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银田　饶　晨

内容摘要：鍮石是著名的西域舶来品，用鍮石制作的工艺品曾经是中古中国上层社会达官贵人所追求的时尚物品，在唐代更成为官宦等级身份的象征。然而鍮石究竟是什么?从哪里来?都用来做什?这些都是值得思考和讨论的问题。本文将就这些问题，结合有关的考古和文献材料进行分析、探讨。

中图分类号：K876.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106(2009)04-0103-06

1957年，在山东胶县三里河地区龙山文化地层中发现了两段铜制锥形器，经鉴定为黄铜质地，含锌23.2％。70年代，在陕西临潼姜寨遗址中发现铜片和管状金属物，也被测定为黄铜器，其中管状黄铜器含锌32％。由于年代较早，所以这些铜器出现的原因以及使用状况，至今仍有很多争议。

在新石器时代之后的很长时期，所见较多的是青铜器，黄铜这一词最早出现在《南史》中，到宋代才有零星记载。我国的早期文献更多使用“鍮石”来标示铜锌合金。那么，新石器时代的黄铜器与“鍮石”之间是什么关系呢?在以往的认识中，中国传统制铜工业以青铜冶炼为主，黄铜则是比较晚才出现的一种合金，然而近年来的考古材料以及研究表明，人类对于铜锌合金的冶炼和使用的年代都要比想象中的早。

黄铜冶炼技术最早可能产生于小亚细亚地区。当地的人将碎铜片、木炭和菱锌矿放置于密封的坩埚内加热，使得菱锌矿石还原为锌蒸汽进入铜液中，进而冶炼出黄铜，这一技术在公元前10世纪左右被普遍运用。古罗马帝国至迟在公元前45年开始利用菱锌矿石和红铜(纯铜)合炼制造黄铜钱币(铜71.1％；锌27.6％)，这种钱币曾在罗马帝国全境流通。除了铸币之外，罗马人还用黄铜制造容器、盔甲、胸针等日用品和装饰品l_5]。或许是由于罗马帝国的版图扩展至两河流域揭露了波斯人黄铜冶炼的秘密，也可能是波斯人直接从小亚细亚人那里学到其冶铸技术，黄铜冶炼技术进一步传播开来。

事实上，鍮石在中国古代社会曾被广泛使用，关于其在我国的使用和冶炼，也曾引起学者的关注。但到目前为止，囿于考古材料等方面的局限，始终难以对鍮石展开更加全面、深入的研究。

一鍮石的来源

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早期对于鍮石来源的记录都与波斯有关。“波斯国……出金、银、输石、珊瑚”。从字源来说，《说文解字》中无“鍮”字，汉语字书直到南北朝后才有“鍮石”一词，见梁顾野王《玉篇》：“鍮，他侯切，鍮石似金也。”直到明代，人们对于鍮石的认识仍然是舶来品，李时珍《本草纲目》记：“真鍮石生于波斯，如黄金，烧之赤而不黑。”此外，《隋书》载：“女国……出鍮石、朱砂、麝香。这里的“女国”又称“西女国”，通常是指位于青藏高原西北部葱岭以南的一个国家。《宋史》记载，今东南亚地区的丹眉流国“出犀、象、输石”，并且在宋“咸平四年(1001年)，国主多须机遣使……贡木香千斤、鍮镊各百斤”，丹眉流即今泰国或马来半岛。《太平寰宇记》亦提到印度东海岸乌荼国北方的阿罗伊罗出产输石。《大唐西域记》日：“若其金、银、输石、白玉、火珠、风土所产。弥复盈积，奇珍杂宝，异类殊名，出自海隅，易以求贸。”“北历十二种有婆罗吸摩补罗最大种①，绵地四千里，山周其外，土沃，产输、水精。北大雪山，即东女也”。婆罗吸摩补罗国根据考证约在今印度北部的迦尔瓦尔地区。这些地区流通的鍮石是作为矿石原材料而被交换的。《太平寰宇记》提到，鍮石出产地有三，分别是葱岭以南的女国，乌荼国以北的阿罗伊罗和大食国。波斯、葱岭附近以及南亚地区有黄铜输入中国，或许在较晚时期输石流通的途径不仅仅来自陆上的丝绸古道，还很有可能来自海上的贸易。

