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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文学研究60年

2009-12-01 09:12:24 文学评论 2009年6期

柳 宏 宋展云

内容提要: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来,《论语》研究出现了从经学向文学转变的新变化。一是深入分析忽视《论语》文学属性的历史原因,全面认识《论语》的文学特征和文学价值;二是从多种角度立体透视以孔子为中心的《论语》人物群像,对孔子形象价值及在文学史上的意义形成了理性客观的认识;三是对《论语》的语言观、语言实践、语言艺术特色、对后世文学的影响等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和探索,提出了富有新意的见解。文章全面回顾60年《论语》文学研究的进程,认真总结取得的成绩及不足,对开创《论语》研究的新局面提出了切实的建议。

从文学层面梳理《论语》研究史,自1949年到2009年,无疑是一段最典型的时期。

纵观古代《论语》研究的进程,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重要时期,即汉唐经学、宋明理学、清代考据学。这些时段的《论语》研究,虽然时常涉及《论语》的作者、成书时间、版本流传等,但主要是从哲学、思想、政治层面展开诠释和论述。无论是何晏的《论语集解》、黄侃的《论语义疏》,还是朱熹的《论语集注》、刘宝楠的《论语正义》,大凡《论语》诠释史上的重要著作,或收集总结前代《论语》研究的成就;或训诂章句文字,考证典章制度;或阐述“大一统”、“治天下”的微言大义。很少有从文学层面展开分析和研究的。总之,古代《论语》研究的重要时期乃至其它历史时期,《论语》的文学研究都不充分、不清晰、不典型,很难找到甚至是几乎找不到一篇从文学层面研究《论语》的专题论著。

新中国成立以后,六十年来的《论语》传播和《论语》研究,呈现出从经学向文学转变的显著特征,开创了真正从文学层面研究《论语》的新方向。具体表现在:从阶级分析的意识形态层面向形象分析的文学批评层面的演进轨迹十分清晰,对《论语》的文学价值与总体风貌的研究逐渐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对《论语》人物形象的分析日趋丰富和深入,对《论语》的文学观念、语言艺术、文体特征的思考更加系统和透彻。

建国六十年来的《论语》研究,可以粗略地分成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两个时期。研究内容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表现在哲学、政治,文化、伦理、教育、经济、学术等多种向度,其中文学研究色彩日趋浓厚,无论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均表现出从经学向文学转变的趋向,且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形成鲜明的分界。

《论语》是我国最早的语录体著作,也是我国古代儒家文化的渊薮。自汉而下,《论语》作为儒家的重要原典之一,备受思想界和学术界的重视,关于《论语》的各种注释、笔记、解说、笺证层出不穷,汗牛充栋。但是因为儒家文化是我国封建社会的主流文化,古代社会的儒家经典诠释几乎都是围绕封建统治的需要而展开的,儒家经典的文学特征、文学功能长期未能得到挖掘和彰显,如作为纯文学文本的《诗经》,一直作为“言志”、“讽谏”的传道文本,其教化功能被放大或强化,《关雎》被解释为“美后妃之德”便是最典型的论据,这种倾向一直到明代才发生了向文学的转变。《论语》之文学研究晚至清代才出现零星的评点或感悟,如毛奇龄《论语稽求篇》解释“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时,从修辞学角度对《论语》中两“譬如”进行了透彻的论述;又如宋在诗《论语赘言》解释“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时云:“沽之哉二句,夫子易世婆心和盘托出矣,仕止久速时中之妙用,俱在一‘待字中。”此对“待”字的细腻体会,完全是从文学鉴赏层面或接受层面的独特感悟。可惜这样的切入寥若晨星,实在稀少罕见。

建国以后的前三十年,《论语》诠释几乎跟随着社会的意识形态、围绕着政治与学术的关系而展开。学术界常常将这一时期分为三个阶段。

1949年到1957年,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孔子及《论语》研究的第一阶段。

自1840年的鸦片战争,西方的坚船利炮轰散了中国的社会结构,也崩塌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的权威地位,自此批孔反儒与重建儒学体系的两股浪潮长期碰撞。“五四”新文化运动后,现代新儒家与中国马克思主义两大思潮就儒学发展问题长期论争。新中国成立以前的《论语》研究,大多沿袭“乾嘉考据之学”,考察重点放在孔子言行的校勘、考证、训诂、评注等方面。新中国成立后,思想界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其武器就是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思想武装头脑。在这一背景下,大多数研究者告别过去繁琐考据、资料堆积的陈规旧习。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研究《论语》及孔子思想。嵇文甫于1951年、1953年发表了《孔子思想的进步性及其限度》、《关于孔子的历史评价问题》的文章,宋云彬于1951年发表了《孔子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一文,对孔子思想做出了一分为二的分析和评价,既肯定了孔子思想的历史作用,又指出其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自此拉开了孔子研究的序幕,陆续发表了一系列研究孔子的论著,冯友兰、杨向奎、赵光贤等学者围绕孔子的阶级立场、政治思想、哲学思想、教育思想等方面展开了研究和讨论。

