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蓉霞

[摘要]英日结盟是20世纪初英日两国争夺远东霸权的权宜之计。由于相互的利益需要和地缘政治的因素，一强一弱的英国和日本通过同盟暂时稳定了两国关系。但是，“一强一弱”本身就预示着同盟带有致命的缺陷：如果两国国力发生变化，英国为维护既得利益和日本为谋取扩张机会的不同目的势必会引发它们之间的矛盾与争夺。从这个角度出发，考察同盟的解体则是英日两国的基本利益产生矛盾和冲突，以致无法协调的结果，文ujj从日英缔结同盟之初入手，分析了同盟在两国带来的不同结果和反应。

[关键词]英日同盟；解体；远东；国内舆论

[中图分类号]K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09)03—0134—06

自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之后，同盟成为国际关系交往中的核心问题之一，国家之间结盟与反结盟的斗争便贯穿了国家间关系的始终。纵横捭闽的缔结同盟与同盟解体往往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兴衰，而大国的结盟抑或解除盟约关系又常常对各个历史时期国际格局的形成产生直接和深远的影响。

国际关系理论大师，国际法学中“权力政治学派”的缔造者，美国政治学家汉斯·摩根索(Hans J.Morgenthau)在其经典著作《国际纵横策论——争强权，求和平》(又名《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中，对联盟即同盟的一般性质进行了考察。他认为，联盟是保持国家间均势的最重要的表现形式。摩根索指出，在多国体系中，互相竞争的A国和B国为维持和改善它们相对的强权地位，可作出三种选择：其一，增加自身的强权；其二，利用其他国家的权力加强自身的强权；其三，阻止敌手获得其它国家的强权。当它们作出第一种选择时，就开始了军备竞赛，选择第二和第三种方法时，就会实行联盟政策。因此一国是否采取同盟政策不是一个原则问题，而是权宜之计。联盟能否存续及其作用大小取决于联盟的基本利益。上述理论完全适用于20世纪初存续了近20年的英日同盟。

一、英日结盟——权宜之计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英国和日本在远东以盟友的形式保持着某种相对稳定的关系。

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国家力量消长导致德国海军的嵋起，使得在国际事务中一直执行着“光辉孤立”超然外交政策的英国感到威胁剧增，同时德、法、俄也向英国的远东殖民利益进行挑战。英国选择了与俄国激烈争夺中国东北利益的日本作为维护其远东强权的同盟者，英国许多朝野人士在下院焦虑地说：“必须日本帮助我们，我们方能保卫我们在太平洋北部原有的地位”，“我们方能将俄国驱出中国”，“只有利用日本的力量，我们政府才能……支配有关中国的一切问题，以及太平洋的北部”。日本一方面对俄国的扩张心怀不满与恐惧，另一方面又因其力量较弱而更急于在远东被瓜分完之前多争得一杯羹，也适时依傍了强国英国。1901年日本组阁的军阀桂太郎将国家最高方针规定为：“独立担当远东大局，实属国难，必须相机与欧洲某一国缔结某种协定。”在双方都有意结盟的情况下，当俄国1900年出兵占领中国东北后，日本迅即向英因提出缔结同盟问题，两国迅速于1902年1月30日签署了主要是针对俄国的《英日同盟条约》。因为双方的互有所需，该条约于1905、1911年两度得到续订。

英日结盟源于争夺远东霸权的需要。英国得到的好处是：在远东替自己的殖民利益找到了一个合适的守护者，“此后我们用不着再为我们在远东的利益担忧”。

但是，英国同时也为此付出了重大代价，因为它实际在远东扶植起自己的“掘墓人”。1904年，日本利用同盟的保障发动对俄国的战争，并取得了胜利，日本在远东的扩张向前推进了一步，这种扩张使日本有了一种远东霸主的感觉。当时的一名日本记者就明确表达了此种感觉：“多少年以来，西方国家认为只有它们负有开发世界不发达部分的责任。现在，我国也参与了这项‘伟大而光荣的任务。”

在英日同盟中，从国力方面来讲，英国的实力远远超过日本，处于优势地位，但是，由于远离亚洲的地理位置，英国日益感到在其他国家的威胁下保护远东利益力不从心；相反，日本虽然处于弱国地位，但是由于其地理上的隔绝状态不易招致其他国家的侵袭，使英国将其视为可以利用的盟国，同时日本也认为，要实现扩张野心必须借助英国的力量。因此，由于相互的利益需要和地缘政治的因素，一强一弱的英国和日本递过同盟暂时稳定了两国关系。但是，“一强一弱”本身就预示着同盟带有致命的缺陷：如果两国国力发生变化，那么，英国为维护既得利益和日本为谋取扩张机会的不同目的势必会引发它们之间的矛盾与争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即向英国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二、日本在远东崛起——结盟后日本

