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手

1

我妻子一直在说这楼里有个声音。有时候听听像敲门，有时候像打更，有时候却像应山脉一样，她把这声音说成了三个等级。

我说，有什么声音呢?没有，别乱说。我又说，也许是哪位不小心?也许是动作重了点?也许是习惯了。我把这声音分析了三种可能。

其实，我知道，这声音是有点蹊跷，也可以理解为故意。但我还是觉得这没有什么，这是生活的一种常态，太计较了不好，一点点动静就兴师问罪，会搞得自己很累的。再说了，我的工作也不允许我这样，我在文明办上班，人家当面不说，背后肯定会说，这个人怎么这么没素质啊，一点也不文明。

我们住的是那种叫做“公寓”的房子。这很符合我们的身份，面积也正好，上下楼都很方便，楼梯口有一扇铁门把着，咣当一声，我们就和外面没有关联了，非常安全。还不用交什么物业费，公摊的项目也很少，很经济，很实惠。可我妻子说，她一天也不想待在这里了，待不下去了。她形容这里的房子就像是树上的鸟窝，我们就像是栖息在上面的鸟儿，早上扑棱飞出去，晚上拖着翅膀折回来。她说，那个声音成心不想让我们安宁，我们一扎进这个房子，那个声音就随之而来，好像它一直在瞄着我们，冷不丁地就袭击一下。声音介入了我们的生活，并且长年累月地咬住你不放，与你作对，那你就轻松不了了，就不会疏忽它的存在了。

我们家附近向来是很安静的，已经养成了一种规律，尤其是晚上，十点以后，当龙马街的商铺打烊，当人民路解放路的喧闹静止，就更加安静了。如果我们再挨得晚一点，那简直就是水洗了一样。这个时候，如果你有心，你竖起耳朵，你有辨别力，你就会发现有几个声音会像蜗牛一样爬出来：有无家可归的狗踮着脚沙沙地跑过；有值夜的老头在墙角里稀稀地撒尿；有三轮车夫吱吱呀呀地载着小姐归窝；有赌徒在休战时出来夜宵，一路上还在探讨牌桌上的细节。有时候，我们还会听到呜咽的哭声，我们会听出这哭声不是缘于工厂下岗，或子女就业，生活的难处真的算不得什么，我们品得出，这哭声是因为性事的逝去和无奈。因为长期和声音较量，我们的耳朵已变得非常非常的灵敏了。

当然，我妻子说的声音还不是这些，对于生活的声音，我们向来是敬畏的。我们要说的声音很突兀，完全没有道理，也想象不出为何。咚咚一咚，隔一会儿又咚咚——咚。好像前面的两下是提示，要引起你注意，后面那一下才是目的，是警告你。声音很沉闷，不是铁器石块等尖锐的东西发出的，而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钝器”。我们这幢楼不是现在先进的“框架式”，是最初的那种“墙捣”结构，砌一层砖，搭一层五孔板，就这样一层一层地搭上去，隔音的效果极差。所以，这个声音从哪里发出来，我们一点没数。声音来得也没有规律，当你凝神屏气要捕捉时，它好像故意躲闪着；当你不在乎不经意间，它又会强硬地出现一下，弄得你无法判断它的方位，无法判断它和你有无关系，无法判断它有什么意图。

慢慢地，我们也摸出了一点点头绪，声音是随着动静来的。比如我们炒菜时的动静，那都是在晚上，我们的肚子已饿得咕咕叫了，桌上的菜摆成梅花就差那么一瓣了，香喷喷的味道在房间里撞来撞去，我们的锅铲就难免欢快和惬意，就在这个时候，那个声音就像从天而降一样咚的一下。又比如，我儿子撒尿时的动静，他撒尿有个爱好，喜欢往尿潭里冲，他现在正往大人里长，尿也特别带劲，哗哗作响。要是换了我，我会觉得响尿是一件很难为情的事情，我会收敛着尿，从马桶壁上慢慢地淌下来，悄没声息的。但那个声音好像就在等我儿子的尿劲，他正尿得有味，声音就响了，好像在抗议，有时候，还真把他的尿吓了回去。开始的时候，我们也没往声音的意向上想，觉得声音不会有这么大的脾气，以为声音和动静撞在一起是纯属偶然。后来有一次，夜很深了，我们睡觉时发出点动静，那个声音也咚了一下。这一下，我们都吞了一大口气，我们在漆黑的房间里到处张望，好像声音就躲在暗处，我们这才觉得这个声音不一般，一定长了眼睛，是个间谍，而且是时刻准备着，有心要捉我们的尴尬。这是非常可怕的。

我们准备研究一下声音。

首先我们要研究人，我们想，这个对动静敏感的人，这个因动静而发出声音的人，是谁呢?他为什么这样呢?是脑筋有问题，还是耳朵有问题，还是心肺和手脚有问题?我听说很多脑筋不好的人对动静都特别敏感，尤其是对有频率的动静，频率密度一大，他的大脑就错乱了。大脑的指挥一失灵，就会弄出许多不应有的声音来。耳朵、心肺、手脚不好的人，同样会出现类似的情况。

第二个研究是，这个人究竟是楼上的，还是楼下的，还是左右两边的?如果是楼上的，那可要小心了，那我们不仅仅要注意动静，可能还要注意形象，说明这个人要么耳朵出奇的好，什么都听得见；要么耳朵有特异功能，像眼睛一样可以透视。假如这个人住在我们楼下，他感受到的动静会直接一些，他要把所有的动静都列为敌人，都要进行反击，那不用说，我们安宁的日子也到头了。

还有一个研究就是，他到底用什么来捣声音。前面说过，他用的是“钝器”。如果钝器的声音来自楼上，那还好猜猜，跺脚，摔凳子，都可以制造出钝器的效果。如果是来自楼下呢?那要用什么东西才能够得着楼上?在我的印象里，现在的家庭已经很少有棍棒之类的东西了，拖把还是有的，雨伞也是有的，如果家里有老人，手杖也许也有，问题是，他要随时把它带在身边，像枪一样瞄着，你刚刚有了动静，他马上就袭击过来，这说明了什么，说明这个人顶真。世界上怕就怕顶真二字，这可怎么是好。