纵观这一阶段的《论语》研究,基本上处于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方法思考问题的探索阶段,故“旨在宣传和普及的多,进行深入系统研究的少;总体论述的多,具体分析的少,对政治和教育思想研究的多,对其他方面研究的少”。在文学方面的研究几乎没有。

1958年至1965年,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孔子及《论语》研究的第二个阶段。

这一阶段“共发表了二百四十多篇论文,正式出版了三本专著和两本孔子研究论文集,全国十几个省市相继召开了各种类型的孔子学术思想讨论会”。1962年11月在山东济南召开了来自全国16个省、市的160多位学者参加的孔子学术研讨会。这是建国后首次全国性孔子学术会议,大会就孔子的阶级归属、孔子的中心思想、孔子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孔子在历史上地位和作用等问题展开了讨论,出现了《论语》研究的高潮。故学术界通常将1962年称作建国后孔子研究的第一个高峰。

这一阶段《论语》研究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学者们在第一阶段研究的基础上,对孔子思想学说进行了全面、深入、系统的研究,写出了具有较高水准的学术论文。冯友兰的《论孔子》一文,深入系统地研究了孔子关于“仁”与“礼”及“天”的阐述、孔子的教育思想及思想方法等。高亨的《孔子思想三论》是比较典型的对前期研究成果的总结深化之作。他通过《论语》、《礼记》、《说文》等文献,互参比勘,得出结论:“孔子所谓仁是忠恕的合体,忠是己所欲施于人,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恕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仁与忠恕是孔子思想的一贯,可以说,是孔子思想的核心。”此外,高亨提出“关于孔子的记载是纷繁的,对各种典籍中的不同孔子形象都应该加以探讨,才能看出孔子的本来面貌和后人加笔的脸谱,从而做出全面的总结”。这些不啻是《论语》研究方法论方面的精辟揭示,在今天仍然具有深刻意义。

然而这种学风未能延续下去。毛泽东同志对孔子研究

的兴趣和对孔子研究的过问,从非学术的角度干预影响了孔子研究,如毛泽东对冯友兰研究孔子的文章他都要看,毛泽东说孔子“很有些恶霸作风,法西斯气味”…,“社会主义比起孔夫子的经书来,不知要好过多少倍”。,这些话语,在某种程度上不自觉地指导了《论语》研究及传统文化研究的方向。1962年济南孔子学术会议后,政治生活开始干预学术研究,1963年关锋、林聿时发表了《关于孔子讨论中的阶级分析的几个问题》,出现了政治标签代替学术分析的倾向。从此以后,孔子研究逐渐带上政治色彩,且愈来愈浓,对《论语》的研究及孔子的评价成为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一些著名学者受到错误批判。发展至1966年,“文革”兴起,学术完全被政治笼罩或取代。

1966年至1976年,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孔子及《论语》研究的第三阶段。

“文化大革命”十年,孔子地位降到极点,孔子思想彻底沉沦,《论语》研究完全异化。所谓的文化大革命实际上就是对旧文化进行革命。作为旧文化的代表,孔子首当其冲成为革命的对象。1966年,陈伯达唆使红卫兵到孔子故乡曲阜造反,“召开了十万人参加的‘彻底捣毁孔家店的大会,对周予同、严北溟、高赞非等一批研究孔子的著名学者挂牌游斗、毒打、关禁闭,并火烧了孔子像,刨平了孔子坟,炸碎了孔庙、孔林等处的牌坊石碑。”这种惨剧迅速蔓延到全国。1973年在全国掀起了批林批孔的高潮,“四人帮”将批孔问题看成他们实现反革命阴谋的重要手段,极尽制造舆论之能事,大搞隐射史学。据不完全统计,从1973年下半年到1974年底刊登了三千多篇批孔的文章,出版了五十多种批孔评孔著作和论文资料汇编。故“文革”时期的《论语》研究完全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和手段。

综上所述,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前三十年,《论语》研究几乎随着思想政治运动升降沉浮,成为伦理道德的附庸和阶级斗争的工具。但实际情况并非绝对如此,在这种繁荣和强势的背后亦有“异类”的学者和“特殊”的语体,如1955年出版了杨树达的《论语疏证》,1958年出版了杨伯峻的《论语译注》,1968年出版了陈舜政的《论语异文集释》,1970年出版了弓英德的《论语疑义辑注》,这些论著虽波澜不兴,产生不了浩瀚的气势和轰动的效应,但这种固守学术规范的考证注释之作,捍卫了那个年代的学术尊严,体现出知识分子从容淡定的个性和学术追求的精神。

