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李尔王的改变产生两种精神向度，一是从最初的“坚信自然的神性和人的超越性”，到疯到极致时认为“性欲和自私是全部人生的法则”，一是从“固执任性、陷入无理性的混沌状态”到具有“反思精神和思维能力”。这是一种“神性”解体与“人性”重构的过程。

关键词：李尔王；时代精神；解体；人性

作者简介：陈天（1993-），湖南岳阳人，长沙理工大学文法学院2014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5）-29-0-03

《李尔王》这出悲剧的起点是在于，李尔王因为自己年老力衰，想要颐享天年，所以把国土分成了三份，交与三个女儿。一直以来就有许多学者提出，这一情节相当荒谬，但也有学者为莎士比亚辩护，认为李尔王这样做完全是合乎逻辑的，但这并不是本文要讨论的重点，本文首先要关注的，是李尔王瓜分国土背后的焦虑意识的攒动和消解。

一、权力游戏中的“颠覆”与“抑制”

葛林布莱特在分析莎剧《亨利四世》中李尔王的统治手段时，提出了两个相当政治化的概念：“颠覆”和“抑制”。所谓“颠覆”是指对代表统治秩序的社会意识形态的颠覆，而“抑制”则是对这种颠覆力量的抑制，统治者允许并鼓励颠覆和抑制同时存在；因为，通过适当地刺激普通人众对现存统治秩序的颠覆，在不危及统治阶级的实质利益和不改变统治关系的基础上，使普通大众的不满得以宣泄，从而达到对真正有破坏力的颠覆给予安全抑制的目的。在《李尔王》的权力场域中，实际上也存在“颠覆”和“抑制”两股势力。毫无疑问李尔王的两个大女儿高纳里尔和里根是最彻底的颠覆者，她们不但颠覆了李尔王统治的存在形式，还颠覆了人类伦理中最既定的内容，即女儿要服从父亲。然而，她们却从服从李尔王的统治，转变成了社会的主宰者，从这一层面看，高纳里尔和里根无疑是最彻底的颠覆者。同样，在某种意义上，考狄利娅也是一个颠覆者，但实质上，她却是君权最坚定的维护者。说她是颠覆者，是因为她是剧本中第一个反抗李尔王的，当李尔王问她对他的爱有多深时，考狄利娅只是轻描淡写地说：“我爱你只按我的名分，一分不多，一分不少。”肯特在这一层面上同考狄利娅一样，他在李尔王做出决定之后，对他说：“赶快撤销你的分土授国的原义；否则只要我的喉舌尚在，我就要大声疾呼，告诉你你做了错事啦。”从本剧往后的情节发展皆能看出，君权最初的抵抗者——考狄利娅和肯特，实际上是君权思想最坚定的维护者。肯特乔装打扮一直守护着李尔王，考狄利娅为了父亲而出兵英格兰等等。

这种情况在中国古代的政治中可以得到印证。在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这本书中提到过一个现象：“卖直沽名”，即大臣对皇帝提出批判，与皇权针锋相对，即使可能被当成叛逆而受到屠戮，但是却可以博得舍生取义的美名而流芳百世。中国的封建伦理中，其实是把这种不惧权威的、有限度的反叛当做是“忠”，而加以赞扬的。也就是说，这种反叛行为的出发点其实是对君主的忠成，是对君权的维护。当然，“卖直沽名”的例子是这种意识的一种畸形形态，但是，由此我们就可以理解了，考狄利娅和肯特虽然是最早反抗李尔王的，但却是李尔王作为最高统治者最忠实的拥趸。毫无疑问，考狄利娅是莎士比亚最为推崇的角色，他把人道主义思想的光辉都赋予了考狄利娅，而肯特也属于本剧中非常重要的正面人物，可以说是人臣楷模、忠良典范。所以，从这里我们是否可以看出莎士比亚政治观念的一些倾向？笔者认为，大部分学者认为莎士比亚是维护君主制的保守派并非全无依据的，从刚刚分析的内容当中，或许能看出一些端倪。