这一年冬天，天气和我们的运气一样坏，天空一直阴着，都是肃杀的样子，有几天还结了霜，有几天还下了雪。我妻子也快要下岗了，那些天都在和厂里讨价还价，其实，吵已经没有用了。厂长说，大势已去，大势所趋。也就是说，天塌大家事。再说得通俗一点，就是“树倒猢狲散”。我妻子的心情很不舒畅，动静自然也会大一点的，其实那根本算不得动静，比如走路的动静，洗衣服的动静，甚至有时候咳嗽打喷嚏的动静，这算什么动静呢?这是家里面有人的迹象，是生机勃勃的动静。但楼里的“声音”不这么想，他以任何动静为敌，和任何动静作对，甚至对反击有快感。如果他心情好，就咚咚两下作为提醒，要是他心里遭遇了障碍，那就不是三下四下的问题了。

每当这个时候，我妻子就会警觉起来，耳朵和脸色都严阵以待，好像要在空中逮住这个声音。她说，你听，这个声音又出现了，好像一直在跟着我们。我也装作要捕捉的样子，说，哪里呢?不是很明显，听得不是很清楚。她说，你还说别人脑子有病，我看是你有病，至少是耳朵有病，这么明显的声音，而且有具体的指向，你还听不出来。我顶撞她说，那你耳朵好，你听见了，你说说声音在哪一层，是楼上还是楼下?她也不甘示弱，说，我要是知道在哪一层，还跟你说什么啊，我早就和他吵开了。她又说，什么意思嘛，有话好好说嘛，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这样躲着放冷枪，一点也不光明磊落。我也附

和着说，说来说去，还是因为楼的质量不好，空洞洞的，回声很大，声音好像在楼里跑来跑去。我妻子说，所以，我现在是越来越讨厌这里的房子了。

2

其实，我是故意和妻子打糊涂仗的。

我早就知道声音的出处了，就在我们楼下。我们在五楼，我们的动静肯定首先蹿到了四楼，其次才会蹿到四楼的隔壁，加上楼的质量不好，本来我们人类走动的动静，在楼下听起来，就成了大象走动的动静。如果他觉得这是生活的动静，是人类发出的，那就没什么事情了。问题是，他现在把动静当成了敌人，他要拿枪去追杀它，觉得“不是你死就是我活”，这就另当别论了。

为了避免与那个声音正面冲突，我们除了把动静降到最低限度外，还在声控方面采取了一些措施。我们把桌子底下铺上了塑料毯，把凳子都戴上了“脚套”。我们原先的拖鞋都是塑料的，这种拖鞋一到冬天就变硬，穿在脚上就像穿了个铁块，走路时笃笃的，现在，我们都把它换成了布拖鞋了。

那些天，经常有妻子的工友到我们家来商量对策，商量怎样和厂里谈判，提什么条件，怎么先下手为强，或者干脆穿上统一做好的黄马甲，后背上印着“我们工人要吃饭”，到市政府门口去静坐。我在听她们讲述的时候也确实为她们难过，为她们厂惋惜。她们那个厂在我们这里还算是一个知名企业，是国有的，做肥皂，有一段时间也挺吃香的，那种“增产牌”肥皂市场上经常脱销，我乡下的亲戚就找我开过后门。后来也不知是哪里出了问题，这个厂很快就萧条了。听她们说，首先是城里人不用肥皂了，接着是普及了洗衣机，最后是乡下的女人也不在河边槌衣服了，她们厂的肥皂就像打败仗一样，一退再退，最后退到了一个死胡同，被人家消灭了。据说，现在的那些新厂起得都很有规模，一步到位，投资一砸就是一个亿，像做奥妙的，做超能的，做纳爱斯的。她们那个厂有什么呢?固定资产也只有六七百万，申请二级企业的时候也不过一千多万，淘汰是必然的。

这些都是她们当晚谈的内容。在她们饶有兴致的谈话中，有一个现象一直让我提心吊胆，就是我妻子的一位工友，她有习惯性抖脚的毛病，尽管她进来时我们已让她换了拖鞋，但我知道，我们楼下的那位，他的顶真是出了名的。且耳朵异常灵敏。我就眼睁睁地看着她抖脚，看着她一点点地把错铸成。果然，楼下的反击上来了。他平时对偶尔出现的动静都瞄得很准，今天的动静也太持续了，方位早暴露了，他先是咚咚地来了两下，接着又是两下，又接着给了两下，一共是六下，每一下都击中了她们所坐的位置。这个打击有点突然。她们马上扑棱棱地站了起来，以为是楼层要塌了，然后面面相觑，问怎么啦怎么啦?我妻子也一头雾水，问，怎么会这样?我当然也不好捅破真相，只好装傻充愣说，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那天晚上，因为有几个工友在，我妻子没有和楼下斗气。但等到工友们一个个走了，我妻子的怒气就爆发了出来。她像批斗阶级敌人一样批斗我，说，气死我了，我气这个声音霸道，气他不讲道理，但我更气的是你的态度。她说。我真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一个人，你一点也不像个男子汉，你居然还替他打掩护，你像是一个卖国贼，里通外国。后来想想，这样的比喻有点不着边际，她改口说，你这样做就像给科学实验误导了方向，我们白白走了许多弯路。被她这么一说，我好像真的走了许多弯路，心里也渐渐惭愧起来。不是吗?如果这个声音就来自我们楼下，那么，我们早应该去搞搞清楚，和他交涉交涉，到底是他出了问题，还是我们出了问题。我居然充耳不闻，听之任之，还假装着混淆真相。我妻子最后说，这件事其实并不复杂，都是你把它搞复杂了，现在事情明朗了，就由你去全权解决吧。我没有办法，就像俗话说的，自己酿下的苦酒，我得自己喝。但我心里又觉得这事可能事出有因，待我先调研一下再作决定。

