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振兰

有人说：1955年9月，人民军队第一次评授军衔时，李井泉已经转到地方工作，不再参加评授军衔；根据他的军旅资历，起码能被授予上将军衔。是否如此，看完本文便一目了然。

初次见面，毛泽东评价：“你很年轻，精明强干，又有文化，很适宜做政治工作。”

1909年，李井泉出生在临川县唱凯镇仓下村一个农民家庭。在家中，除了姐姐和妹妹，三兄弟中他是老大。因此，重活累活少不了他。家里种的几亩薄田，从栽种到收割，他都是主要劳力。

李井泉从小喜欢读书。他父亲是乡间少有的知识分子，望子成龙心切，经常把儿子关在房里，要他读四书、五经。待他年岁稍长，又送他到抚州进洋学堂。1924年秋天，年满15岁的李井泉进入江西省立第三师范学校读书，随即就为校园内掀起的新文化运动的热潮所振奋。教他国语的青年教师章涤昌，曾经在北京参加过“五四”爱国运动。他利用授课之便，向学生灌输革命思想；课余，还将《新青年》《向导》《每周评论》等进步书刊偷偷地拿给李井泉等学生看。为了掩人耳目，李井泉与舒同(曾任八路军晋察冀军区政治部主任)等进步学生商议，成立了一个“读书会”，明为钻研功课、交流心得，暗中却研究和探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问题。

李井泉在校学习努力，成绩好，国语水平更高出其他同学一筹。他写过不少进步文章，其中有的文章化名登在当时的地方报纸上，有的文章在“八一”起义部队南下时曾当众宣读。由于他思想进步，1927年春天由该校老师章涤昌介绍，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曾出席过在省会南昌召开的农民协会代表大会。

1927年夏天，中国革命处于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李井泉置自己的生命于不顾，参加了朱德、贺龙领导的南昌起义部队。对此，官方的《朱德传》是这样记载的：起义部队南下到达临川时，“还有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数百人，在李井泉、萧志戎带领下，也参加了起义军的行列。”随后，朱德派他到第四军第二十五师任政治宣传员。有老同志深情回忆：“你冒着枪林弹雨深入前线，到士兵中去宣传革命道理，战士们在你的宣传鼓动下，士气大振。群情激昂，纷纷表示决心：我们要抱定必胜的信心，去和敌人勇敢的战斗。于是部队继续南下，与敌人进行了殊死战斗并取得了许多胜利。在这同时，你还深入农村，动员农民协会骨干参军参战，教育农民帮助起义军，送军粮，抬担架，支援前线。”同年9月，他“在广东大埔三河坝战斗后，留在大埔、丰顺、梅县一带做地方工作，先后在丰顺县黄金铺区任共青团区委书记、共青团东江特委秘书长，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斗争。表现了一个革命者的坚强意志。”(《李井泉同志生平》，新华社，1989年5月9日)

1930年夏天，李井泉受东江特委派遣，去中央苏区红四军前委送信做联络工作。前委书记毛泽东接见了他，语重心长地说：“你很年轻，精明强干，又有文化，很适宜做政治工作，希望努力学习马列著作，深入实际，深入基层与士兵共甘苦。把自己的知识和才能贡献给工农大众。”随即，他被分配到红一方面军政委(毛泽东担任)办公室担任秘书长，一直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老战友曾经评价他：“你对毛泽东同志很崇敬，很拥护，坚定不移地跟着毛泽东走，你是毛泽东同志的一名忠诚战士。”同年底，李井泉转为中共正式党员。

从1931年春天起，由于毛泽东认为李井泉“适宜做政治工作”，并着力培养他，李井泉历任红四军补充团政委、红一方面军司令部直属队党总支书记、红三十五军政委、赣南独立第三师政委、红二十一军政委、红三军团第四师政治部主任、第一补充师政委、第三补充师政委。“20岁刚刚出头，就能担任军师一级的政委，没有相当的政治水平，那是很难想象的!”

