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盛勇

今年是新中国建国六十周年大庆的日子。在这样的历史时刻，当我再度仔细阅读周晓风教授所著《新中国文艺政策的文化阐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12月)一书，心中自会涌起一些复杂的感慨，也不能不随之在对历史的复杂化清理中走向理性的把握和审慎的反思。周晓风所言“新中国文艺政策”，其实就是指社会主义中国的文艺政策，也有人径言共和国文艺政策或中国当代文艺政策。他在书中尽管为了研究的方便，把范围大致限定在1949-1999年这样一个共和国的历史时空里，但是，在不少内容的阐释上其实已经涉及到了新世纪的文艺政策，并且在对历史和现在中国文艺政策问题的考察上已经合乎逻辑地指向了更为开放的未来。在这意义上，该著不仅是一部具有特别历史和现实价值的书，更是一部力求在复杂的历史清理和反思中凭借历史与理性的指引不断前行的书。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降，在全球化背景下，由于中国文化多元化走向的日渐形成，也由于不少学者在研究思路上受到了西方文化研究理论的某些启发，学界愈来愈注意从更为富有历史和文化意味的角度去多侧面考量中国当代文学的生成及其意识形态内涵。在这方面，洪子诚、王晓明、蔡翔、程光炜、孟繁华、王尧等人都曾做过不少探究和说明，也正是在这样一个语境下，中国当代文艺政策和文艺制度问题随之进入了人们的研究视野，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周晓风显然对此有着非常敏锐的考察和理解，但是，他在研究方法、论述方式和学术视野上呈现出来的宏阔而细腻的特征，他所具有的历史分寸感和有节制的叙述风格，他在论述中呈现出来的历史性、学理性、系统性和思想性特征，使得他的研究已经超越了学界同人所取得的相关成果，进一步深化了人们的认识，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拓展了一个新的学术空间。

此种深化和超越首先表现在文化视角的运用上。在中国当代文艺和文化发展过程中，人们对政策的重视曾经达到了一种无以复加的程度，政治实用主义成为了一种公共的主体性思维，人也就成了政治化的动物，作家和知识分子很少能够抵挡此种异化的笼罩与侵袭，文艺界的领导者更是如此。文艺政策作为政策主体在文艺领域所实行的一种较为具体的政治措施，无疑具有很强的政治功利性，它在文艺与政治之间所具有的缠绕性关联，所具有的不可分割的意识形态特征，使得人们在较长时间里把新中国文艺政策仅仅理解为一种政治现象，因而对文艺政策的研究，也多从政治的和实用的视角进行探讨。出于历史反思和当代文艺政策重构的需要，也有人从文艺学的视角予以探究，希望借此解决困扰中国当代文艺发展的文艺与政治的特殊关系问题。从这些角度出发产生的研究成果无疑取得了一定成就，但是，共和国文艺政策及文艺话语实践所具有的丰富性及其政治一文化性特征，却无法在此得到更高和更完整的阐释与整合，一些带有规律性的思想文化内涵也无法得到进一步的合理总结与说明。随着探究的深入，人们发现，只有从文化的视角研究共和国的文艺政策，才有可能更为接近历史的复杂本来。周晓风对共和国文艺政策的阐释就是自觉并成功运用了此种文化视角，他在书中较为出色地揭示了共和国文艺政策的文化内涵，呈现出新的文化视野，对文艺政策赖以产生的文化背景或历史文化资源，以及文化选择、文化定位、文化价值取向和文艺政策的文化效能等相关层面进行了理性和历史并重的考察。这也使得该书成为第一部从文化视角而非单纯的政治文艺角度来系统阐释中国当代文艺政策的著作。如此阐释和研究中国当代文艺政策，不仅有助于从一个较大的视域出发深化人们对其历史和文化内涵的认识，有助于加深人们对中国当代文艺发展实践的理解，而且能够帮助人们超越某些历史阶段的局限，在一个宏观的层面较为从容地论衡中国当代文艺政策的成败得失，更好地把握现在和未来中国文艺乃至文化的走向。