基本利益得到确保的体现

第一次世界大战给后起资本主义国家日本带来了“福音”。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的日本正陷于政治与经济困境之中，正如20年后日本著名经济学家大内兵卫所说的那样：“欧战以前几年间笼罩日本的乌云，使日本经济前途显得似乎完全无望，……明治40年(1907)后的经济萧条，实是这种命运的表现，当时似乎简直找不到依靠本身的力量来摆脱这种厄运的办法”。第一次世界大战把日本扩张野心的外力送上了门。

自1915年起，因为协约国向日本订购武器、军需品和食品等战争所需物资，日本开始进入战时景气阶段。到1918年，在短短约四年时间之内，日本出超额竟约达14亿日元，对外贸易也增加了3倍。丰厚的收入使日本很快摆脱了债务国的地位，1914年日本欠外债为11亿日元，到1920年已经变为拥有277亿日元的债权国。国内经济也呈现空前活跃的局面。从1914年到1918年，仅就创建企业一项来讲，包括各公司、银行的新建和扩建在内的计划投资增加了十倍以上。pm日本的生产能力随之成倍增长，各产业部门的生产总值，从1914年的30.66亿日元增加到1919年的118.69亿日元。

同时日本谋求“在中国大力扩张利权”的“再度发展之机”。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无耻地表达了自己的喜惊之情：“目前世界危机势将迫使我国政府采取影响深远的行动。当珠宝店着了火的时候，要住在珠宝店附近的人不去拿几个珠宝，是办不到的。”日本不顾英国的反对，借英日同盟的名义向德国宣战，之后，立即派出海、陆部队两线作战。1917年又要挟英、法、俄、意四国同意在战后召开的会议上支持它“接管”德国在山东的权利，并得到各国的保证。不仅如此，日本在做长期殖民山东准备的同时，其政府和舆论界还掀起灭亡中国的热潮。一战结束时，日本达到了向外扩张的最高峰。

日本在海上的力量也极大加强。在远东水域，与日本结盟后，英国逐渐依靠日本的海军力量保卫远东利益。一战结束时，日本一跃而成为世界第三大海军

强国。日本拥有的主力舰虽然只有9艘，但是，它战后的建造计划却规模宏大，军费支出也相当高昂。1920年，日本陆海军军费支出计7.3亿日元，占国家总支出的49％。这一年，日本第42、43次国会还通过了完成海军“八·八舰队”建设的计划，这个计划要求建立一支舰龄不满8年的战列舰8艘，装甲巡洋舰8般为最低限度的主力部队，并以巡洋舰和大小驱逐舰若干艘为辅助部队的第一线舰队。根据这个计划，1920-1927年度，日本将建造最新式的主力舰和巡洋舰各八艘，并且计划完成整顿军港和要塞、充实军需品设备等任务。此外，日本在远东还拥有一条呈弧型的海军基地线，这条线南自台湾岛起，经琉球群岛和日本本士，至北方的南萨哈林岛止。另外由于巴黎和会将德国的前殖民地马绍尔群岛、马利亚纳群岛及加罗林群岛委任给日本管辖，就使日本在国土东部又拥有了一条前哨线。海军基地线和前哨线为自本争夺太平洋西部的海上霸权提供了“地利”的条件。

借助同盟的力量，日本迅速发展成为“新兴的帝国主义强国”，英国国力却逐渐衰落。

三、英国国内舆论纷起——结盟后英国

基本利益丧失的表现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在经济上、军事上、国家领土方面仍然是世界上拥有相当实力的一个国家，然而，相对国力却呈现下降趋势。

