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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农村社会管理模式促进农村社会稳定

2009-12-18丁友良

农村农业农民·A版 2009年11期
关键词:网格化网格群众

丁友良

农村社会稳定是中国社会稳定的基础。我国农村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多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农村基层管理的不完善,所以创新农村基层管理模式,促进农村社会和谐稳定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艰巨任务。近年来,舟山市在渔农村基层管理模式上探索实行的“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就是一个重大的创新。而其最大的成功经验是寓管理于服务之中,做到服务全方位、信息全覆盖,充分了解社情民意,及时化解乡村矛盾,把不稳定因素消除在萌芽之中,从而促进渔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这对于搞好我国农村基层社会管理工作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一、创新农村社会管理模式、维护农村社会稳定的现实紧迫性

(一)社会稳定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前提

“社会稳定是社会政治发展的有序状态,是社会发展规律性、社会控制有效性和社会生活和谐性的有机统一。”实现社会稳定是关系着我国社会经济顺利发展的全局性战略问题,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要着力研究的重大课题。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新旧矛盾相互交织,社会冲突日趋激烈,社会不稳定因素急剧增多。综观人类社会发展史,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渡是风险性最高和危险性最大的时期。美国政治学者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指出:“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在现代化过程中的社会最容易发生动乱。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向现代化迈进的过程中普遍发生了政治动荡与社会不稳。

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改革开放启动了全面系统的现代化进程,由此使社会结构、利益关系、生活方式以及思想观念等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着改革的深入,人们的权利意识不断觉醒、社会的利益结构不断分化、社会系统的异质性空前增加,这些都加剧了社会的不稳定性。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所以,社会稳定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前提。

(二)农村社会稳定是中国社会稳定的基础

我国由于人口、产业、发展阶段等多种原因,保持农村稳定有着特殊而迫切的意义。小平同志曾指出:“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住在农村,中国稳定不稳定首先要看这百分之八十稳定不稳定。城市搞得再漂亮,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是不行的。”“农村不稳定,整个政治局势就不稳定。”小平同志的讲话,精辟地阐明了农村稳定在整个社会稳定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亨廷顿在其研究中也得出过类似的结论。其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说:“农村的作用是个变数:它不是稳定的根源,就是革命的根源。对政治体制来说,城市内的反对派令人头痛但不致命。农村的反抗派才是致命的。得农村者得天下。在传统社会和现代化初期,稳定的基础是在农村。”

当前,我国广大农村形势总体上是好的,局面是稳定的,农村经济快速发展,农民收入不断提高,农民思想观念和精神面貌发生了积极的变化。但是,我们应当看到,由于农村长期积淀下来的一些问题还没有来得及梳理和解决,农村不稳定不和谐因素仍然存在。主要表现在:干群矛盾比较突出,农村贫困状态没有真正改变,农村治理机制不够完善,不少农村社会治安状况没有根本改观。所以,当前农村的社会稳定仍面临严峻的挑战。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已成为各级政府必须重点研究和迫切解决的一个问题。

(三)农村社会稳定关键在于制度创新

目前我国农村社会中不稳定因素增多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根本原因在于,农村社会管理服务不到位,社会管理制度不完善,新型的乡村社会治理机制没有形成。具体表现为:

第一,农村社会管理体制不健全。这是农村不稳定因素增多的深层次原因。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中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农村基层民主和村民自治代替了人民公社时期高度行政化的管理体制。然而,由于深层次的利益矛盾,村民自治还没有完全到位,村支两委关系和乡村两级关系尚不规范,导致在农村基层管理中,矛盾重重、冲突不断。

第二,农村社会管理机制不完善。农村基层管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一个良性运转的管理机制系统作保证。然而,目前我国农村基层管理中,管理机制还不完善,如缺乏乡村社区发展和管理的参与机制、缺乏重大事项的民主决策机制、缺乏基层社会矛盾和冲突的预警机制与协调机制等,致使农村基层民主流于形式、干群关系紧张、群众积怨过深、突发事件增多,影响了农村社会的稳定。

