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永琇

20世纪以来，天津的私人收藏比较活跃，公有博物馆的发展比较缓慢，至1949年，天津的几家博物馆藏品寥寥无几。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非常重视博物馆的建设。1951年10月7日文化部发布《对地方博物馆的方针、任务、性质及发展方向的意见》，再次指示“博物馆事业应以改造原有的为主”。1952年，在原同属人文科学范畴的河北省立天津博物院、天津广智馆、天津市市立艺术馆基础上成立了天津市历史博物馆。1957年，将天津市历史博物馆艺术部独立出来，成立了天津市艺术博物馆。天津市历史博物馆重点收藏、展出天津地方史相关的内容，天津市艺术博物馆重点收藏展示中国古代艺术品方面的内容。2004年12月，天津市政府投资3.5亿元建设了标志性建筑，将天津市历史博物馆与天津市艺术博物馆合并成立了天津博物馆。目前天津博物馆藏包括了历代绘画、书法、碑帖、青铜器、玺印、瓷器、玉器、古砚、古墨、紫砂、瓦当、缂丝、鼻烟壶、竹刻等各种艺术品以及天津地方文献、史料、民间工艺品等20万件藏品。天津博物馆的馆藏主要来源于上级机关的拨交。兄弟博物馆的支援、海关法院罚没拨交、铜厂拣选、征集、捐献等。特别是各界人士的捐献，是天津博物馆馆藏的重要来源。新中国成立后，许多收藏家出于对新中国的热爱及对人民政府的信赖，纷纷化私为公，慷慨捐献家藏文物和古籍图书。从解放初期至80年代，“市文化局共接受各界人士捐献文物135起，收到捐献文物8743件，钱币5857件……我馆直接接收社会人士捐献57起，737件。”(云希正“三十年来文物征集工作述要”《天津市艺术博物馆建馆三十周年纪念文集》)，此后社会各界人士仍有不断捐献，极大丰富了天津博物馆的馆藏。

收藏家的捐献

天津是中国近代北方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皇亲国戚、朝野政要、商贾豪富、文人雅士云集，使天津成为北方重要的文物集散地，涌现了许多收藏家。周叔弢(1891—1984)，祖籍安徽建德，是清朝两江、两广总督周馥之孙，1941年到天津，成为天津著名的实业家。解放后任天津市第一届副市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他也是文物、古籍收藏家，天津市文物保管委员会主任委员。他倡导收藏家捐献文物，以支持新成立的共和国的文化事业。他以其声望和影响，在亲朋世交中带动一大批人向国家捐献文物。他自己更是以实际行动，带头多次捐献文物，捐献图书。他先后捐献宋、元、明、清各代经史子集善本书籍4万余册给国家图书馆和天津图书馆。以后又将自己所藏文物一千多件捐献国家。

《秘殿珠林》和《石渠宝笈》初编、重编或续编是清代乾隆、嘉庆两朝编纂的宫廷收藏著录文献，凡在此著录过的作品，虽非全是真迹或精品，但皇家收藏的印记是不容置疑的，因而历来受人珍爱，成为收藏家争相收藏的珍宝。周叔瞍也一直为自己收藏有其中著录的藏品而自豪。1952年周叔弢为带头捐献文物，主动捐献了自己珍爱的7件古代书画。这7件作品皆曾著录于《秘殿珠林》和《石渠宝笈》中。如明宋克章草《急就章》卷，纸本，纵13.8厘米，横232.7厘米。是明洪武二十年(1387年)宋克61岁时所书，为其晚年之精品。还有北宋治平四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卷》、明项圣谟《且听寒响》卷、明钱贡《城南雅逸》卷等，都是不可多得的真迹，皆为国家一级文物。