战争严重破坏了英国的财政收支平衡。英国为了战争的胜利，在战时支出了124.54亿英镑，相当于国家收入的44％。为了支付这笔巨额开支，英国曾向国内、外大肆举债。在外债方面，至1919年，英国欠美国8.5亿英镑债务，成为美国的债务国，国际金融垄断地位有所动摇。1920年通货膨胀引起的物价上涨达到1914年的225％，1921年英国的失业人口高达200万，战争结束后，英国在海外投资的180亿美元损失了1／4。20年代英国的经济发展则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同时，大英帝国还面临自治领离心力日益加强的威胁，战后自治领强烈呼吁“今后不能单独由不列颠岛的人民自作主张了”。从1918年起，在印度、爱尔兰、埃及、阿富汗、伊朗和土耳其等地，相继爆发了大规模的反英斗争，而英国对这些斗争的镇压，则遭到了不同程度的失败。重重危机使英国人无奈地自嘲为“消沉的巨人”、“患痛风而肿胀的巨人”。

日本与英国在20世纪初缔结向盟时的势力均衡关系因此被打破，两国同盟关系的基础已经发生动摇，在此关键时刻，英国面临着与日本的第三次同盟(1911年签订)即将于1921年7月到期并是否续订的问题。对英国来讲，这是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而棘手的问题，是否续订同盟的讨论成为战后英国官员激烈争论的一个主要问题。正如英日史专家I.尼施(I.Nish)所言，英国将“不愿意继续实行它在战时不得不对日本实行的懦弱政策”。战后许多官员表现出这种态度。英国驻日大使馆官员巴黎和会结束后向国内汇报了对续订同盟的意见，他们认为在远东问题中，“日本的地位……似乎是需要最先考虑的问题。毫无疑问，整个世界的态度和压倒一切的气氛都是反对日本的”，因此，“即使续订同盟不是不可能，它也会变得非常困难”，并主张说“如果日本未来的政策没有实质性变化，结束同盟是很合时宜的”。英国海外贸易部则要求英国政府遏制日本的经济扩张。1920年6月28日，它在给帝国国防委员会的信中说，“将来在中国市场上，日本很有可能成为一个比过去更为危险的竞争者”，因此“英王陛下政府应该避免在中国承担支持日本‘特殊利益的义务”。”英国海军部于1920年2月答复外交部对续订同盟问题的征询时，也明确表示“以现在的形式继续同盟既没有必要也不受欢迎”，并强调必须“在新加坡维持一支强大的海军分谴队”，以此遏制日本的行动。

英国外交部也意识到英日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冲突。1920年3月，外交部在给帝国国防委员会的备忘录中指出，在考虑续订同盟问题时，“我们坚决不能忽视在中国及其他地方，在许多重要方面我们与日本的利益的冲突”。该备忘录具体指出了英、日之间存在的七个方面的冲突：一、日本希望维持一个虚弱的中国以便挥水摸鱼；英国则期望出现一个强大的足以抵御邻国侵略的国家。二、日本过剩人口的出口在中国，但是日本到了哪里，哪里的门户就被关闭；英国却试图维持门户开放和对所有国家的机会均等。三、日本渴望成为远东的霸主，它的外交政策是自私的、机会主义的。四、日本的经济利益与英国的经济利益相冲突。大战期间，日本在损害它在远东主要竞争者英国利益的情况下，扩大了与印度、中国以及整个太平洋沿岸地区的贸易。五、日本期望并试图在中国和太平洋地区扩张。这种行动威胁到我们在香港、马六甲海峡地区和太平洋岛屿的地位，并威胁到我们在长江流域长期确立的经济优势地位。日本军事团体被怀疑有破坏中国在满洲、蒙古和山东领土完整的企图。六、像战前的德国以牺牲英国利益要求“阳光下的地盘”一样，英帝国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展引起了许多日本人的嫉妒。七、日本种族平等的要求遭到英国自治领的反对。交部许多官员因此反对续订同盟。1920年6月，主管远东事务的维克多·韦尔斯利(Vietor Wellwsley)向外交部递交了一份备忘录，明确反对续订同盟。在备忘录中，韦尔斯利尖锐抨击日本的扩张政策，他说“日本的政策已表明它是一个侵略国家。在战前的整个世界中，它的侵略政策比德国的更彻头彻尾、更冷酷、更蛮横，并且更狡诈，这是因为它的终极目标是要建立在中国政治、经济以及可能的军事上的完全霸权。我们和美国对这种前景不能泰然处之”。他担心日本对中国的扩张将会导致“有关中国‘完整和对所有国家机会均等的豪言壮语的悲惨结束”。韦尔斯利认为“就日本为‘保存各国在华共同利益的活动而言，同盟遭到了声名狼藉的失败”。表明了对同盟的不满与反对。在韦尔斯利递交了这份备忘录后不久，外交部成立了由助理次官威廉·蒂勒尔(William Tyrrell)、前驻华公使朱尔典、前驻日大使科宁厄姆，格林(Conyngham Greene)以及包括韦尔斯利在内的英日同盟特别委员会，命令考察是否需要续订英日同盟并考虑英国未来在远东实行的政策。这个委员会对远东问题进行了调查后，提交了一份调查报告。报告认为“日本在中国扩张活动的目标已经暴露了它与英国政策所主张的、而且是同盟赖以建立的原则日益增长的分歧。这一结果迫使我们不得不怀疑它会不会阻碍同盟的继续”，因此反对续订同盟。