第三,农村社会管理理念存在缺陷。长期以来农村基层社会管理重管制、轻服务,服务理念缺乏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由于深受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影响,政府要么简单地对农村实行国家社会一体化的社会控制,要么从便于向农村汲取资源出发实行严格的社会管理,没有为农民提供全面、公平和有效的社会管理和服务。政府和基层自治组织履行社会管理职能时,服务意识淡薄、管理方式单一、手段简单粗暴。大多是强迫命令式的,基本以行政手段为主,不善于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

由此可见,基于农村社会管理体制、管理机制和管理理念等方面的原因,农村社会管理与服务水平落后,基层社会生活缺乏有效的监督约束,基层社会矛盾得不到及时的疏导化解,这既影响了农村社会的稳定和正常秩序,也制约了农村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协调发展。因此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农村和谐社会,必须创新农村社会管理服务模式,完善乡村社会治理机制,以促进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与发展。

二、舟山渔农村“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的实践模式及维稳成效

当前农村社会稳定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要求我们必须适应农村的新变化,推动制度创新、寻求治本之策,以消除不安定因素。而舟山市在渔农村基层管理模式上探索实行的“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就是一个重大的创新。所谓“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就是按照“网格化定位、组团式联系、多元化服务、信息化管理”的要求,依托信息网络技术建成的一套比较精细、准确、规范的综合管理服务系统,政府通过这一系统整合,为辖区内居民提供主动、高效、有针对性的服务,从而提高公共管理和综合服务的效率。

(一)舟山渔农村“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的实践模式

从2007年下半年起,舟山市开始在渔农村逐步推行“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它融合了乡里制、里甲制、保甲制等中国传统社会管理模式和“民情日记”、民情恳谈会、党员联系服务群众等成功做法,并充分运用了“网格”和现代数字技术,是三者结合的产物。

(1)实行网格化定位,落实责任区域

根据社区所辖范围、村域分布特点、人口数量、居住集散程度、群众生产生活习惯等情况,结合各乡镇、街道、社区党员干部和相关单位工作人员数量,合理设置网格。网格范围不搞一刀切,渔农村一般以100~150户为一网格。在实施过程中,每个网格都对应相对固定的联系服务团队,对网格内的居民做到“走村入户全到位、联系方式全公开、反映渠道全畅通、服务管理全覆盖”。通过划分网格、明确相应服务团队,努力实现政府管理服务由以往的条条、单向,朝块块、点面结合转变,真正做到横向到边、纵向到底,有效避免出现“真空”和“盲区”。

(2)实行组团式联系,整合服务资源

注重各层面管理服务资源的集中整合,由乡镇(街道)党政领导班子成员、机关工作人员、社区干部和辖区内行政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组成管理服务团队,并吸收渔农村老干部、优秀联户党员、社区成员中的骨干力量加入,增强服务团队的整体战斗力。同时,注重团队管理服务能力的集中整合,充分考虑团队成员的岗位职责、专业特长、年龄结构、性格特点等因素,科学配置、优化组合。注重团队成员各领域知识的集中培训,加强团队成员在法律法规、方针政策、市场经济、先进适用技术等方面知识的经常性教育和培训,提高团队成员把握全局、服务群众、处理基层复杂矛盾的能力。通过组建团队,将乡镇(街道)辖区内各种管理服务资源进行优化配置、科学组合,最大限度地发挥了资源的集中优势,提高了管理服务的整体水平。

(3)实行多元化服务,完善服务体制

建立积极主动的服务体制,将管理服务方式由被动变为主动。在管理服务过程中,各团队牢牢把握服务群众、改善民生、促进发展这一核心,把组织群众、宣传群众、教育群众、服务群众作为主要工作内容,通过上门走访、电话联系、蹲点住家、发放联系卡等形式,通过多种群众乐于接受的方法,积极主动、广泛深入地联系服务群众。一方面,加强对群众的法律法规、党和政府方针政策的宣传教育;另一方面,切实关注民生,重点围绕如何帮助群众增收致富、如何引导群众创业创新、如何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如何解决群众就业、就医、就学等实际问题,动脑筋、想办法、谋对策,进一步掌握各项工作的主动权,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

