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　美

“在这里，没有霓虹灯的闪烁，却有星星和月亮的陪伴，没有车水马龙的喧嚣，却有村庄的炊烟和精美。”几位80后村官写下这段文字时，由衷庆幸当初的选择，“不来我会后悔一辈子!”

据报道，自2008年开始，国家将在5年内选聘10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农村任职。作为这场“新知青下乡运动”的主角，大学生村官成为近年来中国农村的一道亮丽风景……

内心的脆弱也能变得坚强

1984年出生的张天然，是江苏铜山县单集镇洪楼村的党支部书记。老支书周伯峰常拿她爱哭开玩笑：“这丫头啊，嘴甜，腿勤，也有韧劲，就是刚来时喜欢哭。”现在张天然仍然爱哭，却已不在人面前哭了。她学会遇到委屈时，躲在屋里大哭一场。她说：“内心的脆弱也能，逐渐变得坚强。”

去年收麦时，村里收割机不够用，她跑到几里外的大路上想再找一些。人家看她是扎着马尾辫的小女孩，根本不理，迎面就要撞上来。终于拦住了一台收割机，好话说尽，机主总算答应，可又没油了，她赶紧骑上电动自行车带着大油桶赶到加油站。大油桶很沉，她一时心急，骑上车便重重摔倒在地，右腿擦伤一大片，疼痛难忍。她真想歇口气儿，但远处收割机的突突声，村民焦急的面孔，满地的麦子，哪里允许自己有一丁点儿娇气!她挣扎着起来，扶正车子，整好油桶，一抹混杂着汗珠的泪水，踏车上路。

那段抢收的日子，她困了累了就在麦堆上躺会儿，渴了饿了就喝口水，吃几块饼干。村支部副书记蒋龙乾动情地回忆说：“天然没换衣服，也没洗澡，在村里忙了五天五夜。那天夜里十一点半了，天有点冷，我看她穿得单薄，就跑回家拿了一件棉袄。她说，你帮我照看一下，我回家只待一夜就来，洗个澡，换身衣服。当时我心里酸酸的，哪个女孩子不爱漂亮、不爱干净。什么时候受过这个罪啊?”

张天然在大学主修英语，没想到也派上了用场。一位德国投资商来考察，递上一沓英文资料。镇领导找到她，她的现场翻译让老外很吃惊，没想到中国农村还有人会用流利的英语对话。她也很开心：“老外评价我们村投资大环境不错，有的已经达成了投资意向。”

当选村支书后，张天然有了更多心得：“在农村，不管你遇到多大困难，都一定要保持微笑。只有比其他干部做得更好，他们才会接纳我。”

因为这是“我们村”啊

距离洪楼村不远的阎庄村，21岁的何楠楠现任党支部副书记。她目光清澈，笑起来有些腼腆，却又有一股干练的劲头。何楠楠在大学里成绩优异，毕业时顺利考上了本校研究生。出乎所有人意料，她居然选择了更需要吃苦的村官。

问起缘由，她眨了眨眼睛，轻松地说：“我打了六年排球，经得起摔打。运动员没几个怕吃苦的!大冬天下完雪，照样穿着短裤短褂露天跑步，训练场跌倒流血，爬起来继续练球。”

下村第一天，村支书周平带着她给全村人介绍。何楠楠紧张起来，扫视四周，看见老人们都善意地笑了。简短介绍过后，她说：“各位长辈，我就住在镇政府二楼的宿舍，我把联系电话留在村部了，你们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就请打电话找我吧……”台下人一起鼓掌，也纷纷笑开了。

何楠楠每天都执著地奔波在村落里的土路上，有时也会边走边流泪。“村里有七十多个贫困户，我看到土砌成的墙，上面盖着茅草，哪里像房子啊。他们感激地拉住我说，你是上面领导派来的人哪，政府还想着我们。早在当运动员的时候。我的泪水已被教练用球给砸完了，但一看到他们，泪水又下来了。”

何楠楠把第一个月工资的大部分，都捐给了村里的贫困户。他们拿出一个塑料杯子，上面沾着土，从水缸里舀了半瓢水，简单冲洗了一下，热情地给她倒开水。水很浑浊，和着土腥味，她还是说谢谢，端起杯子就喝。他们特别高兴，觉得何楠楠实在，没把他们当外人。

如今，何楠楠当村官一年多了。小到打扫村里土路边的柴草，大到拉投资项目，她完全能独当一面了。“我干得挺开心，除了能吃苦，我还学会了巧干。和村里人交往，他们看我的长相，有时把我当小孩子，但是谈起工作来，‘他们还是把我当成大人。”

至今仍有同学开玩笑地说，你不读研，耗在农村，有意思吗?“当然有意思!我走哪儿都想着村子，因为这是‘我们村啊。”她又腼腆地笑了。

即使是一朵残花

郝新江浓眉大眼，一说话就笑。微笑背后，却有沉重的艰辛。3岁那年，他得了小儿麻痹症，望着窗外活蹦乱跳的同伴们，他只能在炕上爬来爬去，哭着问母亲：“妈妈，我什么时候才能出去和小朋友玩啊?”