1978年周叔驶第二次带头捐献文物，共计1262件，包括敦煌遗书256卷、历代玺印910方、历代书画38件、旧墨及杂项20件。

敦煌遗书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史的重要发现之一，自发现之初就是收藏家和学者争相购藏、研究的对象，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天津有著名的敦煌遗书收藏者李盛铎、罗振玉等人，天津也是敦煌遗书重要的收藏地。李盛铎去世后，所藏一部分为周叔弢购得。1982年周叔弢将所藏敦煌遗书256卷捐献，内容涉及经卷、社会文书、文选、曲子词等，全部捐献国家。周叔弢先生捐献的敦煌遗书，特点是年代较早，首尾完整、书法精美，其中有年款的经卷占了很大一部分，弥足珍贵。200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敦煌文献》共七卷，将周叔弢先生的捐献以及其他馆藏敦煌文献一并出版。在这些敦煌遗书中，不仅可以寻觅到南北朝、隋唐时用写经体书写佛经的墨迹，还可以看到隶书向楷书过渡的轨迹及书体变化的风貌。目前天津博物馆《百年集珍——馆藏文物精品展》中展出的北齐天保九年《羯摩经》卷，即是周叔弢先生捐献的。北朝写经多隶书笔意，此为楷书，书体精美，别具一格。由于北朝北齐的写经较少，此卷尤显珍贵。目前天津博物馆的展厅中还展出有周叔弢先生捐献的唐《曲子词》卷。如此长卷的曲子词较少，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

周叔弢捐献的玺印，涵盖中国古玺印的各个时期，战国官、私印，汉魏官私印、吉语印、宋元押，文字内容丰富；既有铜、玉等常见的制印材质，也有瑚玻、绿松石等罕见材料，可谓质地多样。其中春秋“王兵戌器”、战国“左廪桁木”、秦“右司空印”、汉“朱偃”等共十余方，被收入《中国美术全集》。还有“平阿左廪”(战国平阿地方管理米仓官员的官玺)、“勿正关玺”(楚国掌管关税的官玺)等对研究古代官制、地理和古文字具有重要的价值。“曹氏六面印”等久负盛名的传世佳作，以及迄今发现文辞最长的汉吉语印“赵诩子产”三十字印等非常珍贵的玺印，十分难得。这批玺印通过整理、研究后，精选出版了《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战国玺选》《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汉魏官印选》《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汉魏私印选》《周叔弢先生捐献玺印选》《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箴言吉语选》等，使周叔弢先生的旧藏能被更多的人们欣赏，这也是对周老最好的安慰吧。

徐世章(1889—1954)，字瑞甫，号濠园，徐世昌堂弟，曾任交通部次长兼任交通银行副总裁、币制局局长等要职。后久居天津，购置房产，兴办教育、医务、实业，乐善好施，热心公益事业，在当时寓居天津的开明绅士中有较高威望。徐世昌一生热心于文物收藏和研究。1954年，徐世章病重卧床不起，将子女们召集身边倾吐了肺腑之言：“我毕生精力致力于收藏文物，几十年呕心沥血，终于将它们由分散变为集中，如果传给你们，势必又将集中变为分散，我考虑再三，只有捐献给国家，才更易于保管，供全社会、全民欣赏。我希望在我死后，将捐献之物开辟一个陈列室，供大家欣赏，这也算是我对社会的一点贡献。”1954年徐世章去世后，其夫人杨立贤和九个子女遵其生前遗嘱，将凝结先生毕生心血积聚的“濠园藏玉”633件、“退耕堂”藏砚964件和其他法帖。名画、缂丝、工艺品、文玩图章等总共2749件文物，分两批捐献给国家。中央文化部沈雁冰部长

签署和颁发了褒奖状。1999年，徐世章先生诞辰110周年之际，天津艺术博物馆举办了《徐世章捐献文物纪念展》，并出版纪念文集。

徐世章藏古玉从新石器时代到明清，时代排列有序，特别是上古玉，精品荟萃。他不仅藏玉，更对所藏精于研究细于考证，不仅保存了古代的艺术品，更对发掘其中的文化内涵作出了特殊贡献，他的许多研究成果时至今日仍被业内人士借鉴。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鹰攫人面珮，造型精美，运用透雕、阳纹工艺，技法高超，世所罕见。商“乙亥”铭柄形器，阴刻11字铭文，内容为商王于太室赐某物与小臣的记录，铭文清晰，内容完整，是罕见的商代刻铭玉器。

徐世章藏砚有自己的标准，他在其“藏砚手记”中写有自己的藏砚宗旨：“吾人收集古人之砚，不独以砚材之极美，刻工之精细，而在充分表现其人之心灵、意境、节操、哲理、情绪、诗意等，形之于砚。”同时他为研究古砚、表现古砚的艺术魅力进行尝试。从1934年开始，徐世章将收藏的古砚整理成系列，编撰砚谱。他专门从北京请来当时的“中国第一拓手”周希丁和他的助手傅大卣为古砚做拓片，共同切磋探讨，力求将每件精品的细微都拓在纸上。徐世章为砚谱作了序和跋。在他捐献的古砚中，不仅砚材种类丰富多样，雕刻图案精美，还具有名家题识、名家收藏、名家雕刻的特色。明顾从义石鼓文砚，摹刻石鼓文四百余字，对石鼓文研究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此砚屡见著录，流传有绪。还有清代著名砚台收藏家黄任收藏的“墨雨砚”、明遗民谢枋得“桥亭卜卦砚”以及清代画家金农、学者朱彝尊、纪昀、翁方纲等人的藏砚。天津博物馆开馆之际，举办了《砚寓儒雅——中国古代砚台陈列》，是国内博物馆首次举办的大型古砚专题展览，所展大多为徐世章先生旧藏。

