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正确认识和处理政党与领袖关系的思考

2009-11-28颜杰峰邵云瑞

理论导刊 2009年9期

颜杰峰　邵云瑞

摘要:未能正确处理好政党与领袖之间的关系,是无产阶级政党发展党内民主过程中一个深刻的历史教训。政党领袖是不可或缺的,同时也有局限性。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正确对待自己的领袖:客观公正地评价领袖、尊重领袖,同时也要监督和制约领袖。

关键词:无产阶级政党;领袖; 尊重;制约;集体领导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志码:A

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和中共党史来看,当党内民主特别是党内监督遭到破坏之时,往往就是领袖家长制、个人专断比较严重的时候。因此,领袖与政党的关系问题是党内民主不可忽视的问题。但是,学界在研究党内民主问题时,却鲜有将政党与领袖的关系纳入视野中来。虽然也有论述政党与领袖关系的研究成果,但大都是在论述民主集中制问题时有所述及。本文试图从党内民主角度探讨二者之间的关系,相对于现有的理论成果来说,是个初步尝试。

一、领袖对于政党来说是不可或缺的

不管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政党都不能没有领袖。马克思说过:“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把他们创造出来。”[1]432卓越的领袖人物一般都能够高瞻远瞩,运筹帷幄,多谋善断,在党和国家重大问题的决策中发挥着比较大的、甚至是关键性的作用。美国学者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指出:“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愿望之一就是对极具感召力和创造力的领袖的渴求。”[2] 1布赖斯认为:“大概没有什么统治方式比民主更需要伟大领袖了。”[3]183 1900年11月,列宁在《我们运动的迫切任务》一文中指出:“在历史上,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推举出自己的善于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的政治领袖和先进代表,就不可能取得统治地位。”[4] 286后来,列宁在其名著《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说道:“在通常情况下,在多数场合,至少在现代的文明国家内,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这都是起码的常识。”[5] 151列宁这段话,是针对当时德国“左派”共产党人贬低甚至否定领袖的作用来说的,因此,着重强调了领袖重要性的一面,指出了领袖与党、阶级、群众的一致性。列宁在《悼念雅·米·斯维尔德洛夫》一文中进一步指出领袖的重要作用:“把千百万劳动群众组织起来,这是革命最有利的条件,这是革命取得胜利的最深的泉源。正是由于无产阶级革命的这个特征,在斗争进程中就涌现了这样一些领袖人物,他们最能体现以前的革命从没有过的一个特点,即组织群众。”[6] 69毛泽东也曾说:“我们党的组织要向全国发展,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7] 277列宁和毛泽东不仅强调了领袖的作用,而且都认为,领袖所指的是一个集体,而并非某个个人。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历史前进的决定性力量。但是,它从来没有否定杰出人物在历史上的重要作用。马克思认为,在历史发展中,“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末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历史“发展的加速和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其中也包括一开始就站在运动最前面的那些人物的性格这样一种‘偶然情况。” [8] 210列宁指出:“历史必然性的思想也丝毫不损害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全部历史正是由那些无疑是活动家的个人的行动构成的。” [4] 26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没有领袖们的启发和组织群众力量,没有他们站在历史的前列指导斗争,人民群众取得斗争的胜利是不可想象的。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如果没有通晓社会发展规律的无产阶级领袖的领导,无产阶级是不可能获取政权、巩固政权、并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的。对于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来说,领袖要激发、领导群众进行革命,并采取正确的策略使革命获得成功。对于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来说,领袖要采取正确的策略,引领群众进行建设,推动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求,维护国家的利益与安全。可以说,没有领袖的指导和传播,没有领袖的领导和组织,无产阶级政党要想完成自己的神圣使命是不可能的。可以想见,如果没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等这样一些无产阶级领袖,国际共产主义就很难有这样伟大的成就。领袖们的作用是客观存在,任何人都抹煞不了。