二、“神性解体”与“丧权的焦虑”

在《李尔王》这部悲剧中，莎士比亚的伟大除了见之于其高超的艺术手法和表现力之外，更重要的是，他对那个时代的时代精神进行了敏锐而洞察的体认，并且勇于在破碎中重构，这是他作为伟人超越时代的地方。莎士比亚的敏感和超越性，将会在李尔王这一角色的改变与重生中逐渐显现。

从《李尔王》这部悲剧前后来看，笔者认为李尔王发生了两个重要的改变。第一，李尔王从最初的“坚信自然的神性和人的超越性”，到疯到极致时认为“性欲和自私是全部人生的法则”。从本剧的第一幕到第二幕结尾之前，也就是李尔王被两个大女儿逼迫出走荒野之前，李尔王观念中的宇宙世界，其实是一个由神的权威控制的宇宙世界，它和谐有序，各个部分有条有理，反映到人间就表现为政治和法律制度、社会秩序、家庭伦常。他相信人是万物之灵，而君主的权力是神授的。但是李尔王并没有意识到世道人心的变化，他天真地以为封建的君权与父权能紧密集结在他一人身上，即使他放弃了王位分割了国土，纲常伦理能够让作为父亲他仍然享有最高的权威。他是这样说的：“我把我的威力、特权和一切君主的尊荣一起给了你们。我自己只保留一百名骑士，在你们两人的地方按月轮流居住，由你们负责供养。除了国王的名义和尊号以外，所有行政的大权、国库的收入和大小事务的处理，完全交在你们手里。”从这段话里我们可以看出，李尔王虽然放弃了权力，但绝没有放弃权威，他是想做一位地位尊贵、不问朝政的太上皇。李尔王的设想是非常理想的，这一设想背后透露出一个李尔王深信不疑的伦理基础，那就是“万物有常，君权神授”。自然的神性就在于，人们认为它是一种超验的、权威的、道德化的意志，这种意志在人间的形态即纲常伦理。而李尔王认为，人人都会遵循这种意志，包括他的两个大女儿。所以，当李尔王放弃了权力之后，在奥本尼公爵家时，他依然颐指气使充满国王的架子。但是，作为曾经拥有最高权力的李尔王，如今真的要放弃权力的时候，不可避免的会产生焦虑。按照精神分析学理论，当人们面对需要的对象已被他人占有或无法得到或即将失去时，势必会产生焦虑，而焦虑作为人类心理的一个必要成分，“焦虑的准备似为有益的成分，而焦虑的发展则为有害的成分”。这样我们就可以解释，为何李尔王想要女儿们来说出她们对他的爱有多少了。一方面李尔王潜意识里的“焦虑”在不断的攒动，即使他天真地以为世界宇宙还是如他想象的那样，但在他 决定放弃国王的权力的那一霎那，他的潜意识就已经处于一种焦虑的状态，但是他绝对不愿意，也不能接受失去权力可能给自己的生活带来是威胁。另一方面，他要求得到女儿们对他爱的保证，实际上是为了求证自己的权威，这也就是为了阻止潜意识里的焦虑外化为意识里的内容。

正如前文所言，高纳里尔和里根是王权最彻底的颠覆者，她们与李尔王的矛盾似乎只是改变其侍从数量这一问题上的冲突，实际上，是两个大女儿想要李尔王明确，她们才是自己领土的合法和唯一的主人，她们可以行使作为主人的权力，她们再也不是生活在李尔王的威严之下的“臣”。这对李尔王来说无疑是一场噩梦，权威的丧失、身份的落空、道德理想的失落，他所认为的世界被颠覆，于是他的焦虑不断发展。我想，权力丧失的焦虑发展到了极致，也许就是李尔王走向疯癫的原因之一。