值得注意的是,前三十年的《论语》文学研究亦并非完全宅白。在漫长的30年的时间隧道中,我们搜索到董国尧于1963年发表了《孔子的艺术理论》,胡念贻于1962年发表了《从人物形象论《论语》的文学价值》。胡文指出:“《论语》的文学价值,首先在于它写出了孔子这个伟大的哲学家和教育家的形象”,这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次出现”的“以写一个人物为中心的著作”。作者将《论语》人物分为四类,第一类是通过静止描写写出仪态、通过生活事件表现性格的形象丰满的孔子,第二类是“写孔子的弟子比较详细的子路和颜渊”;第三类是“写得比较出色的子贡、宰我、冉有、曾子、子夏等人”;第四类是“一些隐逸之士或不同众流的人”。胡文认为,《论语》所写的人物,都“以孔子为中心”,《论语》中写孔子弟子,“其实还主要是为了描写孔子”,《论语》里面写那些隐士等,“也是写他们和孔子之间的关系”,“同时也丰满了孔子的形象”。这是一篇较为系统全面的分析《论语》人物形象的专题论文,是建国以后前三十年《论语》研究中独特的音响、新颖的色彩,给人耳目一新之感。

1976年10月,“四人帮”垮台,“文化大革命”结束;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提出了“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号召。《论语》研究在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挣脱了阶级斗争、泛政治化的枷锁,跨越了意识形态的藩篱,开始沿着实事求是的多元化学术路径探索前进。但因为《论语》文本内容具有高度的政治道德色彩,清代大儒焦循《论语通释》曾将《论语》内容归纳为一贯忠恕、异端、仁、圣、大、学、多、知、能、权、义、礼、仕、据、君子小人等十五个范畴,由此不难判断《论语》研究拒绝政治道德范畴的难度和拒绝后自小疆域的窘境。故新时期乃至新世纪的《论语》研究在新观念、新方法的指引下,一方面向着政治、哲学、道德、教育等等领域深化拓展,但另一方面《论语》研究凸显出新的面目和特征,回归文本自身、重视人物形象、分析语言艺术的文学研究愈来愈多。

新时期的《论语》文学研究,首先是从整体上深入思考《论语》的文学成就、文学价值或文学色彩、文学贡献。这方面的探索在新时期三十年来从未间断。1979年,发表了吴景和的《<论语>文学价值初论》,1982年,尹建章的《<论语>文学性初探》问世,1986年,有姚宝元的《<论语)文学成就初探》,1990年,是常林炎的《试论(论语)的文学贡献》,1992年,有尹砒廷的《(论语)的文学价值》、单光启的《<论语>的文学色彩》,1997年,是单承彬《<论语>的文学史意义》,1999年,有徐维的《(论语)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浅论》,2001年,是王伟康的《(论语)艺术特色浅探》,2006年,有孔令顺的《试论<论语>文学性的生成原因》。这些论文形成一波波冲击,不断深化人们对《论语》文学价值的认识,在《论语》研究向文学方向的转变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认识层面上高度关注《论语》文本的文学属性,深入分析了《论语》研究弱化文学性的原因。如曹文星指出:“《论语》的内含十分丰富,在哲学、伦理、政治、教育等方面,历来学者多对它进行过研究。但由于它在汉代就被尊为经,历代文人则多从‘经学的角度对其进行训释、阐发,而对它的文学价值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则认真研究不够。”尹建章认为:“在封建社会,统治阶级为了巩固和延续封建制度,把它看成治国的珍宝,御用文人则从封建伦理方面大加阐释,甚至给予曲解,有意无意抹煞了它的文学性质。解放以来,不少人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论语》进行新的评价,做出了显著贡献,但在哲学、教育学方面研究较多,对其文学价值的探讨还嫌不够。”朱玲认为:“《论语》是儒家学说的经典,在中国思想史上对《论语》的研究、注释汗牛充栋,但在浩帙繁卷之中,却很少有人关注《论语》的文学价值。即便是当代颇具权威的文学史,对《论语》的文学评价也是轻描淡写,一带而过。”

在此基础上,不少学者强调了从文学层面思考《论语》属性和《论语》价值的意义。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既不能忽视《论语》在哲学思想和教育思想上对后世的影响,也不能轻视其在文学发展中的作用。《论语》在创造其思想价值的同时,也创造了辉煌的文学成就。尹建章指出:“历来认为,《论语》是语录体哲理文,这一论断不完全符合实际。”“诚然,《论语》记载了孔子等人大量讲道谈礼的言论,但除此之外,也还记了不少人与人相互交往的生活场面和

事件,且有各种类型人物的简单描写。”“因此,《论语》所表现出来的,不只是一些抽象的理论概念,而还有一个个人物形象,一次次具体活动,许许多多生活细节和联系这些生活细节的生活整体。”宁百庚说:“《论语》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它是儒家思想的最早经典,更重要的是其文学价值的实现,对中国文学史及文化史都产生了极为深远而又广泛的影响。”“《论语》中所体现出的孔子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伦理思想、文艺思想是极为丰富复杂的。在这诸多思想中,对中国文学史影响最大的,是以“诗教”为中心的较为系统的文艺思想。”曹文星云:“作为一种文学现象,《论语》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是中国最早的语录体散文,开私家著述之先,乃‘千古文章之祖,它的简炼、朴质、生动、幽默的风格,对后世影响甚大。”这些观点,对建国以来后三十年《论语》文学研究的发展与繁荣无疑具有导向作用和标杆意义。