“在长征中。李并泉同志先后在一、四、二方面军工作，他两过草地，历尽艰辛”

1934年10月，李井泉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开始在中央直属纵队担任没收委员会主任，负责为直属纵队提供粮食等后勤供应。“这一时期，他严格掌握党的有关政策，不该没收的坚决不没收，反对和制止滥打滥杀地主的现象，以实际行动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政府诬蔑红军是‘流寇的宣传，扩大了红军正义之师的形象。”

1935年1月，遵义会议以后，李井泉调任中央直属纵队政治处主任，协助司令员刘伯承抓好直属纵队的思想政治工作，为红军大部队做出表率。5月，红军经过四川时，他担任过冕宁县革委会主席、游击总队政委，发动群众起来革命，有力地策应了主力红军的行动。

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汇合后，两军交流调整干部，他因“适宜做政治工作”，调任红四方面军第九军政治协助员。当年8月3日，中央军委制定了《夏(河)洮(河)戰役计划》，决定红一、四方面军混编，兵分左右两路北上：以红一方面军主力和红四方面军的两个军组成右路军，由毛泽东、周恩来率领，向班佑、巴西地区开进：以红一方面军一部和红四方面军的三个军组成左路军，由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率领，向阿坝地区开进，再到班佑地区向右路军靠拢，相机占领夏河、洮河流域广大地区，建立以岷州为中心的川陕甘革命根据地。8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召开会议，以决议的形式肯定了上述方计。面对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的大好革命形势，李井泉由衷高兴。

8月下旬，左、右两路军通过了渺无人烟的水草地，这也是李井泉第一次过草地。右路军到达班佑、巴西等地区，胜利进行了上包座战斗，歼灭胡宗南部5000余人，打开了通往甘肃南部的大门；与此同时，左路军主力到达阿坝地区，并按计划准备渡噶曲河与右路军会师。这时，让随左路军行动的李井泉吃惊的事情发生了：

9月3日，张国焘借口噶曲河涨水不能通过，命令已进到嘎曲河附近的部队返回阿坝，然后南下。9月8日，他又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命令“右路军即准备南下”。当天，中共中央致电张国焘，明确指出：“左路军如果向南行动，则前途极不利。”张国焘对党中央的再三争取置之不理，下令右路军中的红四方面军部队随他南下。张国焘此举，分裂了党，分裂了红军。

9月中旬，张国焘在阿坝召开了中共川康省委扩大会议，他在会上说：“毛儿盖会议是错误的，北上是行不通的，还是要南下，建立天(全)芦(山)雅(安)根据地，相机向四川发展。”一些受蒙蔽的与会者，在张国焘的蛊惑下，竟然围攻红军总司令朱德、总参谋长刘伯承，逼他们表态。朱德、刘伯承都主张：“北上有利，南下是要碰钉子的。”张国焘(出生于江西萍乡上栗)竟然利用老乡关系拉拢李井泉，李井泉不卑不亢地说：“总司令、总参谋长都说话了，他们肯定比我站得高、看得远，我赞同他们的意见!”张国焘碰了一个不软不硬的钉子!一怒之下，他把李井泉贬到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当政治教员。

张国焘一意孤行，率领部队过草地南下，企图在四

川建立根据地。结果，南下行动彻底失败，严重消耗了红军有生力量。面对严重危局，李井泉对张国焘错误路线进行了抵制，并利用政治教员身份对广大学员进行说服教育。

1936年7月，红二、四方面军会师，张国焘走投无路，被迫同意北上，李井泉又随着红四方面军过草地北上。同年秋，他被调到红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第四师担任政委。对于李井泉坎坷的长征路，党中央评价极高：“在长征中，李井泉同志先后在一、四、二方面军工作，他两次过草地，历尽艰辛，始终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维护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李井泉同志生平》，新华社，1989年5月9日)

由于“精干”、“政治军事皆能对付，且能机警耐苦”，李井泉受命开辟大青山抗日根据地

1937年8月，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北上抗日。时任红二方面军第四师政委的李井泉，担任了第一二○师(师长贺龙，政委关向应)第三五八旅(旅长张宗逊)副旅长(不久改任政委)，在民族抗战之初就声名大噪。

