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 彦

在那个“绝对真理”、“绝对权威”笼罩一切的年代，顾准拆骨为烛，只为探索中国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他让“一代知识分子挽回了集体名誉”。他的思想至今让中国感到温暖。

在神州大地上，曾有这么一个人，不逐世媚俗，拆骨为烛，只为点燃思想明灯。他始终独立思想，表里如一，在辽远的希腊城邦中感悟理性的孤独，在寂静的夜行中体味智者的寂寞。

王元化这样说过：“在造神运动席卷全国的时候，他是最早清醒地反对个人迷信的人；在‘凡是思想风靡思想界的时候，他是最早冲破教条主义的人。仅就这—点来说，他就比我以及和我一样的人，整整超前了十年。”

朱学勤说：“他是1975年以后唯一一个在中国代表精神独立的人，是以一人之力顽强凿通了那条阻隔中西思想对话的黑暗隧道的人。”

诗人邵燕祥如此描绘他：“在当代中国确还有先知先觉者，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只因他的文字变成铅字，一代知识分子才挽回了集体名誉。”

这个人，名叫顾准，让一代知识分子挺起胸膛的名字。

泰戈尔说过：“如果你在黑暗中看不见脚下的路，就把你的肋骨拆下来当火把点燃，照着自己向前走吧!”顾准，就是这样一个人。在20世纪60、70年代那个“风雨如晦、万马齐喑的日子里”，苦难有多深，他的思想就有多深。

今天，当我们再次阅读他的时候，将重拾心中久违的谦卑。

“大跃进”时代抛出“市场”

1915年7月1日，顾准生于上海一个多子女的家庭，兄弟姐妹共10人，在兄弟辈中行五，因外家无子嗣，自幼从母姓。早在1934年初，他就投身了革命，在上海自发成立了一个进步组织——进社。1940年8月，顾准离开上海到苏南抗日根据地，即大家熟悉的“沙家浜”，从事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1940年至1945年这段时期，顾准足迹从苏南、苏北解放区直至延安。上海解放后，顾准担任上海市财政局局长兼税务局局长。1952年，他就在“三反”运动中被罢了官，1953年调至北京。1956年以后，顾准不愿从政，只想钻研学术，他提出要去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任研究员。

顾准在研究中发现，苏联实行的计划经济出现了问题，其农业、轻工业在建国后的近40年里几乎处于停滞。在此基础上，他于1957年发表长篇论文《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从实际出发，他以一个经济学家的经验和思考，提出在社会主义，社会货币、商品不能废除，价值范畴、价值规律应继续存在并发挥作用。他在社会主义阵营中首倡市场化改革。

顾准在文中直言，社会主义经济的问题是废除了市场制度。因此，为了提高效率，应以市场价格的自由涨落、即真正的市场规律来调节生产。他把市场经济看作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必由之路。此时，顾准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思考，已经完全挣脱了意识形态的束缚。他认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和解与相互渗透，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此种观点在现今看来属于常识范畴，但在半个世纪之前却并非如此。当时，中国的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刚刚完成，中国正处于进入社会主义后的第一个年份里，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已經全面建立起来，“大跃进”的口号在当年11月份被提出。

显然，这是一篇与当时的经济体制和意识形态大唱反调的文章。它的观点被中国后来的实践证明是对的，但这一观点的提出，却超出了中国的现实30年。

这篇文章，在逝世20年后为他带来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一人”的称号。但与姗姗来迟的称号相比，一顶“右派”帽子却来得快了许多：1958年，顾准被康生亲自点名打成“右派”，开除党籍，发配河南下乡劳动，开始了近20年的坎坷岁月。

独立求索的海燕

在河南改造期间，大家都唯恐不够革命，人人一身破衣烂衫，而顾准却经常穿着以前上海流行的背带西装裤。他在日记中说：不愿做“驯服工具”的家雀，要做自由思考的海燕。

1962年，他被调回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当研究员。他再次呼吁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原则，还潜心研究民主社会主义重大课题，在国内首译了熊彼特的名著《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

1965年，顾准再次被康生点名打成“极右派”，成为我国唯一的双料右派。

在此之后，顾准处境更为恶化。他被迫结束了与妻子汪璧32年的婚姻。第二年底，他又收到一封家里来信，信中只有一纸简短的声明：“和顾准断绝父子关系”，下面是四个子女的联合签名。

