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建平　何晓玲

中图分类号：F326.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992(2009)10-040-02

摘要：农村阶层分化后农民诉求出现了表达的愿望空前强烈、表达的多样化和复杂化趋势明显、表达的内容层次明显提升等新变化。而目前我国农村的诉求表达机制远远不能适应农村阶层分化后诉求表达的新变化，必须改革与完善现行体制、利益表达机制、农村法律援助机制、提升农民素质等方面完善诉求表达机制，更好地适应各阶层诉求表达新变化的需要。

关键词：农村；阶层分化；变化；诉求表达；对策

农村阶层分化作为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后中国社会出现的一个新现象，已对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产生了全面而深刻的影响。随着分化的基本格局和不同利益群体的形成，不同阶层、不同利益群体的诉求表达出现了新变化。这些新变化对目前我国农村的诉求表达机制产生了深刻影响，使这一机制的弊端充分显现。那么，在农村阶层分化后，各阶层的诉求表达出现了哪些新变化?如何完善农村的诉求表达机制以适应这些变化?本文试图就这些问题进行简要分析。

一、农村阶层分化后各阶层诉求表达的新变化

相对于计划经济体制下农民的诉求表达和改革开放初期阶层分化刚刚开始时的诉求表达，农村阶层分化加剧后各阶层的诉求表达发生了一系列新的变化。这些变化具体表现在：

(一)诉求表达的愿望空前强烈

现阶段，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推进，农民素质逐步提高，网络、电视等传媒在农村逐步普及，农民政治觉悟、民主意识正在觉醒，政治参与和表达利益诉求的愿望日渐强烈，积极参与选举活动，尤其是文化程度较高、年纪较轻的新生代，特别关注直接关系到自身利益的政治事务。据统计，1978—1982年，全国法院处理民事中诉来信39800件，接待民事中诉来访43900人次，两者相加为837件(人)次。到2003年至2008年，全国法院共处理接待群众来信来访4224万件(人)次，上升了近500倍。说明社会矛盾加剧，农民利益诉求愿望增强。再加上经过近三十年的改革，原来改革过程中积累的一些旧矛盾尚未解决，新矛盾不断出现。在各种矛盾错综复杂的形势下，改革中获利较少和利益受损的阶层和利益群体成了边缘群体和弱势群体，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表达自身的不满，必然会通过各种方式进行诉求表达，这也加剧了诉求表达愿望强烈的程度。

(二)诉求表达多样化和复杂化的趋势非常明显

如前所述，我国农村分化出的八个阶层，每个阶层的阶层意识、价值观念和利益需求不同，诉求内容和诉求表达的方式和方法也就有所不同。各阶层和利益群体在改革的大潮中都想极力争取和维护自身的利益，可以说，改革的过程就是各阶层、各群体进行利益博弈的过程，这必然使我国农村的诉求表达呈现出多样化和复杂化的局面。根据目前我国农村各阶层占有的资源数量和质量不同以及由此决定的利益满足程度和贫富状况的差别，我们暂且把现在分化出的八个阶层分为强势群体、中间群体和弱势群体三个部分。

(三)诉求表达的内容层次明显提升

阶层分化起始阶段，各阶层的诉求表达数量较少，而且为数不多的诉求表达从内容上看主要涉及土地承包、城市扩张和工业交通用地补偿及拆迁补偿等方面的经济问题，范围较窄，内容性质较为单一。但随着农村阶层分化的加剧，市场经济活动的深入进行和市场经济体制的日益完善，各阶层的主体意识伴随着市场经济活动的广泛开展而日渐成熟，这使得各阶层的诉求内容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以经济为核心的诉求开始向政治、文化方面的诉求转变。与以往相比，尽管个别阶层经济方面的诉求仍占本阶层各种诉求的主体，但从总体看，经济方面的诉求比重下降，而政治、文化方面的诉求明显增多。随着农村各阶层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诉求内容已悄然发生变化，政治、文化方面的诉求正逐渐取代经济方面的诉求，成为各阶层、各利益群体诉求的主体。

二、农民利益诉求渠道不畅的成因分析

(一)制度设置不合理

第一，政治权利缺失。我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70％，而农民代表在全国人大代表中所占比重却不到10％，按比例推算大约96万农村人口中才能有1名人大代表，而26万城镇人口却能产生1名代表，后者是前者的4倍。同样是中国公民，农民只享有城镇居民1／4的选举权，这是对农民的歧视和不公平，严重违背宪法“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立法精神和原则。由于选举权缺失，农民代表所占比例太小，农民很难参与国家政治事务。

第二，经济权利缺失。近年来，虽然国家放开了工业消费品价格，但一些行业仍处于垄断经营状态，工业产品在价格方面相比农产品本身具有一定垄断性，工农产品之间“剪刀差，仍然存在。公共财政制度对农村的抛弃，金融体制在农村只收储不外贷，同工不同酬的劳动就业制度，城乡不同的社会医疗保障制度、教育制度等都是在二元制社会制度下的畸形产物。另外，现行政治体制在乡村社会的强力延伸，造成官方权力在乡村过剩。地方财政负担在企业发达的地方，通常多半落在企业身上；在经济落后，乡镇企业不发达的地方，地方政府只好在农民身上打主意，使其苦不堪言。迄今为止，农民依然为城市扩张提供着土地、贡献着资本和廉价劳动力，依然在二元制社会制度下遭受不公正待遇。