“10月3日，日军侵占宁武城。贺龙指挥李井泉支队袭击宁武。事前，他反复叮嘱李井泉要做好群众工作，取得当地人民的协助。李井泉照此办理，派出_[作组进行群众工作，效果显著。由于宁武城里有10多名群众跑出来报告情况、做向导，使攻城部队迅速袭人宁武，歼敌50余人。”10月中旬，为配合国民党军搞好忻口会战，“张宗逊、李井泉按贺龙指示，指挥第七一五团14日黄昏袭击了南北大常，攻占了永兴村，歼敌100余人。袭占南北大常、永兴村以后，张宗逊、李井泉即率部向东活动，袭扰敌人，牵制日军”。(见官方的《贺龙传》)

平绥铁路在大青山南麓通过，联接归绥(今呼和浩特)、包头、集宁3个重镇，是日军侵华的重要枢纽。大青山东西绵延300多公里，南北宽50多公里，面积2万多平方公里。从战略上看，大青山地区是通往大西北和陕甘宁边区的北部门户，又靠近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北翼，地位甚为重要。1938年5月，毛泽东致电贺龙等：“在平绥路以北沿大青山建立游击根据地甚关重要，请你们迅即考虑此事。”6月11日，毛泽东义致电八路军总部：大青山脉的重要性如来电所述，该地区派何种部队、何人指挥及如何作法，南你们依据情况处理。不过，他特别强调：派往该地区的部队“须选精干者，领导人须政治军事皆能对付，且能机警耐苦，而有决心在该地创立根据地者”。

八路军领导人朱德、彭德怀决定，去大青山的部队由第一二○师派出，归贺、关指挥，并且根据毛泽东的有关指示，建议由李井泉率队前往，其他事项南贺、关决定。

贺龙、关向应等立即决定组织大青山支队，任命李井泉为支队司令员兼政委、第三五八旅参谋长姚喆为支队参谋长，支队主要武装是王尚荣、朱辉照率领的第三五八旅第七一五团。朱德、彭德怀选中李井泉，说明他们认为李井泉“精干”、“政治军事皆能对付”、“机警耐苦”。这个评价当然是极高的。

1938年9月初，李井泉第一二○师大青山支队共2300余人冒着酷暑北上，下旬由晋北进入绥远。他们按贺龙、关向应指示。在凉城地区留下一个营依托蛮汗山建立绥南根据地，以保障晋西北与大青山区的联系，主力越平绥路抵达归绥、武川、陶林、集宁地域，开辟绥中根据地。9月下旬，支队主力进到归绥、武川公路以西。

大青山地区岗峦起伏，村落稀疏，在辽阔的草原和崎岖的山地上，步兵行动十分困难。而日军和伪军不是机械化就是骑兵，行动比较迅速。1938年11月，党中央据此指示：大青山支队迅速将步兵改为骑兵，以适应斗争的需要。在具体执行党中央“化步为骑”指示中，李井泉、姚喆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他们一方面从消灭伪军、围歼顽匪中缴获了大批战马，另一方面向开明绅士和大地主募捐，很快解决了马匹问题，组建成一支精干的大青山骑兵支队，李井泉任司令员，姚喆任副司令员。

大青山地区土匪甚多，不但影响民生，也影响抗战：许多土匪最终成为汉奸。从1938年12月开始，李井泉决定剿灭匪患，到1939年2、3月间，初步肃清了当地的土匪，镇压了罪大恶极的汉奸，安定了社会秩序。

大青山地区居住着蒙古族、回族和汉族，是民族杂居之地，搞好民族关系对于团结抗战意义重大。李井泉深入蒙古包和回族居住之地，积极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平等待人，以极大热情去做少数民族上层人物和各寺庙喇嘛的工作，把他们中绝大多数吸收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积极同我党我军合作，实行全民族的共同抗战。

挺进大青山地区一年里，大青山支队共进行大小战斗百余次，粉碎了敌人15次大规模“扫荡”和围攻，消灭日军1000余人，缴获各种枪支500余支，成功地把敌人挤了出去，使人民军队在根据地站稳了脚，开辟了大青山抗日根據地，以铁的事实粉碎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回忆往事，老战友褒奖他：“1938年秋，你率领八路军的一支部队，穿过日军的数道封锁线，突破敌人的阻截和包围，冒着冬季的严寒，横穿平绥线，深人大青山开展游击战。”“你为创建大青山根据地，建立了功勋，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担任抗大政委，有抗大第八期毕业生这样评价：“李政委关心爱护干部，很好地掌握了毛主席的干部政策!”

