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 宇，蔡 浩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农林经济管理系，湖北 武汉 430060)

湖北省财政支农最优规模分析

姜 宇，蔡 浩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农林经济管理系，湖北 武汉 430060)

选择1990～2006的数据为样本区间，以Cobb-Douglas生产函数为理论基础，增加农作物播种面积、农业机械总动力等变量对湖北财政支农支出的规模与湖北农业GDP增长进行初步探讨，粗略估计了湖北财政支农支出的最优规模，得出湖北财政支农支出规模仍有继续扩大的空间的结论。

财政支农支出；Cobb-Douglas生产函数；最优规模

从2004年至今，中央连续六年发布以“三农”为主题的一号文件，进一步强调了“三农”问题在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重中之重”的地位，并再一次掀起了对“三农”问题的研究热潮。其中，财政支农规模问题是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备受关注的问题，无论政府主管部门还是学术研究机构，在提到发展农业的政策手段时，都曾提出需要加大财政对农业的支持力度。湖北省素有“鱼米之乡”的称号，是我国的农业大省。为探讨在当前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中部崛起的政策背景下，湖北省各级政府该如何对农业进行合理的支出，本研究通过对湖北财政支农支出规模的分析，来判断湖北财政支农规模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符合财政资源配置的外在合理的比例要求。

1 理论模型与方法

Cobb-Douglas生产函数一般形式为，在考虑到政府财政支出对总产出的影响后，将其引入到函数中来，得到改进的生产函数，表达式为:

其中，Yt为总产出，Kt为资本存量，Lt为劳动投入，Gt为财政支出，t为时间，α、β、γ分别为资本产出弹性、劳动力产出弹性和财政支出的产出弹性。

2 变量选择与数据说明

在研究财政支农最优规模问题上，结合农业生产自身特点，利用上述基本理论模型，选取以下几个变量指标进行考察：农业机械总动力Power，其实质为物化的资本投入，在统计年鉴中这项指标包含了主要用于农、林、牧、渔业的各种动力机械的动力总和，笔者认为这比较符合经济学意义上的投入资本的概念，由于湖北的农业机械化水平还比较低，故这一变量预期符号为“+”；第一产业从业人数Labor，湖北农业劳动力众多，农业生产效率较低，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迫切，这一变量预期符号为“-”；土地Land，土地是农业生产最基本的生产资料之一，对农业产值的影响重大，这里主要用统计年鉴上的农作物播种面积这一指标来考察，由于湖北人多地少，预计此变量的符号为“+”；财政支农支出Government，包括各级政府对农业生产的各项支出，在湖北主要是中央财政和湖北地方财政的支农支出，其预期符号为“+”。

因此，财政支农模型的基本形式为：

Yt=fPowert,Labort,Landt,Governmentt

进行对数化处理后可得方程：

lnYt=lnA+αlnPowert+βlnLabort+γlnLandt+ηlnGovernmentt

模型估计各指标所用数据分别取自《湖北统计年鉴(1990～2007)》以及《中国统计年鉴(2007)》。其中，财政支农支出G是将《湖北省统计年鉴》中农业支出、林业支出以及水利气象部门事业费相加得到的。因公布的数据口径不一致，为保证数据的可靠性，样本区间选为1990～2006年。为消除价格因素对时间序列数据分析的影响，湖北农业增加值和财政支农支出分别用以1978年为基期的第一产业GDP平减指数和消费价格指数进行平减处理。利用Stata软件进行计量分析。

3 预测结果与分析

表1 所考察变量系数估计结果Table 1 Estimated results of the variable coefficient

对湖北1990～2006年的农业GDP、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农作物总播种面积、农业机械总动力、湖北财政支农支出数据输入，经过数据的平稳性检验后，运用OLS方法进行估计，结果为：R2为0.995 6，调整后的R2为0.994 1，F值为672.41，DW值为1.835 494,各变量系数估计值如表1所示。

由结果可见，方程的拟合效果较好，调整后的拟合优度达到0.99，总体上十分显著。各解释变量均通过了5%显著水平下的t检验，各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也有较强的解释能力。