当然，并非运用一种较为合理的研究视角或方法就能保证研究成果的创造性，判断学术成果是否具有较大的学术价值主要还得看由此产生的成果本身是否具有科学性与真知性，还得看其在接近研究对象的历史本来及其本体内涵时能否获得一种超越时空的公众性理解，学术自有其论衡的历史和理性依据，一般所言学术乃天下之利器、学术之道自在人心，此之谓也。周晓风在其对新中国文艺政策的解读中，始终抱着一种历史和理性并重的态度。不愠不火，不急不缓，在历史和学理层面呈现出了高度的深刻性，显现了高度的历史领悟力和理论概括力，并促使人们在对中国当代文艺政策的理解时产生了一种整一而非断裂的历史感。周晓风在其研究中所具有的深化和超越性品格亦由此再次清晰地体现出来。

我们知道，中国当代文艺政策的产生、发展及其演变经历了一个复杂过程，对此，周晓风首先从历时性角度考察和把握了文艺政策的历史走向，认为它的形成和发展至新旧世纪之交大致经历了建构、挫折、调整和转型四个阶段，它们各自有其不可取代的文艺、文化和意识形态特征。应该说，这个概括是非常准确的，是非常符合中国当代文艺政策演进的历史实际的。如果以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为界，这四个阶段从大的方面讲其实可以分为两个时期：一是毛泽东思想统制的时期，当代史学家称之为毛泽东时代，而这正是周晓风所言文艺政策发展所经历的建构和挫折时期-二是以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为特征的新时期。这个新时期绵延至今，自然包括了周晓风所言文艺政策的调整和转型这样两个阶段，“转型”在新世纪的中国并未完成，仍在进行中，因而有更多符合当代文艺乃至文化发展趋势的文艺政策内容值得期待。这样两个时期，其实构成了共和国文艺政策发展史中的两个三十年。这两个三十年在文艺政策的走向上到底构成了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它们各自有何不同的面貌?周晓风对此又从文化角度，在共时性层面上，合乎逻辑地对上述不同阶段之文艺政策的结构体系及其思想文化内涵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探讨。指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毫无疑问构成了中国当代文艺政策的总体性指导思想，但是，由于这些指导思想本身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深入的过程，因此，具体反映到文艺政策上，共和国文艺政策的指导思想以及由此对共和国文艺发展规律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深化的过程，用一句比较时髦的话说，乃是经历了一个与时俱进的过程。具体而言，这样两个时期的文艺政策指导思想在“二为”方向的内涵上发生了较大变化，毛泽东时期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指导思想显然不能符合当代现实和文艺发展本身的需要，因而在新时期被适时调整、演进为具有更大包容性的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指导思想，这个指导思想的变化反映了执政党敢于正视历史并面向现代和未来的自信与勇气。随着上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全面确立和展开，文艺和文化的发展更加表现了多元和开放的态势，更加满足了人们对于文艺乃至文化的多样化需求，也促进了中国人性的健全发展，其蓬勃发展

的态势无疑为执政党在文艺政策的制定和引导上提出了更高的历史性要求。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下，江泽民于1994年1月对文艺界和思想文化界果断提出了“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的主张，形成了一种更加具有可操作性的新的指导思想和原则。这无疑是对此前文艺政策指导思想的深化，体现了一种历史的进步。此种进步按照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其实体现了一种历史发展的合理性与必然性，在中国当代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值得肯定和实践。但是，这样一种进步，一种必然，一种日渐接近现代内涵的合理性文艺政策指导思想及文艺政策的产生，还得回到文艺和文化发展本身去寻找，因为只有如此，文艺政策发展的规律，它所经历的风雨沧桑才能得到富有文化内涵的揭示和说明。