1940年1月，在大青山根据地形势相对稳定后，李井泉调回晋西北工作，担任新三五八旅(旅长是彭绍辉)兼晋西北军区第三军分区政委，参与领导了反击国民党顽固派阎锡山发动的“山西事变”战事。官方的《毛泽东传》有言，“中共中央军委把李井泉从大青山根据地调来，加强对这个地区的领导”。

1941年春，在毛泽东的关怀下，李井泉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理论修养得到很大提高。1942年秋，他被调到晋绥联防军司令部(司令员贺龙，徐向前为副司令员)担任秘书长，成为“贺龙的笔杆子”，为联防军的军政建设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1943年春天，毛泽东任命徐向前担任抗日军政大学(抗大)总校校长。既然是军政大学，校长无疑要懂军事，政委当然要适宜做政治工作，他想到了李井泉。这时，抗大总校刚从敌后河北邢台县浆水镇迁回陕西绥德县西山寺。同时，党中央又决定将设在晋察冀根据地的抗大第二分校、晋西北的第七分校、延安第三分校(即军事学院)与总校合并，合并后新的学期统称第八期。

徐向前、李井泉到达绥德，一面建校，一面接收学员。从1943年4月至6月，中心任务是整编机构，端正思想。为便于管理教育，他们将抗大编成三个教育基本单位，即抗大总校、第二分校和第七分校。

整编中，干部教员缺乏是一个大困难。物资可以通过生产解决，干部怎么办?作为抗大总校政委，李井泉负责“党管干部”事宜，他除了从学员中解决一部分，又请求军委从延安编余人员中调来一部分。

整编就绪之后，从1943年8月至1944年11月，中

心任务是整风审干和开展大生产运动。整风占用时间最长，经历了曲折的进程。整风的领导机构为抗大总学习委员会，按党中央指示，南徐向前、何长工、李井泉、徐文烈及各部部长、各大队政委组成，徐向前为学委会书记。作为总校政委，李井泉协助徐向前做了大量工作。

1943年8月14日，总学委会颁发《关于学校整风学习的决定》，标志着抗大整风的开始。《决定》确定的总方针是“清算思想，清算历史，检查工作，审查干部，四种工作有机的密切的配合进行”。

前两月为第一阶段。内容是学习文件，思想整风，和风细雨。10月中旬，康生派整风审干工作组进驻抗大，抗大整风进入第二阶段。其方法是康生“抢救失足者”的那一套，有“坦白运动”“劝说运动”“开大会”“作报告”“集体劝说”“个别谈话”等等。结果，怀疑压倒了信任，使一些人蒙受了冤屈。

12月下旬，中共中央、毛泽东开始下决心纠正整风中的偏差。抗大整风才开始摆脱那种左的做法，转入运动的第三阶段。学校总学委会召开整风工作总结会议，徐向前因在延安没有出席，由李井泉、何长工主持。从这时开始，实际上停止了群众性的审查运动，转人专职干部和骨干、积极分子为主的甄别复查。在中共中央正确指导下，李井泉、徐向前十分关注整风、审干工作，经过甄别复查，那些“坦白分子”“嫌疑分子”基本得到平反。对于李井泉担任抗大政委，有抗大第八期毕业生这样评价：“李政委关心爱护干部，很好地掌握了毛主席的干部政策!”

生前谈起在晋绥地区的工作，李井泉总是谦虚地说：“讲功绩首先要讲贺老总，我只是贺(龙)唱李(井泉)和!”

