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达敏

韩天航的中篇小说集《母亲和我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1月出版），由《回沪记》、《背叛》、《我的大爹》、《母亲和我们》四个中篇组成。韩天航的文学创作始于20世纪80年代，但真正代表他创作水平并产生越来越大影响的作品，是《回沪记》以来的中篇小说。

相对而言，韩天航小说创作的数量不大，从1995年在《清明》杂志发表《回沪记》至今，他总共发表了十来部中篇和一部长篇。据非常了解韩天航创作近况的《清明》副主编倪和平说，韩天航写作十分认真，故而很慢。这种写作态度保证了他发表的小说都在水准线之上。

韩天航是从《清明》走向全国的作家，他的多数小说，并且是最好的小说，均发表于《清明》。倪和平说，韩天航这人重情谊，每有新作，总是先想到《清明》。他曾说：“是《清明》培养了我，啥时也不能忘了《清明》。” ①

把这四部不同题材、不同人性走向和不同价值取向的小说汇集出版，其意义有三，一是它们均发表于《清明》，以此作为对《清明》的感谢；二是它们是韩天航小说的代表作；三是它们发表后均获得广泛的好评并拍成电视剧；《回沪记》由上海永乐电视集团公司改编成17集电视剧《重返石库门》；《背叛》由中央电视台和大连电视台改编成20集电视剧《问问你的心》；《我的大爹》由西安电视艺术中心制作成20集电视剧《热血兵团》；《母亲和我们》由中央电视台改编成30集电视剧《戈壁母亲》。这四部电视剧在全国播出后，其影响远远超过了改编前的小说，尤其是2007年11－12月在央视一套每晚黄金时间热播的《戈壁母亲》，激活了一种久违的大善的美德和崇高的人性，唤醒了人们心中潜存的情感，使观众与之产生了强烈的情感共鸣。

为韩天航小说创作把脉，从《回沪记》到《背叛》再到《我的大爹》、《母亲和我们》，既是表现对象的不断转移，由“戈壁滩”到“上海滩”，由“商场”到“兵团”，更是人性思考与人性探索不断演进的过程，其展开式可概括为从人性两立到人性崇高。

《回沪记》、《背叛》：人性两立

《回沪记》和《背叛》均笔落上海，前者写兵团人阿堃回沪后处境的尴尬、生存的艰难，以及他与居住在石库门里的六户普通市民之间发生的冲突；后者写商场的沉浮与人性的裂变。

《回沪记》所有的矛盾冲突，均起于阿堃（赵景堃）的回沪。二十多年前，初中毕业生阿堃去江西插队，后又转去新疆，二十多年后，遭受了妻离子散及种种苦难的阿堃孤身一人返回上海，回到生他养他的石库门。他的到来，打破了这一“居民群落”多年形成的居住格局和人际关系，使本来就十分拥挤的灶火间显得更加拥挤，居住在这里的六户人家（包括他哥哥一家）强烈地感受到“他们的利益受到我的侵占”，纷纷抱怨我“你轧回来作啥？”就连大嫂也恼火他回来，“人走啊走了，再回来轧啥闹猛。”他由此陷入到尴尬的处境之中。在他看来，回到本来就属于他的地方是天经地义；而在他们看来，他早成了外乡人——“新疆户头”。所以，他们对他极尽冷嘲热讽、排斥使坏，可他偏偏不理这个茬，“我偏偏要同你们挤在一起活着，我也要维护我在这儿的生存权。”于是，矛盾冲突由此展开。

在阅读韩天航小说的研究资料时，我注意到钱明辉对《回沪记》的评论。他说：“石库门在作品中象征的是一种上海滩的小市民和小市民文化，而主人公在此象征的是兵团人和兵团文化。这两种象征是一种总体的形而上的象征，是由具体的象征物而象征的，是流贯于整个小说中的一种大象征。”阿堃所代表的是兵团文化，他所面对的是强大的上海滩的小市民和小市民文化，“这两种文化形式和价值观念是格格不入的，所以就必然要产生冲突。”归根结底，这种处处可见又深藏不露的文化冲突，实际上是“新疆的兵团文化与上海的小市民文化的冲突；戈壁滩与上海滩的全方位的冲突。”其思想指向是“既批判了上海的小市民和小市民文化，又赞扬了新疆的兵团人和兵团文化。” ②

