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　萍

居住过很多地方，很多年的家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像是漂浮的家，漂浮的家无根，只有水，我在漂浮的家与恍惚的水之间懵懵然长大。

背起书包上学的时候，家在“天下黄河富银川”的银川市老城。二年级的夏天，爸爸给我办了一张露天游泳卡。每天下午放学后就去红星公园跟教练学游泳，至今还记得教练比数学教师还可怕。

水泥地面很烫。我们小班的人，全都像青蛙一样爬在地上按教练的姿势学划水、蹬腿、仰脖、吸气，然后，下到水中，双手扒岸，听教练喊“低头”，我们就将小脸没入水中吐气，再听到“抬头”，我们就将脸扬起吸气。如此反复地练了不久，我最后以中暑、感冒为由，哭闹着死活不去学了。没意思了，就愿意放学后守着我的《东方少年》、《儿童画报》、《连环画报》和爸妈的《大众电影》、《今古传奇》等书，那时候就知道并且羡慕电影明星张瑜、潘虹、丛珊、尚小英、朱时茂等金鸡奖、百花奖得主。

第二年，爸爸又要我去时代游泳馆办的培训班学游泳，说这是室内游泳。教练是他的朋友，对我不会凶，又说了一堆游泳对人体尤其是对女孩子是多么的好，我也只好去了。

银川市时代游泳馆四周都是茶色落地玻璃。最后那次游泳我记得非常清楚，玻璃外面，秋雨噼噼啪啪拍打着路边矮小的灌木，秋风像鞭子似的猛烈抽打它们，使那些灌木在风雨中剧烈地扭动和颤抖。室外的寒风和室内的凉水顿时浸透了心似的，我站在岸上迟迟不敢下水。

这时，身后突然一脚，是那个年轻的教练把我踹了下去。水中的我浮出又沉下，慌乱地扑腾着摸到了横在水中的警戒线，然而，那一个个圆形的塑料轮排得太紧密，我的手被死死地夹住了，有嵌到肉里的刺心疼痛，但也只能用力抓住不放，而越用力抓住越是头重脚轻，下半身已经不由已地高高翅出水面，脑袋则一点点下去，大口地呛着水。所学的踩水、吸气、吐气、划水等动作全都在惊吓中不会了。越是本能地求生越觉得往下沉，觉得自己完了。这时，有一只大胳膊将我夹出水面，拽到岸上。

那一次，我彻底地惧水了，生了一场大病，许多天没去上学。然后，再也没有人强迫我学游泳了。后来，随着爸妈的政治问题我居无定所，五年级、初中、高中几年换过几个地方——从银川市到阿拉善盟的额济纳旗农场，再到酒泉市的农机修理站，最后又回到银川市。其间许多年，我不是住在学校，就是吃住在同学家或别人家里。我像一个物品似的，被爸妈到处寄宿、寄养，只知道他们有问题在改造，具体是什么问题，改的什么造，受的什么苦和罪，他们从不跟我谈起。后来有了小我很多的弟弟，我就彻底从心底让自己走出了那个家。

家在阿拉善盟额济纳旗农场的时候，有次张蕾老师带着大大小小一车人去居延海游泳。她用李叔叔的红色背心给我改做了一件红泳衣。在农场那是多么奢侈的事情啊。李叔叔找了一个汽车内胎充满气带上，又带了一些吃烧烤的食品和炉子，从早上到晚上很晚才回家。我那时就住在张蕾老师家里。那次游泳是离开银川后的第一次下水。看张老师他们在水中快乐、欢畅、开心地游来游去的样子，我对水对游泳瞬间产生了感情，有了想要学会游泳的冲动。然而，别说小小的农场，就连旗里也没有露天游泳池，更别说游泳馆了，一个居延海还远得需要开车去。这时的我，开始有了怀念，开始对从前的许多人和事重新认知和反思。

真正开始懂事是在酒泉市十二中学那几年，爸妈和弟弟在站里给的一间房子里生活，我干脆就住在学校，到了假期也不回家，和同学结伴到处游玩。在酒泉市的最后一年，是爸妈彻底平反后的第一年，不知当时出于什么心理，我和同学红瑛去买了泳装、泳具，没有受谁强迫，平生第一次心甘情愿地要去学游泳。于是，酒泉市的祁连山游泳馆、金地莱游泳馆碧蓝色的水都和我有过肌肤之亲，都熟悉我每一个毛孔的呼吸和情感，第一次让我感受和享受到脱离土地漂浮于水上的体验和新知。

是一次次的游泳让我想起从小强迫我学游泳的爸爸妈妈和一次次不定的居住，从银川市的红星公园露天游泳池到市里豪华的时代游泳馆，再到额济纳旗农场的居延海，再到酒泉市的祁连山、金地莱两个游泳馆，再到今天居住包头市常常去的满都拉、天外天、银河游泳馆，还有包钢的金海岸、八一公园的华洋游泳馆，有家的地方我必然会找到水。有水的地方，一定会让我想起亲人，或给过我爱心的同学、同学的父母及老师们。

每每看到湖或海，只要是水，恍惚中疑似自己从遥远的地方一路漂浮而来，如同一叶飘萍，走在哪里都不会生根，如同此刻，身居包头，却不知道包头的历史，包头也不知道我从何而来。这里没有我熟悉的东西，只有漂浮在游泳馆的水上时才有找到根的感觉。

家与水，两个美丽的门，只要我愿意走去，就会永远向着我敞开；只要我愿意走去，就会受到快乐的洗礼。

责任编辑 黄艳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