出于不同的原因，国际社会主要是美国、中国和英国自治领加拿大，也谴责并反对英、日续订同盟。它们的反对加强了要求遏制日本的英国官员的呼声和力量，进一步促使他们坚持自己的主张。英日同盟特别委员会的报告在阐述反对续订同盟的理由时，特别强调了美、中因素：“如果我们未来外交政策的主要特征是培养与美国最亲密的关系，并且要在维持世界每一地区的和平时寻求美国全心全意的合作，那么，继

续像现在形式的同盟将会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可怕障碍”；报告对中国的看法则是，因为“同盟从来没有得到中国人的欢迎”，而且，由于他们的愤怒而掀起的“任何性质的抵制英货运动，都会对英国的远东利益造成最为严重的灾难，并且只会使我们的贸易竞争者获利”，因此，“忽视续订同盟对中国的影响是不明智的”。1921年，英国外交大臣寇松曾对法国驻英国大使说，“现在，英国的外交政策不单单是唐宁街内阁的政策，而且是帝国的政策，我们遥远的自治领总督的意见必须得到认真考虑”。因此，当加拿大害怕续订同盟会造成美国对它的威胁而致电英国首相劳合·乔治(Lord George)要求结束英日同盟时，英国政府立即决定“采取措施消除加拿大的恐惧”，期望以此加强它对帝国的向心力。

关于是否与日本继续结盟，在英国还有另一种声音，他们提出以安抚而遏制日本的主张。例如，1920年4月新任驻日大使C.埃利奧特(C.Eliot)就坚决主张通过续订同盟来安抚日本，在给外交部的一份备忘录中，他阐述说：“目前日本是一个中等强国，与其他国家相比，它较少为国内困难所困扰。今后几年，如果它的海军和陆军计划得以实施，而且不发生内乱，它将会非常强大。如果我们不把它当作盟友，它将决意与我们作对”。埃利奥特认为“我们不能承受与日本敌对的风险”，他主张通过同盟“控制日本在中国、太平洋、西伯利亚和其他地区的外交政策”。英国外交部在上述的1920年3月份向帝国国防委员会提交的同一份备忘录中也称，英国“与日本之间存在某种形式的协定可以使英王陛下政府更容易对日本在中国的活动进行监视……并且可以广泛地对它的政策施加制约性影响”。1920年12月，帝国国防委员会召开会议，外交大臣寇松力主用同盟来节制日本的扩张，他说“日本人的办事方法是狡诈和不讲道德的，如果他们不受与它结盟国家的控制从而保持井然的秩序，他们将自由地毫无节制地在中国以及其他地方推行侵略政策”。上述安抚日本的主张还得到了英国内阁和1921年6-8月英帝国会议的支持。

英国出现对日本进行安抚主张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这正是英国进退维谷的原因。第一，英国在远东拥有巨大的殖民利益，但是它的实力和海军力量却相对下降，这使它在保护殖民利益时力不从心。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远东地区是英帝国进行经济扩张的一个重要地区，在投资方面，1913年英国向其自治领和殖民地投资了14.2亿英镑，远东地区则吸收了大约20％的资金，中国占了6％。此外，对英国来讲，远东的战略地位也极其重要。早在1888年，英国殖民部的一份备忘录就特别强调香港的战略意义，称“为了我们的国家，仍然有必要在香港保持一个军事基地，否则，我们将放弃在中国海和北太平洋进行海上行动的任何希望。几乎可以这样说，为了在阿富汗、君士坦丁堡以及埃及施行帝国方针，我们必须防卫香港”。