徐世章所捐除了上述古玉、古砚、绘画外，还有流派印、臂搁、毛笔、旧墨、古玺印、古琴等文玩类文物近700件。他收藏的明清时期流派印200余件，分装在镌刻“含章内美”“含章贞吉”的木匣中，印钮纹饰有圆雕、透雕、薄意雕技法制作，工艺精湛，印文篆刻风格迥异，精美绝伦；印材有田黄、田白、寿山、荚蓉、冻石等，石质莹润，色彩斑斓，真是美不胜收。其中清初周彬(尚均)、康熙时董沧门等人的作品，更是名人镌刻，极具欣赏价值。臂搁是中国传统文房用具之一，明清时较为盛行。吴之潘是继朱三松之后竹刻高手，其作品十分难得。徐世章捐“吴之潘竹刻骏马臂搁”，薄地阳文，别有情趣。

1960年，徐世章后代又一次捐献文物。捐献的是清黄鼎《长江万里图》，着色正本两卷，墨色稿本四卷。这幅巨制长幅画卷，精细的描绘了长江两岸壮丽风光，一丝不苟，从实创作，在古代遗留下来的作品中十分罕见。天津市文化局召开表彰大会，并向家属颁发奖金。2004年天津博物馆开馆之际，徐世章的女儿徐绪玲在展厅中，详细向笔者叙述了这次的捐献过程。徐家有一个一人多高的柜子，进深很厚，为四扇两开门。1960年，徐绪玲在整理父亲遗物时发现在柜子深处有四个丝绸包裹，打开一看，里面是四轴画卷。徐绪玲马上想到这也是父亲要捐献的字画的一部分。她立刻给天津艺术博物馆打电话，请他们派人来接受。博物馆得到消息，派专业人员到徐家，进行登记接受。至此，又一件珍宝收入到博物馆，成为馆藏。张叔诚(1898—1995)，名文孚，直隶通县人。他是清朝工部右侍郎张翼之子，著名实业家，也是文物收藏家、鉴赏家。收藏以古代书画、玉器、青铜器、碑帖为主，因收藏之富、藏品之精享誉收藏界。张叔诚先生共有三次捐献事迹：1981年捐献文物455件，记有宋元明清书画250件，商周两汉玉器130件，西周克镩等青铜器4件，殿本三希堂法帖等图书碑帖54件。1986年、1987年张叔诚再次向国家捐献书画2l件、瓷器2件、雕刻1件。范宽《雪景寒林图》被誉为天津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是张叔诚先生捐献的珍贵藏品。原为清宫所藏，存于圆明园。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时流失出官，辗转被张叔诚父亲张翼购得并带回天津，成为家传之宝，秘不示人。虽历经千年仍保存完好。另有元钱选《花鸟卷》元边鲁《起居平安图》，元赵孟頫《行书洛神赋卷》，明仇英《桃源仙境图》轴等绘画史上开宗立派大家的代表作品，亦是张叔诚的捐献。原天津市艺术馆接受张叔诚捐献的书画后，其收藏档次和国内外知名度大幅提升。

张叔诚先生捐献的文物中有一堂3件的鸡血石章料极为珍贵。此3件章料为一块石头制成，两块为长方形，皆高7厘米，重分别为75克。74克。另一块略小些，为扁体长方形，高5.5厘米，重37克。这3块章料呈淡灰地、粉冻、微透明，细嫩滋润；六面红，鲜艳欲滴，色泽纯正。天津博物馆在开馆之初，曾于珍宝馆内展出，众多观众争相目睹其耀眼的风采。

张叔诚先生藏古玉，质量上乘，许多是国家一级文物。东汉熊虎纹版，长17厘米，宽3.5厘米。色白纯净。运用浅浮雕和阴线刻描绘熊虎相斗，生动富有情趣。他捐献的玉器还有商代柄形器、战国兽面纹璧、乾隆白玉匕首等。

