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祖兵 朱波涌

摘要:在中国从“传统”向“近代”的艰难转型期间,涌现许多推动这种转型的风云人物。近代维新派在反思近代中国被欺辱的教训,认为没有强健的国民,国家难于自立于世界的竞争,针对当时中国社会的情况,提出了体育强民救国的思想;体育在于塑造国民的精神人格;“德、智、体”三育并重的思想,形成了体育思想体系。

关键词:中国 近代 维新派 体育思想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国社会正经历“传统”向“近代”的艰难转型。这期间,社会各领域都发生了激烈震荡和深刻的变化,并涌现许多推动这种转型的叱咤风云人物,维新派人物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就是其中的代表。他们认为国家的治乱兴衰,决定于民智、民力、民德。为此,提出了许多改善国民身体状况的体育主张,并形成了思想体系。笔者对近代维新派的体育思想进行以下梳理。

一、体育强民救国的思想

1.1 尚武精神

我国历代封建统治大多重文轻武,统治者深怕百姓身强体壮起来造反,而积极宣传“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封建理论,用种种方法禁止体育活动,实行弱民弱种的政策。甲午战争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为了救亡救国,维新派大声疾呼,提倡“尚武”精神,要求增强国民体质,挽救民族危机。康有为《公车上书》中主张“练兵以强天下之势”,认为只有抵御侵略才能“立国自强”,并“以雪国耻而保疆宇”。并认识到:“欲强国必须强民;欲强民必须强体”。为此主张“以民为兵”,“寓兵于农”的立国自强之策。提出用洋操和近代体育项目来训练军队,认为这是强兵的最有效手段。这种单纯的体育救国思想,虽然带有军事功利主义的片面性,但对近代欧美体育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他一方面宣传为强国而应重视西洋军事体育主张,另一方面则推行自己变法的要求,用兵操等军事体育来训练军队和士兵,力图在整个社会形成尚武风气,以达到抵御外侮的目的。

梁启超也非常重视尚武精神。指出清政府推行柔良民众政策,造成国民“其苟且以媮逸乐,袖手以终余年”,“暮不保朝,人人自危,无复远计”,“胆汁已破,勇气全销”(等恶劣的性质。他在《论尚武》中指出:“尚武者国民之元气,国家所恃之以立,而文明所赖以维持者也。……立国者苟无尚武之国民,铁血之主义,虽有文明,虽有智识,虽有民众,虽有广土,必无以自立于竞争剧烈之舞台”。梁启超为了使“变其凉薄性而为敢死心,变苟且性而为自保心”,(他用孔子“勇者不惧”,孟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可屈”的名言教育国民。在《致康有为书》中提到:“发扬其以尚武之魂,鼓舞其自尊之念”。积极推崇古希腊的斯巴达人“惟其以尚武之精神也。故专务操练躯体,使之强壮”的教育,主张效仿西洋“锻炼强民之体魄”(之法,追求“夫以斯巴达强武之精神照耀史乘”(的业绩。号召国人“凡我同胞,各厉乃志,各竭乃力,急君父之难,待他日之用,扶国家之敝,杜强敌之谋”。为抵御外侮的需要,梁启超提倡“尚武”强健国民,抵御外侵教育,积极主张纠时弊,发展学校体育运动,培养学生“尚武”精神,准备为国效力。

1.2 军事体育思想

康有为深感富国强兵的重要,认为士兵必须有强壮的体魄,才能与外强相抗,为此极力主张军事与体育相结合。他在《殿试策》提到“强一身”就可以“强天下”,唤醒国人振奋精神,立大丈夫“可杀不可辱,威武不可屈”之志,誓与外强相抗。在1898年军事改革中指出“抱巨石以投人,舞大刀而相斗,鸣长镝以相惊”(的旧制,已无法对抗西方的洋枪洋炮。提出“停弓石武试、裁绿营、放旗兵,改营勇为巡警、仿照德、日兵制练兵”(等主张。建议引进德日的军事体育,用洋操训练军队,主张“凡年到18—40的青壮年皆到兵营”有事则调遣,无事则归耕,岁月之暇,随营训练。康有为的军事体育思想是对西方军事强国思想的吸收融化结果。