二、领袖也有局限性

无产阶级领袖与普通党员在地位上应该是一律平等的。这是因为,无产阶级政党在本质上是一个民主的政党,而民主的重要内涵就是平等。早在1845年,恩格斯就指出:“民主已经成了无产阶级的原则,群众的原则。即使群众并不总是很清楚地懂得民主的这个唯一正确的意义,但是他们全都认为民主这个概念中包含着社会平等的要求。虽然这种要求还是模糊的。我们在估计共产主义的战斗力量的时候。可以放心地把这些具有民主思想的群众估计在内。”[9] 6641847年6月,共产主义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共产主义同盟章程》,摒弃了同盟过去那种复杂的、神秘主义的入盟形式,将无产阶级党内的生活制度、组织制度完全建立在了民主的基础上。所有党员一律平等,党的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党的各级领导机关从基层到中央,都必须自下而上地选举产生,而且可以随时撤换等等。这种党内平等的民主原则,构成了世界无产阶级政党建党的基础。刘少奇曾经指出:“民主精神是什么?就是平等精神……党内有负责人与非负责人,有领导者与被领导者。尽管有先天的不同,有工作上、职务上、职权上的不同,大家在基本上是平等的。人权上没有什么不平等。”[10] 313-314

因此,党的领袖必须在群众和党之中,而不能在群众和党之上。过于夸大领袖的作用,有其深刻的认识论根源。历史唯心主义从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出发,否认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作用,认为历史是少数英雄人物创造的,认为历史人物的愿望、意志、品格和才能决定了历史的发展,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这种英雄史观也常常反映到党内来,从而影响到了政党与领袖之间的关系,产生所谓的“精英治党”论。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现实的因素:首先,在政党活动中,领袖们常常位于前台,引人注目,而广大党员群众位于后台,作用不易被察觉。其次,领袖人物身居高位,指挥全党,造成主宰全党、决定全党历史发展的假象。第三,舆论宣传的主旋律往往是领袖而不是广大党员。这些因素给人们造成一种假象,似乎政党领袖才是党的历史的创造者。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我们既然承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那么,我们就必须承认党员群众是党的历史的创造者。党员群众是党的“细胞”,是我们党的战斗力的源泉,是党内生活的主体。党员群众是一个个人所组成的,每个人的作用都不能忽视,个人的作用通过群体的作用表现出来。恩格斯指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无数相互交错的力量组成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并由此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单个人的意志,“虽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然而从这一事实中决不应作出结论说,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的,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11] 697

可见,党的领袖作为一名党员,不能离开党员群众,必须走群众路线。他们的权力归根结底是由广大党员赋予和认可的,领袖的作用,只有通过广大党员的实践才能表现出来。“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9] 104。就领袖个人而言,如果不能顺应历史的潮流和人民群众的愿望,如果没有群众的积极参与,也将一事无成。领袖发挥作用要受到客观的社会条件的限制。一是历史规律和时代条件,他们在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活动,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时代条件不成熟,或者违背历史规律,领袖也只能无所作为。二是群众条件,党的领袖和各级领导干部必须紧紧地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否则就会陷入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漩涡。三是要有很强的代表性,他们必须能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能反映本单位本地区广大党员的心声。

三、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正确对待自己的领袖

由于政党领袖具有重要的作用,所以我们必须尊重领袖,保护领袖。由于领袖也有局限性,因此领袖必须受到监督和制约。

1.客观评价领袖、尊重领袖。列宁多次指出,领袖是一个“集团”,是“一批”,而不是一个人。他经常用“领袖们”来表示领袖是个复数。毛泽东也指出领袖是“好多个”,“几百个”。因此,不能将无产阶级领袖看成一个人,大力宣扬“一个领袖”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其次,领袖是人,不是神。列宁曾经指出,工人领袖不是天使,不是圣人,而是普通的人。马克思曾经说过,凡是人所有的弱点,我都有。1977年5月,邓小平在《‘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一文中指出:“毛泽东同志自己多次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他说,一个人只要做工作,没有不犯错误的。又说,马恩列斯都犯过错误,如果不犯错误,为什么他们的手稿常常改了又改呢?改了又改就是因为原来有些观点不完全正确,不那么完备、准确嘛。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12] 38既然领袖可能犯错误,那么,我们就不能神化领袖。

但是,客观评价领袖与不尊重领袖甚至向领袖身上抹黑是有区别的。在这方面,邓小平科学评价毛泽东为我们树立了榜样。邓小平科学评价毛泽东,不仅为中国人民作出了历史性贡献,而且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提供了借鉴。

历史实践启示我们,金无足赤,人无完人。领袖是人,也有七情六欲,难免会有缺点、错误。但是,这与他们对党对国家的贡献不能同日而语。为了党和国家的利益,应维护他们的形象,宏扬他们的精神。对于他们的缺点、错误,要正视,客观看待,实事求是,否则,就是向党脸上抹黑。评价领袖人物必须采取历史主义态度。所谓历史主义态度,就是把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放在当时的环境和条件下予以客观评价。要给历史以准确定位,给领袖人物以客观的评价。任何人参与历史都脱离不开当时的环境和条件为他提供的舞台。因此,任何人都有历史局限性。评价领袖人物,必须放在当时的环境和条件下,离开当时的环境和条件,不可能作出客观评价。