过了几天，我特地请了半天假，故意滞留在过道上，装作无所事事地活动手脚，目的就是为了“考察”他们。我等着他们吧嗒把门关上，听着他们有说有笑地走下楼梯，判断着他们的声音渐行渐远，然后，他们走出了单元，接着单元的铁门也咣当一声，我就蹑手蹑脚地潜下楼去。

我知道楼下这对夫妻都是教师，男的教历史，女的教音乐，平时出双入对的，看得出思想和行为都比较默契。现在，我像个小偷一样在他们家的窗外窥视。我尽力去察看他们家的客厅，更多的时候，他们都是在客厅这个位置袭击我们的，我想，在这里是不是会有意外的发现呢?我发现他们家的房顶是做了灯池的，灯池就像个扩音器，东西捣在灯池上，就像石头擂下了山洞，山响。这样想着，我就看见了墙角的一根木棒，大概有一人多高，这样的木棒，一般的家庭是没有用的，做拖把太长，做量尺又太粗，看来，是专门用来捣声音用的。他们为对付动静还花了不少脑筋，也作了充分的准备。由此，我也揣摩出他们夫妻是怎样的一种精神状态，他们肯定是性格内向的人，在心里想事，又不愿意与人接触，不然，像动静这样的小事，上来说一声不就得了。对于这样的人，我也没办法和他们沟通，但妻子下达的任务还是要完成的，考虑再三，我决定给他们写封信，我想，以他们的性格，他们是喜欢这种交流形式的。

信是这样写的：我首先称他们是楼下的朋友，并介绍自己是楼上的。我写了四个意思：第一，生活中的动静总是有的，要看它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第二，我们没有搞动静的嗜好，先不说会不会影响别人，但它肯定会影响自己；第三，考虑到你们的态度，我们已积极地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给凳子戴上了“脚套”等等；第四，都是自己人，有话好好说，暗地里较着劲，是不是太辛苦了……

总之，信写得比较在理，也不卑不亢，他们如果心平气和，是会听得进去的。我把信塞在楼下他们家的信箱里，当然，这一切，我都是瞒着我妻子做的。这做法一般人不理解，觉得多此一举，还不一定奏效。我妻子就是这么说的，像他们这种放冷枪的做法，就是小人气，就是阴暗，就应该真刀真枪地干上一场。这又何必呢，又不是什么塌了天的大事。再说了，我妻子最近是非常时期，受下岗的困扰，像碰上了双倍的更年期，她的事不能火上浇油。

按照常理，楼下是应该给我们回封信的，就算我的信里说得不对，我冤枉了他们，与事实有出入，他们也可以回信探讨和反驳。但是没有，他们没有对我的信作出任何回应。

我们的信箱是装在这个单元的楼梯口的，楼梯口有一个不大不小的归避处，有时候有临时的小摊在这里借用一下，比如卖桂花菊花的，卖自制草药的，但更多的时候，会有一些偷懒的三轮车夫在这里赌博。我最怕三轮车夫了。人少的时候，他们还比较专注，自己赌自己的。有时候人多，轮下来的人无聊了，就会去信箱里挖一张报纸看看，那封信会不会顺便也被他们挖走了呢?或挖出来了又恶作剧地把它丢掉了呢?这样想着，我的汗就扑哧扑哧地流了下来，这就意味着我跟楼下的这个“地下党”根本还没有接上头，电源还没有搭上，事情还在原地踏

步。但我还是相信，三轮车夫不会无事生非，信是那么的郑重其事，人们对信又是那么的敬畏，相信那封信没人敢动，相信它会顺利地抵达。

那些天，我对家里的信箱也特别关注，拿报纸也格外积极，有时候下去没有收获，一会儿又惦记起来。我妻子开玩笑说，你是不是在等什么情书啊，心急得都有点不正常了。当然，她没有往信这个载体上想，信的创意，她一下子还想不出来。昨天她还问我，你后来是怎么跟楼下交涉的?我一本正经地说，这事明摆着就是他们错嘛，还用得着怎么交涉?我们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我妻子说，就他们这种做法，真是不值得去费这个丁夫，早就应该杀杀他们的气焰。又说，怪不得这几天老实了，没声音了。我轻描淡写地说，我们有理不用高声嘛，他不得不考虑我们的意见。牛是这样吹了，但我还是有点担心，担心他们不理睬我的信，担心他们的声音又响了起来，这样，我就没办法自圆其说了。

不过，声音在近期里最终没有响起，我还是庆幸的。我庆幸自己选对了一种方式，俗话说，只有软死人，没有硬死人的，信就是软的方式，信一下子就把他们给柔软了，我相信他们会理解我的用心的。他们毕竟是为人师表的啊，他们的工作就是以文明来化育学生，他们应该在文明上身体力行才是。这样想着，我就好像看到了他们收到信后的情形——他们平时都是女的先上楼的，男的在楼下拿报纸，他拿着拿着发现了一封信，觉得奇怪，就草草地扫了一眼，三步两步追了上去。，女的已经在卧室里换衣服了，男的压低声音说，你快来看，一封信!现在能收到信已经是很奇怪了，现在收到的大多数都是“通知书”，电信的、移动的、水电的、保险的，还有就是一些广告，个人的信函让夫妻两个都感到了好奇，女的披了一半的衣服就走了出来，男的连包还夹在腋下，就在客厅里把信展开了。为了更好地理解内容，男的还轻轻地读出了声，边读，女的情绪就沉了下来，露出了不屑，女的还指着信纸反驳了几句，而男的，不断地摊着手，好像在解释信的内容，也好像在给女的做思想工作。最后，他们也谈到了信的动机和功能，觉得这个态度和方式还是可以接受的。于是，男的试探着问，那我们是不是要回封信呢?女的立马就制止了说，你有点过了啊，现在是什么时候，大敌当前，你有这样的想法是非常危险的。说着继续换她的衣服去了。男的拿了信掂了掂，最终没有把信丢进垃圾桶，而是塞进了茶几下的报纸堆里，好像在说，那就以观后效吧。

如果是这样，我想那也是挺好的。我们花了最小的代价，平息了一场不知后果的争执，有点化干戈为玉帛的味道。

一时相安无事。

3

我一直想不明白，楼下的朋友为什么会这样。从前面的现象来看，我们只能作以下没有根据的设想：他觉得邻居就是敌人?他觉得动静就是针对他们的?他觉得我们的信是一个阴谋?他们崇尚“白区式”的地下斗争?或者，他们得了某种我们还没有认知的病，而这种病的病理特征正好与动静有关?