其次,在实践层面上,对《论语》的文学价值和艺术成就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总结,从而充分证明《论语》的文学特征。《论语》作为儒家的重要经典,具有明显的“政论”色彩。但由于《论语》在论辩某一问题或记录有关人物对话时,十分重视人物的性格特性,且语言富于个性化,加之孔门师生之间长期生活在一起,彼此之间十分熟悉,故他们在写《论语》的独白、对话、场面时,脑际中活跃着的更多的是感性的、鲜活的、生动的生活细节。这无疑增强了《论语》的形象思维的属性。《论语》渗透着作者的生活美学理想,具有较多的文学品质。尹建章认为:“《论语》通过生活场景的描述,动作容貌的刻画和故事情节的设置,不仅揭示了一定的事理,而且表现出许多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这就看出《论语》是有文学性质的。”朱玲认为:“在中国思想史上,《论语》作为儒学理论的奠基之作,有其无与伦比的地位,同时,《论语》也创造了那个时代文学的辉煌。它只是散文,但承载了时代的哲学,用形象传达了一代先哲,用诗的语言告诉人们美丑善恶,用独特的说理方法记录思想的精华,可以说,《论语》达到了思想性与文学性的完美统一,为以后中国文学的发展创造了成功的范例。”这一问题,吴景和论述得最为具体透彻,他通过《论语》与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理想国》、我国最古的《尚书》加以对比后,指出“《论语》在艺术上所取得的成果,我们有必要给予充分的肯定。因为,在中国文学发展的过程中,它是其中一个阶段的代表之作。从诘屈聱牙的《尚书》到平浅流畅的春秋战国的散体文学,《论语》正处在一个开山祖师的地位上”。不论从内容到形式,它都和《尚书》有质的区别。这些区别充分“说明了《论语》是新时期散体文学的发端。从诸子哲学散文上看,它是第一家,从有成就的古代传记文学上看,它是《左传》、《国语》、《战国策》,以及《史记》、《汉书》等等的排头兵”。

《论语》编者侧重“记言”,并未形成刻画人物、塑造形象的自觉意识,但《论语》中诸多人物依然个性鲜明,形象丰满,体现出其特有的文学价值。

《论语》人物形象的研究,20世纪60年代的胡念贻已开其先河。进入80年代,随着西方文学理论的引入,《论语》人物形象的研究也逐渐理论化和系统化。较早的有尹建章的《(论语)文学性初探》一文。作者认为,《论语》中诸多具体可感的人物形象与其独特的人物塑造手法有关。一方面,《论语》人物塑造极富文学性。作者分别从“对生活事件的记叙、描写,展现人物思想性格”,“描写仪态容貌和动作,表现人物的心理和精神状态”,“运用故事情节,展现人物性格”三点论述《论语》人物塑造所具备的文学性,并从文学性质和审美角度来说明《论语》中抒情成分对于突显人物形象的作用。另一方面,作者精辟指出:《论语》人物塑造与纯文学作品中人物塑造有重大区别。首先,《论语》重在写实,缺少合理想象和虚构,因此难以塑造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艺术形象。其次,记叙方式零碎,人物性格缺少发展演变。此文既指出《论语》人物塑造的文学特色又不避其不足,论述理陛,评价公允,为日后全面而深入研究《论语》人物形象奠定基础。此后,尹砒廷发表了《<论语>的文学价值》一文,这是一篇紧扣文本、将《论语》人物研究向深度和广度推进的文章。首先,扩大了研究的范围。研究者转向关注孔子形象以外的其他人物形象及其表现手法。文章指出:“《论语》的文学价值,主要是开创了以一个人物为中心来记言的文学新体例。全书围绕着孔子,记载了五代、二帝、三王,自尧至周,共计约一百四十人,其中有明君贤相,也有乱臣贼子;有门人信徒,也有避世隐士。”作者还深入分析了孔子以外人物形象的表现手法:一、通过孔子的眼睛,来写孔子弟子。二、以类相从,同中寻异,突出人物各自的特点。三、集中写一个场景,通过人物各自的表演,来突出各自的性格。四,在对立论辩的展开和矛盾纠葛的交待中来突出人物形象。五,通过一些小故事,来写孔门圈外的各色人等。其次,拓展了研究的深度。研究者开始重视宏观把握《论语》人物形象的历史地位。作者指出:“象这样目的明确地替一个历史人物树碑立传,而且围绕着一个人描绘出一群活生生的人物形象,确实给后世文人以启迪,特别是为我国传记文学的创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从某种意义上看,《论语》可以说是我国传记文学史上的第一块艺术丰碑。”此文既有宏观把握,又有细致分析,树立了《论语》人物形象研究的新风范。