(二)利益诉求机制有缺陷

由于现行利益诉求机制有缺陷，致使信访制度运作效率低下，村委会职能行政化倾向，法律途径存在障碍。现行信访制度是机构重叠、条块分割、归口不一的多元组织体系，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人大、政府、法院和检察院及相关职能部门都设有信访机构，但从实际运行情况看，党政、人大、司法等庞杂而自成体系的组织设置使信访制度运作效率极其低下，许多案件只能在各部门之间流转而找不到相关责任部门。由于信访机构没有严格意义上的隶属关系，中央信访机构对地方信访机构及中央各部门信访机构之间的管制协调能力十分有限，既缺乏强力制约，信息又不共享。信访组织体系紊乱和低效运作，妨碍农民利益诉求畅通无阻，直接导致信访不断升级，各种问题和矛盾向中央和省级聚集。自下而上的上访渠道，缺乏权利监督与保障，信息上行困难。

(三)由意识裂变分离出来的人格歧视

现阶段，农民群体是政治和经济地位比较卑微的阶层。市民社会长期沉淀而成的城市优越感，在与农民群体冲突和摩擦中逐渐积累异化，最终产生一种具有强烈排斥和贬损特征的公共歧视。作为具有强势地位的社会群体，市民以自己的意志去制定判断标准，并以此对身处弱势地位的农民群体进行贬损和排斥，将单一个体的负面特征固定为整个群体的共同品质。农民群体通常被置放在社会注意力边缘，经常被“污名化”，使公共歧视通过传媒歧视放大和扩散。

(四)农民自身因素

农民整体素质低下影响其利益诉求。长期以来，我国教育政策一直偏向城市，制度的不合理，从根本上制约农村教育发展，造成城乡受教育机会不均等。截至20O5年底，我国文盲总人数达到1.16亿人，占世界文总数的11.3％，绝大部分在农村。农民文化素质不高影响其政治素质、民主意识、应用各种诉求渠道的能力，农民组织化程度较低，致使单个分散的个体难以有效地表达其利益诉求。目前，我国有大大小小往团几千个，工人，有工会，妇女有妇联，作家有作协，惟独农民没有自己的组织。农民要进行有效的利益诉求，更好地保护自己，必须争取自己的结社权。几千年封建统治，使我国农民形成—种逆来顺受，惟命是从，能忍则忍的人格特质，这也不利于自身利益诉求。

三、农村阶层分化后农民利益诉求渠道不畅的对策

解决我国农民利益诉求问题，制度是关键，诉求机制是手段，农民自身因素是保障，三者缺一不可。

(一)改革与完善现行体制

逐步废止二元制社会制度，改革我国政治体制，以法律和制度形式确保农民主人翁地位。应尽快清除法律、制度、政策中对农民不公正待遇和歧视性条款，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政治保障，让农民享有平等选举权、参政权、话语权、知情权、自由权、申诉控告权等；在经济制度上，通过改革，实现农民在市场经济中独立主体地位，让农民享有自主(特别是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物权、自主经营权、公平竞争权、平等择业权、劳动报酬权、收益权；改革我国政治体制，实现官本位体制向民本位体制转变，使过剩的官方权力退出乡村社会，给农民更多的自治权；改变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现象，提高行政效率等。

(二)改革与完善利益表达机制

政府要转变观念，建立多元、开放的民主决策制度，从体制上鼓励农民进行利益表达。如，还农民结社权，允许其有自己的组织；坚持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行政首长公开接访制度、听政会制度和村级组织议事制度等；完善村民自治制度，落实监督机制，协调好党支部、村委会和农民三者之间的关系，真正体现“民主自治”；完善与强化信访制度，突出信访部门的地位，提高信访干部队伍素质，引导农民通过信访渠道发表意见，宣泄情绪，使利益表达的主渠道畅通。政治系统要提供公民参与的机会，建立公民和利益集团表达自己利益的正式渠道，政府有责任支持和帮助农民建立正常、规范的利益表达机制，以减少社会冲突，维护社会秩序，真正实现社会长治久安与和谐；建立良性政治参与机制，让绝大多数农民能对政治发展、利益分配等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见。这样，才能不断巩固和扩大执政党和政府的合法性资源。

(三)改革和完善农村法律援助机制

完善现有法律援助机构，加强其对农民法律援助的职能，变被动服务为积极主动服务。当前各级各类法律援助机构对农民法律援助的重点是有针对性地、制度化地进行法律宣传和咨询，使之成为经常性和普遍性活动，让广大农民法律意识得以提高，知道权利何在，如何维权。在此基础上，提供各种诉讼服务，帮助农民实现其合法权益。建立专门面向农民的法律援助机构——“农民法律援助中心”，主要职能面向鉴于农民所处的弱势地位的他力救济，正所谓“无救济无权利”。因此，给农民法律救济是保障农民利益诉求效果的重要手段，

(四)提升农民素质及其利益表达能力

第一，破除制度性障碍，扯掉贴在农民身上的歧视性标签，实现农民与市民的身份性平等；第二，拆除农民进城就业的各种门栏，设定最低工资额和最高工时制，提高农民的工资标准，杜绝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现象，实现农民与市民就业的平等。第三，改变城乡居民享受教育资源上的极端不均现象，实现村民与市民的教育平等。第四，建立比较完善的覆盖城乡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