第二，安抚日本是抗衡美国的一个手段。巴黎和会后，美国开始大规模的海军建设引起了英国的恐慌。1920年12月，在帝国留防委员会会议上，劳合，乔治曾认为“美国好战的态度可能会将我们赶人与日本的防御同盟中”。他还批评主张由美国“摆布”的观点是“一项更为致命的政策”。帝国国防委员会主席A.J.贝尔福(A.J.Balfour)也主张联合日本共同压制美国。在1921年6月的帝国会议上，他发言说“美国正稳步地在太平洋地区投资造船，因此，尽管我丝毫不认为有与美国开战的可能性，但是抛开政治和感情，从纯粹战略的角度看待美国的海军计划，毫无疑问，如果日本不站在我们一边，那么若干年之后，我们将在太平洋地区沦落为二流甚至三流国家……因此，……从战略角度讲，维持与日本的同盟非常重要”。

第三，遏制苏俄、防止日本转向苏俄的考虑。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新生苏维埃俄国的出现引起了英国的极大惊恐，而且，担心苏俄的影响会继续扩及日本。英国海军参谋长戴维·贝蒂(David Beatty)曾担心地说，苏俄控制东亚将会使“黄祸变得非常真实”，而且如果布尔什维主义传播到日本，那么“北方民族和东方民族联手扫荡欧洲的预言将会成为现实”。英国希望借助同盟达到既遏制俄国又限制日本的目的。1921年6月，外交大臣寇松在与美留驻英大使会谈时，就明确表明了这种想法，他说，“如果……一个势力强大的俄国对亚洲北部和东部的威胁再度兴起，并且由于德国的结盟而使其力量有所增强，那么，英国和日本之间的这种同盟条约很可能是东方未来的解药”。埃科奥特也认为“终止同盟最大的危险是俄日或俄德日联盟……它会使日本转向俄国或德国”。反之，他认为续订同盟会把日本留在自己的阵营里。

第四，出于对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利益事实上的承认。英国反对日本独占中国的企图，但对于日本的对外“扩张”这一事实却并不反对。英国驻日大使奥尔斯顿认为，“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支配另一国的国家政策，即使国联可能具有说服力甚至强迫性，它也不能完全打击一个国家的国家愿望——就这一点而言，日本的国家愿望不能被拒绝”，他还认为“日本在朝鲜和‘满洲抵制俄国的进攻虽然不是必然的，却是符合逻辑的”。而且，尽管英国许多官员担心日本的扩张，但同时又认为日本是他们“审慎而忠诚的朋友”，他们认为“尽管我们必须尽力制止日本在中国的扩张，但是我们又必须缓慢前进，不要在远东冒另一个爆炸性的危险”。

由于存在着要求遏制与安抚日本两种分歧意见，英国就是否续订同盟一直没有达成统一的意见。1921年7月4日，寇松在与日本驻英大使会谈时，向他说明“我们也不希望采取那些被认为是蔑视我们二十年盟友的行动”，不过他也提到，“鉴于1911年条约签订以来形势的变化，以及美国、中国和英国自治领的态度，英日两国是否可以考虑、制订一个更广泛的计划以此确保太平洋及其周边国家的和平。”其意图在于以“一个更广泛的计划”结束对续订同盟问题的讨论。1921年10月，外交部出台了《关于三国协议的备忘录》，确认1921年6-8月的帝国会议将现存的英日同盟条约发展成英美日三国协议的决定。依据备忘录的指导思想，朱尔典起草了一个三国联合宣言方案。英国外交部认为既不能够招致日本的怨恨，也不可得罪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因此期望通过某种方式保证与日本和美国都维持友好关系。最终，英国考虑可以放弃同盟，但是同时必须有一个补救措施来防止与日本关系的恶化，这个补救措施就是利用“更广泛的计划”来处理续订同盟问题。至此，缔结三国协议就成为英国处理续订英日同盟条约问题的基本政策。

四、结语

英日同盟在华盛顿会议上最后被四国同盟所取代，是结盟时权宜之计的必然发展。同盟存续问题对英国来讲进退两难，继续或放弃同盟都不能保证其强权地位，或是养虎为患，或是反目成仇，只有扩充盟友，重新缔结新的盟约才是损失最小的一种选择。英国的这一选择符合其维持现状政策的思路，对于日本来讲，同盟存续期间，日本无所损失，同盟是其发展实力的护身符，同盟终止对其的打击也不是外界宣传的那么严重，似乎日本曾为国际社会的弃儿，终止同盟是重新选择政策、重新选择盟国的开始，这是国际关系发展中的常态，不幸的是，借助大国庇护羽翼刚刚丰满的日本尚未学会与世界合作之道，它抛弃了经济帝国主义之路，选择了更加血腥的军事帝国主义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