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者对于孔子形象的分析也逐渐趋向多元化。如曹文星《(论语)文学价值初论》一文从民族审美角度分析孔子形象,文章指出:“孔子形象的审美价值,就在于他既是伟大的形象,又是普通的形象;在于他既是那个时代的杰出代表,也是整个封建社会的杰出代表,亦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杰出代表。”“作为一个典型形象,主要在于他的个陛,在于他揭示了时代的本质,在于他反映了民族的特征。”这些论点有益于摆脱从阶级立场着眼的藩篱,进而从时代审美、民族共性等角度客观分析孔子形象,使得孔子形象的典型性研究更具包容性、更加深入。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研究者对孔子形象有了更多新的阐述,孔子形象中圣人的一面日渐淡化,而其作为儒者、先师等平民形象得以凸显。如朱玲在《(论语)的文学成就》一文中指出孔子形象的三个特征:一、追求理想矢志不渝的进取精神。二、热爱生活、务实达观的人生态度。三、谦和温厚、诲人不倦的师长风范。可见,在20世纪90年代价值重估的风气之下,孔子形象的研究逐渐摆脱封建时期的圣化倾向与“文革”时期的政治色彩,孔子性格的丰富性与真实性得以挖掘。进入新世纪以来,研究者日益关注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如王舒的《(论语>中的孔子形象及其当代价值》一文指出:“孔子迂腐古板、不合时宜的背后其实深藏着大智慧、大境界、大精神。彰显这一大智慧、大境界、大精神,对当下一些青年学子中存在的浮躁、谜茫、厌倦、孤独等现代病不失为对症的良药。”该文立足当代,关注知识分子命运,对孔子形

象进行了独到的阐释。除此之外,尚有不少论著从多种角度阐发了孔子形象的当代价值。此时期的孔子形象研究虽然不免过度强调西方诠释学所谓的“先见”,且有过度诠释之嫌,但对重新引发民众的文化热情、重新挖掘经典的文化魅力无疑是有益的,在尊重原典的基础上对孔子形象及文化内蕴进行新的诠释将成为当代文化建构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关于人物形象的表现手法,研究者通常依据西方理论分别从人物语言、具体事件、心理描写、神态描写、对比烘托等角度加以分析。用西方理论对《论语》人物形象的表现手法进行分析,早在20世纪60年代胡念贻已开始关注,随后尹建章等人的研究则更加系统化。90年代以来,研究者逐渐认识到机械套用西方理论的不足,开始更加关注民族文化的内在特性,由此《论语》人物形象表现手法的研究也更加侧重于从传统史传文学等角度加以分析,如人物品评特点、人物描写与史传文学的关系等。单承彬《(论语)的文学史意义》一文提出:“值得注意的是,《论语》对孔子等人性格的刻画,几乎全部都是以片言只语予以粗线条勾勒,捕捉他们肖像、言行、神态中最有特征的部分,以表现其内在的神韵;而不是借助对他们肖像、动作、心理活动的细致人微的描写。这种抓住人物的少许特征所进行的简略传神的描写方法,就是我国传统文论所谓的‘白描,它是我国古代叙事性文学在人物描写方面与西方同类作品迥然不同的一个重要特征”。该文对于《论语》中人物形象的表现手法的分析既注重人物活动、故事情节等一般概念的运用,又将其放在史传文学传统中加以论述,这为从中国叙事文学史角度深入研究《论语》人物形象塑造提供了很好的思路。

进入新世纪以来,文化逐渐多元化,研究者的研究视角也不断翻新,《论语》人物形象的研究往往也和文化研究相结合。如阳清《(论语)人物品评的双重模式》一文就独辟蹊径,从文化角度分析《论语》人物品评现象。作者认为,《论语》人物品评的标准、体例及真实程度等体现出史学的范式,人物品评的语气、修辞等则体现出一种文学的范式,二者构成《论语》人物品评的双重范式,并最大限度地彰显出文本巨大的文化价值。人物品评是中国文化史上特有的文化现象,循此思路,深入探讨《论语》人物品评方式、内涵等问题,以及此文化现象在中国叙事文学史上的作用,这些都将有助于增进《论语》人物研究的深度。此外,还有一些研究者试图突破人物形象要素分析的方法,尝试从叙事学等新角度对《论语》人物塑造进行新的诠释。其中,具代表性的有傅修延的《先秦叙事研究》一书,该书认为《论语》中的记言含有叙事因素,“对具体的语境稍作记叙,从而形成一系列具有叙事意味的独立单元或片段”,作者指出“以《世说新语》为代表的魏晋‘世说体,正是继承并发展了语录体中以精粹之言为‘眼的叙事模式”。该书从中国叙事文学演变角度对《论语》人物塑造进行整体研究,虽然作者对西方理论的使用尚有生硬之处,但从总体上研究《论语》人物塑造中的叙事手法及其对后世史传文学、小说、戏剧等叙事文学的影响,这将成为日后《论语》人物形象研究的新课题。

《论语》语言言简意赅、意蕴深厚,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由此《论语》语言艺术研究也成为《论语》文学研究的重点。六十年来《论语》语言艺术研究大致可分为《论语》语言艺术特色及成因研究、《论语》修辞研究、《论语》语言观及语言实践研究、《论语》语言对后世的影响研究几个方面。