我不知道这样的猜测对不对，我也不知道到底有没有类似的病，现在的社会，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多了。我说这话的意思是说，谁知道他们在想什么，正要做什么?相安无事的背后，会不会已经发动了“寂静后的总攻”?

有一天在单位，我们主任找我谈话，他笑眯眯的，像找朋友聊天一样随意。主任是宣传部一个副部长兼的，因此，和他的谈话我也很在意。我现在是文明办的宣传处副处，在单位，因为资格的问题，一直挪不动。前段时间，传说宣传部文化处有个位置，我也去努力了，心想，谈话是不是因为这件事呢?

结果不是。主任问，你平时在家里都做些什么呢?我说没有啊，回家还做什么，就是家务啊休息啊。主任又问，你家里有很多人来往吗?串门做客的?我说，平时来人不多，基本上就是老婆孩子。主任看看话题进入得太慢，就不兜圈子了，说，是这样，有人反映，说你在家里动静很大，深更半夜也不例外，扰民，有吗?我愣了愣，心里想的是“挪一挪”的好事，原来是“声音”的状告到单位了，反差这么大，气就一下子沉不住了，说，这怎么可能呢，我没事在家里弄动静干吗?我又不是夜游神，我每天都睡得像死猪一样。主任用手止住我，说，好好好，这也不是什么大事，我也是随便说说，没有就当耳边风，有也没什么关系，以后注意点就是了。我说，我注意什么啊，我没什么好注意的，这人也太离谱了，像这种事也告到您这儿。主任看看我，没有再说话。主任不说话，我就知道事情坏了，他一定对我的态度很反感，至少对我的印象不怎么好了。在他眼里，我的脾气很大，一点也不诚恳，或者说，一点也不给他面子。想不到在单位还中规中矩的，在家里原来是如此的霸道。主任要这样想了，我就完蛋了，“挪一挪”的事，就要等猴年马月了。

这件事我还没敢告诉妻子，要告诉她，她肯定受不了。其实我也受不了。我只是笑我自己，以为是自己的信起了作用，以为楼下的朋友收敛了，原来他是换了一种形式，白区的地下斗争不搞了，改做安全工作了，“策反”策到我们单位了。

在这之后，又安静了一段日子，我们都很高兴。也许他在等我们反省，也许他在以观我们后效，但不管背后的隐情是什么，安静总是事实，是好事。

就像每一条河里都潜伏着暗流，每一个东西都有它的背面一样，在我们相对平静的生活中，我们楼下的朋友又在悄悄地活动了。这一次，他们去了派出所，他们向派出所告发我们的动静。派出所第一个问题就是你们打架了没有，打架了，影响到治安了，派出所才会出面调停。但他们在动静的描述上下了工夫，把我们的动静说得像《聊斋》一样恐怖，他们说，脚步声都是在入夜时分响起的，而且听得出是男还是女。他们还说，楼上的这户人家很狡猾的，阳奉阴违，你要是不把他们当面捉住，他们是不会承认的。他们的陈述让警察提起了“破案”一样的兴趣，警察摩拳擦掌，答应插手看看。

派出所来人的那天我妻子正好在家，她当场就嚷嚷起来，什么声音?谁的声音?你们搞搞清楚。说话的时候也趁机把楼下的带了一把，说螺丝松了吧，说脑子进水了吧。警察阻止说，你也别说得太早，还不知是谁螺丝松了呢，我们检查了再说。警察先是查看了楼下的房子，看了看他们的灯池，觉得隔音效果还是可以的。一般的脚步声听不出来的，除非楼上是歌舞厅。后来警察就发现了他们家的那根木棒，警察觉得，在这样的房子里出现木棒这有点蹊跷，就问，你们家有人练武吗?男的狐疑地答，没有啊。警察又问，你们家有谁喜欢挑担吗?男的说，也没有啊，现在还有谁挑担?警察说，那你们家这根木棒有什么用处?这会儿是女的回答，说，楼上来了动静，我们就用这个往上面捣，警告他。警察皱了皱眉头，斜着眼问，你们上楼去看过吗?你们确定是楼上的动静吗?女的说，我们的经验非常丰富，动静根本逃不过我们的耳朵。警察笑了起来，说，我看你们也可以当侦探了。

警察接着来到我们家，他环视一周，大概觉

得不像他想象的“歌舞厅”，问，你们家小孩打球吗?我说，哪里还敢打球啊，我们家就差家具没穿上脚套了。警察说，这个我们看到了。又说，我问个技术问题啊，楼下说，他能够辨别出你们夫妻走路的声音，这怎么解释?我尴尬地说，不怕你笑话，我腰椎不好，走路有点瘸，一脚实一脚虚。警察笑起来，摆摆手，意思是自己大致判断出是怎么回事了，他说，那我们做一个声音测试好不好，你不会介意吧?我说，我们不介意，我们求之不得呢。于是，遵照楼下那位朋友的意见，两个到场的警察分了一下工，一个在楼上监视我们的动作，一个在楼下监听我们的声音。为了科学地反映我们的日常生活，和我们在生活中可能产生的任何动静，两个警察还悄悄地商量了一套动作，动作包括穿鞋、走路、扫地、上厕所等，然后由楼下的警察发出口令，楼上的我们听令执行。如此这般做好，我们家这位警察就笑眯眯地下楼去了。