三、破碎的“超越性”与现代性反思

那么李尔王观念中认为“人的超越性”又体现在哪里呢？首先笔者要说明的一点是，这里的超越性，是指人之所以区别于动物的高层次的追求，不涉及个体超越性的维度。那么最能佐证这一点的，是在第二幕末尾，当里根说李尔王一个随从也不需要的时候，李尔王向里根说了一段话，这句话带有一种普遍意义：“啊！不要跟我说什么需要不需要；最卑贱的乞丐，也有他的不值钱的身外之物；人生除了天然的需求以外，要是没有其他的享受，那和畜类的生活有什么分别。”什么叫做人的需要呢？维持一百个随从，当然并非李尔王的生命所必需，但却是他维持国王尊严所必须。既然他保留了国王的称号，那就要有相应的排场。也就是说，人并不是只有维持肉体生命的需要，还有社会的需要，心理的需要，灵魂的需要。剥夺了人的一切附属之物，人与动物毫无差别。李尔王就是因为相信人除了动物的欲望之外，还有道德有伦理，才会把国土分给女儿们，并妄想着能继续保持父亲的权威。

李尔王观念中“人的超越性”在他不断遭受的打击与噩运中彻底破碎。在多弗的乡下，李尔王已经走向了疯癫的极致，他虽然已经疯了，但是他所说的话，却像是对这个时代深深的嘲讽。在第四幕的第六场，李尔王自行其是地赦免了“那个人”的死罪，文本中是这样说的：“你犯的是什么案子？奸淫吗？你不用死；为了奸淫而犯死罪？不。小鸟儿都在干那把戏，金苍蝇当着我的面也会公然交合哩。”在这里，他已经把人和动物等同起来了，当然，疯癫的话我们并不能用正常的逻辑去解读，但是，至少李尔王的话能够作为对那个时代进行诊断的文本。同样是在第四幕第六场，李尔王告诉葛罗斯特，他虽然失去了双目，但是仍可以看见的那个世界却大不相同，在这个世界上人和禽兽一模一样，人的性欲和自私只是这个泛欲望化社会的一个侧面，他还看到了金钱、权力对道德伦理、法律公正的腐蚀，这是一个弱肉强食的时代。笔者在前文已经论述过李尔王在发疯之前是如何看待世界宇宙的，但很不幸的是，到最后我们会发现，宇宙不是李尔王所希望的那样，而是他所担心的那样。最后，他的潜意识里的想法变得和他的对立面如高纳里尔、里根和埃德蒙这些人一样了，他们都认为性欲和自私是全部的人生法则。这两个女儿在她们的言行中，并且莎士比亚把她们和野兽的意象紧密联系在一起，这说明她们代表着一种残暴的动物性。她们除了个人情欲之外，是不顾任何礼法的，关于这类人的利己主义，埃德蒙表达得最彻底，他觉得人只是无情的自然界的一部分，他的做人之道就是运用自己所有精力和机智来扩张自己，他说：“不管什么毒辣手段只要有用处，对我来说，就是正当的”。他们是纯粹的利己主义者，高举人类兽性的部分，把人当做欲望的动物，不受伦理道德的束缚，只遵循弱肉强食的自然法则。李尔王在疯癫的极致，潜意识里对人的看法正是跟埃德蒙她们一伙一样。

莎士比亚在本剧中，让一个正面人物在有关人生的普遍性问题上作一次哲学信仰上的一百八十度转变，并不是没有理由的。李尔王看待宇宙、世界和人的观念的这样一种流变，实际上是一个神性解体的过程，这与当时英国甚至整个欧洲的文化语境是同步的。因为在17世纪初期，人们对于自然的传统想法已经崩溃了，有人认为自然不像是神所规定的秩序，而是一股超乎道德的势力，自然是一种既定的存在，人本身就是自然的一部分，所以人们不应该责难人的自然冲动。那时候在法国产生了自由主义者，他们不承认自然以外的任何至高权力，他们认为自然的运行何其精妙，自然的所作所为都是聪明的，因而人们要效仿它，这种思想的泛化，就成了对自然法则的崇拜。当然，这种人文思想在黑暗的中世纪无疑是有其积极意义的，但是它的负值效应同样值得警惕。莎士比亚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有一种超越时代的反思品格。现代意识产生萌芽于文艺复兴时代，16世纪文艺复兴在欧洲形成高潮，莎士比亚也参与其中，但是，即使身在这种解放的潮流之中，莎士比亚仍然能够对此进行反思，世人皆以卢梭为反思现代性的第一人，可是，莎士比亚的这种发思比卢梭早了一百多年。