梁启超在外强虎视眈眈的紧要关头,深感:“民贼之兵足以亡国,国民之兵足以兴国”;“战争者,国民教育之一条件也” ;“且适应世界新潮,但采兵民合一制度,以自图抵抗强爆”。他在《新民说·论尚武》中介绍了古斯巴达的“军人教育”,指出整个欧洲都在仿效古代斯巴达,推行军事教育,大力提倡与普及体育。“除体操外,击剑、跑马、足球、游戏、竞渡诸戏,无不加以奖励,务使举国之人,皆具军国民之资格”。他认为这是西欧各国强盛的原因之一。因此,处于救亡图强的中华儿女应大力提倡体育,以改善民族的体质和精神面貌。

康有为、梁启超的军事体育思想是他们对西方军事强国思想吸收融化的结果,也是当时中国的一种进步的体育思想。这种思想促进了国人兴起汉唐尚武精神,军队将士倍受西洋军事体育训练,使军队的战斗力得到增强,尤其对中国近代军事体育的形成与发展有较大的贡献。

1.3 主“动”辟“静”卫生健体思想

谭嗣同从古代哲学思想中得到启迪,认为“喜动”则生,大家“动”则社会“崛起”,国家振兴。认为中国从秦朝开始就种下了主“静”克“动”的祸根,这是致使中国衰败的祸根。他痛感“夫掘家中枯骨与数百年之陈死人而强之动,乌可得也!”。他赞同西方人活泼好动的风尚,“西人之喜动,其坚忍不挠以救世为心之耶教使然也”。谭嗣同还对封建统治阶级愚弄人民的种种主“静”理论,给予猛烈抨击,“言静者惰,归之暮气,鬼道也”。指出静、惰必导致中国之灭。当然,单纯以“动”“静”的观点来解释复杂的社会问题是片面的,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能这样认识是非常可贵的。他的主“动”辟“静”主张,无疑对近代体育的崛起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梁启超认为万事万物都包含阴阳二极,都是动静不止的。他指出“当今中国,政治不通,道德不达,人的智体堵塞,国势日弱一日,积弊深重,都是喜井不动”,因此,他极力批驳封建社会的流弊:“以缜密安静为美德,以好事喜动为恶词,学者以束身自好为第一流,语以变武科,恐民挟兵器以为乱,生此一念,百度不张”。“痛乎!有老氏者出,言静而戒动,言柔而戒刚”。“悲夫!彼西人之哀我,中国之亡于静也。”(甚至说:“无动也,皆天下最可耻之事也”。他认识到两千多年来主“静”克“动”的社会弊病对中国带来很大的害处,认为个人“动”可以强身,强身有保国之功效。“动”对人的身体气血运行,脑筋灵魂都有很大的益处。

二、体育塑造国民精神人格的体育思想

梁启超在戊戍变法失败后意识到社会的主体是人,社会变革、社会进步的实现与国民素质的高低息息相关,国民性决定着民族前途和国家面貌。他在《新民说》认为“新民”是没有奴性,自由独立,爱国利群,敢于竞争,有毅力,有尚武精神,富于冒险进取的一代新人。与西方人长期的体育活动培养出来的强壮体质相比,中国人体质的虚弱使之感到震惊。经过反思传统文化弊端,他发起对传统柔性文化批判。认为“我不速拔文弱之恶根,一雪不武之积耻”,根本就没有我们立足之地。因此,必须象西方国家那样重视“尚武”教育,改变中国“重文轻武”弊端。并认为洋务派所谓“尚武”仅是停留物质层面的模仿,缺乏精神内涵。“尚武”应是对斯巴达精神,日耳曼文化和日本大和文化的尚武精神的弘扬,对生命野性力量的呼唤。在他看来“尚武”有着发展身体和精神,并维持和助长其身体和精神的发展意义。体育运动使人强健筋骨只是其一,强健体魄带来的自信、自立和自尊才是根本。通过体育锻炼可获得勇敢、顽强、战胜自我的意志品质;可养成严守规则,争时不放松,败后不抱怨的竞争习惯。认为体育的价值不只在培养人的肉体健康,更重要的在于塑造人的精神力量。而这种精神力量是梁启超设计理想人格的目标模式之一。他认为培养进取冒险精神是“新民”的重要目标,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他注意到体育对人的改造不仅是纯生物性的身体教育,而且具有对人的认知、情感,养成不畏艰难,培养进取精神和毅力的教育功能。