从考古材料来看，1984年在西藏乃东普努沟古墓群中发现了吐蕃时期的饰片、带扣、钵等黄铜器物。在青海察汉乌苏河北岸布尔汗布达山东北隅的都兰，1983年发现唐代中晚期(公元8—9世纪)的吐蕃贵族墓葬，出土大量随葬品，其中有五件铜器，即铜条、勾饰、牛鼻圈、带环、带扣等被测定为黄铜制品。与这些黄铜器一同出土的金银饰件具有很明显的西方特征，墓中还有一件带有波斯文字的纺织品。这说明公元8—9世纪，黄铜已经进入了青藏高原，其在此地的流通，很有可能是来自与西方的贸易。

1957年，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273—772年)M305中，出土了一件《随葬衣物疏》，记载“鍮口钗一双”。1975年吐鲁番哈拉和卓M90中出土了一件购物残帐，记录了一个叫口归的人购买输石、波斯锦等物品的情况，墓中还有一件纪年为永康十七年(482)的文书。此外，还有《高昌内藏奏得称价钱帐》，这是关于粟特商人贸易的账单，末尾记载“买香五百七十二斤，输石三十……”。敦煌出土文书中亦有鍮石的记载，当地常用鍮石制作佛像或装饰品，如“鍮石香宝子”、“鍮石莲花柄”、“鍮石瓶子”、“鍮石石越”、“鍮石金渡香炉”等。由以上出土文书可以知道，鍮石在高昌时代主要还是由西方输入，并且作为宝石一类的商品在吐鲁番的市场上被贩卖。

1995年，新疆文物考古所对营盘故址附近的墓葬进行了发掘。营盘位于新疆天山山脉东部的库鲁克塔格山南麓、孔雀河三角洲的西北缘，东据楼兰城址约200km，是古丝路重镇。随葬品中除带有本地文化特征的木器、皮革制品，还有来自中原地区的如漆器等物品，以及带有明显希腊、罗马、波斯风格的器物，其中铜器多为装饰品。经北京科技大学冶金史研究所对其中三件物品环、手镯、戒指进行成分分析，均为铜锌合金的黄铜制品，含锌量都在20％以上。营盘墓地的年代被定为西汉中、晚期至前凉，由于营盘位于丝绸古道的孔雀河至焉耆绿洲的楼兰道的重要位置，是吐鲁番盆地进入鄯善等国的必经之地，因此发掘者认为这些黄铜物品应该都是来自西方的舶来品。同时应该指出的是，过去很少对汉晋时期的铜制品进行检测，很可能包括营盘和其它汉晋时期的铜制品中黄铜是较常见的器物。

此外，1999—2006年在新疆伊犁河谷吉林台墓葬群的发掘中，也发现有外观类似鍮石的有色金属，呈暗金色，被切割成1cm3左右大小规则的长方体状，并有穿孔，共有约50块，疑似成串。伴随这些金属块的还有很多玛瑙、玻璃、骨等质地的串珠。吉林台墓葬群时代为战国，如果这些金属经过鉴定被确定为铜锌合金，鍮石在今中国版图内发现的年代将提前至汉代以前。

文献中的记载表明，鍮石并非本土物产，而是来自西方的舶来品，其发源地很可能是波斯。以上的考古材料，根据年代推移以及地理位置可以判断，鍮石主要是通过丝绸之路上的贸易交往而传人中国的。

二鍮石在我国古代的使用状况

鍮石虽为舶来品，但是却在我国古代社会中被广泛使用。以下主要分官方和民间两个方面，对鍮石的使用状况进行描述。

官方对于鍮石的使用情况。

由于其金黄的色泽，多用来显示皇家庄严与气派。

官员的服饰：唐代曾几次统一官服。武德(618—626年)初“四年八月敕：‘三品已上，大科紬绫及罗，其色紫，饰用玉……八品、九品鍮石”。“贞观四年(630)又制，三品已上服紫，五品……八品、九品服以青，带以鍮石。宋代“政和议礼局更上群臣朝服之制……三梁冠金涂铜革带，佩，黄狮子锦绶，鍮石环，余同四梁冠服”。值得注意的是，鍮石在唐代一直被用作八、九品官员服饰上的饰品，所以鍮石在当时或许已经不能算作珍品，但其价值仍在铜、铁之上，似乎也非百姓所用物品。三梁冠在宋代为五品官员所用，宋初博士聂崇义于建隆二年(961)上《三礼图》，奏请重新制定服制。在之后的100年间，这一体制不断完善，“衣服递有等级，不敢略相陵躐，并且相对于民间有诸多禁忌。由此可知，输石在唐宋已然成为官僚系统中区别官员身份的象征之一。