1945年8月，抗战取得完全胜利，国民党却想独揽胜利果实，国共内战危机日重。就在当月，李井泉担任晋绥野战军(司令员贺龙)政委，从贺龙的老部下成长为贺龙的好搭档。1946年春，他正式就任中共中央晋绥分局书记(贺龙为常委)兼晋绥军区政委，与贺龙一起成为中共在晋绥地区的主要领导。

为迎击国民党可能发动的大规模内战，李井泉于1946年6月19日主持召开了晋绥分局高级干部会议，他与贺龙在会上一致强调：国民党打内战是靠美国人，而我们是靠人民。真正把农民的土地问题解决了，群众斗争的积极性就会起来。会议根据党中央指示，决定进行土地改革，并根据贺龙的建议通过决议：减轻农民负担。人民的生产、支前的热情大大提高，为晋绥地区解放战争的胜利准备了深厚的群众基础。谈起这次高级干部会议，李井泉归功于贺龙：“都是老总唱的戏!”贺龙真诚地说：“你可是分局书记啊!”

1946年11月，根据全面内战爆发后国民党大打出手的现实，贺龙、李井泉商量之后报经中央军委批准，将晋绥野战部队组成三个纵队。不久中共中央军委即来命令，调其第一纵队西渡黄河，保卫边区。贺龙、李井泉二话没说，亲自到第一纵队驻地，动员部队愉快地服从命令。1947年3月，中共中央军委又下令调晋绥第二纵队开赴陕北。贺龙、李井泉照样不折不扣地执行命令，送王震部过了黄河。

1947年12月，在贺龙、李井泉领导下，晋绥军区和晋绥分局联合召开对敌斗争会议，全面检查一年来的对敌斗争，发现不少问题。根据党中央十二月会议的精神，贺龙、李井泉主持通过会议决议：

地方工作要纠正过去的错误，正确执行政策，组织反对阎锡山、傅作义反动统治的统一战线，集中打击依附国民党的恶霸地主，缩小打击面；军事斗争上，地方兵团和游击队要进一步学习和贯彻毛泽东军事思想，针对敌军活动规律，适时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敌。在敌大兵团出动时，则集中更大的兵力，主动積极作战。争取在一两年内，配合友邻军区夺取太原、归绥，解放全山西、全绥远。

由于贺龙、李井泉十分重视地方部队的建设，及时使游击队、地方兵团逐步升级为野战部队，晋绥地区的野战机动兵力增加了近3倍，战斗力也日渐提高。“晋绥部队1948年作战1173次，歼敌5，5万余人，到当年年底，除太原、大同、归绥、包头等大城市及平绥路西段外，晋绥广大地区都已为人民解放军所控制。”(见官方的《贺龙传》)生前谈起在晋绥地区的工作，李井泉总是谦虚地说：“讲功绩首先要讲贺老总，我只是贺(龙)唱李(井泉)和!”

在视察都江堰水利工程时，毛泽东主席紧紧握住他的手，连声称赞说：“你干得很好，为四川人民立了一大功。”

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朱德下达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从命令中可以看出，李井泉当时是能够和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谭震林、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徐向前、彭德怀、贺龙等相提并论的战略区领导人之一。

1949年5月23日，毛泽东在部署各野战军向全国进军的电报中，明确指出：“一野(4个兵团35万人)年底以前可能占领兰州、宁夏、青海，年底或年初准备兵分两路：一路南彭德怀率领位于西北，并于明春开始经营新疆；一路由贺龙率领经营川北，以便与二野协作解决贵州、四川、西康三省。”根据这个指示，贺龙与李井泉商量，从晋绥分局、晋绥军区机关抽出一些干部，组成调查小组，化装成商人、老百姓，潜入西南，调查了解当地的军事、政治、经济情况，为向那里进军作准备。

1949年冬，贺龙、李井泉等领导第十八兵团由陕西入四川，参加和领导进军西南的战斗。从这时起，他就与邓小平、贺龙等一起，为我国西南地区的开发和建设事业，呕心沥血，艰苦奋斗。之后，他历任川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任、成都市军管会主任、西南军区副政委兼四川省委书记、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三副书记、西南军区副政委兼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四川省政府主席、成都军区第一政委、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彭德怀)，直到“文化大革命”被打倒，在四川战斗、工作长达16年以上。

