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婧

“所谓公务车，是指国家财政出资购买的，用于政府事务的车辆。建国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突飞猛进的发展，政府公务用车也在不断改革。具体来说，可分为四个阶段。”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院李文钊博士在接受《环球人物》杂志记者采访时，对政府用车的历史演变做了详细解说。

第一阶段：物质匮乏，百废待兴(1949—1978年)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建立了公务车使用制度。汽车作为一种生产资料配给政府官员，严禁私人购买。

在建国初期，国家领导人坐的车辆，许多是解放战争时期保留下来的。1949年，毛泽东进入北平前出席阅兵时，乘坐的就是缴获过来的敞篷吉普。

随着一汽等中国本土汽车厂的建立，中国开始制造自己的汽车。此时，公务车的来源是苏欧采购与国产汽车相结合。进口公务车的使用仅限于省部级以上的干部，其他级别的机关配车基本以吉普等车型为主。

当时的高档进口公务车莫过于装备8缸发动机的前苏联吉姆牌轿车。这种车最初是供国家领导人使用的，后来配备给副省级以上干部。类似车型还有波兰产华沙204轿车，前苏联伏尔加M21轿车、胜利M20轿车等。公务车中，国产的轿车包括红旗牌轿车、上海牌轿车、北京212吉普等。

第二阶段：初步发展和混乱期(1978—1994年)

改革开放初期，作为重要生产资料的汽车依然实行计划生产，统一调度，统一分配，并没有马上进入大众消费领域。由于对各级政府部门拥有车辆的管制放松，再加上合资厂商生产远远不能满足需求，因此，大量的轿车进口在所难免。这个时期是公务车采购的第一次大规模发展时期。但是，由于缺乏统一的管理，财政资金浪费较为严重。

数据显示，1984年全国进口的轿车、面包车高达20万辆，耗资近20亿美元，超过了前30年的总和。“八五”期间，全国公车耗资720亿元，年递增27％，大大超过了GDP的增长速度。

这一阶段，最早风行的是日本车，比如丰田皇冠、尼桑蓝鸟、公爵王等等。随后是桑塔纳和奥迪。1985年，中国引进了德国品牌桑塔纳，到1993年取消汽车控购前，国产桑塔纳全部由原国家计委和全国各省区计委统购统分。

1988年，奥迪授权中国生产奥迪100，第一年生产了近500辆，它迅速为公务用车所青睐。

第三阶段；定规建制期(1994—2002年)

1994年，《关于党政机关汽车配备和使用管理的规定》出台，对于不同层级干部的座车配备第一次有了排量和价格的限制。

1999年，我国更明确规定了不同层级干部的车辆配备标准：省部级干部配备排气量3.0(含3.0升)以下、价格45万元以内的轿车；副省部级干部使用排气量3.0升(含3.0升)以下、价格35万元以内的轿车，党政机关的其他公务用车一般配备排气量2.0升(含2.0升)以下、价格25万元以内的轿车。同时，第一次提出政府采购的概念，不过，这时候的政府采购还基本属于零散式的采购，各个单位需要什么，就报批什么。

第四阶段：程序完善，依法采购(2002年至今)

2002年6月29日出台的《政府采购法》从法律上对公务车采购做出了更明确的规定，使得政府采购第一次有法可循，政府采购向集中采购转变，这让采购更规范、更透明、更经济。

《政府采购法》中规定，集中采购要通过集中采购机构来进行，因而获得政府采购的前提是进入集中采购机构公布的采购目录。

2006年10月，财政部联合环保总局发布一项“绿色清单”，就公车采购部分，该清单规定只有“东风标致、东风雪铁龙、本田思域、奥迪A6奥迪A4、宝来、捷达、开迪(Caddy)、现代等九大品牌的车型获得中国环保标志产品认证。

然而，遗憾的是，这份清单中没有一家本土企业的产品入围。或许意识到了这点，2009年的第4份“绿色清单”，逐渐加大了企业品牌的数量。

不过，自主品牌仍面临尴尬：入围只是获得采购资格，并不必然表示政府机关一定要进行实际采购。从某种意义上讲，自主品牌似乎只是获得了一种名分。

摘自《环球人物参考》

当哈佛教授遇到世界名牌市场总监

洪晃

有一次，一个女主人在一个大型晚会上精心安排一对“男才女貌”坐在一起，想让他们邂逅一下。男的给女的让了座，然后问道：“你是做什么的?”

女人非常自豪地亮出世界名牌市场总监的头衔。

男人说：“嗷，你是卖包的。”

“那你是干什么的?”女人反问。

“我是哈佛商学院教授。”男人非常自豪地自我介绍道。

“嗷，”女的说，“不就是个教书的嘛。”

这一晚上，男人再也没跟女人说话，女人再也没看男人一眼，女主人也悄悄跟我们发誓，再也不乱点鸳鸯谱，吃力不讨好。

过了一个星期，女主人接到教授很沮丧的电话，他汇报道，冤家路窄，他居然和“世界名牌”同一个航班去上海，名牌经理当然是浑身名牌进了公务舱，而名牌大学教授却灰溜溜地坐到后面的经济舱。教授说，他太受刺激了，将来他养了女儿，一定不让她念书，让她卖包去。

从那以后我一直在考虑两个问题，一是读书是否有用，二是我到底算不算一个读书人。我在大学里面是个不好不赖的学生，所有成绩都是“良+”左右，刘索拉说她在音乐学院读书的时候和我一样，所以有个“良上君子”的美名。

工作以后非常忙，没时间抱着书本瞎看，但是又特别怕别人看出来我不读书，所以就养成了看书评的好习惯。比如《世界是平的》这本书出炉后，好多朋友是一页页、一个字一个字地看了，而我就看了一眼书评。在一个派对上，有人聊起这本书，我很随意地说，世界要是平了，那共产主义就到来了。旁边的人都觉得我的话很深奥，除了看过《世界是平的》还研究连《共产党宣言》。我给大家留下了良好的读书人的印象。而事实上，这是书评上看来的观点，我就是巧妙发挥了一下。

我老觉得盲目读书没啥用，看完书倒背如流是知识消化不良的表现，就跟吃了一顿大餐以后抱着马桶呕吐一样，那营养没吸收进去。那一天到晚嘴边挂着名人名言的大概都是有消化问题的人。

至于“卖包的”和教书匠的故事，最近听说他们又邂逅一回，还是在飞机上，都在头等舱。教书匠拿到终身职位，因此也开始穿戴国际名牌了，而“卖包的”去上了个EMBA，回来也升为品牌经理了，两个人在飞机上聊得非常投机。

摘自《爱情婚姻家庭》2009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