首先,对《论语》语言艺术特色及成因展开深入研究。新中国成立后前三十年,研究者对于《论语》语言艺术特色的研究较为零散,相关论述也较为简短。20世纪60年代,胡念贻对《论语》的语言特色作出了简要评论,指出其“词约义丰”的特点。此外,游国恩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也有相关论述,作者认为《论语》是语录体散文,其主要特点是语言简练、用意深远,有一种雍容和顺、迂徐含蓄的风格和语言浅显、接近口语的艺术特点。80年代以来,《论语》语言艺术特色研究日益受到重视,随着研究的深入和理论的深化,研究者对《论语》语言艺术的分析趋于系统和细致。尹建章的《(论语)文学性初探》一文为此时期的代表,文章认为“《论语》语言达到贴切、通俗、精炼的境地,形成了它的字稳句妥、文笔流畅的特色。这样的语言无论用于记事说理,抑或抒情状物,都很成功”。作者深入分析了《论语》语言特色形成的原因,即“孔子有丰富的社会实践和多方面的文化修养”以及“孔子对于遣词用语的准确性和生动性有明确的认识和严格的要求”。此文对《论语》有关修辞手法的论述尤为详实,比如“形式多样、寓意深刻的比喻”,“对比与衬托的巧妙运用”,“重复与对偶句式使用”等,这些都为日后深入研究《论语》语言艺术奠定了基础。同时期章沧授的《<论语)的语言艺术美》一文,则从“语录体”文体特征角度分析《论语》语言所具有的“音韵的谐和美”、“句式的整齐美”、“语言的精炼生动美”以及“重语的隽永美”。此文或从修辞角度分析《论语》句式整齐的原因,或指出《论语》格言的简洁凝练与自然朴素,或辨别《论语》与后世诸子散文语言的差异,虽然新见不多,然而对于《论语》语言美的整体把握较为允当。

其次,《论语》语言艺术研究角度更加新颖独特。如张学松《(论语)语言特色论略》一文指出:“从义、情、文三个方面来看,《论语》的语言具有凝炼警策、感情充沛、生动优美的特色。这一语言特色的形成,是与中国古代哲学著作的特点和中国古代的书写工具、孔子的人生经历及文艺美学思想密不可分的。”该文对于《论语》语言特色形成原因的论述颇有见地,作者意识到“中国哲学著作是有内在系统性和逻辑性的,但缺乏外在系统性和逻辑性,它往往是哲学家对宇宙、人生、社会深入思考而‘顿悟后的高度浓缩,它只表现结论而台弃了系统推理论证的过程”。此点思考尤为重要,研究者如能透过语言的表象而深入研究其内在的思维方式,这将有助于增进《论语》乃至先秦散文研究的深度。作者认为:“《论语》既是一部哲学著作,又是一部语录体的散文。作为哲学著作,它具有深刻的‘理性,而作为一部散文集,它又必然带有文学的‘隋性。”的确,《论语》语言“凝炼警策”与“生动优美”的特点是情与理结合的结果,“情”代表着孔子丰富的人生体验,“理”意味着孔子深厚的道德力量。由此,从丰厚的思想内容层面来研究《论语》的语言特色,这将有益于揭示语言形式背后的内在意蕴,从而达到内容与形式研究的统一。此外,近几十年来,研究者对于《论语》修辞特点、孔子的修辞思想及实践等问题有所研究并取得一定成果,毛学河的《(论语>修辞手法初探》王文晖的《(论语)中孔子言语的修辞观照》等文可为代表,从修辞手法、修辞观人手分析《论语》“词约义丰”的语言特色也成为《论语》语言研究的重要思路。

再次,对《论语》中所体现的孔子的语言观进行深入分析。若讷的《(论语>语言研究》一文从“孔子的思想方

法在语言运用上的特点”以及“孔子语言观如何指导语言实践”两个角度加以论述。前一方面,作者认为“正名”思想与语言的准确性有关,“一以贯之”的思想与语言的鲜明性有关,“叩其两端”的思想与句式齐整有关,“中庸”的思想与语言的中和有关。后一方面,作者认为“言忠信”和语言情感力量有关;“辞达而已矣”与语言的“词约义丰”有关,“不学诗,无以言”与语言的诗化有关。正如作者所言“如把这两个方面分别作为两条轴线的话,那么《论语》中的一些语言现象,可以在坐标轴上找到对应点,可以从单纯表面的语言分析进而深一层地去窥探这种语言实践的所以然”,此文将语言观和语言实践结合研究,的确可以提升《论语》语言艺术研究的境界和深度。其他具代表性的论文有赵九运的《(论语)语言论》。作者认为:“在语言的交际功能方面,《论语》首倡‘辞达而已的语言主张,在语言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方面,《论语》第一次提出了‘质与‘文的命题,在语言环境方面,《论语》指出语言交际受到交际对象的制约;在语言价值方面,《论语》肯定了语言的社会地位和社会作用。在语言的工具性方面,《论语》揭示出语言与运用者的矛盾不一致,是严重影响语言达意功能的主要原因。这篇文章高屋建瓴,概括准确,分析深入透彻。

