是保障民生的生存排放和国际制造业的转移排放。由此可见，碳关税背后打压中国贸易空间的意图非常明显。对此，中国必须坚定地维护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发达国家要对其历史累计排放和当前高人均排放先承担好自己的责任。

经过几十年的精心布局，“碳关税”大戏已经开唱。而面对这场碳关税的“围剿”，中国民族工业应该努力完成中国政府在“十一五”规划纲要中提出的2006-2010年期间单位GDP能耗降低20％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的约束性指标，同时调整产业结构，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并在新能源、节能环保等产业加大投资和科技研发，占领这块未来将成为世界最大的可再生能源市场、生物能源市场和环保技术市场，建立低碳经济体系和低碳技术创新体系，打造低碳制成品出口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