198i年天津市政府举办“周叔弢、张叔诚捐献文物授奖大会”，胡启立市长向二老颁发了市政府奖状和奖金，并先后在天津艺术馆博物馆和北京故宫举办了“周叔瞍、张叔诚捐献文物汇报展览”，社会反响强烈。

教育家的捐献

南开大学校长杨石先(1897—1985)，出生于书香世家，曾祖父曾为清朝翰林，祖父、父亲也皆在清朝为官，家中藏有很多古籍善本图书。杨石先5岁上私塾，成年后两次留学美国，成为化学博士，但对中华文化也是独有钟爱，工作闲暇时，常以古籍为伴，乐在书海中。1952年，杨石先作一个不寻常的决定，将家藏的古墨等文物和善本图书捐献给刚成立不久的新中国。他捐献的古籍善本图书，皆入藏南开大学图书馆；捐献的文物皆归入天津文化局，拨交入藏于天津博物馆。他在1952年捐出的文物有明方于鲁“妙歌宝轮”墨、程君房“百子图”墨、嘉靖年款的“经之墨”、明“龙香御墨”、清乾隆“丁巳御墨”等墨中佳作12件。此外他还捐献了明版无量寿经、明代扇面等文物。

古墨是消耗品，易损坏，名人制作完整的古墨更为少见，更显珍贵。明方于鲁“妙歌宝轮”墨，正面彩绘佛教宝轮图案，背部描金模印各种乐器，寓意美妙的歌舞，工艺精良，艺术水平极高，侧面有阳文楷书“方于鲁制”款，清《四家藏墨录》著录，是传世明代彩墨珍品。目前，方氏彩墨传世不足10锭。除了方于鲁、程君房、汪中山、吴天章等制墨名家的作品外，一些皇室御用墨品，更是世所罕见。如清乾隆“丁巳御墨”，朱砂制成，是专供皇帝批奏折之用，其做工精致，体大难得，是为墨中之精品。另一件明隆庆龙香御墨，

圆形，绿色彩墨，据考证，同样的明代御墨，只故宫藏有，弥足珍贵。

1982年，原天津教育局局长何起君捐献了清代康熙年间版画“耕识图”，康熙款青花缠莲盘、乾隆款青花海水红龙盘、乾隆霁红盘、雍正斗彩团花碗等清各朝官窑款瓷器36件，还有徐悲鸿，张大千、齐白石绘画等共计82件。

名人后裔的捐献

徐耀庭亦名药廷、月亭，祖籍河北盐山县。通书画、篆刻。早年为李叔同家账房先生。李叔同称其为“耀庭五哥”，现今留传于世的李叔同早年遗墨多数出自徐家。1992年徐耀庭之孙徐广中捐献李叔同信札、明信片16件。2009年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弘一大师李叔同篆刻集》将这16件藏品全部收入出版。2000年经李叔同的孙女李丽娟女士介绍，李叔同研究学者《弘一大师年谱的作者》林子青先生捐献了李叔同18岁时在天津的考试卷。吴熙忠(1882—1966)，字颂平，祖籍徽州，父吴调卿为天津四大买办之一。吴颂平出生于天津，北洋巡警学堂毕业，成年后主要从事经商和社会活动，一生喜爱古物的收藏。1990年9月吴颂平的侄女吴佩球女士，受吴先生子女之托，将其生前所收藏的文物精品198件，全部捐给了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这批文物包括25件铜炉、56件铜镜、15件古瓷、91件铜带钩、12件古墨旧玉等。

吴颂平遗赠中尤以铜炉、铜镜最为精美。早年吴颂平曾有“宣炉之王”的美誉，其收藏的明洒金铜炉、明狮耳炉等器形典雅精美，被视为炉中上品。有一件唐瑞兽葡萄羽人铜镜，精美绝伦，纹饰繁复，铸造精良，是唐镜中的稀珍之作。1990年11月，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辟专门展室公开展出了捐献的60余件精品。有一对清雍正款斗彩蟠螭纹长颈尊，造型秀美端庄，颜色淡雅悦目，极具雍正斗彩的特色。瓶下精心配制的木座，更衬托出瓷器颜色的艳丽，欣赏起来真是赏心悦目。徐世昌被人们称为“文人总统”，一生著作丰富，独有一首“得鼎歌”，有别于其他作品，将他的惊喜表现得淋漓尽致。在这首七言诗中，徐世昌畅述得鼎过程，颂赞鼎之美好，将它与世人皆知的毛公鼎、虢季子白盘相媲美。被徐世昌如此赞誉的这件鼎，就是清咸丰年间(一说道光年间)山东寿张县梁山出土的西周太保鼎。同时出土的还有小臣艅犀尊、太保簋、大史友獻等7件青铜器。这些铸造于两千多年前青铜器，器型庄严厚重，纹饰华丽繁缛，是商周时期青铜器的典型代表，被誉为“梁山七器”。一时间，学者们研究著录，收藏家们争相收藏，成为清末民国初金石学界的大事。