2.加强对领袖的监督和制约。领袖人物对历史的推动作用,必须以一定的历史条件为前提。领袖只有顺应历史潮流,顺应民意,才能创造出丰功伟绩。反之,领袖也会犯下严重的错误,给党和人民带来灾难和不幸。为了使领袖避免犯错误,就必须对领袖进行监督和约束,必须形成一套有效的制度。

首先,必须将反对个人崇拜制度化。防止个人崇拜不能只强调个人修养,制度才是决定性因素。斯大林曾经是反对个人崇拜的,但是后来却沉醉于个人崇拜之中。1932年,老布尔什维克协会向斯大林请示:拟举办一个反映斯大林生活和活动的文件展览。斯大林严词拒绝了,他说:“我反对,因为这样的事会导致‘个人迷信,而这是有害的,同党的精神格格不入的。” [13] 139斯大林还批评高尔基对他搞“个人迷信”。但是就在他批评高尔基之后不久,“个人崇拜”之风就开始盛行了。显然,将个人崇拜之罪完全归咎于斯大林个人的品质,并不实事求是,更重要的恐怕还是制度的因素。

邓小平指出:“个人崇拜是一种有长远历史的社会现象,这种现象,也不会不在我们党的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有它的某些反映。我们的任务是,继续坚决地执行中央反对把个人突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真正巩固领导者同群众的联系,使党的民主原则和群众路线,在一切方面都得到贯彻执行。”[14] 2359建国前夕,在一九四九年三月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党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企业的名字,这对于制止歌功颂德,起了很有益的作用。关于这一点,邓小平在八大上重新提出了这个问题。但是,反对个人崇拜倾向并没有走上制度化的道路,以至后来个人崇拜之风在党内乃至全国非常盛行。十年“文革”之后,邓小平为了反对个人崇拜,特别强调制度建设的作用。在他的领导下,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对反对个人崇拜作出了一系列原则规定:“对领导人的宣传要实事求是,禁止无原则的歌功颂德。不许用剥削阶级的阿谀之辞称颂无产阶级的领导人,不许歪曲历史和捏造事实来宣扬领导人的功绩。禁止给领导人祝寿、送礼、发致敬函电。对活着的人不许设纪念馆,对已故的领袖们不应多设纪念馆。禁止用党的领导人的名字作街名、地名、企业和学校的名字。除外事活动外,禁止在领导人外出时组织迎送,张贴标语,敲锣打鼓,举行宴会。”[15] 388党的十二大党章指出:“党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要保证党的领导人的活动处于党和人民的监督之下,同时维护一切代表党和人民利益的领导人的威信。”“不允许任何领导人实行个人专断和把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16] 106-107这是我们党向反对个人崇拜制度化迈出的坚实的一步。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这方面的进步比较大,但是,仍然需要在实践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和完善。

其次,要创新领袖产生方式。实践证明,一个政党的领袖必须具有权威,如此才能领导全党完成党的使命。政党领袖权威的来源方式大致有三种,即传统型领导权威、魅力型领导权威和合法性领导权威。其中,合法性领导权威是通过民主方式获得的,也是现代领袖获得权威的最主要方式。通过党内民主赋予政党领袖权威,是现代政党发展的趋势。领袖之所以能具有权威,之所以能称之为领袖,在于他们能时刻关注民意,代表群众,并因而得到群众衷心的拥护。如果不这样做或者没有能力这样做,领袖就名不副实。为了维护党的领袖,为了维持政党领袖的权威,必须以一种机制制约领袖,使领袖始终能够走群众路线。党内民主就是这样一种有效的机制。党内民主为领袖的产生和成长提供了积极的制度空间和有效的政治环境。只有经过公开透明选举产生的政党领袖才能获得最大范围的认同,并因而最大限度地获得权威。当前基层党内民主发展方面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创新是乡镇领导班子公推直选。所谓公推直选,就是通过个人自愿报名或组织、党员、群众推荐,民主推举出候选人,再由全体党员选举产生党委书记、副书记、委员的一种选举方式。这种改革和创新正方兴未艾,已经得到普通群众和各界人士的关注与赞誉。它使基层党的干部能够得到更多基层群众的欢迎和拥护,从而获得更多的合法性权威。公推直选改革的发展、完善与逐步推广,将对我们党内民主的发展产生深远的有意义的影响。