先后失去爱人和孩子的顾准，自嘲为“丧家之犬”。他依然每周写信回“家”，报告自己的状况，询问家人的消息，但却从没收到过回信。

1968年4月，汪璧在家中喝消毒水自杀身亡，书桌上留有她的一句话遗书：“帮助反革命分子销毁材料，罪该万死。”一年半之后，顾准在再次下放到河南息县劳动之际，才得知妻子已死。他在日记中记载，晚饭时“悲从中来，脸伏在饭盆上失声大号。

从1965年9月到1974年逝世，顾准就再没能和妻子儿女见上一面。

在生命中的最后10年，顾准几乎是在一个厄运与另一个厄运之间辗转。个人的困厄触发了顾准的反思。个人的困厄愈深重，他反思的广度与深度愈扩展。

身处“文革”运动中的顾准提出，中国要迎接现代化的“神武景气”，光着眼于制度重建远远不够，还需重视意义层面的人文重建。他鞭辟人里地指出，中国传统文化之大弊在于“服从政治权威”，却曾因缺乏大量第一手资料，误以“史官文化”涵盖主流文化传统，造成批判的武器偏宕，对传统文化进行了过度批判。

顾准预见“文革”失败后，中国定将兴起新一轮西学热潮，便以典型的中华文化心态提醒：虽然西方文化的主要资源是个人主义，长期提倡群体伦理的中国，应大胆鼓励个人伦理；但是，个人主义也有“不顾大体”、“自相残杀”的负面作用。中国人切忌从此极端走向彼极端。他殷切告诫后人：应当“论及人性善与恶的两个方面”，乐观地“考虑人性中善良的一面”，承认道德在公共交往中的重大作用，承认利他也是动力。

行者留风

一个时代，不能没有行走在思想深处的人。

人海茫茫，顾准孑然一身，确实到了困守斗室，以冷馒头度日的凄惨地步。但就在这段人不堪其忧的日子里，他却早出晚归，悄然往返于北京图书馆和中科院斗室之间，开始10年研究计划：先历史，而且是从古希腊史开始，然后扫描中国历史，次及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

顾准潜心研究古希腊城邦制度，是打算将人类社会最早的民主政制，与中国传承千年的专制政制参照比较，以此洞开理性批判的突破口，穿越浓重的历史迷雾，辨明中国正确的发展方向。

但此时顾准的身体已经变得非常糟糕，开始出现痰中带血。在此后几年的劳改中，这种情况逐渐发展为肺癌。

在生命的最后两年里(1973－1974年)，他写下了《希腊城邦制度》和《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两部著作，后收录在了《顾准文集》一书中。

在那个令人透不过气来的年代，身处厄境的顾准在精神上却是极度自由的。他邀游于知识的海洋，从西方的希腊文明到中国的史官文化，从古代的老庄孔韩哲学到现代的辩证法和神学，从直接民主到“议会清谈馆”，从中世纪的骑士文明到资本的原始积累……上下古今，无所不谈。

1974年初，他知道自己将不久人世，从2月到5月，居然一口气赶写出10万多字。

1974年12月3日零时刚过，顾准因肺癌晚期去世，终年59岁。

顾准留下的著作并不多，可以说《顾准文集》差不多包括了他的主要著述。然而，这本35万字左右的论文集，内容博大精深，论及了古今中外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哲学、宗教等重大问题。

俞可平在10年前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所有这些论述始终围绕着这样一个基本目的——探索中国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顾准置个人荣辱甚至生死于度外，潜心研究、思考历史和现实。这种崇高的献身和探索精神，使得他能够在疯狂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形成的理论具有令人惊奇的预见性，顾准的思想正在被中国的历史进程所证实，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必将被进一步证实。带着高度的社会责任心和历史使命感探索重大的现实问题和社会发展规律，得出富有创造性和预见性的结论，这便是思想家区别于学者和政治家的地方。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说顾准是一个思想家。

在那个“六亿神州尽舜尧”，“绝对真理”、“绝对权威”笼罩一切的年代，顾准用自己孜孜不倦的独立求索，默默地释解了他的一句普通话语：“没有什么终极目的，有的，只是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