我完全可以想象，楼下是怎样的一种情形。我妻子比较多事，站在过道里，探出大半个身子，耳朵张得大大的，在偷听楼下的动静。楼上的警察漫不经心地进到楼下，他和他的同伴迅速地交换了一下眼神，意味深长地一笑。同伴问，怎么样?楼上的警察反问，你们怎么样?你们听到什么了吗?同伴说，很正常啊，如果不是有口令在引导，我们几乎听不到什么。楼上的警察说，是吗?他转向楼下的主人问，那你们感觉怎样?女的说，他们就会作假，我们知道的，他们看你们在，就故意放轻了动作，他们就是这样阴险。男的说，我们请你们来，也并非想要处理谁，就是想提醒他们注意。楼上的警察说，好了，现在什么也不要说了，我们实验也做了，你们自己也都听到了，我告诉你，我们做了很多动作，有口令的我们做了，没有口令的，我们也挑了几样做了，而且，所有的动作都是我亲。自做的。都是按照我们正常的生活习性做的，我们觉得这很正常。如果你们觉得这还不算，那你们打一架，我们再来解决。如果你们觉得这楼里还应该有另外的声音，那一定是闹鬼了。我妻子听到这里忍不住嘎嘎地笑出声来，向躲在家里的我做了一个胜利的手势，还配了声音“耶”了一下。

现在我们知道了，我们楼下的朋友，不仅喜欢“告官”，还喜欢“走司法”，我妻子却不吃这一套，她觉得现在警察都有态度了，马上就趾高气扬起来，说，随他们怎么样，我们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4

夏天的时候，我们这个地方突然热闹了起来。我们这里本来就路窄车多，为了缓解这种现象，政府要求市民尽量多使用摩托车。这样，有汽车的人，为了出行方便，就弄了辆摩托车骑骑；钱不多的人，也买辆摩托车过过车瘾。一时间，路上的摩托车像狗儿一样到处乱跑。我们家边上的广场也被利用了起来，办起了练车场，设施都是大家自发安排的，有走弯道的，走门洞的，走独木桥的，都奔着考试的意思去，大家练得其乐融融。

我妻子近来情绪一直不好，她遇到的事情非常棘手，眼看着几十年的老厂，说没有也就没了，心疼。偏偏善后的工作是由一个接管公司来操办的，千丝万缕的关系，用三块板两条缝的办法去做，怎么能尽如人意?昨天，她的工友们就到市政府门口去静坐了，大家的情绪都很激动，还围了市长的车。结果公安介入了，把和她一个班组的玉花也叫了进去。这事如果市里重视，可能会坏事变好事，如果市里正想抓一个典型，杀鸡教猴子，那就麻烦了，还会影响到大家一直在争取的待遇，所以，心都牵着。

这天夜里，我们睡不着，都十一二点了，眼睛还亮得像铜铃一样。外面的声音杂七杂八地涌进来，在我们耳朵边上骚扰，但我们会辨别啊。会分析啊，会筛选啊，有些是属于娱乐的，有些是属于生活的，有些是意外的，有些是不小心的。总之，这些声音都是正常的，它们没有恶意，和我们没关系，所以，我们不急。有一下，我们听见了一个沉闷的声音，也不是很大，这种闷响对我们来说只是有一点点突然，还没有到震撼，觉得这样的夜晚怎么会有这样的声音呢?我们就躺在床上瞎猜起来：可能是哪层楼上扔了袋分量不轻的垃圾，可能是谁家的门被风带上了，也可能是路边的碘钨灯被人打爆了，最后我们总结出，一定是广场出来的摩托车撞起来了。那些生疏的摩托车，在里面兜得差不多了，兴奋地从广场里面摇晃出来，但毕竟是没有经过考试的，心底是虚的，遇上紧急情况就撞上了。听声音还是撞在一辆奥拓上，有人说奥拓车是“纸板车”，撞上了就是这种闷响。我们正讨论得津津有味，楼下的木棒也不失时机地捣了上来，咚咚咚，咚咚咚，一连捣了好几下，他们一定是觉得我们家又有什么动静了，一定是觉得反正“告官”啊“走司法”啊都没有用，现在不跟我们废话了，直接真刀真枪了。我妻子瞪大了眼睛，竖起了耳朵，头发也过了电一样耸立起来，好像是自言自语，又好像是问我，这一回总是楼下的声音了吧?这一回我们躺在床上一动没动是不是?好，你捣，好像我们不会捣似的，好像我们捣不过你似的，我们也捣一个给你看看。她其实是心里难受，她马上要下岗了，要失业了，那些退下来的老人没了工作都很失落，她就更加失落，况且，她的工友还被关在里面呢，“新仇旧恨”一下子涌上心头，她控制不住了，她爆发了。

她赤着脚从床上跳到地下，拿起床边的凳子就摔了下去，一下，觉得不解恨又抓起来摔了一下。楼下的他们也不甘示弱，肯定也是早已森严壁垒，也连续捣了几下。交战就这样正式拉开了序幕。我知道，现在我就是想劝，也劝不住了，脓包捂着，只会越捂越痛，还不如把它挑破了好。随她去吧。

我妻子扑向窗户，她觉得这样更有利于吵架，可以直接把话扔进楼下房间，你是脑子有病啊还是手有病啊，你是睡不着是吧，好。我陪你不睡。楼下那女的也把话扔了上来，是你有病，深更半夜轰隆轰隆的，闹鬼一样。我妻子说，我看你的耳朵可以到殡仪馆去换一副了，是摩托车撞了都听不出来。这话说得也许有点漏洞，楼下那女的立马就抓住，说你怎么知道是摩托车撞了，分明你就是那辆摩托车，就是你弄的动静，就是你在放冷枪。我妻子说，好，我让你听听我们家的动静，我让你看看我们是怎样放冷枪的。为了证明我们家的动静，我妻子已经不顾一切了。她特地去穿上皮鞋，双脚在地上蹦了几下，整幢楼好像都在瑟瑟地抖动。接着她抓起一个茶杯摔了，又抓起一个泥塑摆设摔了，又端起桌上的万年青摔了，一边摔一边还念念有词，这就是我们家的动静，我让你知道我们家的动静，我干吗要放冷枪，我要放就放大炮。她摔得兴起，她的话也鼓动着自己，正要把桌上的电视机也抱起来摔了，我赶紧扑过去把她摁住。我说，适可而止吧，气出了就好了，摔几下也可以了。电视机摔了有什么好呢，只会是亲者痛仇者快。我妻子还是意犹未尽，还觉得应该再摔些什么，最后给自己找了个台阶，抓了一把剪刀再摔了一下。