仪卫：唐制，“左右卫、左右威卫、左右武卫、左右骁卫、左右领军卫各三行，行二十人，每卫以主帅六人主之，皆豹文袍、冒，执鍮石装长刀”，“厢各主帅四人主之，皆黄袍、冒，执鍮石装长刀”。金代参考唐、宋礼制，规定皇太后、皇后出行仪卫“领军卫前后狮子文袍第、帽，余卫豹文袍、帽，各执鍮石装长刀。骑领，平巾帻、绯衫、大口祷、被黄袍帽，执鍮石长刀。

车具马具：唐代“度支、户部、盐铁门官等服细葛布，无纹绫，绿暗银蓝铁带，鞍、辔、衔、镫以鍮石”。宋代“象辂朱质，凡制度、装缀、名物并同金辂，饰以象及金涂银铜鍮石”。无论被用作刀具，还是用在车具上，都是因为鍮石金黄的色彩，可以显示皇家或者贵族的身份和品味。

印章：除了用作皇家出行仪卫的装饰，输石还用在官印的制造上。宋初“别有三印：一日‘天下合同之印，中书奏覆状，流内铨历任三代状用之。二日‘御前之印，枢密院宣命及诸司奏状内用之。三日‘书诏之印，翰林诏敕用之。皆铸以金，又一鍮石各铸其一。雍熙三年(986)，并改为宝，别铸以金，旧六印皆毁之”。鍮石所铸的印似乎是金印的备份之作。

铸币：明确记载使用黄铜铸币是明代嘉靖年，《明会典》载，嘉靖年间工部所属钱局已经大量使用倭铅铸造黄铜钱。国内的钱币研究学者普遍认为，我国最早的黄铜货币是明嘉靖年间铸造发行的“嘉靖通宝。

从宋代起就禁止私自冶炼鍮石。“天禧三年(1019)诏：犯铜、鍮石，悉免极刑。”“大严私铸之令，民间所用鍮石器物，并官造鬻之，辄铸者依私有法加二等。宋代可能没有出现黄铜钱币，但输石本来就是铜合金，从输石中亦可以提炼铜，如《宋史-食货志》载“京城之销金，衢、信之鍮器①，醴、泉之乐具，皆出于钱，因此将包括输石在内的铜铸造权收归中央。

金代黄铜冶炼技术发展迅速，出现了青铜与黄铜杂糅的货币。《金史》记载：“钱宝纯用黄铜精治之，中濡以锡，若青铜可铸，历代无缘不用。自代州取二分于四六分，青黄杂糅，务省铜而功易就。由是，民间盗铸，陷罪者众，非朝廷意也。必欲为天下利，宜纯用黄铜，得数少而利远。其新钱已流行者，宜验数纳准换。为了避免盗铸，政府规定“括民间铜蝓器，陕西、南京者输京兆，他路悉输中都。“大定间定制，民间应许存留铜输器物，若申卖入官，每斤给钱二百文”，“在都官局及外路造卖铜器价，令运司佐贰检校，镜每斤三百十四文，镀金御仙花腰带十七贯六百七十一文，五子荔支腰带十七贯九百七十一文，抬鈒罗文束带八贯五百六十文，鱼袋二贯三百九文，钹钻铙磬每斤一贯九百二文，铃杵坐铜者二贯七百六十九文，錀石者三贯六百四十六文。”宋金时期的铜镜仍然以青铜为主，其中铜的含量在70－80％之间，依据上面的记载，在当时官方定价的市场上黄铜明显要比青铜贵上许多。“宰臣谓：‘鼓铸未可速行，其铜冶听民煎炼，官为买之。凡寺观不及十人，不许畜法器。民间鍮铜器期以两月送官给价，匿者以私法坐，限外人告者，以知而不纠坐其官。寺观许童行告者赏。俟铜多，别具以闻。目前虽难以确认此时有黄铜铸币流通，但政府三令五申对鍮石私铸的禁止并且由国家统一定价，政府进行垄断生产或者拥有，因此推测，鍮石也和金、银、铜一样与当时的硬通货相关联。