我之所以重视钱明辉的评论，是因为他的这些看法已经成为韩天航小说研究的基调。其实，《回沪记》所表现的，哪是什么兵团文化与上海的小市民文化的冲突、戈壁滩与上海滩的冲突？分明是居住在石库门里的普通市民庸常生活中围绕“我”的“轧回”而发生的两种道德、两种人性的冲突。我觉得钱明辉放大了《回沪记》矛盾冲突的性质，把一个居家过日子闹纠葛的故事上升到了两种文化、两种文明的冲突，小题大做了，感情用事的成份偏重。

石库门里的市民道德群分、人性两立，一边是“回沪”的一群，他们是刚从新疆回沪的阿堃，早几年回城当工人的下放知青余婕，还有上海知青的后代、从新疆回沪投靠亲戚的小女孩雪莲。另一边是以“主人自居”的一群，他们是石库门里与阿堃同住一楼的普通市民，以及雪莲的舅舅和舅妈。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对这两群人的态度，在情感上是不一样的。对待前者，他选取他们的正面人性，对待后者，则直指他们的负面人性，因而人性两立，分外鲜明。其正面人性者，阿堃诚实、厚道、善良、同情弱者、讲信誉；余婕清高文静，骨子里却是个很坚强的人；雪莲聪明、单纯。其负面人性者，阿森（阿堃哥哥），其母评价他“俗气”、“毫无出息”；阿嫂（阿森之妻）是个集浅薄的精明、露骨的自私和小人的嘴脸于一身的市井女人；连生时刻不忘以别人的命苦不幸来衬托自己生活的滋润，是个吝啬自私且市侩气十足的庸人；刘老师眼皮浅、小肚鸡肠；余家外婆和林家姆妈琐碎庸俗；雪莲的舅舅和舅妈刻薄无情……而对这些负面人性的描写，几乎都是在生动鲜活的细节描写中显现出来的。我的感觉是，作者对上海小市民负面人性的描写较之对回沪者正面人性的描写，体味更深，用力更大，因而更加出彩。

而问题也就出在这里，它无意间暴露出作者情感的狭隘，以上海小市民的负面人性来映现兵团人的正面人性，也许会造成一种矛盾冲突的艺术效果，但它里面却涌动着一股也许连作者都没有觉察到，而读者就更难以觉察到的怨恨情绪，即曾经失去此地而今回归此地的“新疆户头”，对排斥他们并以主人自居的上海人的怨恨情绪。说老实话，每当读到作者对上海小市民负面人性入木三分的描写时，我总是感到不舒服。特别是小说结尾处关于阿嫂用炸药包炸雪莲的描写，简直离谱了。把一个自私刻薄，因嫉妒而使些小坏的市井女人写成丧心病狂的恶人、罪犯，显然超出了叙事伦理的原则。不是不能写上海小市民低俗、自私、刻薄等负面人性，我的原则是人性叙写不能狭隘，不能让怨恨消解博大的人道情怀。无论是作为兵团人的阿堃，还是作为兵团人的韩天航，都应该怀有一颗大度宽容的胸怀，而不应该像阿堃那样，面对小擂为救雪莲而被炸伤了一只眼和一只手，阿嫂被公安局带走时，还能表现得那么不动声色。在人性两立的情境中，我几乎感觉不到对立双方互为宽容的情感温度，这不能不说是这部比较优秀的小说存在的缺憾。

缺憾是一种比优长更为突出的存在，它一旦被作家意识到，就会在创作中得到弥补。即使作家暂时没有明确地意识到，但随着他思想情感的更加丰富成熟及对人的理解的更加深入，也会使他在新的创作中自然而然地做到这一点。果然，《背叛》（1999年）及其续篇《浮沉》（2001年）中出现了宽容的人性内容。仍然是人性两立，不过，这回的人性两立不是在里弄而是在商场展开的。仍然是正面人性与负面人性的两立，其正面人性者是从政府机关辞职下海办实业的杨永辉，他辞职办厂的目的从一开始就十分明确，一是为了赚钱；二是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以回报社会；三是实现自我价值。为此，他首先确定了办厂经商的原则——诚实、诚信。他按照市场经济规律运作，既运筹帷幄、扎扎实实，又诚意待人、知人善用。人性是本，经商是道，成败是果。人性质量的优劣高低，竟然成为经商成败的决定性因素。成功者，自然是正面人性者杨永辉了；而失败者，理所当然属于负面人性者程铮。