此外,还有不少研究者就《论语》语言对后世的影响进行了专题研究。其中,较早的有马汉彦的《(论语>的语言价值》一文,据作者统计,在一千六百个左右的词中,至今仍具有生命力的双音实词一百多个,被各类词典录为成语的六十个左右,常被征引的词群(包括形象生动的喻句、偶句和含义深刻的警句)好几十条。20世纪90年代,张永隆发表了《(论语>语言对后世文学语言的影响》一文,认为《论语》语言对后世文学语言的影响在于:“首先,出自《论语》的一批成语、格言大大充实和丰富了汉语文学语言的词语宝库。其次,《论语》中有些词语典故,历代被广泛引用,形式日益演进,内蕴不断丰富,大大增强了汉语文学语言的表达功能。再次,《论语》语言在书面上被引用的同时,在群众口语中也广泛流传,从而对汉语书面文字语言的基础——口头语,起到了提高和锤炼作用。”此外,余德泉《论(论语)语言的巨大影响与民族认同》一文,从传播和接受角度论述《论语》语言对中华民族及世界的影响。作者分别论述了《论语》语言对常用习语的影响、对少数民族语言的影响、对海外华人语言的影响,最后作者从接受角度对《论语》语言传播加以论述:“语言是约定俗成的,这种约定与俗成,从两个方向上进行。一是自下而上,即从民间产生再由民间的认可进而得到知识阶层的认可。一是自上而下,即知识分子将从民间以及他人的作品中获得的语言连同自己的创造一起写进文章中,返回社会,再得到社会的认可。孔子的《论语》就是这样的。后来的知识分子对《论语》语言的宣传普及也是这样的。这后一种认可比起前一种来,影响更为广泛,更为深刻。”此文认识到《论语》语言对于民族语言特征的影响,并从知识分子和民众的接受角度加以论述,研究角度新颖、考察全面,循此思路可从语言文化的传播与接受层面深入研究《论语》语言乃至中华文明的古代传播及现代遗存。

综上所述,我们对六十年来《论语》文学研究的进程作出了简要的梳理和描述。六十年来,《论语》传播和研究伴随着中华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进程,经历了从封闭僵化到开放多元、从偏见狭窄到科学理性、从冷清寂寞到争鸣繁荣的演进态势。1949年至1976年,是《论语》及孔子研究逐渐被政治化的时期,至“文革”而达到登峰造极的境地,其后果造成了学术与政治两败俱伤的可悲下场。1979年至2009年,孔子及《论语》研究呈现出开放、多元的格局,研究焦点由政治转移到学术,研究方向由经学扩展至文学,研究方法由片面的演绎到立体的透视,进而基本实现了《论语))研究在21世纪的全面繁荣。其间的《论语》文学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同时也显示出缺憾与不足。

建国以来的后三十年,《论语》文学研究的范围主要涉及文学价值、文学成就、人物塑造、语言艺术,篇章结构、文艺思想、审美风格等方方面面,在各个领域均有深人的分析和精辟的见解。如尹建章论证《论语》的抒情成分时,看出其中的感情有三个突出特点。这些见解是在高度把握《论语》文本的基础上、联系当时的社会现实和人类审美文化心理的发展进程、结合文学艺术的创作规律而作出的宏观概括和深度揭示。再如,常林炎分析《论语》的篇章结构及其影响时,体现出开放的胸襟,敏锐的视角,实事求是的态度。新时期《论语》总体文学风貌研究显示出角度多样、立论精当、实事求是等特点,如何在总体研究的基础上侧重《论语》文学风貌的纵向比较,从而客观阐述其历史地位及影响,这将成为日后《论语》总体文学风貌研究的关键所在。

三十年来《论语》文学研究在语言、人物等方面也取得了可喜成就。首先,《论语》语言艺术研究成果显著,主要表现为研究范围的扩大和研究方法的更新,由于西方语言学和传播学等理论的引进,《论语》语言艺术研究由最初的语言特色研究向修辞、语言观、文化影响、海外传播等多元研究发展,问题的探讨也逐步深化。然而,《论语》语言艺术研究的深度还不够,各种研究之间的融合也很欠缺。比如修辞与语言特色的关系、语言观与语言实践的关系、语言传播与文化传播的关系、语言表现与精神文化内蕴的关系等问题还有待深入研究。其次,纵观三十年来《论语》人物形象研究,在范围上,由侧重孔子形象研究逐渐扩大到对孔子弟子及其他人物形象进行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其中,对于孔子形象的研究,随着文化的演变发展而逐渐重视其当代价值的研究。在方法上,由简单套用西方理论逐步向民族文化本位发展,研究者从叙事学、文化学、民族审美等多角度分析《论语》人物形象。然而,《论语》人物形象研究尚存在一些不足。一是研究深度有待提高。将《论语》人物塑造和先秦文化结合起来研究并追溯其渊源及影响,这点往往被研究者忽视。二是研究方法还需融通。研究者不可盲目套用西方理论而忽视民族文化传统,如何在文化本位的基础上融汇运用西方叙事学等理论,这将成为拓展研究方法的关键。三是评价需要客观。以当代价值评论孔子形象难免失之偏颇,由此在阐释经典的同时还需还原经典。同时,《论语》人物塑造毕竟是早期的、不够成熟的,过度夸大其在中国叙事文学史上的地位也是不足取的。