民间对于錀石的使用情况。

作为一种延展性良好的金色金属，在中国古代社会除了用作宫廷装饰以及佛教器物外，还在日常生活中被广泛运用。

梁人宗懔《荆楚岁时记》载：“七月七日，是夕人家妇女结采率，穿七孔针，或以金、银、錀石为针。”金、银、錀都是硬度较软的金属，纯金、纯银不可能被用来制造针，因此这里的所指的金、银、錀应该是金合金、银合金和筛合金。唐代诗人元稹在乐府诗《相和歌辞·估客乐》中有“鍮石打臂钏，糯米炊项璎。归来村中卖，敲作金玉声。”描述民间妇人生活中的打扮，输石被用来制作首饰。宋人王明清《挥尘录》中记有“高昌即西州也……以银或输石为筒贮水。说明到宋代黄铜容器仍然在河西一带流行。

“鍮石，黄铜似金者，我明皇极殿顶名是风磨铜，更贵于金，一云即錀石也。”风磨石传说是宣德炉的制作原料。据《宣德鼎彝谱》载，明宣德年间大量使用锌配置黄铜，铸造鼎、彝等器物。王琎对明清两朝铸币成分分析说明，嘉靖年间(1522—1566年)直至清末，铜钱中的含锌量为17—48％，而铅、锡含量与之相比则少得多，明清时期的铜合金以黄铜为主，应该是没有疑问的。

佛教：佛寺多用石制作佛像和佛具，用同样是金黄色的金属鍮来代替黄金，装饰佛像。梁代僧人僧佑《出三藏记集》中列有“林邑国献无量寿鍮石像记”。林邑古称“瞻婆”，即今越南占城。《大唐西域记》中对于利用输石造佛像也有过三次记载。印度半岛及东南亚佛教徒供奉鍮石佛造像的风气亦随佛教的传播而风靡中国的中原地区。《酉阳杂俎续集》载，长安城大同坊观音堂有“于阗鍮石立像”，下文还说，长安城常乐坊赵景公寺的华严院中，有输石庐舍立像，高六尺，古样精巧。

除了制造佛像之外，鍮石还被用来制作佛具。《续高僧传·宝海传》记：“往返言语，执鍮香炉。帝日法师虽断悭贪，香炉非鍮石不执。”饶宗颐先生认为鍮石在当时必已大量人华，故才可用以制造香炉。由于缺少对于我国古铜像的成分分析数据，有的学者将“金铜佛像”和镀金黄铜佛像混同在一起讨论，所以得出的结论都有待进一步的验证。

随着佛教的传播，鍮石制品也东传至海东诸国。日本最早是在寺院的账簿中记载有鍮石的，天平年间(约8世纪)《大安寺伽蓝绿起蓝流记资材帐》与《法隆寺伽蓝绿起监流记资材帐》中记录了两家寺院用鍮制佛教用具。日本还有关于鍮石冶炼的传说，文禄年间(1592—1596年)，一个佛教徒在梦中遇见了童子显灵送他鍮石与风箱，之后这位佛教徒依靠冶炼输石而发迹，并成为鍮石匠的开祖。传说的年代正处于日本的战国时期到

桃山睛代之间，这个时期日本上层社会喜爱华丽的金黄色作为装饰，因此这也是鍮石能在日本大量广泛使用的原因。当时鍮器被社会大量需要，而主要的原料锌则来自中国。因此可以认为，日本在16世纪末的时候已经掌握了铜锌合金的冶炼技术。输石在韩国的使用也多与佛教有关，日韩两国至今仍然使用鍮器，韩国还将鍮器制造技术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

丹药：“外丹黄白术”就是点石成金术，是道家的一种技法，通过混炼各种药物及金属制成丹丸服用。道教认为通过混炼而达到金色或黄色的丹丸即金丹，是益寿延年，羽化登仙最上乘的药物。金黄色的输石亦被众多的丹药书籍所提到，最早的是三国魏初人张楫《埤苍》：“鍮石似金而非金。西戎蕃国药，炼铜所成。有二种鍮石，善恶不等。恶者校白，名为灰折；善者校黄，名为金折。亦名为金折，亦名真鍮。俗云不博金是也。”这里所说的较白者是含有镍的黄铜矿，而后者则是较纯的黄铜矿。此外唐《皇帝九鼎神丹经绝》载录“炼鍮石法”。宋书《十八转黄白法》中称“五金：铜、锡、输、铁、铅”。丹药术与医药学在汉唐时期并行发展。孙思邈及其他唐人所撰的炼丹术著作中都常提到波斯鍮。金代《本草金石论》中记载：“金二十种论：雄黄金、雌黄金、……鍮石金”，《本草纲目》则说：“春秋运斗枢云：人君秉金德而生，则黄银见世。人以鍮石为黄银，非也。鍮石，即药成黄铜也。”鍮石在丹药学中是作为一种铜矿石而被修炼，并作为药物服用的。