程铮的负面人性是在与杨永辉合伙办厂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他们是大学同学，又是好朋友，杨永辉对他的这位在商场已经摸爬滚打，几经浮沉的同学有着清醒的认识，这人看上去潇洒、爽快、热情，但又是个苛刻、蛮横、专制的人，而且人品也不怎么好。杨永辉在与他合伙之初就半开玩笑地说：“程铮，我实话实说，你的为人我不大放心，我同你合伙，你要把我卖了我都不知道。”在《背叛》中，程铮主动与杨永辉合伙办厂，从一开始就动机不纯。那时，他刚被别人所骗，公司陷入瘫痪，他想借助杨永辉的力量达到他东山再起的目的。他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暗地里设下了一个个圈套让杨永辉钻，导致服装厂濒临倒闭。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杨永辉将他的这位表面上的合伙人而暗地里却背叛他的程铮告上法庭，使其倾家荡产而出走南方谋出路。续篇《浮沉》中，五年后程铮一败涂地而归，恳求杨永辉收留他，杨永辉不计前嫌，宽容大度地帮助他。然而，他本性难改，又故伎重演，再次失败而自杀。

《背叛》的人性叙写弥补了《回沪记》的不足，但另一种缺憾随之产生，那就是艺术水准的全面下降。看得出来，作者对商场远没有对里弄、兵团那样熟悉，入之不深，必然找不到感觉。艺术感觉和艺术把握到不了位，那就只好让事件/情节和理性推着故事往前走。事件/情节一个接着一个，理性一步一个脚印，但艺术却越来越淡远，正是这部小说最大的缺憾之所在。

韩天航什么时候能够克服这两个缺憾呢？答曰，《我的大爹》和《母亲和我们》出现之时。

《我的大爹》、《母亲和我们》：人性崇高

真正代表韩天航小说创作水平的作品，无疑是《我的大爹》和《母亲和我们》。

两部小说均以第一代军垦人奉献青春支援新疆建设为大背景，着重叙写他们博大的胸怀和人性的崇高。前者的主人公是“我”的大爹杨自胜，后者是“我”的母亲刘月季。韩天航在谈到《戈壁母亲》时说：“在这部剧之前，我有一部小说《我的大爹》也被改编成了电视剧，它讲的是兵团里男人的故事。后来我想写写兵团里的女人，马上想到了‘千里寻夫，这样的事在兵团里挺多。” ③这样就有了《母亲和我们》及其电视剧《戈壁母亲》。

《戈壁母亲》的创作意图是，表现半个世纪以来兵团人大爱、大美的“兵团精神”。“我在《戈壁母亲》里就是要写大爱、大美，因为我觉得兵团就是这样的。”所谓兵团精神，就是无私奉献的精神，“无私奉献实际上就是一种大善，它表现在行动上就是一种大美。” ④以我之见，兵团精神的实质，即它的核心价值，是一种英雄主义的崇高精神。