三十年来,《论语》文体研究逐渐引起关注。迄今为止,以“《论语》文体”及“语录体”为专题研究的论文约有十篇。如过常宝《(论语>的文体意义》一文从文化演变的角度分析《论语》的文体意义,侯文华的《(论语)文体考论》指出《论语》具有叙事记言结合、凝练概括的“语”文体特性。周国风的《(论语>蕴含的其他文体的萌芽》一文指出《论语》文体对于后世赋、小说戏剧等文体的形成有一定影响。但这些研究显得薄弱与不足,明显与《论语》的文体价值不符。其主要原因是有些研究者对中国传

统文体认识不足,而西方文体学研究又兴起较晚,主观的忽视加之理论的滞后最终导致了《论语》文体研究的欠缺。《论语》出现在文体形式尚未明确界定的时代,其简陋的文体形式具有较大的包容性,亦更加具有文体研究的空间和价值。如“语录体”如何形成、其特征是什么?“语录体”是否可以概括《论语》的文体特征全貌?《论语》文体和后世诸子说理散文文体的关系怎样?《论语》文体对于后世叙事文学的影响如何?如何将《论语》文体研究置于先秦散文乃至中国文体研究大背景下进行纵向分析。这些应该成为日后《论语》文体研究的重要课题。

三十年来,《论语》文学研究的方法主要有文本分析、比较分析、历史分析等,这些方法与研究对象、研究目的是协调一致的。《论语》篇幅较短,是孔子思想和孔子形象的重要载体,故研究孔子离不开《论语》文本。因此,文本分析的方法成为学术界最基本、最主要的方法。大多数研究者对《论语》文本的分析十分细致深入。如《先进》篇中的“公西华侍坐”章,各种著作如文学史、作品选、大学语文等专著、教材中均有出现,很多论文亦有深^、透彻的分析。且有关分析是对文本反复咀嚼、深入分析的基础上作出的赏析和判断,没有长期的思考、细腻的体验,断不会有如此的理解和诠释。此外,在《论语》文学研究中很多学者重视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凸显《论语》的特点和价值。如有的学者通过与《尚书》的比较突出《论语》言辞的趣味性和进步性,“《论语》比起同是记言的官方文诰《尚书》来,其语言艺术的进步,是极其明显的”。有的学者通过与柏拉图《理想国》对比显示《论语》的形象性。还有,通过历史分析的方法,将《论语》放在文学发展的长河中观照透视,充分揭示《论语》在文学进化过程的意义。如单承彬《<论语)的文学史意义》在将《论语》与其他先秦叙事文学对比后指出:“在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论语》虽为一部以记言为主的论说性散文作品,但也不失为我国传记性散文之滥觞,它对后世传记散文发展的深刻意义不容忽视。”当然,文本分析、比较分析、历史分析并非隔离孤立,常常是紧密关联,综合应用。除此之外,研究者尝试运用西方现代理论,在《论语》文学研究方面取得了一些突破。凡此,皆为日后的《论语》文学研究提供了参照。今后如何将《论语》研究方法与《论语》文本本身融汇贯通,如何加强对《论语》文学研究理论乃至先秦散文研究理论研究的反思,从而做到“回到‘先秦散文的历史存在,这也将是《论语》文学研究从理论丰富到实践运用的必由之路。

三十年来,《论语》文学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当然,也还存在一些不足。毕竟《论语》文学研究起步较晚,历史较短。运用传统方法多,人物形象分析多,语言艺术探索多,而新方法运用少,文体发生研究少,文本诠释研究少。比如西方诠释学理论开始出现在《论语》研究中,但大多是从思想哲学层面展开论述,从文学层面深入探索的不多。再如,《论语》文学研究的时代性和敏锐性有待调整和加强。进入新世纪以来,《论语》的生存状态、传播方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人们的接受心理、审美习惯也必然随着变化而变化。人类从手写时代,发展到印刷时代,再到当代的信息传媒时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必然带来民族审美心理、甚至文化基础的变化。面对一个图像泛滥的时代,经典原著可能受到冷遇,经典价值可能受到颠覆,漫画影象可能受到青睐,对此,文化产业市场异常敏捷地作出了调适和响应,如《论语》语录出现在著名书法家题写的楹联中,编排在世界传奇人物的经典语句、箴言中,《论语》嵌入书画挂历内,《论语》搭上了公交快车,《论语》走进了“手机讲堂”,登上了“百家讲坛”。显然,、这已不是一个如何阐述《论语》章句、如何理解《论语》文本的问题了,而是如何适应新的受众、新的审美群体、新的接受期待的问题,如何适应《论语》的生存环境和如何转变《论语》的传播方式的问题了。可《论语》研究却显得异常迟钝,没有作出及时的跟踪和敏锐的分析。这些都是今后的《论语》研究需要面对和解决的新颖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