西周太保鼎是天津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通高50.7厘米，口径23.36厘米，重26公斤。造型雄伟，使用圆雕、浮雕技法，工艺精湛。最为显著的是柱足上装饰的扉棱和柱足中部装饰的圆盘，这在商周青铜器中是独一无二的，非常奇异。该鼎的纹饰精美华丽，是西周青铜器纹饰的代表，被收录于《中国美术全集·青铜器卷》中。据学者考证，这件太保鼎是西周成王时的重臣召公爽所铸造的，所表现的历史意义极为丰富，弥足珍贵。

1958年徐世昌的孙媳张秉慧捐出了这件稀世珍宝。她同时捐出的还有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价值克鼎、克钟、太师鼎等西周青铜器重器。

1958年，日伪时期的天津市长、收藏家方若之子方长立捐献了宋萧照《中央瑞应图》卷，这是国内现存唯一被公认的萧照的原迹。画面为长卷式连环图，原图内容分十二段，是用来歌颂赵构即位时的“上天祥应”之作。他捐献的为第七幅“黄罗掷将事”、第九幅“射中台榜事”、第十二幅“脱袍见梦事”。

各界人士的捐献

顾德威先生是天津著名的古玉鉴定专家，曾为徐世章等收藏家“长眼”推荐玉器。解放后在天津文化局工作。他自己收藏有许多珍贵文物。他曾多次捐献自己所藏。1953年，第一次捐献了新石器时代、商代、两汉玉器、战国时代的肖形印、错金印带钩等23件。1961年、1964年，又捐献汉代至宋元明代的玉器，非常珍贵。其中以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兽面纹现为代表。该器高5.4厘米，宽16.5厘米，颜色青绿，有褐色沁。兽面占满器身，长齿圆目，顶部中间有一孔，造型奇特。其磨制方法古朴原始，属红山文化典型器物。

曹秉铎先生是天津的收藏家，在第五中药厂工作。他在1956年第一次捐献了铜器、陶俑、玉器等4件文物。1981年，第二次捐献了陶瓷、玉器、铜器、玺印等77件。

此外还有许多社会人士向博物馆捐献文物。例如1965年，刘志文、薛海如捐献了西周芮太子鼎，退休教师韩金华捐献了康熙乾隆官窑斗彩瓷器；1986年，扬建座捐献黄慎山水画等。另外，启辉洋行公司董事陈贻甫后人陈大有、徐国瑞夫妻捐献唐《转轮圣王经卷》；原正金银行买办魏伯刚捐献数百枚户部天津造币总厂制作的近现代金银纪念币。

当代著名画家的捐赠

还有一些著名画家，如王麦秆、刘子久、孙其峰、孙克刚、范曾、周仲铮等捐献了许多自己的作品，使天津博物馆的馆藏不仅有丰富的古代艺术品，也收藏很多本地优秀画家书法家的佳作，形成浓郁的地方特色。

周仲铮(1908—1996)，原名周莲奎，秋浦(今东至)县人，早年留学巴黎，获博士学位，后成为名噪海内外的知名画家和作家。1982年9月在天津举办个人画展，随后将300幅画作捐献给了天津艺术博物馆。

孙其峰是当代著名画家，在绘画、书法、篆刻等领域有着深厚的造诣，他在2003年捐献绘画20件，天津市文化局举办了《孙其峰捐献绘画展》，并奖励5万元人民币。孙其峰将这5万元捐献天津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天津博物馆接受社会各界人士捐献的众多文物，或是传承有绪，或是典籍著录，或是开宗立派人物的经典之作，或是声名遐迩的艺术奇葩，可谓珍贵异常，价值非凡，这些文物奠定了天津博物馆传世文物大馆的地位。2005年至今，又有多位捐献者将自己的珍藏共计100多件捐献了给天津博物馆。捐献者化私为公的高尚胸怀，对共和国和祖国文化遗产的贡献，都会成为永不泯灭的记忆留在人们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