然而，如今的时代是英雄消声隐退与偶像粉墨登场的时代，现代与后现代并置的价值平面化的时代。英雄的隐退与偶像的登场揭示了我们这个时代人的心灵对价值世界的感受与需要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张志平在研究舍勒的情感现象学的著作中，对此作了很精彩的表述，英雄和偶像均代表一种精神、一种价值，英雄之为英雄的本质就在于，他由于承载或实现着客观的价值等级秩序中等级较高的价值，即精神价值和神圣价值，而从人群中超拔出来，并激起人们对他的精神之爱；而偶像之为偶像的本质就在于，他由于承载或实现着在客观的价值等级秩序中等级较低的价值，即生命价值和感官价值，而从人群中脱颖而出，并激起人们对他的生命之爱。由此可见，英雄始终是在为整体的献身中受到人们崇敬的，因为在英雄的行为中，人们被英雄对整体的牺牲之爱深深地打动了；而偶像却是在充分享受自己的生命时受到人们崇拜的，因为在偶像的举止中，人们发现了生命自身的光辉和价值。正因为如此，当人们看到自己心目中的英雄时，常常会肃然起敬，并在外表的平静中体验内心的感动；而当人们看到自己心目中的偶像时，却常常万分激动，并身不由己地陷入情绪的疯狂之中，尽情享受身体的狂欢。“但在这种喜庆的下面却隐藏着一个个孤独的灵魂”，更有甚者，人性变得猥亵琐碎、鼠目寸光，“再也没有英雄时代的那种大气磅礴和正气凛然。”究其原因，是因为偶像的存在是以价值的平面化为前提的，“只有当人们沉溺在等级较低的价值之中而对等级较高的价值漠不关心时，承载或实现着感官价值和生命价值的人才会引起人们的崇拜，并成为人们心目中的偶像。”但不可否认的是，尽管英雄及英雄所承载的崇高的精神价值在如今的时代已“十分稀缺”，但它并没有完全消失，人们的心灵深处还装着英雄的崇高精神。正因为如此，“人们虽然没有英雄的行为，但却具备英雄的价值感受”，⑤使英雄的崇高精神随时被激活而成为可能，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处于价值平面化时代的人仍然需要崇高。

也因为如此，小说《我的大爹》、《母亲和我们》及其电视剧《戈壁母亲》才会深深地感动无数的读者和观众。

但《我的大爹》、《母亲和我们》表现出的大善、大美的人性和崇高精神，不是通过革命叙事或宏大叙事来实现的，其人物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那种浴血奋战、视死如归、大气凛然的英雄，它们是通过民间化和日常化的叙事方式接通传统道德与伦理人道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联系，抓住“兵团精神”和“普遍人性”进行叙写，写戈壁原野上那些带着崇高色彩的人物，写出他们身上独特的魅力，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和精神力量浓缩在他们身上。《我的大爹》中，“我”的大爹杨自胜既是一个浑身散发着独特男性魅力的顶天立地的硬汉形象，又是一个多情多义的慈父。他善解人意、成人之美，新婚之夜，当他得知新娘罗秋雯喜欢的人不是他而是陈明义时，身为团政委的他虽然很气愤，但还是把已经属于自己的心爱女人拱手让给了陈明义。他多情多义、善良厚道，“我”父亲牺牲后，他深爱“我”母亲柳月，母亲心里也装着他，两个人都不主动，错过了一生的婚姻。母亲去世后，他一生未娶，便把对“我”母亲的这份情感移到我身上，收养我，做了我的大爹。他大度宽容、坦诚待人，部下陈明义因为两件事一直对他耿耿于怀，一是他认为杨自胜乱点鸳鸯谱，坏了他与柳叶的婚事；二是认为杨自胜凭着自己官大近水楼台先得月，占有了罗秋雯的“初夜权”。文化大革命期间，陈明义被重用，他利用权力设法迫害被打倒的杨自胜，一直压着不让杨自胜复职。在女儿陈湘筼与姬进军的婚事上，因姬进军是杨自胜的干儿子而坚决反对。大爹复职后，不仅对多年来一直仇恨并迫害自己的陈明义不计前嫌，而且还亲自做已经与陈明义分居的罗秋雯的工作，让她去医院照顾中风住院的丈夫，使其夫妻和好，又带着舒妤认他这个亲爷爷，让他深感愧疚。

同样的人性蕴涵在《母亲和我们》中得到了更为淋漓尽致的叙写。《清明》2006年第2期刊登《母亲和我们》，其《卷首语》对之有一段简介，韩天航“多年的屯垦戍边生活，为他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大漠黄沙，铁血男儿遂成为他作品的主题。而这一次他奉献给大家的，却是一位传奇母亲的形象，善良、坚忍、决断、深明大义。当灾难接踵而至时，她毅然承担；在遭受抛弃的一刹那间，她毅然接受命运安排。在她的照耀下，丈夫、儿女、周围的人甚至包括丈夫的后妻，都显现出人性的光辉。母亲刘月季形象的出现，是对中国女性传统美德的一种丰富和突破，善良、隐忍、包容之外，也有男人的侠义与豪情。”