共和国文艺政策在其发展、演进过程中，其实一直有着自已比较清晰的文化定位，这就是如何帮助和引导文艺界多快好省地建构一种既富有民族气质或民族作风又具有现代品格的中国文艺。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新中国文艺政策的制定者、领导者在文艺与政治、传统与现代、西方与东方等各种文化要素之间，在较长时间里难以达到一种科学而完整的认识，其政策一方面表现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外化，另方面表现为一种持续的矛盾和断裂，让人无所适从，因而也就难以让中国当代文艺和文化以一种更为恒久和富有人类智慧的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此种非常态的状况只有到了新时期才能得到彻底改观，其间所体现的历史性进步及其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乃是人所共知的。这些历史性发展也就更为深刻地体现在文艺政策的文化价值取向上。在周晓风看来，共和国文艺政策在文化价值取向上经历了一个由文化保守主义到文化激进主义并最终选择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逻辑过程。无论是文化保守主义还是激进主义，它们都让中国当代文艺的发展进退失据，尤其是文化激进主义发展到“文革”时期的畸形状态，中国当代文艺和文化不能不走向了颓败和坍塌的边缘，其间尽管在潜在和民间层面孕育了新的异端和萌芽，但在当时却显得那样无足轻重。随着新时期的到来，文艺政策经历了一系列的调整和转型，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价值取向才得以完整确立，人们才可能让文艺政策在尊重艺术规律和艺术人才的本性时得到较为合理的制定与发展，才可能真正让文艺乃至文化的发展回归到一种较为正常的状态。至此，共和国文艺政策其实异常艰难地经历了一个由封闭走向次开放、由一体走向次多元的过程，换言之，在其更为深刻的意义上，也就是经历了一个从党的文艺观的完整确立和转换到其接近自我涣散的过程。在这样一个带有结构性剧变的历史发展中，人们当然可以强烈感受到一种断裂性的存在，这也就在上述所言共和国文艺政策发展的两个三十年或两个时代之间划了一条标志着伟大进步的历史性鸿沟。周晓风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不仅在历史和文化层面论述了此种断裂性的存在，确证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价值取向一维的真理性内涵，而且在对中国当代文艺政策发展的文化阐释上凸显了其间的一致性或整一性特征，这就是基于执政党和制度层面在共和国历史中的完整性存在，文艺政策在社会主义文化方向上的一致性和一维性，文艺政策的指导思想无论发生怎样的改进，其间所体现并赖以维系的社会主义政治和文化方向倒是不会改变的。其实，这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政策的一部分，甚至是本质部分，也是中国当代文艺发展贯彻始终的一种独特现象。在这意义上，文艺政策迄今发展的两个三十年并不是前后完全分裂的，其间具有一些复杂的关联，有其一脉相承之处，或许可以这样思考：没有前面的三十年，何来后面的三十年?但是反过来或许也更可见出后面三十年的价值吧。

必须指出的是，我们不能在政治、文化和历史整一性存在的条件下，而把前面三十年文艺政策所取得的成就加以不符合历史实际的夸大理解，也不能把后面三十年在文艺政策层面存在的问题予以有意遮蔽，更不能把两个三十年在文艺政策上所具有的那种富有历史和文化意味的分野加以无端地弥合。周晓风对此分明有着清醒认识和体察，因之，他在研究中较为令人信服地采用了一种复杂化的眼光来考量文艺政策的发展，在复杂的还原性考察中对其客观存在的正、反两面的经验与教训给以较为符合历史本来的总结和反思。比如，周晓风认为新中国成立之前及其后的一段时间里，执政党对文艺就适当采取了一种较为宽容的姿态和宽松的政策．在文艺政策领域对文艺乃至文化的发展表现了一种可贵的自信。又如，周晓风以为中国当代文艺发展跟文艺政策本身存在着既同步又异步的现象，在前者往往受制于后者的前提下，也在历史的某些阶段对后者表现了一种合乎文艺规律的不自觉修正。文艺政策在其制订和实施过程中也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存在某些差异性和复杂性。再如，周晓风认为贯穿上世纪80年代的文艺政策领域的“调整”，其实并非空穴来风，而是肇始于“文革”末期毛泽东对文艺政策及文艺现状的忧虑，这就在研究中通过采取一种历史回溯的方式，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当代文艺政策调整和演进的艰难。即使对那些承载了中国当代文艺政策负面因素的典型文艺政策文本和准文艺政策文本，比如“文革”前夕产生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和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周晓风在对其进行历史还原并给以批评的同时，也对其间蕴含的复杂性内容给以了多方面解读，‘让人们由此认识到这些历史、文化现象赖以产生的原因并非是单一的，而是复杂的，更不是一些孤立的历史性存在。