(4)实行信息化管理,共享数据平台

运用先进的网格化技术和计算机网络技术,建立了集服务对象正反两方面信息于一体的信息化网络管理服务平台,将网格中所有居民的家庭状况、住房、就业、计生、优抚救助、党建群团等资料输入信息系统,汇总整理后建立数据库,并注重信息的日常收集积累和维护更新,使政府可以随时了解群众的实际情况,提高管理服务的精细化、动态化水平。还在数字平台上开设服务团队成员个人“民情博客”,记录团队成员联系服务群众的经验做法、心得体会、难点疑点、意见建议等,促进信息互通、经验共享、困难互帮,提高整体管理服务水平。

(二)“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的维稳成效

1.提升了突发事件的应对能力

“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通过经常性走访联系群众和建立网格化信息管理数据库,使政府对群众信息的掌握更为全面详细,查询信息也更为快速便捷,提高了政府对突发事件的快速反应能力。如三鹿“问题奶粉”事件发生后,普陀区迅速启动应急程序,充分发挥“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的作用,以网格为单位,通过数据排查、上门走访、电话联系等方式,对区内网格系统数据库中的7431名三周岁以下的婴幼儿进行了上门走访或电话咨询,在第一时间内摸清了全区三周岁以下婴幼儿食用问题奶粉的情况。通过全面有序地做好受“问题奶粉”影响小孩的排摸和治疗等工作,有力地促进了社会和谐稳定。

2.减少了重大项目的推进阻力

随着“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工作的深入推进,党委、政府与民众有了更好的沟通渠道,增进了理解。群众对政府出台的相关政策、实施的建设项目也积极配合、全力支持。如桃花镇金沙五星级温泉酒店建设,因部分群众不愿意拆迁而进度受阻。自“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工作开展以来,干部深入了解群众的思想动态,通过多种方法耐心细致地做好说服教育工作,并妥善地解决了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终于用真情和行动感动了群众,统一了群众的思想认识,从而使拆迁工作顺利进行。类似的例子还很多。

3.畅通了群众利益的诉求渠道

网格服务组成员经常性深入走访群众,嘘寒问暖,了解民情,改变了以往群众有事找政府、围着政府转的状况,进一步畅通了群众反映利益诉求的渠道。如白沙乡为更好地倾听民意、视察民情、解决民难,在推进“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工作中,着力实行解决问题、每月集中走访、每月工作例会等三项制度;勾山街道开展“干部听民声、共说连心话”活动。通过这些途径,不仅使群众的利益诉求渠道更加畅通,也促进了社会稳定。

4.消弭了干部群众的情感对立

通过团队成员经常性入门串户,与群众面对面交流,实打实解决问题,逐步消除了群众与基层干部之间的隔阂,增进了彼此感情,老百姓有什么问题、困难也愿意跟团队成员反映。截至目前,普陀区各服务团队通过下村走访群众,征集群众反映的问题意见达1403条,已经解决1164条。通过一件件细微事情的解决,改变了群众当初观望、怀疑的态度,使这项工作得到了认可,干群关系得到很大改善。

三、舟山渔农村“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的经验与启示

舟山渔农村探索实行的“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实践模式,在完善农村社会管理促进农村社会稳定上,给我们带来了成功的经验与有益的启示。我们要搞好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应该在以下三方面下好功夫。