这是个命运不幸的女人，母亲死的早，父亲包办了她的婚姻，让她嫁给了小自己六岁的钟匡民。这桩婚姻从一开始就埋下了不幸的种子，十八岁的青年学生钟匡民压根就不喜欢她这个老姑娘，更要命的是，她第一眼见了钟匡民后，就深深地爱上了这个有学问的男人。而钟匡民为了逃避她，在抗日之际参加了八路军，且一去十三年杳无音信。这十三年，她含悲忍泪挑起孤儿寡母的重担，服侍公婆到老并为他们送终，养育了两个儿子长大成人，得知丈夫随军到了新疆，又携儿千里寻夫。当她得知丈夫已和师部机关年轻貌美的女秘书孟苇婷相恋时，便以自己的主动退出，成全了他们的幸福。当两个儿子大闹父亲婚礼时，她不仅为钟匡民和孟苇婷解了围，还告诫儿子不能这样对待亲爹：“娘同情你爹，心疼你爹，娘主动提出跟你们爹离婚的。目的就是想让你爹再找一个他喜欢的女人。”在以后的岁月里，她将这份纯情转化成宽容的博爱，无怨无悔地奉献给钟匡民，奉献给她周围的人。她多次帮钟匡民渡过难关；她视孟苇婷如姐妹，帮她平安地生下女儿，并用驴奶喂养无母乳的钟桃。孟苇婷落难时，她挺身而出细心呵护。孟苇婷死后，她为其送终并给了托孤的钟桃以深厚的母爱；她还用悲悯情怀和博爱之心，收养抚育了随母寻父，因途中母亲被土匪杀害而成为孤女的程莺莺（钟柳）；收留了寻亲未果，走投无路的向彩菊，还成全了她与郭文云的一桩美好姻缘；保护了追求美满婚姻的刘玉美；挽救了失足犯罪的孟少凡，让他重新获得了母爱的照拂……

韩天航笔下的刘月季，是一个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于一身的形象。这个形象对传统美德的激活，其现实意义是在文化传承中，为当代文化建构提供了一份丰富的伦理资源。

人性崇高的中国式建构形式

也许是深受19世纪西方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特别是以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代表的俄罗斯文学的影响，我在做《中国当代人道主义文学思潮演变研究》课题论证时，对审美/理想人道主义的建构有这么一段论述：“审美/理想人道主义是道德形而上的人道主义，它通常包含从人性觉醒或人性发现到人性升华再到人性崇高或人格完成的三个过程，这种人道主义是崇高伟大的。它曾在俄罗斯文学中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如托尔斯泰的《复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等经典小说。中国当代文学的审美/理想人道主义虽然已经出现，但发展缓慢，不是缺少人性升华的第一个环节或第二个环节，就是攀登不上人性崇高的第三个环节，或者整体浅显简单进入不了博大深厚的境界。”现在看来，我的看法有些绝对了，通过人性演进的三个发展过程而达到人性崇高的建构形式，也许是最好的，但不是唯一的。人性建构的途径应该有多种形式，《我的大爹》和《母亲和我们》提供的就是其中的一种，而且是一种有别于以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代表的宗教人道主义关于人性崇高、灵魂复活的建构形式，体现出了中国式的民族特色。

试比较这两种人性的建构形式。托尔斯泰的《复活》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的人性建构的展开式是这样的，犯罪——聂赫留朵夫诱奸玛丝洛娃，又将她抛弃，致使她沦落为妓女，进而遭人诬陷谋财害命而被捕入狱；拉斯柯尼科夫为贫困所迫，铤而走险，用斧子砍死放高利贷的老太婆，抢走她的钱和首饰，又为了灭口杀死了她的妹妹；良心发现、人性觉醒——聂赫留朵夫在法庭上认出被告就是十年前被他遗弃的玛丝洛娃，良心受到谴责，人性苏醒；拉斯柯尼科夫杀害放高利贷老太婆和她的妹妹后，良心之责使他陷入痛苦的煎熬之中；忏悔赎罪、人性升华——人性苏醒后的聂赫留朵夫深刻地忏悔自己的罪过，忏悔罪过就要赎罪，为了赎罪，他四处奔走为玛丝洛娃减刑，当所有的努力都失败后，他陪玛丝洛娃去西伯利亚流放，并请求她嫁给他；拉斯柯尼科夫陷入半疯狂的精神折磨之中，经受着良心的惩罚与灵魂的拷问。人性崇高、灵魂复活——聂赫留朵夫“精神的人”终于战胜“兽性的人”，灵魂复活，“从这天夜里起，聂赫留朵夫开始过起一种全新的生活”；拉斯柯尼科夫在经受了精神的折磨与灵魂的拷问之后，终于被妓女索尼娅“为全人类自觉地受苦受难”的基督教思想所感动，决定把她的信仰当作自己的信仰，决定等待和忍耐，“他们还得等待七年；在这之前，将要受到多少难以忍受的苦难，享受多少无限的幸福啊！但是他已经复活了。”