第三,必须加强党的集体领导,防止将领袖由一个集体变成单个人。毛泽东晚年之所以发生严重的个人崇拜的现象,原因是很复杂的,它与我们党在事实上将领袖由一个集体演变成单个人的实践无疑有着很大的关系。1943年3月2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推定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特别规定,书记处“会议中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17] 431这种规定适应了战时的需要。但是,它也可能导致个人凌驾于党组织之上,并不符合党内民主的原则。它给后来 “左”的错误的恶性发展埋下了祸根。现在看来,这个规定有两点不妥之处,一是将党的领袖由复数变成了个人,二是将个人凌驾于党组织之上。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党应该结束非常时期的一些规定,完全恢复党内民主的生活,党内任何个人都不应该同党组织并列,甚至凌驾于党组织之上。

集体领导是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之一,也是保证领袖集团共同发挥作用的重要途径,其制度形式就是党委制。早在建国前夕,毛泽东就号召全党要认真实行集体领导制度。他于1948年和1949年先后发表了《关于健全党委制》和《党委会的工作方法》。毛泽东指出:“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包办的党的重要制度。”[18] 1340党内的重大问题必须集体讨论,任何个人都不能代替党组织决定重大问题。周恩来同志也曾指出:“党的领导不是党员个人领导。党是一个集体,是有组织的。党的领导是组织领导,不是个人领导。”[19] 365实践证明,集体领导制度要真正得到落实,防止在实际运作中被党委内的个人所操纵,必须要实现制度化、程序化。否则就难免会出现“以集体领导的外表掩盖个人专断的实质”的现象。“文化大革命”血的教训,使中国共产党更为深刻地认识到了党的集体领导的重要性。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的第二条就明确强调要坚持集体领导,反对个人专断:“从中央到基层的各级党的委员会,都要按照这一原则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许用其他形式的组织取代党委会及其常委会的领导。”[15] 387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党委会工作十六字方针,进一步总结和完善了党委会制度。但是,集体领导的制度化程序化的任务仍然任重道远。

第四,加强党对领袖的监督,并尝试在领袖内部实行适当的权力制约。1956年9月,邓小平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指出:“同过去剥削阶级的领袖相反,工人阶级政党的领袖,不是在群众之上,而是在群众之中,不是在党之上,而是在党之中。正因为这样,工人阶级政党的领袖,必须是密切联系群众的模范,必须是服从党的组织、遵守党的纪律的模范……我们党从来认为,任何政党和任何个人在自己的活动中,都不会没有缺点和错误”。[14] 234-235既然任何人,包括党的领袖都可能犯错误,那么,我们党就必须警惕和防止任何人包括领袖犯错误。领袖犯错误,党的损失会更大。列宁晚年已经在思考这个问题,并开始设想怎么样来制约领袖的权力。针对斯大林手中的权力,列宁焦急地指出:“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20]339他一方面多次严厉批评斯大林“太粗暴”、“急躁和喜欢采取行政措施” [20] 350;一方面建议用制度的形式来监督党的领袖。他认为,应该扩大中央委员会,“我是这样设想的:几十个工人参加中央委员会,就能比其他任何人更好地检查、改善和改造我们的机关。” [20] 341列宁的这个设想,是为了提高中央委员会的威信,为了防止中央委员会的分裂,更是为了在中央委员会中设置一个监督政治局、组织局和书记处的机构,让工农群众的代表能够监督党的最上层领袖人物,以制约过分集中的权力。列宁的设想是宝贵的。当然,作为后继者,不一定非要将列宁的每句话都奉作圭臬,但是,其精神实质即加强党对领袖的监督和制约,却是值得学习的。在列宁时期,虽然中央委员会是一种决策与监督机构的联合体,但是,它仍能制约中央政治局、组织局和书记处,甚至可以制约像列宁、托洛茨基那样的领袖人物。但是,这仅仅靠着列宁等人的民主作风维持着,并没有建立有效的制度。列宁仙逝后,他担心的事发生了,斯大林时期的中央委员会逐渐以至最后完全丧失了监督制约作用。这是斯大林时期悲剧的一个重要原因。后来的共产主义运动实践也一再证明,没有对领袖的制度化监督和制约,很容易会发生高度集权和个人崇拜,使共产主义事业遭受重大挫折。这些历史教训,我们必须深刻汲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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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刘少奇论党的建设[M].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 人民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