在我妻子大肆摔东西的过程中，楼下倒是服服帖帖了，一声不响，大概是被我妻子的气势吓倒了，也许是觉得我们楼上的动静确实不一

样。倒是把隔壁几个邻居吵了出来，过道上的灯也亮了，人们三三两两地钻过来看，有些进了我们的房间，有些进了楼下，一边询问事由，一边打圆场，于是，我们看到，我们这幢楼，在夜里突然放亮起来，特别的触眼，我们还听到一些嘈杂的声音，有争辩的，有诉说的，也有劝解的。当然，一切很快安静了下来。

这之后，我发现了一件很难堪的事情，其实我妻子也感受到了，就是我们从这幢楼里进出的时候，总是提心吊胆的，生怕碰上楼下的这位朋友，男的女的都怕，都会觉得尴尬。碰到了怎么办呢?打不打招呼呢?打招呼说什么呢?有一次，我还真的在楼梯上碰上了那个男的，硬扛着，笑也不是，拉脸也不是。那男的好像想和我说话，嘴巴努了努，做了个手势，但这个手势做得有点让人费解，我下意识地警觉起来，说，你想干什么?你还想怎么样?我这样莫名其妙地一说，无异于一声断喝，打乱了他的方寸，也把他的表情和心声堵了回去，他也马上不自然起来，想说的话也忘了，就噌噌噌地掉头走了。

我们本来都是很好说话的人，被那些声音弄得，现在也变得神经兮兮的了。

5

我妻子想搬家的念头就是这时候生出来的。她说，我一天也待不下去了。搬家虽然是一句笼统的话，只有两个字，但要做起来，谈何容易。对我们工薪阶层来说，跟做一个“神五”“神六”差不多。可要真到了度日如年的地步，办法也不是没有，活人还会被尿憋死吗?不会。我妻子原来厂里的设想是“双免”，现在她决心买断了，就是完全和厂里没有关系了。她拿了几万块的买断费，又把我们现在的房子卖了，再争取了二手房贷款，零零散散地加起来，新房子就买下来了。

我们还特地挑了个一楼，这是吸取了老房子那边的教训，生怕自己再有什么动静，扰民不好。是的，和老房子那边相比，这里的房子是好多了，先不说房子造得如何漂亮，框架结构是毋庸置疑的，也就是说，层面是直接用水泥石子浇筑的，一层一层地浇上去，像长在地里一样结实，不像老房子那边的“墙捣”、“五孔板”，再换句话说，那些漏啊声音啊什么的，想出现都难。

但不知为什么，我老是会想起老房子楼下的那位朋友，我们的结局令我不是滋味，从表面上看，我们搬走了，我们受不了吵，我们自认倒霉，但事实肯定不是这样的。我们搬了，他们真的就安心了吗?他们的情况太不正常了。我们是知道自己没有动静的，而他们对动静又过分敏感，他们诡异的想法，包括他们处理问题的方式，都让人不可思议。他们是一对怎样的人呢?他们的内心，又有着怎样的不可名状的甚至是无助的故事呢?我曾经在一本书里看到过这样一句话：一个貌似凶悍的人，其内心其实是极其脆弱的。我想着他们的样子，他们的内心是不是也和他们的表面相反，是极其“脆弱”的?这个时候，我刚刚接触了上网，好奇使我在网上搜索各种各样和他们相似的“病症”，有一天，我搜到了一条奇特的病——“癔听症”。

癔听症(anditory hallucinatiou)，主观上有某种说不清楚的东西在耳底部，并伴有胀满、受压、阻塞等不适感(检查又没有发现相应的器质性改变)，导致听力功能和感觉功能异常。相关因素是失眠、情绪波动、过度紧张、植物神经紊乱、内淋巴吸收障碍、代谢与内分泌功能障碍、末梢血液循环障碍等。祖国医学称之为“假耳物”。普通人群中有少部分间歇性有此感觉，以更年期女性多见。

这像不像他们的情况?其实，在我的心里，“他们”实际上指的是那位女的。我觉得，女人有时候更容易落入一种极端，落入极端时才会无端地生起是非，且不可理喻。而男人一般会相对理智一点。在我的印象里，楼下的那位男人还是理智的，至少他没有怂恿，不过，他好像也没有积极地制止。如此，事情才会发展到这一步。后来，我又搜到了类似的一份资料，差不多的，叫“幻听(acousma)”。

“幻听”的主要表现为短暂的精神异常，听力错位，自主感觉紊乱，波动性耳鸣或耳聋。可能因暗示而产生，也可能因暗示改变或消失(如有症状，可能因为前庭神经受损，内耳膜迷路水肿等)。患病率约为百分之二，女性高于男性。

在这则资料中，还附加了一些病症特征：高度地以自我为中心，情感反应鲜明，言语行为夸张，感情用事，暗示性强，富于幻想……

几则资料都把可能指向了女性，那么，老房子楼下的女人，她是不是在生病?

我心里隐隐有些不安，我不安的是我们对她的态度，对她的做法，如果她真的在生病，那一切都是可以谅解的；如果她真的是在生病，那我们就太不应该了，太没有人情味了。我知道有些病的病人，都会有一种症状转移倾向，明明是自己有病，却顽固地误以为别人有病。病得越厉害，越觉得自己正常。既然她是在生病，那么，她的病就不是因为动静而生，和我们也没有关系，自然，也不会因为我们的离去，而消失而平静。那么现在，在我们不在的日子里，她还在生病吗?她正在病中吗?她的病怎么样了?