四、“反思精神”与“思维能力”

莎士比亚已经如此伟大，可是他的伟大并没有止步在对神性解体的反思上，他在《李尔王》这部戏剧中，同时还在进行人的重构。这就是李尔王的第二个变化，从“固执任性、陷入无理性的混沌状态”到具有“反思精神和思维能力”。

李尔王显然是固执而又任性的，他讲话的句法自然形成命令语气，然后我们可以看到狂躁的他把命令强化成威胁，把威胁一步步强化成诅咒。当他在开场要划分国土的时候，他说：“告诉我，你们中间哪一个最爱我。”这个问题提出时的口气反映着李尔王预期的是一个令他满意的答案。在高纳里尔冲撞他的时候，他命令天神执行“遭创伤的父亲对女儿的诅咒。”并且，李尔王的种种表现，总给人一种昏庸的感觉，似乎他是处在一种无理性的混沌状态当中，给他冠以“非理性”之名似乎还不太准确，只能说他是“无理性”。他甚至看不出三个女儿的谁好谁坏，分不清好话歹话，全凭一时的意气，就剥夺了正直善良的小女儿的继承权。他在发疯之前，不断地自问，我是什么人。所有这一切，都证明了本剧开始时的李尔王实际上是一个固执任性又昏庸的人。但是，随着各种磨难的接踵而至，在经历各种打击之后，李尔王开始变得具有反思精神和思维能力。在李尔王被两个大女儿赶出家门之后，我们会发现，他对身边人的语气有了微妙的变化，他会问：“你怎么啦，我的孩子？你冷吗？”他愿意和弄人来分享那些“微贱的东西”，他还说“可怜的傻小子，我心里还留着一块地方为你悲伤哩”。这说明，至少现在李尔王已经开始对他人建立新关系的感情。李尔王还为“无家的穷人”做祈祷：“衣不蔽体的不幸的人们，无论你们在什么地方，都得忍耐着这样无穷的暴风雨的袭击，你们头上没有片瓦遮身，你们的腹中饥肠雷动，你们的衣服千疮百孔，怎么抵挡得了这样的起候呢？啊！我一向太没有想到这种事情了。”这是怜恤，不是自怜，而且对别人的谴责一下子变成了李尔王对自己的谴责。在荒野的茅屋之前，当李尔王看到装疯的埃德加时，他发出过这样的疑问：“难道人不过是这样一个东西吗？”在多弗的野外，李尔王最终疯癫之后，他所说的那些话，明显比他未疯之前要睿智得多，他洞察了天下掩藏的罪恶，连埃德加也说：“啊！疯话和正经话夹杂在一起，虽然他发了疯，他说出来的话却不是全无意义的。”从这些话语中我们可以看出，李尔王在道德理想不断幻灭、人身处境不断恶劣的情况下，被迫做出了一些思考。他从一开始的昏庸不察，变得体恤黎民百姓，他开始反思自我，反思整个社会对人的吞噬与异化，他对“人”本身也有了在哲学意识上的体认，而思考是人存在的重要形式，李尔王的这种由混沌走向思考的变化，实际上就是莎士比亚对破碎的人的重新整合。

五、结语

李尔王的两个变化，一个解体一个整合，难道不是自相矛盾吗？在笔者看来，非但不矛盾，他们之间还是相互贯通的。莎士比亚将时代的隐喻融入到人物的精神剧变当中，并以高超的文学技巧整合得天衣无缝，因为李尔王一开始的固执和无理性，所以他才坚信他对宇宙、自然和人的认知和观念，同样，正是因为他最终具有了反思精神和思维能力，他才能洞察这个世界自然法则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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