1.崇尚以民为本,强化服务行政

“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的成功在于,它充分体现和贯彻了民本理念与服务理念。古人云:“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以民为本也是我们党一以贯之的执政理念。我们党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确立,到“三个有利于”观点的提出,再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以及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经济领域提出的“以人为本,协调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在党的建设上强调“执政为民,立党为公”,提出“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的权利观与亲民政策。这都体现了我们党“以民为本”的执政理念。和谐社会,是以民为本的社会。关注民生,服务民众,把心思用在为老百姓排除困难上,用在让老百姓过好日子上,这是各级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正是通过解决一批民生问题,树立了党和政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形象。“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最大的成功经验就是寓管理于服务之中。网格化管理是基础,组团式服务是关键,落脚点在于解决老百姓的实际困难和问题。这种人性化的服务与硬性管制相比更有利于实现农村社会的稳定。大量事例显示,“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正是通过细小而实在的服务工作来赢得民心,从而促进社会稳定。通过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关心,了解其不同的需求并提供有针对性的服务和帮助,使群众把我们干部当作知心朋友,从而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而基层干部只有在内心深处真正确立了民本理念与服务理念才能做到这一点。

2.创新工作载体,及时化解矛盾

“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开展以来,基层政府把党员联系群众、农村老干部队伍建设和农村党员星级管理等一系列活动融入到“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工作体系之中,充分利用和整合各个载体的资源优势,力求做到为民服务更全面、惠民机制更长效。例如在构建网格体系时,由政治性强、素质较好的联户党员来担任小组长,同时,把各小组长开展走访和联系群众工作的情况作为对联户党员工作考核和实施党员星级管理的评定标准。在“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工作推进过程中,基层政府还积极创新服务手段,采用分层分类解决问题的工作机制,及时化解社会矛盾。如乡镇党政主要领导定期举办“干部听民声、共说连心话”活动,以座谈交流、双向互动为主要形式,以民生问题为主要内容,有针对性地集中解决一些突出问题。对于平时一些简单的问题,由网格服务组当场进行答复或解决,并做好政策宣传工作;对于群众提出的诸如建房、生育、就业等需要相关职能部门来解决的事项,由网格服务组长负责向社区(村)和乡镇有关职能部门联系落实后进行答复;对于各职能部门无法协调解决的问题,由网格服务组长会同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向乡镇街道分管领导汇报后提出解决办法,并及时回复;对分管领导不能解决的或带有共性的问题,由网格服务组长会同分管领导向乡镇主要领导汇报,经乡镇班子会议研究后提出解决办法。“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通过创新工作载体和服务手段,建立与公众沟通对话机制、社情民意反映机制及分层分类解决问题机制,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避免了矛盾纠纷的积压和激化,真正实现“察民情、解民忧、顺民心、保民安”。

3.培育公民精神,追求共同治理

“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的实践过程,也是公民精神的培育与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过程。公民精神是公民对“公共”所持有的一种信念与承诺。公民精神“意味着公民对‘公共的热心、关爱与尊重,意味着公民对‘公共的责任与义务,意味着公民崇高的公共品德与素养。”而多元主体协同共治是公共治理理论所倡导的核心思想。现代公共治理理论认为,在公共治理中政府并不是唯一的主体,政府、公民个人、非政府组织等都可以成为公共管理和服务的主体,它们在共同的目标下共享资源,相互作用,共同承担公共事务治理的责任。这也意味着公民组织发展和公民积极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政府与公民之间建立相互信任、相互依赖与相互合作关系是公共治理得以运转的社会与道德基础。所以治理的成功实施需要有活跃的公民社会和公民精神。公民精神在推动和促进政府善治、民主行政、社会正义、公共责任和公共利益等方面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和作用。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健全基层社会管理体制。最大限度激发社会创造活力”,实际上也蕴涵着对共同治理与公民精神在社会管理中的积极意义的充分肯定。作为基层社会管理模式的一种探索形式,舟山市“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在其实践中,充分发挥乡镇干部、社区(村)干部、退休机关老干部、医护人员、教师、民警与农村党员等的作用,组成乡村社区网格服务团队。很多人一方面作为网格内的居民直接接受服务,另一方面又是组团服务的成员为公众解决问题,这对于培育公民精神,培养公民的公共责任和公共意识,实现协同共治,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也为我们维护农村社会稳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重要支撑。

(作者单位:中共浙江省舟山市委党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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