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颖

作为一篇传统教材，《师说》的教学已有不少人作过成功的探索。我教《师说》，只抓了四个字，即“师”、“愚”、“圣”、“学”。这篇文章的题旨是反对轻视师道，提倡尊师重道。故此四个字中，“师”是最主要的，是“主帅”。“愚”、“圣”、“学”三字则是其“兵卫”。

《师说》全篇由“师”字统领：轻“师”必“愚”，重“师”则“圣”，兴“师”在“学”。

第一段的立论是阐释从师道理，尤须紧扣“师”字进行教学。这段文字解决两个问题：人为何要从师?以什么人为师作者的观点很清楚：其一，学必从师；其二，唯道是师。理解第一个问题是重点，作者从三个角度来阐发：首先从古代传统看，学者有师；其次从为师职能看，道要人传，业要人授，惑要人解；再次从认知实际看，人非天才。人皆有惑；这三点足以证明人必从师。三层意思的阐发是紧密勾连的，一、二层以一“师”字勾连，二、三层以一“惑”字勾连。文章为何从“古”字发笔?因为观今宜鉴古，从“古”说起说服力强；韩愈尚“复古”，从“古”说起势在必然。关于师之职能，论者多谓“传道”、“授业”更重要，这诚然是不错的，但高远目标的实现离不开最基本的教学实践——“解惑”，“惑”之不解，遑论其“业”?“惑”终不解，遑论其“道”?“道”得以“传”，“业”得以“授”，必自“解惑”始。因而下文很自然地谈到人皆有惑，惑须从师的问题。这就说明，作者所谈论的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与人生密切相关的问题，也就是说，从“师”不仅仅是童子的事情，为“师”者也不限学塾课徒者流。既然人皆有惑，惑须从师，那么谁可为师?作者指出“闻遭先”者足可为师，师者，有“道”而不论贵贱，“先”“闻”而无关少长。择师、从师的原则就是“道之所存，师之所存”。这一段围绕一个“师”字做足文章，为下文发论叙事埋下伏笔。

第二段“嗟乎”一转，反承上文以抨击轻师世风，从反面证实“人必从师”。文章结构这样安排，既是作者“文以载道”的文学主张使然，也是论说文“有的放矢”的文体特点使然。分析这段反面论证，须抓住一个“愚”字。开头一个因果性论断就暗古了“愚”之一字：“师道不传”的直接后果就是“无惑也难”，亦即积惑难解，而积惑难解就是“愚”。上面从事理上总说，下面通过对比分说。“古”与“今”、“大”与“小”、“下”与“上”诸多对比，着眼点、侧重点在于今之众人、今之家长、士大夫之族。所有的对比，最后都归结到一个“愚”字，说尽今人何以“愚”。今之众人耻从师，今之家长不善师，上流社会嘲相师，致使全社会是处皆愚，愚不自知，愚不可及。以上三层“愚”之论是逐层深入的：耻从师害己——使己愚；不善师害子——己与子俱愚；嘲相师害人——己与人俱愚。“愚”的范围愈来愈大，“愚”的程度愈来愈深，“愚”的社会层次愈来愈高。同样是轻视师道，而士大夫之流轻视师道的危害性最大，他们影响整个社会!就是在他们的恶劣影响下，今人或耻从师，或不善师，或不敢师，也正因为如此，“师道”久被封杀不传!换言之，师道不传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士大夫之流嘲相师。

第三段引经据典，遥呼文首以树立从师典范，从正面证实“唯道是师”，与第二段构成鲜明对比，因此教学时应扣住与“愚”相对立的“圣”字，让学生思考：圣人何以为圣?圣人何以无常师?第一个问题是不难于理解的，圣人之所以为圣，肯定与上述三种态度和做法不同，圣人不耻从师，善于择师，学无常师，一句话，转益多师才能成为圣人(有孔子之行为证)。第二个问题文章从两方面阐述：其一，是处皆有师(有孔子之言为证)；其二，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这是明摆着的实情)。是处皆有师，是说人人身上都有值得“师”的地方，隐含要善于发现别人长处的观点。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是说能者为师，即后“闻”者必以先“闻”者为“师”，未“专”者必以“专”攻者为师，隐含不拘一格、不耻下问(“师”问“生”，“长”问“少”，“贵”问“贱”)的意思。圣人深刻认识到是处皆有师，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所以能虚怀若谷，不耻下问——“无常师”，也正因为如此，“圣人”最终达到“益圣”的境界。这一殷处处关锁前文，“圣人无常师”既照应篇首发句，又与“三人行”句照应“道之所存，师之所存”。“问道有先后”上呼首段“传道”、“其闻道也”；“术业有专攻”上呼首段“授业”。就是一段之内也是内义脉注：孔子以郯子之徒为师(事实)——“师不必贤于弟子”(结论)——“问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原因)，由事实得出结论，由结论追溯原因，有论有据，无懈可击。

中间两段均是论证，最后一段则为结论，总收正反论证，寄望从师后学。这一段交代写作缘起的文字，历来很步人着意挖掘，其实与上文逻辑联系非常紧密，这不仅在于“不拘于时”反呼了第二段的反面论证，“能行古道”顺乎了第三段的正面论证，而且在于它回答了一个重要问题：如何复兴师道?这一段实质上就是这篇文章的指归。讲清这个问题要抓住一个“学”字，“好古文”，是说李蟠学习目标对头，正与韩愈发起的古文运动相吻合；“通习之”，是说李蟠学习方法正确，前述童子们“习其句读”与之不可同日而语；“学于余”，是说李蟠老师选得恰当，找到了真正能“传其道、解其惑”的人。这样“学”，人方可远“愚”；这样“学”，人可望近“圣”：这样“学”的人多了，“师道”方可复兴流传。

综上所述，《师说》一文以“师”字立骨，说“愚”“证“师道”不可废弃，说“圣”以显“师道”意义深远，说“学”以明“师道”复兴途径，“愚”、“圣”、“学”如辐之凑毂，与“师”结为严密而完美的整体。窃以为，若抓此四字讲授，可望事半而功倍。