中国当代文艺政策在其发展过程中经历了种种一言难尽的曲折，这也是人所共知毋庸讳言的，周晓风对此从学理层面做了认真而系统的清理。在他看来，中国当代文艺政策尽管在当代文艺和文化的发展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但是，它在较长时间里表现了一种不规范和不稳定的特征，表现了较大主观随意性与灵活性，相对严格而规范的法律文件来说，显然缺乏某种可持续性与可操作性；此外。它所具有的意识形态特征使其在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均表现了一种追逐短期时效性和政绩性的功利性品格，文艺政策中所规定的文艺工具论观念往往使得文艺的发展偏离了艺术的轨道，限制了文艺生产力的发展。在基本意义上，共和国文艺政策在较长时间里由于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而存在，它的缺陷因之也不是零碎的，片段的，而是结构性的。此前有一种观点认为，把文艺从属于政治乃至政策的观念从延安时代带进新中国，是一种战争文化观念和心理在延续与作祟的结果，这自然有其不可否认的认知价值，但是，此种文艺观和文艺政策观的存在于前苏联等相同阵营的国度里也普遍存在着，因此，这样一个带有结构性缺陷的观念既然是意识形态的，那么造成其缺陷得以延续并无限扩大化的根本原因也是内在于当时的那种令人迷狂的意识形态观念的，那种时刻未曾放松的阶级论观念的。而其得以具体实现的途径和保证，乃是那种高度集权的大一统的文艺政策结构和带有强烈统制性的一元化文艺管理体制，而在文艺家和知识分子的主体层面乃是进行无休止的思想改造和灵魂深处的革命。问题的复杂性更在于，上述文艺政策在政治、文化、文艺乃至经济层面体现出来的价值观念既是一体的，又是矛盾的，充满了悖论的，这就更加令人无所依傍，中国当代文艺成就的有限性也就由此注定了。在反思共和国文艺政策的类型体系时，周晓风准确指出，共和国文艺政策主要是一些确定方向的基本政策，相对缺乏具体的适宜文艺发展的文艺政策，这主要是指文艺经济政策、文艺奖励政策、文艺人才政策、文艺出版和传播等相关联的文艺政策，而在根本上，乃在于缺乏一部在文艺乃至文化领域带有根本意义的文艺法。其实，这些缺陷的存在自有其历史和文化等方面的原因。但是，随着文艺政策调整和转型时代的到来，此种历史性存在的缺陷也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历史性改观。比如，文艺管理体制和文艺团体运作机制的市场化改革。文艺出版和传播政策的进一步放松，文艺人才和文艺奖励政策的常态化发展，文艺经济政策的深入人心，这些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尽管迄今为止一部有中国特色的文艺法还没有建构和颁布，但是，种种迹象表明，执政党正在文艺政策的改革方面为此做着种种微妙而精细的准备。因为，正如人们都能清晰感受到的，中国当代文艺和文艺政策领域的开放程度、国际化程度在全球化语境下正在得到进一步深化，那种符合文艺和人性本来的文艺规律正在得到广泛认同。

以史为鉴，继往开来。我们严肃清理和总结过往的文艺政策乃并非为了满足一种历史癖的存在。也并非为了诅咒有缺陷的历史，而是为了现在和来来，为了让阳光更好地洒遍整个文艺和人性的领空。其实，中国有智慧的人们正在努力汲取于我有益的世界文化，也正在认真还原和汲取中国古代的优秀文化，站在一个民族的和世界的新高度，其实相对其它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形式，无论是文艺政策还是文艺法的建构，它们都应该顺从和保证文艺基本属性的获得，这就是文艺创造的自由属性和人类属性。在这方面，我认为，中国古老而渊深的老庄思想而非儒家思想其实为人们提供了足够的思之空间，尤其是顺其自然和无为而治的观念早已在默默地提醒着那些善于倾听的后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