维新派对国民精神人格的塑造最显著功绩之一是提倡与发展女子体育。提倡自由平等,实现人的解放,是戊戍维新思想的重要内容。康有为喊出“男女平等”。梁启超也紧随“必智慧平等,然后能力平等,故开女智为第一义”。谭嗣同也提出:“苟明男女同为天地之菁英,同有无量之盛德大业,平等相均”。他们在以男子为中心、妇女失去自由权的封建时代,大胆地反对“重男轻女”“夫为妻纲”等观念,主张妇女解放,创立女学堂,招收女生入学,极大地解放人们的思想,有力地促进了女子教育发展。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为代表的维新派把女学提升到“强国强种”的高度,提倡体育教育,把体育列为必修课,把游戏、体操这类能强身健体的体育科目在课程中开设。随着西学的引进和西方体育思想的传入以及兴女学,一些进步的女子冲破封建思想的牢笼,在学堂中也同男生一样,裸手露臂练习洋操,奔跑、跳跃,在体育场上参与运动。维新派提出并实践女子参与体育的思想,对女子体育的兴起和发展起到重大的贡献。

三、 “德、智、体”三育并重的思想

随着西学东渐,近代体育思想随之进入中国,维新派以“仿洋改制”、“中体西用”为起点,吸取西学的教育思想。康有为认,一个国家才智之民多则国强,才智之民少则国弱。中国之所以弱,是因为人才缺乏,人才缺乏是因为教育不发达。故提出:文试要废八股,武试要停弓刀步石及旗步习弓矢,用武备学校培养人才;强调要造就新的人才,而新的人才必须受新的教育,一个全面发展的人则是:“受德教、智教、体教”,而体育则是教育中不可缺少之物。要成为一个全面发展的人,首先应是身心两健,“若体不备,谓之不成人”。他在对孔子“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解释道“周官六艺为礼、乐、射、御、书、数”,而“凡六艺之学,皆以致用也”。康有为提出德、智、体三育并重的思想,无疑是一种进步思想,并对我国学校体育思想的形成与发展起了先导作用。

梁启超也认为中国落后的原因在于缺乏人才、民智未开、教育未善。提出国家富强,必须改革教育,开发民智、培养新民。认为人的生命力是其生活与行动的内在基础,其表现为意志力和体力,因此他非常重视体育教育。提出“德育、智育、体育三者为教育缺一不可之物”。并指出身子坏了,人便活不成,或活得无越,所以要给他们种种体育活动。他曾专为8——12岁的儿童拟出功课表规定,每天下午上课前习体操,略依幼儿学操身之法,或一月或二月尽一课,由教师指导,操毕听其玩耍不禁。他认为小学的文化学习时间要少,儿童要多从事体育锻炼等有益的活动。1897年他拟订《湖南时务学堂学约》中第八条:“摄生,饮食作息有定时,勿过劳,重视体育锻炼”。明确体育是教育不可缺的主要内容。

综上所述,维新派的体育思想从产生的社会条件来看,客观上是由于列强入侵。二是“西学东渐”对他们的影响,同时维新变法需要一批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新人去改良社会。主观方面,是强国强民的愿望和救亡图存的要求。从历史看,维新派的体育思想是伴随维新变法斗争而形成和发展的。虽然维新变法未成功,但他们的体育思想同他们的变法思想一起,给整个社会留下了深刻的印迹,对我国近代体育的兴起与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康有为.康有为全集第三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2] 康有为.长兴学记[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

[3] 康有为.大同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9

[4] 李华兴,吴嘉勋。梁启超选集[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5]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 [M].中华书局1984

[6] 梁启超.梁启超选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7] 蔡尚思,方行.谭嗣同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

[8]丁平一.谭嗣同与维新派师友[M].湖南.湖南大学出版社,2004

[9] 李喜所.谭嗣同评传[M].河南.河南教育出版社,1986

蒙祖兵 朱波涌(广西玉林师范学院体育系 537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