毛泽东说过：“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要使农业生产得到迅速的发展，必须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据此，李井泉提出群众大搞水利和机电提灌相结合的方针，并主持重修都江堰，合理开发和利用水利资源，使农田灌溉面积不断扩大，粮食产量不断提高，年年获得丰收。在视察都江堰水利工程时，毛泽东主席紧紧握住他的手，连声称赞说：“你干得很好，为四川人民立了一大功。”

20世纪60年代，在国家经济最困难的时候，中央领导要四川调出300亿斤粮食，支援其他比较困难的省份度荒解难。李井泉顾全大局，说服干部和群众牺牲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如数拨粮，帮助国家度过难关。当时，300亿斤粮食的调出引起各方面的责难：有人说，李井泉不顾四川人民的死活，向中央表功，捞取政治资本；也有人说，四川乃天府之国，才拨那么点粮食，是小家子气，与中央闹本位主义。李井泉顶住了各方面的压力，实事求是，坚持只能调300亿，多了不依，少了则不行。

毛泽东了解李井泉急党中央所急，有一次关爱地“批

评”：“只有大公，没有小我。”意思是教育他，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处理好局部和全局的利害关系。从这以后，他遵照毛泽东主席的指示，既照顾了四川人民群众的生活，又支援了国家建设和较困难省份挨饿的人民。

在李井泉主政四川期间，宝成铁路的建成，成昆铁路的胜利通车，成都、重庆等一大批工业城市的崛起，加快了四川经济飞速发展，改变了贫困落后的面貌。无论别人如何评价，李井泉自己说过：“四川是我的第二故乡，我把自己的后半生献给了四川大地!”

造福家乡父老，群众赋诗一首：“万年桥复通，开国大功臣，掌权不忘民，井泉万年松。”

在“文化大革命”中，李井泉惨遭迫害，始终保持了忠诚的节操。当“造反派”用酷刑逼迫他揭发邓小平、贺龙二位同志时，他大义凛然地对他们说：“我认为邓小平同志是坚决执行毛主席指示的人，毛主席都说他是个人才。”当说到贺龙时，他心情激动大声说道：“我认为在党内重大斗争的关头，他始终是站在党中央和毛主席一边的，如遵义会议、庐山会议等。毛主席曾说过，‘贺龙是一员虎将，很会打仗，很具有军事才能。他很受群众的爱戴。这就是我对贺龙的总印象。”他这样做，招致了更加疯狂的迫害，林彪在中央全会上公开点了他的名，说他是西南地区“最大黑帮”，是“刘邓死党”，是“二月兵变”的黑干将，必须批倒、批臭。于是，他被批、被斗、被关，受尽了屈辱和诽谤，心身健康受到嚴重摧残，两位亲人为此蒙冤而死。

在恢复工作后，作为中共中央委员、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李井泉不顾年高体弱，深入调查研究，每年都到外地进行视察，深入农村了解民情，关心社队企业的发展，积极支持乡镇工业的改造和建设，更加关心农民群众的生活，提倡在农村开发和利用沼气，以解决农民的烧柴困难。在江西老家视察时，群众向他反映仓下村附近的东河因为没有大桥，大家办事走路很不方便，每年洪水期要死伤数千人。他听了反映后，立即召集有关干部拍板定案修建一座“万年桥”。桥成以后，群众赋诗一首：“万年桥复通，开国大功臣，掌权不忘民，井泉万年松。”

在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李井泉主动提出“让位于贤”，退居第二线(任中顾委常委)，并倡议全体老同志都应退居第二线，把年轻同志推到第一线，让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更好地为党和人民工作。表现了一位老共产党员无私无畏的高尚晚节。

1989年4月24日，“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李井泉走完了他的革命人生。

(题图1965年11月，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三线建委主任李井泉(前左三)了解四川省攀枝花钢铁基地规划方案)

责任编辑马永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