我妻子是不关心这些的，对于她来说，这件事早已经过去了，就像虱子烫了一样，一身轻。她现在尽情地享受着新居的舒适，在家里养鱼养花，再也没有什么来打扰她，会有什么呢?我常常跟她说，女人其实还是忙一点好，像以前，忙工作忙生计，就无暇顾及其他了。她现在就是太闲了，闲了，也会生出许多心思和无聊的。有一天她跟我说，真是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我们楼上刚搬来的这一家，就是一只怪鸟，他们也喜欢弄声音，每天都要弄好几次声音。我吓了一跳，我说，这里是框架结构的嘛，怎么也会有声音的?妻子说，框架只是不会漏而已，东西砸在地上，声音照样会响起来的。我奇怪地看着她，说，你怎么把老房子那边的毛病也带来了，看来声音在你的心里扎下根了，有后遗症了。也许声音还把你练出来了，你现在也在乎声音了。她内行地说，我可不是幻听啊。幻听是感觉有，而实际上没有；我也不是癔听，癔听是把无关乎自己的声音，硬是说成是冲自己来的。她强调说，我的听觉是真切的，我说得也是严肃的。

如我妻子所说，楼上的声音的确很真切，也很特别。我们原先以为，我们再不会受声音的侵扰了，我们有框架结构作保障，同时，我们很健康，我们无所谓声音，声音就侵害不到我们。但我们没有想到，框架非但不能抵御声音，其实，同样，它也会传递声音，声音的生命力大着呢。那么，楼上的声音怎么个特别呢?它是一种吧嗒吧嗒的声音，每一次都要响好几下，像什么东西在地上滚动。我们也仔细研究过，这样的声音，一般的家庭不可能有，因此，我们也不知道是怎样产生的。

为了搞清楚楼上的声音，我妻子也动了不少脑筋。她找了条还算不错的浴巾，用这个做道具。她走到楼上，敲门，里面传来“谁呀”的女声，她说是一楼的，送东西来了，毕竟是邻居，没怎么困难门就开了。我妻子没有进门，尽管那女的说进来吧进来吧，我妻子还是矜持着，她掌握着令人舒服的分寸。我妻子说，我们家院子

米猪头(我)：如果我没有猜错，你曾是我们家楼下的朋友，我们住在人民路解放路边上的公寓里，我们也曾经有过不愉快的接触。如果不是，那我很冒昧，不好意思。

矮脚马(他)：啊，啊，其实，从你说自己是文明办的，我就知道你是谁了，我知道你在什么单位的，你还记得吗，我曾经找你们领导反映过你的“动静”。

米猪头：反映的事就别提了，虽然它对我的进步有一点点影响，但无所谓，我比较纳闷的是，我们真的有那么大的动静吗?

矮脚马：这也是我一直不安和歉疚的。有好多次，我们在楼道里碰上，我很想当面和你解释一下，但我们的气氛和关系，让我们的说话有了障碍。你一定很生气是吧。

米猪头：不是生气，而是费解。看来你们的问题实际上就是你妻子的问题，你是不是怕老婆?但怕老婆也得有个分寸啊。

矮脚马：不是怕她，准确地说是在迁就她，她身体不好，特别是精神状态不好，我不想她因为什么事情而受到刺激。

米猪头：她生病了吗?我们现在把话说开了，这我也早有预料，她是什么病呢?和精神方面有关吗?

矮脚马：也不是病，我从来不以为她有什么病，她只是身上的某个部件有一点不好。她很焦虑，我也一直在帮助她，希望她树立信心，战胜自我。也许我这样做是错的，我怂恿了她的错觉……

米猪头：我知道她是耳朵坏了，因为她对动静的判断完全乱了，但耳朵不好的人也很多啊，像聋人，不至于每个耳朵不好的人都可以偏执和极端。恕我直言，动静和声音只是个由头，关键是她心里和别人扭上了，抵触上了。

矮脚马：是啊，她的落差太大了，她不光是听不到的问题。她原来是个大学老师，她喜欢教学和唱歌，这是她引以骄傲的职业和特长，可是有一天，她什么也不能做了……

米猪头：她没有去看过吗?是什么原因呢?

矮脚马：当然看过，北京、上海，我们看过很多地方，听说重庆有这方面的专科，我们也跑过重庆，都没用，而且越来越坏。开始是听不清，后来是听不见，再后来是幻听，一直到癔想。

米猪头：其实你应该找找别的原因，尤其是精神方面的原因。她不是在学校吗?她在学校里有挫折吗?比如，她的课开得怎样?她带的学生有没有出息?她周围的人是什么职称，她又是什么职称?这些各种各样的因素，她是怎样看待的，你心里有没有数?

矮脚马没有接上来，他停在那里了，他的头像下没有“写字”的动作，头像上也没有“输入”的字样。他可能在考虑要不要和我聊下去，他在权衡要不要把真相告诉我。如果他妻子有真相，如果有一种能挽回他们形象的真相，那我想，他应该是愿意倾诉的，他渴望把真相说出来。他来征文，其实也是这样的一种心理。隐瞒只会让委屈加深，而离友善和同情越来越远。果然，他又上来了，他的头像又动了起来……

7

这件事完全出乎我的意料，这么严重的后果我怎么也想不到。我很难过，直到下班，我还是没有回过神来。平时下班，我都会自觉地到菜场去，买点什么带回家。今天没有，我乱七八糟地就回来了。我的脑子里老是在闪现老房子楼下那女人的样子，想着那女人的病，想着我们的过错，对于一个病人，我们做什么了?我们把她当病人了吗?我们理解她了吗?我们同情她了吗?我们伸出援助之手了吗?哪怕是事先我们向她提一点“疑问”也好，那也会引起他们的注意，那也有警示作用，那也是帮助。但我们没有，我们只是推却、争辩、冷眼、相峙、对抗。我们搬家了，自己清静了，却让她就这样无助下去。