8岁那年，经过一次手术，郝新江终于站起来了，一瘸一拐，上下楼很困难。他却不怕：我的腿比不上其他同学，但学习成绩一定要比他们好。考上大学后，因为家庭困难，他在校园里摆起一个报摊。每天中午，他赶到餐厅门前支起报摊，卖上一阵，等同学们吃完午饭后，他才收摊去餐厅简单吃上几口饭。就这样。郝新江大学四年中午的伙食费全靠卖报纸换来。

2007年，郝新江婉拒了山西左云县中学的聘请，来到朔州市平鲁区西水界乡前沙城村，担任党支部副书记。刚到乡里，他就流鼻血，乡长说这是初来北方山区典型的生理反应。郝新江笑笑，随手擦了擦，就准备进村看看。刚一进村，突然传来一阵狗吠，十几条散落各处的狗朝他扑来……此后的日子里，他手里总是拿着一根打狗棍，“我腿脚不灵便，好几次都差点被狗咬了。不过这棍子也就是吓吓它们，不能真打，它们可都是村民家里的宝贝呢。”

郝新江走家串户，撰写建设规划书，召开全村建设研讨会，录入数据，扫地，擦桌子，忙完每天的大小事，他的病腿也快没了知觉。

两个月后，郝新江发现村里许多年轻人不种地，也不打工，整天呆坐在家里无所事事，就想为他们寻找外出打工的机会。他首先与母校的餐厅联系，五次上大同市反复沟通，对方终于同意接收三名女服务员。他又回去做村民的工作，促使他们转变宁肯在家受穷，也不愿轻易离家的观念。“我想校园环境纯洁简单，对第一次出远门的女孩子来说相对安全。”郝新江自掏腰包，送他们走出大山。姑娘们都是第一次出远门，第一次坐火车。火车轰鸣，满载着她们的兴奋和期待。

2008年。郝新江将村里十名男女青年送到河北廊坊一家毛衣加工厂学技术。为了这两次劳务输出，他拖着病腿，四处奔波求人。其间有多少艰辛，他却从不言语。“即使是一朵残花，也要把芬芳全部献出”，就是这位残疾大学生村官的座右铭。

创业农村是最时尚的生活

“你一个学法律的，来农村能干什么?”周倍良刚到村里时，经常有人这么问。

村支书第一次让他写一封“告村民公开信”，他洋洋洒洒准备了三千多字，村支书却说：“不行，你去看看咱村主任咋跟农民们说话。你那一套文绉绉的，村民怎么看得懂?”

清华大学法学院毕业的周倍良，放弃了高薪的律师工作，满怀豪情来到北京门头沟区永定镇坝房子村担任党支部书记助理，却被接连泼了冷水。

真正的挑战来了。村里与一个私营企业就承包地发生纠纷，问题拖了两年多迟迟得不到解决。村民们很着急，却又束手无策。周倍良建议通过司法途径解决，并毛遂自荐担任案件诉讼代理人。他艰难地调查取证，通宵达旦查找法律依据，将破坏耕地、损害村民集体利益的承包人告上法庭。经过一年多漫长诉讼和十多次开庭，与对方律师斗智斗勇，忍受威胁恐吓，他们最终胜诉，43.5亩耕地回到了村民手中。

首战告捷，周倍良赢得了村民信任。接着，他又建立法律援助站、与清华大学法学院合作开设热线电话、担任镇里的普法宣传员……丰富的专业知识和严谨的工作作风。使周倍良获得“普法村官”的美誉。

作为首届全国十佳大学生村官代表，周倍良给胡锦涛总书记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们与同龄人一样，憧憬都市生活的繁华舒适，渴求人生轨迹的前卫时尚。但是，农村工作的生动实践使我们认识到，投身农业是最前卫的选择，担任村官是最热门的职业，创业农村是最时尚的生活。”

“你知道吗，总书记很快就回信了!”周倍良一脸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