三鍮石的冶炼

锌的提炼技术产生较晚，所以之前人们常认为作为铜锌合金的黄铜相较青铜是很晚才出现的铜合金。然而，无论从文献还是从实物材料中都可以看到，中国境内生活的居民可能很早就已经开始使用黄铜器具了，但最早被称作“鍮石”的物品却来自西方。据杜佑记载，大食国波斯街市上的鍮石商品，“四方辐辏，万货丰贱，锦绣珠贝，满于市肆。驼马驴骡，充于街巷……琉璃器皿，鍮石瓶钵，盖不可数算”。至于中国什么时候掌握黄铜的冶炼技术，自行生产黄铜，还是值得商榷的问题。关于黄铜冶炼的记录见洪迈《容斋随笔》，大中祥符年间“于京师局制造，化铜为输”《续资治通鉴长编》也说大中祥符二年民间多溶钱点药为鍮石。明《天工开物·五金》中则更详细的记录了这一过程：“凡红铜升黄色为锤锻用者，用自风煤炭……继入炉甘石六斤，坐于炉内，自然熔化。后人因炉甘石烟洪飞损，改用倭铅。每红铜六斤，入倭铅四斤……即成黄铜，唯人打造。”倭铅即锌。此时人们对从炉甘石中冶炼锌的技术有了认识，并且开始用炉甘石与铜矿合炼黄铜。从唐代开始鍮就是和金、银、铜等金属一起禁止私铸的被国家垄断的物品，宋代更明文规定：“诸称禁物者榷物同，称榷货者谓盐、矾、茶、乳香、酒、曲、铜、铅、锡、鍮石，诸违犯禁物，如被盗诈恐喝及因水火致彰露者，并同首原。”这些由中央政府所规定的禁令，或许说明当时民间也会铸造黄铜。此外，从唐代开始，鍮石成为朝廷礼仪中的必需品，推测用量不菲，仅靠进口恐怕难以满足需求，所以，唐代人可能已经掌握了黄铜的冶炼技术。章鸿钊先生以及一些钱币学家通过对早期钱币成分的考察，认为很可能在东汉或者魏晋时期中国就可以冶炼黄铜了，其判定主要依据来自这些铜币或铜器中锌的含量。而早期钱币中有锌元素的存在主要有两种可能，一种是由在含锌伴生矿中采集的铜矿进行冶炼铸造而形成的，另一种则是将进口的鍮石或成品鍮器加入进行熔炼而成的。因此，仅仅依靠铜币中锌的含量来论证我国在当时已经掌握铜锌合金冶炼方法是不足的。

四结论

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的最早的黄铜实物是龙山文化中的铜锥和临潼发现的器物。多数学者认为，早期这些零星发现的铜器，多是采用了含锌的共生矿或混合矿冶炼而偶然得到的，并不意味着这些地方的居民对黄铜有确切的认识，或者有能力生产黄铜。最早的黄铜应该是来自西方，随着丝绸之路的贸易而流入我国，并且成为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货品。

关于鍮石这一称谓，据文献记载，是指由波斯作为特产而进口的天然黄铜矿石。在我国境内开始自行冶炼黄铜的时候，鍮石所指代的物品发生了变化，可能指代为专门冶炼的铜锌合金，因此出现了“真鍮”这一称谓，以表示天然黄铜矿石，现代日本语中仍沿用“真鍮”这一词汇。黄铜在我国史料中最早出现在《南史》：“时人为之语日：‘欲向南，钱可贪。遂向东，为黄铜。”《新五代史》载：周世宗“六年，(高丽王)昭遣使者贡黄铜五万斤”。《宋史》中记“陕西复采仪州竹尖岭黄铜，置博济监铸大钱”。这说明，鍮在中国广泛流通，所以在称谓上也渐渐本土化。

由于黄铜有很强的耐磨性和良好的延展性，且色泽鲜亮、金黄，所以在中国长期作为宫廷仪卫以及坊间生活用品的原料而广泛使用，宋代至清代，在铸造货币以及日常生活用器上，黄铜基本代替青铜，并且成规模地进行冶铸，甚至成为出口的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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