俄罗斯文学善于对人性的深度剖析及人性崇高的完美创造，通常在现实层面通过苦难的体验或心灵的忏悔赎罪而达到人性的升华、灵魂的复活，由伦理人道主义通向宗教人道主义。从《复活》和《罪与罚》中可以看出，这种人性崇高与灵魂复活的过程是逻辑演进式的，其人性由“恶”转入“善”，由低级状态发展为高级状态，由世俗性进入神圣性。而《我的大爹》和《母亲和我们》的人性崇高的建构，显然没有经过人性演进裂变的过程，从一开始，它们就赋予人物的道德和人性一个固定的值，这个值以“善”为结构中心。但是，要使这个以善为中心的结构丰美起来，更准确地说，要使它所包含的丰美情感完美地表现出来，需要深达人物的情感、思想和行为的各个方面，由点及面，由浅入深，依靠人性质量累积的力量达到人性崇高的境界。因此，这种中国式的人性建构形式，是演绎与累积的结合，即人物所有的情感、思想和行为都是从人性的固定值——以善为中心的结构演绎开来的。同时，人性演绎展开的过程又是人性累积的过程。当人性的量和质达到一定水平时，就会使人性由一般水平进入高级水平，乃至进入人性的顶级状态——崇高境界。

人性建构的这两种形式，均由文学所创，这里不存在非此即彼的价值判断，它们都具有存在的价值。两种人性建构形式看似是不同国别作家之所为，实际上是不同的文化在背后的使然。俄罗斯文学及西方文学“忏悔－赎罪”型的人性建构形式，源于基督教的原罪意识和赎罪意识，通过忏悔，赎罪，拯救使人性新生、灵魂复活，因而具有神性的崇高与伟大。中国是伦理社会，在此之上没有抽象的形而上的神的召唤，其“演绎－累积”型的人性建构形式，是从世俗伦理到世俗伦理，即使有忏悔，也是世俗性的悔过、认错，就事论事，受现实的伦理道德的规约，在对与错中作价值选择，因而具有现实的实践价值。

如果非要对这两种人性建构形式作一个比较，我认为俄罗斯文学及西方文学“忏悔－赎罪”型的人性建构形式，由于在人性裂变演进过程中深刻地剖析了人物复杂的心理、情感经受的痛苦煎熬、严厉的灵魂拷问，以及人性的新生和灵魂的复活，因此，它的人性叙写不仅深厚丰富，而且还具有持久的震撼人心的力量。中国文学“演绎－累积”型的人性建构形式，习惯从一个给定的固定值出发，在平面化的演绎与累积过程中建构人性，即使人性建构也有一个从恶到善的演进过程，终因缺乏深刻的心理剖析和灵魂拷问的描写，其思想和情感产生的冲击力量常止于伦理道德的水平。它通常能够引起读者情感的激动，但很难将这种情感推到灵魂震撼的水平。《我的大爹》和《母亲和我们》亦如此。这究竟是中国文学的特点，还是缺陷？以我之见，二者皆有。

注：①引自倪和平《〈戈壁母亲〉的母亲形象与人物群像》。《安徽文艺界》2007年第6期，第45页。

②钱明辉《品位人生——韩天航小说创作论》。《小说评论》2003年第6期，第91页。

③王茂华《〈戈壁母亲〉编剧韩天航：40载悠悠戈壁情》。《扬子晚报》电子版2007年12月5日。

④刘雪明《韩天航：人们需要崇高》。新疆天山网，2007年12月17日，稿源：《乌鲁木齐晚报》。

⑤参张志平《情感的本质与意义——舍勒的情感现象学概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65－2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