我妻子没有注意到我的情绪，她只是问了一句今天买什么菜啦，又继续兴致勃勃地做她的事情——她在做一面“照妖镜”，一面普通的圆镜，边上包了红布。我们是一楼，一楼就有个像猪鼻子一样拱出来的门庭，她要在这个门庭的顶端挂一面镜子，太阳斜照的时候，镜子的反光就会折射到楼上，不管楼上的位置是书房，是客厅，还是棋牌桌，有一团反光在他们眼前闪闪发亮，晃来晃去，他们就难受。难受了，他们就会想起他们的“声音”带给我们的骚扰，他们就会稍稍收敛。我妻子说，楼上的越来越不像话了，我送浴巾的时候就向他们提醒过，后来把我衣服弄湿了，也找借口上楼警告过，他们表面上都答应得好好的，回头就照样，声音继续吧嗒吧嗒。我觉得妻子的想法不对头，有火药味，已经超出了正常的告知意味。我说你烦不烦啊，你觉得这样有意思吗?她说，我烦什么?是他们在烦我，我才去烦他们的，我觉得非常有意思。我提高了声音说算了，不要再闹了，我们不要再做让人反感和伤心的事情了!也许是我的话说得过重，有点尖刻，不像我平常的话，我妻子就扭头看着我，说，你今天怎么啦?被领导批评啦，还是评不上先进啦?我再也忍不住了，说，我今天碰到我们楼下的他们了!我妻子问，哪个楼下的他们?她早已经把他们忘了。我说，老房子楼下的，那个捣声音的，他们被声音害了。这一下我妻子也愣了，身体紧张得直了起来，她小心翼翼地问，这是怎么回事啊?声音怎么会把他们害了呢?听都没听说过。我就把家里的电脑打开来，翻出我和“矮脚马”的QQ，我们的对话内容赫然在目：

矮脚马(他)：你猜测的方向是对的。她很爱自己的事业，她以前课开得很好的，还得过省里的示范课奖。失听之后，她不想让别人知道，硬撑着继续开课，但这怎么能马虎过去呢?她的学生马上就发现了，有个学生还为了一个音节和她较真，让她下不了台，这给了她很大的打击。从此她就走不出来了。

米猪头(我)：没有人直截了当地指出过她的病症吗?特别是你，你没有好好和她谈谈?

矮脚马：这也是我痛心和后悔的地方。我们怕伤害她的自尊，我们一直在迁就着她，替她打掩护，我们怕她知道了真相受不了，所以，我们一直在陪着她“做戏”，陪着她编造事实，欺骗自己。这个“我们”也包括了她的家人。我们处处附和着她，像顺从一个小孩一样顺从着她，她说有动静，我们就帮她解决这个动静。这就形成了她的耳朵依旧“聪慧”的假象。但她的心情已彻底地坏了，坏的心情一直在助长着她，怂恿着她，甚至强化了她，使她畸形地觉得是外面出了毛病，是外面没有道理，是外面在和她过不去。

米猪头：你也算是个知识分子，你怎么也这么愚昧呢?

矮脚马：我还去过她们学校，就一些事情和她们学校交涉，我仍旧不承认她的病情，我只要求学校能再给她一个机会。我想在精神方面挽救她，我只能这样支持她，不然，她如果觉得我也不相信她了，我也背离她了，那更加糟糕了，那她很快就会垮掉了。但她真的有问题了，那就不是给一个机会能解决、能包容的。

米猪头：如果一开始你就点破她。让她面对现实，同时积极地配合治疗，她的情况也许不会那么严重。像她这种情况，其实最后已有了抑郁倾向。也许我说多了。

矮脚马：抑郁就别说了……现在怎么说呢……我现在后悔莫及……

米猪头：我注意到你的说话，你从来没有说她有病，我理解你的感情。那么，她现在怎么样

了?你说到后悔莫及，我真有点担心。

矮脚马：她原来以为只是楼上的你们和她作对，后来你们搬走了，但“动静”还在继续，而且越来越多，四面八方都有。她只得疲于招架，到处出击，她的“敌人”也越树越多。慢慢地她就知道了，这不是别人的问题，而是她自己的问题，且又解决不了，这个她受不了，她很快就崩溃了。有一天，她在家里吃药了，她准备了很多很多药，各种她觉得能够致死的药她都准备了。她藏得很好，也藏得很深，在这之前她没有流露过一点这方面的迹象。我早上出去上班。晚上回来时，感觉房间里弥漫着一股混合的药味，我慌忙进了卧室，发现她的身体已经硬了……

看到这里，我妻子也傻掉了。她说，这和我没有关系。我说，和我们其实是有关系的，她其实是在生病，在病中，很多人生病都是以另外的面目另外的形式出现的，它蒙蔽了很多人，而我们又偏偏和她抬杠，最终和声音一起，把她给害了。妻子翘着嘴，显然，她不能同意我的说法。

我又举了一个例子给妻子听。说我们单位有个老同志，早年离异，很想再续个新的。有一天接到一个电话，是东北大兴安岭打来的，打电话的是他早年的大学同学，一个女的，说自己也离了，说想他了，要来看看他。两人在学校时曾恋过一阵，后来毕业了，都回到了家乡，关系就断了。现在重又拾了起来，这不是天赐良缘吗?于是，约好了去接她，舍近求远，跑到上海，没有什么绊缠，接来就住在一起了。但很快。我们的老同志就发现，这个女同学不正常，她正在发病，她发病的特征就是回忆过去，脑子里都是学校的东西，就想起了他，就赶到这里来了。这下好了，本来一个老人已很不容易了，现在身边又多了一个精神病人，一个每天面对的是非常现实的生活，一个仍旧沉醉在过去和幻境里，悲剧啊。

我妻子说，后来呢?我说，那还用说吗，后来不好。妻子又说，再后来呢?我说。再后来每天吵，吵又吵不清楚，很快，心力交瘁，两个都病倒了。妻子再说，那再再后来呢?我说，那女同学也死了，她可不是吃药，是摸电。妻子诧异地说，也死了?真死了?我说，那还有假?我说这事的意思是说，有些人发病，我们是看不出来的。妻子说，照你这么说，现在我们楼上的这位也在发病?他发病的特征就是弄声音?我说，他们也许不是病，他们只是习惯了，习以为常了，积习难改了，不觉得了。但我们要是计较了，在意了，不理解，不宽容，甚至想着“以暴制暴”，那就是我们有病了。我妻子被我这么一说，半晌沉默着，她说，其实一个人有病真的是很苦的，都想到了死。我说是啊是啊。

责任编辑陈东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