从预测的方程可看出，在1990～2006年间，湖北农业机械总动力这一因素对农业GDP的贡献值最大，其产出弹性为0.57，即农业机械总动力每增加一个单位，湖北农业GDP增加0.57个单位；湖北第一产业从业人数变动对农业GDP的影响为-0.85，这一结果反映了湖北农业劳动力剩余的现状。由于湖北省农村劳动力存在过剩的情况，劳动力、资本和土地等各种生产要素之间存在着失衡，在这个基础上，再增加劳动力的数量只会对农业GDP的增加产生负向的影响；农作物播种面积的产出弹性为负，与预计符号的相反，这个表面上不合常理，但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一方面可能是由于农作物播种面积只反映了湖北种植业的情况，无法解释湖北其他农业产业如在湖北农业产值中占重要地位的水产养殖业等，另一方面也可能是由于近几年湖北种植业结构调整导致种植业对农业总产值的贡献作用下降；财政支农支出的产出弹性约为0.14，表明财政支农支出对农业GDP的增加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即财政支农支出每增加1个单位，湖北农业GDP增加0.14个单位。

接下来对湖北财政支农支出的影响做进一步分析。财政支农支出的产出弹性可以分为2个部分，即财政支农支出的边际产出MPG和财政支农支出与农业GDP的比值，用数学公式可以表示为：

γ=MPG·

表3 湖北最优财政规模与现实规模对比Table 3 Contrast of Hubei optimal financial scale and its real scale

通过计量回归已经计算出湖北财政支农支出的产出弹性，湖北每年的财政支农支出与农业GDP的比值则可以利用每年的统计数据计算出来。利用上式可以近似计算出每年的财政支农支出的边际产出(MPG)，有关计算结果如表2所示。

从表2第5列可以看出，自1990年以来，湖北财政支农支出的边际产出均大于1，最高的年份达7.56。同时，1990年以来，湖北财政支农支出的边际产出总体上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根据Barro(1990)法则，政府财政支出的最优状况是MPG=1。边际产出大于1，就说明财政支出整体不足，继续增加财政支出在边际上是有效率的，会带来更多的净收益。此外，如果假定湖北财政支农支出的产出弹性维持在0.146 2的平均水平上，那么，当财政支农支出达到最优状态时(即MPG=l)，则财政支农支出与农业GDP的比值应为0.142 6。即如果政府要使财政支农支出保持MPG=l的状态，其支出的最优规模大约是农业GDP的14.26%。由此得到湖北最优财政规模与现实财政规模的对比，如表3所示。

结果显示，1990年湖北财政支农缺口为32.97亿元，到2006年该缺口达到92.17亿元。总体来看，湖北财政支农的缺口还比较大，并且有逐步加大的趋势，因此要缩小甚至填补该缺口，还需要中央和湖北各级政府加大湖北财政支农的规模。

财政支农支出是一种政府性行为，从以上所有分析可以看出湖北财政支农支出的规模还可以进一步扩大，从经济效率的角度分析，湖北应加大财政支农力度，以使其财政支出规模达到最优状态MPG=1。

[1]马拴友.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兼论中国财政的最优规模[J].世界经济,2000,(11):59～64.

[2]何振国,王 强.中国财政支农支出最优规模及其约束[J].财政研究,2005,(5):14～16.

[3]朱 钢.我国财政支农规模问题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1998,(10):15～22.

[4]郭 明.财政支出规模及结构与中国经济增长关系研究[D].大连：东北财经大学,2007.14～17.

[5]舒 敏.新农村建设背景下四川财政支农总量与结构问题研究[D].雅安：四川农业大学,2007.18～23.

[6]余 涛.财政支农对农业增长作用的地区差异性分析[D].北京：中国农业科学院,2008.25～33.

F323.9

A

1673-1409(2009)02-S080-03

10.3969/j.issn.1673-1409(S).2009.02.023

2009-04-10

姜 宇(1983-)，女，湖北咸丰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农村金融与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